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樂府民歌

南北朝樂府民歌是繼周民歌和漢樂府民歌之後以比較集中的方式出現的又一批人民口頭創作，是中國詩歌史上又一新的發展。它不僅反映了新的社會現實，而且創造了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一般說來，它篇制短小，抒情多於敘事。南北朝民歌雖是同一時代的產物，但由於南北的長期對峙，北朝又受鮮卑貴族統治，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民族風尚、自然環境等都大不相同，因而南北民歌也呈現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調。 《樂府詩集》所謂“艷曲興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正扼要地說明了這種不同。南歌的抒情長詩《西洲曲》和北歌的敘事長詩《木蘭詩》 ，為這一時期民歌生色不少，《木蘭詩》尤為卓絕千古。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南北朝樂府民歌
• 來源：周民歌和漢樂府民歌
• 特點：剛健清新
• 表現手法：南北朝民歌對也有許多啟發

體裁特點

南北朝樂府民歌的影響也是顯著的、巨大的。它繼承了周民歌和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北朝民歌，尤其突出。在形式主義文風泛濫的南北朝時期，這種“剛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現，就顯得特別可貴。五言四句的小詩，漢民歌中雖已經出現，但為數極少，也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因此絕句的真正源頭要算南北朝民歌。當時有名的詩人如謝靈運、鮑照、謝兆等已紛起模擬，但還是一種嘗試。到了唐代，便由附庸而蔚為大國，而在和音樂的結合上幾乎壟斷了唐三百年間的歌壇，並出現了以絕句擅名千古的詩人李白和王昌齡。漢代民歌中雜言體雖很多，且有不少優秀作品，但篇幅都較小，象《木蘭詩》這樣長達三百多字的巨製，還是前所未有的。這對唐代七言歌行的發展也起了示範性的推動作用。

表現手法

南北朝民歌對唐代詩人也有許多啟發。例如杜甫《草堂》詩：“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舍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聞我來，賓客隘村墟。”一連用四個“喜”字造成排句，便是從《木蘭詩》“爺娘聞女來”等句脫化而來的。前人說李白的《長干行》以《西洲曲》為“粉本”，說他的絕句“從六朝清商小樂府來”，也都是信而有徵的。此外，口語的運用，對後代詩人也是一個很好的借鑑。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詩人就都善於提煉口語融化入詩。雙關語，雖可溯源於先秦的瘦詞、隱語，漢代歌謠中也偶有一二，如《董逃歌》及《古絕句》“藁砧今何在”一首，但大量使用則始於南朝民歌。唐以後，詩人們由於處境的險惡，往往利用雙關語寫作政治諷刺詩，來曲折地表達他們那種難以明言的愛國深衷，這一發展也是基於南朝民歌的。

南朝民歌是商業大都市的產物，幾乎全是談情說愛的“艷曲”，所以胡應麟評為“了無一語有丈夫氣”。這對梁陳“宮體詩”的形成和泛濫，在客觀上也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唐五代以後，許多描寫男女艷情的小詞，在意境、語言等方面，也受了南朝民歌不小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