古大存:人物簡介,人物生平,革命經歷,淒迷歲月,冤情難訴,冤案昭雪,歷史總結,人物

古大存（1897—1966），廣東省五華縣人，早年就讀於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第一、二次東征，參與創建東江革命根據地和東江紅軍，是東江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之一，先後擔任中共東江特委委員、常委、軍委書記、東江蘇維埃政府副委員長、東江紅軍總指揮、紅十一軍軍長。1930年，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成立，任軍長兼代政委。

抗日戰爭期間被任命為廣東省委常委兼統戰部長；並當選為中共七大南方代表團團長兼黨支部書記，於1940年12月16日率部抵達延安，擔任中央黨校第一部學生黨支部書記、部主任，參加整風運動。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抗戰勝利後，先後擔任晉察冀中央局委員兼黨校校長、中共中央西滿分局常委兼秘書長、土改工作團團長、東北局委員兼組織部副部長、東北行政委員會交通部長等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擔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委員、常委、統戰部長、副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副書記、書記，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長兼民政廳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省政法委員會和老根據地建設委員會主任、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1957年後，古大存被蒙冤“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頭子”，身心健康備受摧殘，1966年病逝；1983年平反昭雪。

古大存同志是中共七大，中共八大的中央候補委員。

基本介紹

中文名：古大存
別名：原名古永鑫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族：漢族
出生地：廣東五華縣梅林鎮優河村
出生日期：1897年4月24日
逝世日期：1966年11月4日
職業：原廣東省委書記兼副省長
畢業院校：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
信仰：共產主義
主要成就：東江革命根據地和東江紅軍的主要創建者之一
軍職：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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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古大存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他是東江農民運動的領袖，東江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第十一軍的創建人之一，被毛澤東譽為“帶刺的紅玫瑰”、“一面鬥爭的旗幟”、“模範共產黨員”。

1917年春入梅州中學，1919年參加五四愛國運動，1921年春入廣東法政專門學校；受共產黨人和馬列主義書刊的影響，1924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畢業後，即參加廣東革命政府組織的東征軍，任戰地政治宣傳員、宣傳隊負責人。

1925年7月，受黨委派回五華縣組織民眾武裝，領導農民運動，年底成立黨的特別支部，任組織委員。古大存以省農民協會特派員的身份回到五華，推動農民運動，組織民眾武裝，配合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從此，掀開了他在東江地區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生涯。他和戰友們一起組織廣大農民在五華全境建立農會，組建農民自衛這軍，開展“二五”減租和反地主豪坤強勒收租鬥爭。一時間，五華農民運動風起雲湧。“禁止米谷出口，智取張谷山，活捉李壽眉，打擊張九華，年關大暴動等故事至今還在五華大地傳揚。

1926年初，被選為國民黨五華縣黨部委員，同年2月，任五華縣農民協會副會長兼軍事部長。

1927年廣東“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後，他組織了東江人民反擊國民黨反動派。同年11月，任工農革命軍第七團團長。

1928年革命轉入低潮，古大存審時度勢帶領倖存的戰士走進八鄉山繼續革命鬥爭，在八鄉山根據地10多年的革命戰爭中，古大存和戰友們轉戰豐順五華、紫金等縣，足跡遍布蓮花山、大南山、八鄉山。建立革命根據地，任五華、豐順、梅縣、興寧、大埔五縣暴動委員會主席。同年8月領導梅州暴動勝利後，任中共七縣（興寧、五華、豐順、梅縣、大埔、揭陽，潮安）聯合委員會書記，領導開展土地革命運動。期間，由於左傾路線，內部肅反，敵人的圍剿等原因，革命屢受挫折，古大存還因受極左路線的迫害險遭不測，但他仍不折不撓地率領部隊堅持鬥爭，成為東江地區一面不倒的紅旗，為東江革命史寫下雄奇而悲壯的不朽篇章。

1929年春，率農民武裝粉碎了敵人的三次“圍剿”。同年6月，任東江特委常委、軍委書記，後成立東江工農武裝總指揮部，任總指揮。

1930年5月，東江工農民主政府成立，任副主席。同時正式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任軍長兼代政治委員。

