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石刻

位於山東中部的淄博市博山區，東、西、南三面由魯山、原山、岳陽山、鹿角山等四大山系環繞，境內分布著一千三百多個山頭，山石以石灰石、花崗石居多，適合於石刻創作。博山城區和四郊遍布漢代至民國年間的石刻作品，小至幾十斤的石碣，大到幾噸重的石獸，其中三百多件具有文物價值。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博山石刻
• 地理位置：淄博市博山區
• 分布在：四大山系
• 山頭：一千三百多個

城區石刻

主要分布在顏文姜祠、顏山公園、秋谷一帶，其中顏文姜祠古碑數量多、涉及資料廣，在博山地區首屈一指。顏神廟始建於北周，唐天寶六年（公元747年）“更建”。宋神宗熙寧八年（公元1072年）封顏文姜為“順德夫人”，賜“靈泉廟”匾額 ，形成了天寶之後的又一次建設高潮。元代末年可能有過較大規模的建設，現在人們見到的是經明、清及20世紀80年代的數次大修後形成的規模。相傳早期有過唐代大詩人李白的族叔、篆書大家李陽冰寫的碑刻，宋代時改做了柱礎。今存石刻主要是明末清初的碑碣、石獅和靈泉石欄。大門口一對雕工精細古樸的石獅，獅高108厘米，座高48厘米，長73厘米，寬48厘米，是清初石刻精品。早在20世紀80年代，人們已從電視連續劇《武松》中的“陽穀縣衙門口”，見到了這兩隻石獅雌踏幼獅、雄踩繡球的風采。碑碣是顏文姜祠中集博山碑碣之大成的重要藏品，數量超過100方，主要安放在東西兩廡與主殿內外，其中具有較高價值的有北宋敕女石碣、中書門下牒文碣、《宋淄州重修顏神廟記》石碣等十餘塊。嵌於大殿東牆的敕女石碣，橫長0.95米，高0.37米，正楷陰刻，下部署名是主事梁中立、書令史唐史孟，系北宋朝廷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六月下文。

史料記載

和敕女碑碣並列於大殿東牆、並且大小形制相仿的中書門下牒文碣，下文時間也是熙寧八年六月，內容同樣是封神文告。《宋淄州重修顏神廟記》石碣立於鹹平六年（公元1003年），在西廡嵌牆，陰文楷書由益都縣進士周沆撰寫，長寬各為0.7、0.58米，內容頗具史料價值。東廡的北宋《增修孝婦廟碑記》，由淄川教授商億撰文、張洙書丹，高寬各為0.85、0.33米，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立石，文章與書法皆是上乘之作。西廡的北宋“題名”石碣，立於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二月，約0.70米見方，正楷陰刻的碑文內容，記載政和七、八年間（公元1117~1118年）衡元度、王巨載等官僚兩次拜謁顏文姜祠與同游者的題名。

元明清三朝，顏文姜祠碑碣增添許多，其中有元代潘繼祖《詠顏文姜祠並序》詩碑、明代山東提學副使楊文卿《修靈泉廟記》碑、明代周勵齋《孝感泉十七韻》詩碣，史籍均有記載，但覆蓋或嵌於何處不詳。立於明萬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現在西廡後牆的《籠水記略》碑，長寬各為1.10米、0.42米，內容是顏神人張堯封對孝婦河的考察記錄。立於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現在東廡西山牆的《重修顏文姜靈泉廟碑記》，由與孫廷銓、孫寶侗父子交往甚密的名宦、學者周亮工撰文、鐘山胡其孝書丹、顏神鎮人孫廷鐘篆額。嵌於正殿西牆的《新置靈泉廟香火房田記》石碣，高寬各為1.10米、0.56米，立於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三月，由清廷大學士孫廷銓撰文、其侄孫寶儒書丹。書法是造詣很深的典型“清隸”，至今黑光鑒人。

嵌於正殿西牆的《重修順德夫人墳圓記》石碣，高寬各為0.84米、0.68米，由趙執信撰文並書丹，立於康熙庚寅（公元1710年）七月。原在顏文姜墓地，自清代就移至顏文姜祠妥善保管。因為當年49歲的趙執信，正處在其書法的黃金季節，此碑受到世人高度重視。風雨竹詩畫碑又叫“籠泉灑潤”石刻，高1.32米、寬0.50米，嵌於正殿後牆。道光丙戌年（公元1826年）博山縣知縣楊春喈夫人吳靜君畫竹並題詩，楊春喈書跋語。顏文姜祠院內的早期碑碣，還有四座宋代龍首龜趺碑，皆因年代久遠無法辨識。

