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石刻造像

隋唐石刻造像

中國隋唐時期的石雕造像碑和單體石刻造像,主要為佛教造像,也有一批道教造像。原為供奉於寺院、道觀的宗教藝術品,現散見於全國各地。石雕造像碑多見於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而集中出土數量較多的單體石刻造像,主要為河北曲陽修德寺、四川成都萬佛寺、山西沁縣南涅水等處佛寺廢址中所發現。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隋唐石刻造像
  • 外文名稱:Sui-Tang shike zaoxiang
  • 著名景點:佛教石刻
  • 時代背景:隋唐時期
  • 特點:北朝造像向唐代造像過渡
隋唐石刻造像,唐代石刻造像,

隋唐石刻造像

Sui-Tang shike zaoxiang
stone statues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隋唐石刻造像
隋代石刻造像 隋代造像,上承北齊北周餘緒,下啟唐代新風,顯示了北朝造像向唐代造像過渡的特點。整體多方正肥重,頭部比例稍大,著衣率多長闊,衣褶線條較呆板。對人體造型較之前代有所注重。其中,山西、陝西遺存作品大多豐滿碩壯,形體結構較精確。河北曲陽修德寺出土247軀紀年漢白玉造像中,隋代計81軀(見曲陽修德寺雕刻),為歷代紀年像總數第2位。這批隋代造像,體態輪廓呈橢圓形,衣褶處理和緩,動作抑揚有序,逐漸擺脫傳統線的結構,向立體、寫實發展。題材有阿彌陀佛和三尊像的組合,菩薩像的比例占93%,反映了下層民眾的信仰要求和佛教的世俗化。陝西耀縣博物館藏造像碑中有11件隋代作品,其中數件有開皇紀年,造老君、天尊像和四面先君石像,是研究佛教和道教交融關係的重要實物。