1931年1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委員。

1932年8月，任東江紅軍第一路軍總指揮；1933年10月，任東江游擊總隊政治委員。1934年任東江特委常委、組織部長、政治保衛局局長。1935年春，率部突圍後與黨失掉聯繫，仍隱蔽在民眾中堅持鬥爭。

1938年帶病外出尋找黨組織，經汕頭、香港、廣州到武漢找到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同年9月，長江局任命他為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長。11月，粵、桂、湘、贛、滬、浙、閩、閩西南等地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四十餘人組成代表團，任團長兼臨時黨支部書記。

1939年，古大存作為“七大”代表率領南方代表團赴延安。在延安，古大存參加了整風運動，因他敢於聯繫實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被毛澤東同志譽稱為“帶剌的玫瑰花”。此後，他繼續奔忙在革命事業的各條戰線，為革命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

1940年底率代表團到延安後，便參加了高級幹部學習組的整風學習，任小組長；1942年2月，全黨開始整風，他調中央黨校，先後任支部書記、一部主任。

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被選為七屆中央候補委員。日本投降後，受黨中央委派，參加建立東北根據地的工作，從延安去東北，途經張家口時，曾奉命幫助晉察冀中央局辦黨校，任校長。

1946年5月到達東北後，任中共西滿分局常委、秘書長、土改工作團團長，精心指導肇縣的土地改革試點。

1947年調任東北局委員、組織部副部長。1948年任東北行政委員會交通部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調廣東工作，先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委、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廣東省委書記兼副省長等職，主持省人民政府工作。

1954年9月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57年在廣東反地方主義時受到錯誤的處分；1958年下放到增城縣，任縣委書記。

1966年11月4日病逝於廣州；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做出決定，為古大存平反，恢復名譽。

劉少奇同志曾經說過：“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的確，為人民的人，黨和人民將永遠把他銘記。

1983年中共中央為古大存平反，並再度肯定古大存“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武裝鬥爭，對黨對人民是有重要貢獻的”。

人物生平

革命經歷

古大存，字永鑫，1897年4月24日生於廣東省五華縣梅林村。

1917年春，他就讀於梅州中學，1919年在當地參加五四運動，次年入廣東法政專門學校。那時廣東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陳公博，是法政學校的教員，陳獨秀是廣東省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他們常到法政學校去演講，古大存受到了革命的啟蒙。

1924年的夏天，古大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4年12月，他從法政學校畢業後，受廣東區委的派遣，報名參加東征軍，任國民革命軍張民達師戰地政治宣傳隊負責人，結識了師參謀長葉劍英。東征軍擊潰了盤踞在粵東一帶的軍閥陳炯明的主力。他奉命留在五華縣領導農民運動，擔任縣農民協會副會長兼軍事部部長，並負責整頓國民黨五華縣縣黨部，領導了梅縣武裝暴動，任暴動委員會主席，旋任黨的七縣聯委書記。

1925年任黨的東江特委常委、軍委書記、東江工農武裝總指揮部總指揮。

1930年古大存任東江工農民主政府副主席、紅十一軍軍長。次年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委員。

1932年後，他歷任東江紅軍第一路軍總指揮、東江游擊總隊政委、東江特委組織部長。

1945年4月，他出席黨的“七大”，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翌年赴東北，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西滿分局常委和秘書長、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東北行政委員會交通部部長。

建國後，先後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副書記、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淒迷歲月

建國初期，黨的中南局書記是林彪，副書記是鄧子恢。時任中南土改委員會主任的李雪峰，認為廣東土改緩慢無力，民眾沒有發動起來，是因為黨組織不純，幹部隊伍不純，許多幹部同地主、官僚、國民黨、資產階級、華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土改中下不了手。這個看法也影響到毛澤東同志。他們認為，要改變廣東土改領導軟弱問題，就得抽一批幹部予以支援。

1950年9月，中央從各省抽調7千名幹部南下支援廣東。南下幹部大都經過北方農村的土改，有一套老經驗；而廣東當地的幹部自認為熟悉本地情況，大多主張搞得緩和些，“寧慢莫亂”。

1951年4月，李雪峰在華南分局擴大會議上，批評廣東有些同志遇事缺乏階級分析，指責所謂“廣東特殊論”，是把一些次要的、少量的特點（華僑、工商業等）擴大化。還說，如果廣東有特殊，那就是：一是新區，二是隊伍嚴重不純。