雲路

顏山公園介紹

地理位置及建築結構

與顏文姜祠毗鄰的鳳凰山，今為顏山公園所在地。碧霞元君行宮、紅門、玉皇宮、團山峪一帶，亦有豐富的石刻。建於明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的碧霞元君行宮，又稱小頂廟，擁有牌坊、雲龍石柱、浮雕石畫、碑碣等石刻。牌坊高5米有餘，寬5.3米，有3個門洞。坊頂刻4隻朝天獸，前後石板上刻有龍鳳、飛馬、博古圖案，正麵坊額刻“接望岩岩”，背面為“靈鐘東長”。整個牌坊古樸凝重，和長清縣靈岩寺牌坊屬同一體制，是博山僅存3座古牌坊中之最佳者。石柱今存12根，其中山門的4根是後來新雕，前院碧霞元君殿4根和後院玉皇殿4根是舊作，都是3米多高，直徑40厘米，爪吻煦張，鱗甲凸立，龍態飛動，是博山石刻中的代表作。行宮為三進院落，後院玉皇殿明廊的東西山牆上，各有石屏雕刻畫一幅，每幅加上對聯計高2米，寬1.1米，西面一幅刻“晨鐘暮鼓”，東面一幅刻 “象外寰中”。畫面布局協調，描人狀物均栩栩如生。其兩幅對聯，一曰“雲中白鶴游超曠，石上青松處潔清。”一曰“常愛此中多勝事，更於何處學忘機。

迎門壁

玉皇殿前的大型迎門壁上，有一邊長103厘米的碩大石刻“佛”字，遠觀禪味飄逸，近看精細絕倫。迎門壁頂端以磚木構檐，壁柱垂珠並有雕花，上刻歐體正楷“山河永固蕃衍萬物；德惠長存澤被群生”對聯，是博山僅存的一幅磚刻對聯。博山的整體廟群極少有創修碑存世，而碧霞元君的始建碑至今仍在山門東牆上，篆額是“新建鳳凰阿泰山行宮碑記”，內容是：觀察地形新建此廟，以供不能上泰山的人登此山代祀之，達到借碧霞元君之靈保佑百姓之目的。此處現存30塊石碑中，還有明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的《重修泰山行宮記》、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的《進香圓滿回宮修醮記》、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修醮碑》、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的《重修泰山行宮施茶食記》、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的《重修泰山行宮碑》、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的《重修碧霞元君行宮記》、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的《重修泰山行宮記》、民國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的《 鳳凰山玉皇廟碑記》。另有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的“永行封禁”碑，是博山知縣針對鳳凰山的護林布告，是年代較早的護林碑。

紅門

顏山公園入口處的紅門建於明天啟年間，依照泰山紅門制式修成，明式門洞中所嵌石碣估計為創修時碑記，但已無法辨讀。院落布局新穎，主殿座南朝北。院中石砌花池上，刻有二方連續花紋；大殿前石碣曲欄，欄板上雕著牡丹花，欄柱上一對小石獅傳為明代遺物，歷經數百年風化仍神態靈動。紅門改為博山琉璃博物館後，碑碣得到有效的保護，如嵌於牆上的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重修碑，躺於後院崖下的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重修碑等。位於辦公室山牆上的橫碣《重修碧霞宮記》，顏神人趙振業撰文、順天人程淓書丹。程淓是順治進士，曾任諸城縣令，擅長山水畫，書法也是上品。趙振業系趙執信的曾祖父，博山趙氏家族文化的奠基人，明天啟進士，清初曾任布政使參議等職。碑文曰“神之靈與人靈相生者也。從來敬神者戒：齋必曰人心，經之營之必曰人力……由此推之，敬之則為神，神也，人也，一而已”，一掃迷信舊俗，與程氏書法璧合珠聯，彌足珍貴。

范泉

在秋谷景區，范公祠門上的“范公祠”石匾出自明人之手。范泉一側大型臥碑上，鐫有雙鉤陰刻擘窠大草“山高水長”，蒼古飄逸，傳說由淄川名士張中發醉酒後拿葒草一揮而就。趙執信紀念館內摩崖石刻“秋谷高風”，系從趙氏詩文手稿中集字而成。龍泉寺為博山八景之一“珠泉印月”舊址，有圓頭豎碣一塊，碣名《重修龍泉寺伽若殿記》，由吏部總聽選教官趙祜撰文。