唐代石刻造像

在隋代的基礎上,唐帝國大一統的政治局面,有利於形成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文化昌盛、中外交流頻繁的上升時期,孕育出有唐一代雕塑的新創作。唐代石刻造像的發展,大體經歷了初唐、武后和玄宗時期三大階段。
初唐石刻造像是承前啟後到醞釀成熟的階段。它蛻變於北朝、隋代造像,向圓熟洗鍊、飽滿瑰麗的作風發展,為盛唐的造像繁榮作了準備。這一階段的石刻造像,體態輪廓多呈橢圓形,造型嚴整平板,頭大身直。佛面相多為豐頰方頤,更接近中國人的造型特點,衣褶線條舒暢;隨身體曲線而起伏流傳,顯示了對人體自然形體的注意。雕刻技法,一方面承襲北朝以採用直平刀法表現細部衣紋的傳統,同時又發展出向下凹入的圓刀刀法以至中凹邊高的技法,真實感更強。陝西西安出土的一軀唐貞觀十三年(639)中書舍人馬周造像,可舉為初唐造像的代表作。此像系石灰岩雕,佛結跏趺坐於八角蓮座上,飾舉身火焰紋背光;圓臉,挺直的身軀有硬直感,通體圓肥豐滿。已注意到不同部位採用不同的刀法,裝飾集中於身後背光處,給人以明快舒展的印象。曲陽修德寺出土的唐顯慶(656~661)年間漢白玉石造像,身軀豐滿挺秀,衣紋疏朗流暢。總之,初唐石刻造像在擺脫線的造型結構,追求立體發展上,有新的突破,同時又固守某些傳統程式。這些特點,已醞釀著唐代造像盛期的將臨。
中國歷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則天,曾不遺餘力地提倡建寺造像,蔚為一代風氣。她出內帑建寺塔,造像供養,洛陽龍門奉先寺造像和北邙白馬大坂像,均為當時巨構。唐代石刻造像精品,多出於武后時期,山西博物館藏久視元年(700)廉琮等人造像碑,通高1.55米,碑額雕雙龍糾結,龕中為倚坐彌勒像。碑身上部三龕,中龕為1坐佛2弟子2菩薩,兩側龕中雕力士。龕楣飾垂帳、華繩,繞以二體飛天下部龕中雕地神托博山爐、2供養和2獅子碑身下部銘刻長篇造像記另一通景龍(707~710)年間大雲寺涅變造像,通高逾2米,正面及背面上部,高浮雕出佛涅到焚棺、樹塔等多幅故事畫,為國內石刻涅造像中的佳作。西安寶慶寺塔磚龕中石刻造像,有長安三年(903)和四年高浮雕像,均為1佛2菩薩像,上飾華美龕飾,下雕2獅。這一階段的特點和成就,從在題材上充實和擴大了中國佛教藝術的內容,對現實形象的描寫更加深入,一鋪多尊像、佛弟子高僧像、表現西方淨土的阿彌陀佛和觀世音菩薩像以及眾多菩薩像,都成為雕刻家新的描寫對象,明確地標示了時代的印記。神秘壓抑的氛圍減淡了,代之以更多表現世俗生活的內容,佛像面容親切近人,身體圓滿豐碩,筆意豪壯。菩薩及供養人一改前此正面直立的姿態,細腰斜,修短適中,楚楚動人。名僧道宣所謂菩薩如宮娃,就是這種寫實新意的反映。弟子、高僧性格突出,栩栩如生。天王、力士肌肉怒突,赳赳雄武。成都萬佛寺出土一唐代力士像,袒露上身,胸飾項圈,下著裙,筋張力壯。另一倚坐觀音菩薩像,髮辮四束披肩,頭戴三珠冠,瓔珞粗大繁麗,坐於束腰高方座,下設蓮花足踏,整體作風顯示了南北造像風格的交融。在雕刻技法上,又運用比較圓渾凸起的圓刀線條,以表現作品的細部。處理衣紋和肌肉,不再有固定的程式手法,造像全體各部刀法不同,更為切近寫實。佛的莊嚴典型,菩薩的端麗柔媚,供養人的追求真似,力士的力的誇張,都能隨身體姿態和衣服質料的不同,或作衣紋輕薄貼體,或作肌肉顯著突張,難能可貴之處在於著力表現雕刻對象的動作與感情,避免雷同,於細微處見功夫。印度佛教藝術中那種與世疏隔,中國北朝雕刻中那種莊嚴肅穆的高潔格調,都被力求用中國人的氣質和眼光,寫照唐代社會風情的新創作所代替。這些題材和技法上的進步,是唐代石雕藝術空前的成就。
玄宗時期,是中國佛教造像的黃金時代。唐代石刻造像,由貞觀(627~649)年間的休養蓄積,經過武則天時期的銳意改革,到開元、天寶(713~756)時期達到顛峰。大雕塑家楊惠之就出現於這一時代。此時的造像,圓潤豐腴,寬妝高髻,追求細膩真實,世俗的意味更為強烈。在社會上以豐腴為美觀念的推動下,菩薩身軀彎曲扭轉,天王、力士深目高鼻,須髯滿頰,飛天頭作時世妝女髻,裸上身,長裙曳地,飄帶飛揚,凌空起舞。人物性格與形體美,被巧妙如實地表達出來,達到了更高的意境。圓渾凸起的圓刀刻畫生動勁健的效果,更能接近現實中的人物形象。天寶以後,造像衣飾更為寬敞,這就是“風流薄梳洗,時世寬裝束”的盛唐遺風。西安寶慶寺塔磚龕中的開元十二年 (724)楊思造像及十一面觀世音造像(見楊思墓雕塑),邯鄲肥鄉縣天寶元年(742)玉石菩薩像以及五台山佛光寺無垢淨光塔出土的幾尊漢白玉雕像,都是在藝術風格上富有現實真實感的力作。這一時期,在唐玄宗的力倡下,道教造像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山西博物館藏一軀老子像,高與人等,蓄鬚,戴冠,依憑几,坐蓮座,可為石刻道教像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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