由於對廣東的特點認識上存在著嚴重差距，因而產生了政策問題上的嚴重分歧。葉劍英、方方從廣東特點和實際出發，強調廣東在土改中要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中央的《土改法》和有關的方針政策，強調保護華僑，保護工商業，團結愛國民主人士。葉劍英、方方認為，廣東最大特點是華僑眾多，他們多數是出賣勞動力的勞苦大眾，僑眷中的地主成分是極少數，因此，要保護華僑的利益，團結爭取華僑支援祖國建設，並明確規定：對華僑地主的餘糧，不準追至海外。但中南土委會卻指示可以追至海外，說對華僑地主的“清算”，“不應只以國內財產為限”。作為生活資料的華僑房屋，本不準沒收，卻也沒收了，沒收面達80%。

華南分局還根據中共中央關於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南下幹部掛帥的指示，將廣東各地黨政幹部作了調整，大軍、南下幹部當一把手，廣東幹部均任副職。現在回頭看，這樣的組織安排，就有明顯的片面性。南下幹部固然有長期在老區工作的經驗，但也有不熟悉當地情況的不足；而廣東的地方幹部中也有不少堅持地下鬥爭的老同志，熟悉當地情況、熟悉本地語言，容易開展工作是他們的長處。按地域區別對待幹部的做法，不利於取長補短，親密團結，反而易於造成他們之間的隔閡和矛盾。

1952年4月，華南分局召開擴大會議，再一次研究了土改中的問題，決定把土改作為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更堅決地貫徹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的方針，開展土改整隊（整頓隊伍），查出身，查立場。全省共處理幹部6515人。其中廣東大陸地區67個縣，集中土改小組長以上幹部7703人，進行整隊，結果處理了幹部781人，占參加整隊人數10%。　方方不同意對廣東幹部隊伍“不純”作過分嚴重的估計。他反對把廣東黨組織比作馬爾托夫式的黨，強調對自己的隊伍要有正確的方針。但他那時已無力對形勢發展施加影響。

1952年6月，毛澤東親自出面處理廣東問題。他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除中央書記處書記外，葉劍英、方方、馮白駒、陶鑄也參加了會議。毛主席說：“這裡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他對方方說：“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問題犯了地方主義錯誤。”又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廣西、福建爬上來，廣東還在爬。”他宣布，由陶鑄取代方方，葉劍英抓總，張雲逸主桂（廣西）、譚政主軍、陶鑄主黨、方方主政，這就是華南分局五位書記的分工了。中共中央認為，廣東解放以來，在主要問題上，“在決定關鍵上犯了錯誤”，“迷失方向”。　毛澤東批評的所謂農民問題上“右傾”，就是指葉、方在廣東農村土改問題上“右了”、“慢了”，是“和平土改”。實際上，葉劍英是根據中共中央關於三年左右完成土改的指示，結合廣東的實際情況部署土改運動的。從土改準備、試點到推廣，每一個計畫和各階段進展情況，都上報給中共中央、中南局，並得到批准。葉劍英在領導土改中，特彆強調注意對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的政策，要求區別對待，適當照顧他們的利益，搞得穩妥一點。這是符合廣東的實際情況的，並不是什麼“和平土改”。如果按照劉少奇《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和《土地法》定的標準，根本不存在什麼“右傾”問題。　毛澤東批判的所謂“地方主義”的錯誤，對於葉劍英、方方來說都是不存在的。作為華南分局主管組織幹部工作的第三書記，方方在工作中儘管存在一些缺點，但不應該扣上“地方主義”的帽子。　會上，葉劍英、方方、馮白駒等分別作了檢討。華南分局一些領導對葉劍英、特別是對方方的所謂“地方主義”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毛澤東為葉劍英留了面子，說：“葉劍英在華南工作是有成績的，他對這個問題沒有什麼責任，更不能說他是搞地方主義的頭頭，大家要理解他。當然，包括劍英同志在內，各地的同志都應從這件事中總結教訓，防止今後再發生此類錯誤。” 　會議很快結束了，葉劍英、方方心情茫然地回到廣東。