南郊石刻

分布

主要分布在五陽山、霧雲洞、金牛山、九龍山、辰巳山、雲行山、邀兔崖一帶。其中五陽山摩崖石刻“五峰向陽”字大徑尺，正楷雙鉤，為清光緒七年“乩書”；“惠洽鄰里”由張新曾書於民國23年，“道統三三”系民國年間王崢為紀念民國初年救死扶傷的松鶴道人張旭東而題。石佛崖下有碑數塊，以王崢書《佛閣碑記》為最佳。五陽山霧雲洞西有“正德摩崖”兩方，為明代正德年間人記述東漢永壽元年事，是博山地區最早的摩崖石刻。

金牛山

位於北博山鎮沙井村，今存民國碑刻40餘件，年代雖晚卻不乏精品。東崖下柴谷洞口有石門聯一幅：“戶辟蒼崖雲下楗，簾垂藤蔓月為鉤”，為萊蕪文字現村拔貢生、文章書法在博萊一帶負有盛名的張鵬九所書。3米多高的摩崖石刻“雲路”，由民國時期才名振於顏城的國育東手書，石匠蘇金銘以斜鑽深刻，為淄博境內最大的摩崖。

九龍山

位於北博山莊北，山腰廟廊里存碑5塊，其中《九龍山重修廟碑記》由宣統己酉拔貢生王鳳藻撰文並書丹；另有一碑為張新曾撰文、張朝宗書丹，朝宗書法效法於清廷大學士劉墉，在博山石碑中所僅見。

辰巳山

位於南博山村與北博山村之間的辰巳山上，今存明嘉靖重修石碣數方，其中《重修宣聖廟碑》立於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由於陵山人展東周書丹，上刻捐資名單中“刑部尚書任浚誥封夫人馮氏、兵部尚書孫廷銓誥封夫人宋氏”，記下了博山一縣中二名當朝尚書的重要信息；《重修十帝閻羅碑記》立於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由歲貢生孫崇祚撰文；《重修閻羅殿記》立於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由知名書家謝鴻賓書丹。

雲行山

位於南博山鎮下莊與井峪村之間，系尚書任浚早年讀書遊樂之地。山頂玉皇殿有古碑數塊。其中的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石碣，文字已不可讀，卻是博山地區僅見的元代刻石。雲行山陽有任浚祖塋，歷經戰亂與“文革”，僅存其祖父墓碑，碑心有雙鉤大字“皇明待贈君北川任公墓”。下莊村民存有任尚書府石獅一對，系以寒武紀竹葉石刻制；另有圓形石池一個，直徑1.5米，高0.5米，傳為任尚書荷花池。

邀兔崖村鄭氏家族自明嘉靖至清初，出過不少文僚。其祖塋鄭家林仍存清初石牌坊一座，高4米餘，寬6米，為博山現存三架古石坊之一。淄河岸邊真武廟，今存舊廟兩口，斗拱建築“聲聞閣”一間，青磚深浮雕麒麟影壁牆一面，形制罕見。

池上鎮觀音寺遺址有石塔一座，形制雖小卻有近千年歷史，在僅存古塔1.5座的博山俞顯珍貴。

北郊石刻

分布

主要分布在和尚房、白石洞、後峪、良莊、安上、大莊一帶。和尚房村四周山奇、林秀、泉甘，為博山舊八景之一。如今村頭小橋上額刻“鹿岑”，是此村殘留的最早石刻。白石洞因“山多白石”而得名，存舊碑近20塊，有清嘉慶七年（公元1802年）《重修三官殿碑》，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觀音殿碑》，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重修禹王閣》石碣，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重修禹閣龍祠並諸神殿》碑，民國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重修過雨岩碑記》。另有民國六年（公元1917年）馬懷仁摩崖題字兩塊，分別是顏體正楷“土”和“山高水長”。

後峪興觀寺

又稱真武廟，門前有殘石獅一對，雌雄相對，頭部微側，雕琢古樸渾厚，披肩長發猶如真獅，原為金世宗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敕建的彼岸寺舊物，應是金代作品。內有明碣清碑數塊，最有價值者是由趙執信撰文、其族侄趙 （上乞下心）書丹的《重修興隆觀碑》。

安上白雲觀

相傳元代前就“有草廟五百年”，由丘處機的徒弟、元代道士韓光洋擴建，與北京白雲觀是姊妹觀。此處眾多石碑毀於十年動亂，被砸碎壘牆者、埋於地下者均有之，現僅見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立、劉佩文書丹之碑，而正文暫不得觀。