1952年6月29日—7月6日，華南分局舉行擴大會議，開展所謂反農民運動中的“右傾”和“地方主義”的鬥爭。在毛澤東批評的強大壓力下，葉劍英、方方在會上都承認了錯誤，承擔了責任。葉劍英還形象地自責，說：“主帥無能，累及三軍。”隨後，方方等一批幹部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這就是廣東的第一次反地方主義。

1952年8月中旬，葉劍英因病回北京療養，華南分局和廣東的工作，實際上由陶鑄來主持了。廣東第二次反地方主義，是從反對海南的地方主義的活動，審查林克澤的一封所謂密信開始的。林克澤20世紀20年代入黨，1929年就在馮白駒領導下從事武裝鬥爭，1931年任海口市委書記。抗日戰爭中期，瓊崖特委讓他到延安去學習，我在中央黨校見過他。解放戰爭時期，他在西滿分局工作，被陶鑄看中。陶鑄主持廣東工作後，想調他任海南行署主任。他不想去，表示海南工作難搞。隨後，他給馮白駒寫信，提出了海南行署班子人選名單，並說他回海南如果不擔任區黨委書記，很難發揮作用。他在信的末尾附言：“古老（指古大存）向來對海南比較關心，此信是否也讓他看一看。”林克澤在東北和古大存一起工作過，古對林克澤是比較了解的。　他這封信未封口，由他兒子送到馮白駒家裡。馮不在廣州，信交給馮夫人曾惠予，轉交給馮的秘書處理。秘書未交給馮看，直接交給省委領導人了。

1957年5月，黨中央發出了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認為“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的某些危險。”

在這種大背景下，黨的廣東省委聯繫本省的情況，認為省、地、縣都有一部分幹部對1952年第一次反地方主義鬥爭、土改和土改整隊所執行的政策不滿，這些人與黨內外的右派分子互相呼應，乘機攻擊省委和中央的正確方針、政策，否定省委的功績，於是在反右派期間，部署了在全省開展“廣東歷史問題大辯論”，企圖徹底解決一些地方幹部對省委領導不滿的問題。

陶鑄本來想改善海南領導、改進工作，看到中央反擊右派的指示，認為可以把反地方主義和反右派鬥爭結合起來。此時，廣東省委正在召開四次全委會議，陶鑄立即把林克澤的信拿去列印，分發給正在參加會議的省委委員。

陶鑄當時認為，海南地區的臨高、瓊東、那大等幾個地方的機關幹部、復員軍人和一些土改整隊受處分的人，向當地縣區政府請願，是馮白駒為首的地方主義分子企圖從組織上改造海南黨委和行署，排斥外來幹部，把海南變成“獨立王國”。而廣東過去土改中的右傾和一部分幹部的地方主義錯誤，是中央作了結論的，決不允許他們翻案，一定要給予反擊。

解放戰爭期間，林克澤曾擔任中共哈爾濱市委組織部長，我當時是團市委書記，工作中有接觸，正如古大存說的那樣，他是個嚴於律己的老實人。後來馮白駒說，是陶鑄要他提出一個海南區黨委、行署負責人的方案，他才找林克澤商量的，因此林才寫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

1950年古大存回到廣東後，對土改和反地方主義一直採取冷靜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他有自己的獨立見解，沒有加入批判海南地方主義的行列。他認為。海南一些地方集體請願，主要是土改整隊和改編瓊崖縱隊遺留問題沒有及時處理好所引起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要做細緻的思想工作。他還認為，林克澤是個忠厚老實的組織幹部，不善言辭，遵紀守法，不可能搞什麼“反黨”活動。他說：“林克澤提出回海南當區黨委書記，同現在當省人委秘書長一樣大，只是平調，不能說是向黨要官。”誰知他的這些發言，成了支持馮白駒搞海南地方主義活動的證據。為了打倒古大存，全省從上到下廣泛地發動，由下而上地層層揭露批判。古大存過去與一般人的談話、閒扯，此時也要重新認識，與古大存劃清界線。中共中央批准了廣東省委對“馮白駒、古大存地方主義反黨聯盟”的處理意見。但是，古大存和馮白駒對處理都是不服的。　古大存受到了撤銷廣東省委書記、省人委黨組副書記職務的處分，保留了省委常委和副省長的職務，下放到增城鍛鍊。古大存因病在從化溫泉療養時，得知來廣東的李富春副總理即將回京，便給他寫了一封較長的信，信中表示接受黨的處分，且相信“在廣東能夠根本肅清地方主義和右傾思想”，但他又認為，“對於材料中的有些不合事實的，情節出入頗大的，總可以取得諒解”。這封信看來很平常，並沒有明顯表示不滿的話，但陶鑄看了古大存的信，卻錯誤地認為以前對古大存的處理是輕了。

1958年4月，省委報經中央批准，撤銷了古大存省委常委、副省長的職務。他實際上成為退出政治舞台的人物了。古大存對處分不服，對加重處分更加不服。他是一個喜歡說話的人，但他沒有說話，也沒有機會說話了。

冤情難訴

1961年，中共中央開始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中的某些“左”的錯誤，提出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制訂各項工作條例，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為了總結經驗，統一思想認識，中共中央於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報告。毛澤東讓“大家有氣出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

1962年5月初，廣東省委在從化溫泉召開了談心會議。會上，大家暢所欲言，“出”了不少“氣”。馮白駒、古大存坐不住了。馮白駒用四個單元時間講了8個小時。古大存也提出了不知自己怎么會成為“反黨集團頭子”的問題。他說：“陶鑄同志在會上講話，要我們傾吐心裡話，我再一次感謝省委的關懷。我對錯誤的認識，上面已經說過了，確實不清楚我是怎樣成為反黨集團頭子的，怎樣同馮白駒建立聯盟的？我很清楚，我自信我還不至於錯到這樣的地步。我當時在會上就對這一點一直沒有接受，在處分後又曾表達過我的意思，但是省委不但不考慮我的意見，反而以不服的罪名加重處分，又撤銷了省委常委和副省長職務，這樣就作了連續兩次的處分。這在我黨對幹部的處理上也是鮮有的。雖然黨也沒有完全了解我，我相信總有一天會了解的。最後，我希望黨能對我1957年所犯的地方主義錯誤弄清真相。”馮、古二人的發言當晚便送到了陶鑄手裡，很快刊登在簡報上。省委按照陶鑄的指示，於1962年8月22日向中共中央和中南局上報了《古大存同志提出對其1957年所犯錯誤及其處分要求複查的報告》（附古之書面意見）及《關於馮白駒同志申訴不同意其錯誤性質及所受處分的意見的報告》（也附了馮的申訴書）。

1962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對馮、古二人申訴作了批覆：不予平反。古大存這才明白，雖然毛澤東和黨中央對他是了解的，但省委所作的對他問題的處理，都是經過中央批准的，不得到毛澤東的首肯是不能平反的。

1962年10月間，古大存在省直機關17級以上幹部大會上，被迫立下字據決不翻案。一向性格爽朗、喜歡侃談的他，從此訥口不言，平時也很少同別人來往。在這種鬱悶生活中，同情他的廣東省文化局長杜埃，特別交待省文化局幹部，凡有戲劇演出，要送票給古老。梅州地區漢劇團演出新編歷史劇《齊王求將》，文化局送票給古大存看。這齣戲由珠江電影製片廠拍攝成戲曲片後，1962年8月，請來廣州的著名戲劇家田漢看，古大存陪同。當時，逃往台灣的國民黨叫囂反攻大陸，放映這部片子，有教育人民提高警惕反對和平麻痹思想的現實意義。　古大存很喜歡這齣戲，和田漢當場各寫了一首七律。古老的詩道：齊王昏聵七年中，犯境秦兵一振聾。愛國無鹽終未死，匡君田相為先容。驚惶失措方求將，忠憤高懷許整戎。舞態歌神傳妙肖，現身心與古人通。他的詩告誡人們，不要有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思想，要緊握手中的槍，保衛國家。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便在狠批廣東老資格的“反動權威”歐陽山、秦牧的同時，批判了“老右傾”、“反黨集團頭子”古大存，《南方日報》以至中南局機關刊物《中南通訊》，都批判古大存推崇新編漢劇《齊王求將》別有用心，說他的詩歌頌皇后無鹽愛國，攻擊齊宣王昏聵無能，是影射攻擊毛澤東主席。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因高血壓、眼底出血，又患白內障的古大存正在中山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住院，看完批判他的文章後，對人說：“我沒有反對過毛主席。”他還說，不知為什麼至今有些人還不放過他。