大莊孫家林

曾是博山最大的墓園，僅存殘石牌坊一座，石獅三隻，臥碑二塊。牌坊寬5.8米，高3.5米，橫批淺刻“孫氏祖塋”；石獅均高1米，蹲踞昂首，長髮披肩，系明代風格；兩塊臥碑，一塊是高1.2米、寬2.3米、厚0.37米的孫之獬墓碑，另一塊是孫之獬之父墓碑，形制與其子墓碑略同，碑陰刻有狂草“孝烈慈嚴”，舊志記載由淄川書家張中發書。

博山

城西北20餘里外的瑚山，位於淄川、博山、萊蕪、章丘交界處。宋前已有古建築，元、明有過大修。其中佛爺塔僅存下部，是博山現有1.5座古塔中的半座，它與上嵌的3方石碣，為瑚山最早的石刻文物。右邊《重修石塔記》立於元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左邊圓頭小碣刻“重修蓋”為題，明正統十一年（公元1446年）立。門洞正上方石碣陰刻“佛爺塔”3字，年代為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

博山石刻

金地院

在北萬山村外小崗上，曾是一處道觀，碑文雲“昉於元之初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香雪樓”石額3字系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邑人宋懷忍書丹。另有“五人詩碣”、“膏雨滋榮”題石等。

東郊石刻

分布

主要分布在岳陽山、二郎山、青龍山、魯山一帶。在海拔811米的岳陽山上，存有大小碑碣石刻50餘塊，是博山地區高山建築群中存碑最多的地方。主峰山門外有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圓首大碑兩通，西為《岳陽山新建玉皇閣及東西殿記》，高2.1米，寬0.8米；東為《岳陽山新建玉皇閣記》，由半生追隨趙執信的常熟人仲昰保撰文。另有石匾額《峻極於天》、《慈航普渡》、《碧霞駐節》、《后土皇帝》、《金殿雲宮》等。

二郎山

百尺懸崖上，有洞口摩崖“洗心退藏”，為乾隆癸未年遺物，由趙執信第三孫趙頔書寫，筆意酷肖王羲之。其洞口上部有民初博山縣知事丁惟椽手書嵌石大篆“道窟”，字大逾尺，頗具金石味；又有民國七年縣知事徐克恆題摩崖“鶴去雲留”，結體端莊，堪稱楷書高手。

青龍山

因泉河勝景被譽為魯中明珠，上有青石刻獅形獸一對，左為“狻猊”，右為“獫狁”，形象拙樸與真獸相近，極具唐獅剽悍之氣，原為泉河村南李氏墓地的舊物。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所立《新建白衣閣碑》，由趙執信同學、壬子舉人王謙志撰文，古雅可讀。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所立《白衣廟重修碑》，由呂麟洲書丹，字頗佳。康熙乙未（公元1715年）立《重修觀音廟碑記》，有“翰林院右春坊趙執信序”。青龍山西南山阜上近年發現大型溶洞，洞中鐘乳石上刻有“開元年人王佺”、“淄州”等，筆畫粗而深，近字處刻有高不足半米的長袍廣袖線描人物。唐代鐘乳石刻在他處聞所未聞。

魯山

古石刻較少，今存石額書門的“大雄寶殿”，有明嘉靖年間石碣橫嵌於牆上。魯山主峰東側的志公坪有碑兩通，其一為康熙癸亥（公元1683年）立，可見志公坪立廟之早。

西郊石刻

分布

主要在禹王山、夾谷台、九龍峪、鎮門峪一帶。禹王山是原山的舊稱，在域城鎮嶺西村以西，海拔798米，有東西兩峰。西峰泰山行宮舊址上，有清碑兩塊。一為《重修虞望山泰山行宮記》臥式碑，一為高1.6米、寬0.9米的《虞望山西頂重修泰山行宮》。

石門鎮

天門峪村東北方，有海拔709米的夾谷台，相傳春秋時齊魯會盟於此。崖上有康熙年間摩崖石刻“古夾谷”。

墓葬石刻

博山在明清時出過不少大官僚，僅尚書、侍郎就有6家。他們享諭葬之儀，葬制講究，留下一筆珍貴墓葬文化。明初吏部侍郎王讓墓，位於南莊王家林，大約是博山唯一未掘的文僚古墓。今存時代特色鮮明的石刻回頭馬一對，刻工粗獷，造型雄健。另有2石羊半埋於土中，2石獸全埋於土中。明崇禎兵部侍郎翟鳳翀曾力反魏忠賢，卒贈尚書。在郭莊村的翟墓石刻，現倖存3羊1馬4翁仲計8件，為淄博僅見的諭葬遺刻。明兵部尚書張曉，明通議大夫、趙執信叔祖趙進美，清初監察御史趙班璽等人的墓誌，經考仍在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