1966年11月4日，革命了一生的古大存同志含冤逝世。

冤案昭雪

古大存去世了，古大存的問題並沒有解決。

真正的轉機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黨和人民都在作痛切的深刻反思，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回顧歷史，哪些做得對的，哪些做錯了。在端正思想路線的同時，組織路線上也有了很大變化。

1978年12月10日，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楊尚昆、龔子榮相繼調到廣東工作；1978年12月11日，中央決定習仲勛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楊尚昆任第二書記、革委會副主任。這時廣東許多一直對反地方主義有意見的地方幹部，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央反映情況，要求複查、澄清。葉劍英同志親切接見因“地方主義”問題劃為“極右分子”、被撤銷職務、開除黨籍的原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盧偉良，葉劍英認真聽他喊冤，並說：“你是有功不是有過，你要相信黨，將來一切冤假錯案都要平反的。”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問題。習仲勛參加了這次重要會議，並向中央作了《關於廣東工作問題的匯報》，其中提到1957年緊接著反右派鬥爭進行的反地方主義，面搞得寬了，有的本屬正常提意見，或者說了某些錯話，也被批判或處分，影響相當大。應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把搞錯了的糾正過來。他還把各方面的申訴材料交給省紀委，讓他們對地方主義冤案進行複查。那時三中全會尚未召開，習仲勛敢於衝破“左”的干擾，提出糾正地方主義冤案，表現了黨的一個高級領導幹部追求真理的勇氣。

1979年8月17日，中共廣東省委向中央上報了《關於複查地方主義案件的請示》，還附去省委《關於複查地方主義案件的通知》。《通知》明確指出：“不存在馮白駒、古大存反黨和其他的反黨小集團”。“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義鬥爭中，省委當時認定古大存、馮白駒兩同志‘聯合起來進行反黨活動’，存在一個‘以馮白駒同志為首的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現在看來，這些結論都是不當的，應予以撤銷。” 《通知》還說：“在反地方主義中受處分的縣（科）級（不含）以下幹部，一律撤銷原處分。至於個別有其他嚴重錯誤的，按其所犯錯誤性質處理。”

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對廣東省委的請示作了批覆，認為“廣東省委通知中對過去反地方主義的分析意見是正確的”。廣東省委接著發文下達各地，讓各級黨組織認真貫徹執行。

歷史總結

建國以來，廣東省的成就有目共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又出現了大城市深圳的崛起，海南單獨建省，前程欣欣向榮。建國50多年了，葉帥的功績早已蓋棺論定，許多事情在中共中央為他寫的悼詞中已說清楚了。對於葉劍英同志的肯定，對廣東來說非常重要。因為牽涉到他對建國初廣東省土改、幹部政策等重大問題的正確判斷。水流千轉歸大海，公道自在黨心民心，方方、馮白駒、古大存冤案，最後還是徹底解決了。痛定思痛，應當吸取什麼樣的教訓呢？　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在內部肅反和審乾中有過許多錯誤，如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肅清AB團”的錯誤，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康生搞的“搶救失足者”運動，事後也糾正了，總結了，為什麼到建國以後，還要一犯再犯呢？廣東反地方主義受迫害的有2萬多人，1957年反右派鬥爭受迫害的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十年“文革”受迫害受株連的更是無計其數了。其所以愈演愈烈，錯誤越來越嚴重，範圍不斷地擴大，就是因為沒有真正的總結經驗教訓。事情不只是某個省的領導同志或領導班子中幾個同志的問題，而是黨內長期以來存在的“左”的思想、路線所致。加之，我們黨內長期民主生活不正常，又缺乏對領導人的監督、制約機制，發現了錯誤得不到認真的糾正。所以，關鍵是端正我們的黨風，一切從實際出發，不唯上、唯書、看“風向”辦事。真正把毛主席在延安時便倡導的“實事求是”作風，在我們黨內，在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樹立起來，我們才能不犯或少犯錯誤，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人物傳說

傳說1928年，兩廣地方軍閥余漢謀率部瘋狂向東江各縣大舉進剿，成立了“滅古委員會”。到處懸賞格緝拿古大存。古大存為了保存革命實力，帶領一個三人小組，從琴口出發，來到山湖小坑牛地坪陳泉等的打石寮中，發動石牌、小坑、下坡、大坑等村窮苦農民開展對敵鬥爭。

這一天，古大存來到下坡村，住進郭某家裡。古大存的到來，郭某臉上突然掠過一絲不安神色，但他馬上又冷靜過來，盛情款待古大存同志。瑣事寒暄後，郭某說：“大熱天，看你累得滿身大汗，先沖涼吧。”說完生火燒水。過了一霎時，郭某提著一桶熱水對古大存說：“端陽未到，洗點熱水，不致受寒，你慢慢地洗吧。古大存進了浴室，脫下衣服，準備洗澡，他用手往水裡一探，立即縮了回來：“好燙啊！唔!不對！”他腦子裡馬上產生了懷疑：“天氣這么熱，為什麼還給我如此燙人的水洗身，這裡面一定有鬼。”急忙穿好衣服，也即從郭某家後門出走，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下坡村。過了個把鐘頭，郭某帶來大頭嶺偽聯防幾個白匪兵來抓古人存，可是，等待他們的卻是一桶熱水。

同年初秋，大坑村農民正在忙著下田插秧。古大存打扮成為一個商人，走出村來。有一個農民說：“老古啊，外面風聲緊，隱蔽一天再走吧。”古大存同志說：“敵人要我的頭，已不是今天的事了。”剛出村不遠，突然大路那邊來了一隊國民黨兵。這時，古大存往回走是不行了。怎么辦呢?古大存急中生智，說時遲，那時快，立即閃入樹叢中，脫去外衣，現出—身農民裝束，從容不迫地下田跟農民插秧。—會兒，國民黨兵走近田邊，大聲吆喝著：“你們聽著，誰抓到古大存，賞光洋—千！”但神氣十足的老國兵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要抓的古大存正在他們眼皮底下呢!

人物檔案

2007年，由古大存家屬古延賢、古新賢、古廣賢、古穗賢、古粵賢、古珠賢等人捐贈的原廣東省副省長古大存同志生前所形成的一批珍貴檔案資料入藏廣東省檔案館。

這次入藏省檔案館的古大存的檔案資料共有80件，其中包括1942年在延安出版的《“六大”以前黨的檔案彙編》；古大存同志在中央黨校（延安）學習和工作期間所使用過的筆記本以及特用通行證、徽章；古大存同志參加第一屆、第三屆全國人大會議時的照片；古大存同志生前所使用過的印章和書架。這些檔案資料最早的形成於上個世紀30年代，下至上個世紀60年代，真實地記錄了古大存同志為共產黨無私奉獻的光輝歷程，為研究古大存以及共產黨歷史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憑證。

這批檔案資料的入藏，將進一步充實了省檔案館館藏廣東名人檔案——古大存檔案的內容。

家庭背景

古大存第一任妻子是徐妙嬌，紅軍長征後，國民黨調動七個師圍剿廣東紅十一軍，古大存率紅十一軍孤軍奮戰，徐妙嬌不幸被捕，35歲犧牲，就義前被打得遍體鱗傷遊街示眾，最後高呼“共產黨萬歲”走上刑場。

曾史文是古大存的第二任妻子，她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老戰士、原廣東省商業廳離休幹部，2006年10月24日在廣州逝世，享年90歲。

在古大存蒙冤30年後，曾史文歷時五年，多方奔走，終於為丈夫恢復政治名譽，為黨中央平反廣東“地方主義”冤假錯案做出關鍵性貢獻。

古大存的一家人，從1925年至1931年的6年中，先後有14人參加了革命，有12個親人先後為人民的解放事業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其中有妻子徐妙嬌、弟弟永缽、侄兒礞賢、柏賢、梧賢、犀賢、樹賢、鼓賢、侄媳婦廖蓮香、侄孫福群等10人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評為光榮的革命烈士。在戰火紛飛中，有嫂嫂彭氏、侄兒價賢二人受害，侄媳婦溫七妹一人失蹤。他和哥哥柳春、侄兒公卓、後妻曾史文、兒子古關賢等堅持革命，奮鬥終身。在我黨歷史上，寫下了“一門忠烈”的光輝一頁。

古大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