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藝術

匈奴藝術

匈奴人有富於特徵性的藝術,主要是以一些青銅製成的、上面飾有程式化動物紋的帶狀的或者是其它形態的飾片,馬具或裝備上的座架、鉤和飾釘,或者是以末端刻有牝鹿形狀的棍棒為代表。這種藝術常常被稱為“鄂爾多斯藝術”。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匈奴藝術
  • 概述:其名來自蒙古種的鄂爾多斯
  • 歷史:據考古學的研究,蒙古
  • 遺址:匈奴古物的主要遺址分布在從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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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其名來自蒙古種的鄂爾多斯部落,自16世紀以後,該部一直占有從黃河河套到陝北之間的地區,該地區的發現物特別豐富。它是草原風格化動物藝術的一個分枝。草原風格化動物藝術在南俄羅斯帶有y亞述伊朗希臘影響的色彩。在米努辛斯克,草原風格化動物藝術是相當簡單的,無論是把它看成這種藝術的最初形式,還是衰亡形式。在鄂爾多斯,草原風格化動物藝術與中國美學發生接觸,它與中國藝術互相影響,互相作用。鄂爾多斯藝術特別令人想起米努辛斯克藝術,儘管它是更加富於想像力的,在它的飾片上裝飾著馬的搏鬥圖,馬或鹿與虎、熊、怪獸搏鬥的圖案,也有些矛或箭的柄端,在一個圓節疤處用牡鹿和紅鹿形象裝飾。

歷史

據考古學的研究,蒙古鄂爾多斯地區的匈奴藝術似乎與斯基泰藝術一樣的悠久。1933年,瑞典考古學家T.J.阿恩認為,灤平和宣化的鄂爾多斯青銅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3世紀初期,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4世紀後半期。1935年,日本考古學家梅原末治認為,鄂爾多斯藝術對名為“戰國時期藝術”的中國風格產生了很深的影響,戰國藝術至少是從公元前第5世紀開始繁榮的。梅原末治認為,鄂爾多斯的第一批青銅器始於這一時期。最近,瑞典漢學家卡爾格林把戰國藝術風格更往前推到公元前650年,由此證明鄂爾多斯藝術形式的草原藝術當時也已經存在了,後來,它給被稱為“中周時期”的中國裝飾藝術風格帶來了變化。考古學家們一致同意:鄂爾多斯藝術的影響是引起古代中國青銅器從“中周式”向“戰國式”變化的因素之一,這一因素是同社會內部演變的規律相合的,並且明顯地如這些規律那樣是在同一方面起作用的。
在這以後的時代,即在中國所稱的六朝(公元4~6世紀)時期,鄂爾多斯藝術對中國青銅器的影響並未削弱,上面所刻的動物均體態彎曲,如藤蔓一般相互纏繞在一起。在同一時期,草原藝術同樣影響著大侵略時期西方的扣鉤、金屬牌和裝飾物。阿恩指出,西伯利亞西部的青銅器一直到9世紀還保持著草原上古老藝術的特點。同樣的藝術直到成吉思汗時期的汪古部落還在延續,一些教徒用的小銅器十字架、鴿子及祈願龕的上面都可以看到這種藝術的影子。這些古物在鄂多爾斯和它的鄰境都有大批出土。

遺址

匈奴古物的主要遺址分布在從貝加爾湖到河北、山西和陝西的邊境地區內。現列舉如下:

赤塔墓地

(1)在北方,外貝加爾省的赤塔墓地,據麥哈特確定,屬於公元前第3至第2世紀,同時在蒙古高原恰克圖北,特羅伊茨科沙夫斯克附近的德瑞斯特斯克墓地,發現了西伯利亞飾片和中國漢代錢幣,是公元前118年以後發行的。

庫侖附近

(2)在外蒙古庫侖附近的諾恩烏拉,科茲洛夫使團在此發現了一位匈奴王子的墳墓,墓中有表現草原藝術的青銅器和以同樣風格(格立芬正與一隻麋搏鬥,以貓為圖騰的氏族中的一個成員正在捕捉一頭氂牛)裝飾的、華麗的毛織品,每一主題都是以最好的薩爾馬特-阿爾泰的風格進行處理的,還有一塊希臘織布上描繪著一個上唇留著鬍鬚的男人,其鬍鬚長度是人體長度的四分之三,無疑是辛梅里安時期博斯普魯斯的某位藝術家的作品。以上所有古物的年代根據其中公元2年製成的一件中國漆器得以確定。離該匈奴王子墓不遠,即鄂爾渾河岸上的杜爾伯斤和伊勒克-埃里克發現的壁畫可能屬於同一個墓葬群,但它們的年代未能確定,儘管畫中鹿的優美姿態似乎又反映出薩爾馬特-阿爾泰的影響。

鄂爾多斯

(3)在鄂爾多斯,即今綏遠、察哈爾和熱河三省的殘餘地區,在許多遺址上都發現了鄂爾多斯青銅器,特別是在熱河附近的灤平,多倫西部和張家口北部的哈屯森和賀壠·歐沙,在張家口以南、通往北京途中的宣化,綏遠附近的歸化城,在陝北和鄂爾多斯邊境上的榆林。我們注意到,在宣化所發現的一些古物的年代可以根據其中的一枚中國“刀幣”確定,刀幣上刻有“t'u”的字樣,是戰國時期於公元前480-250年間在中國通用的一種錢幣。

研究

總的說來,儘管相當大比例的鄂爾多斯青銅器,即是說內蒙古的匈奴人的青銅器,是與中國的戰國時期(公元前5-3世紀)同時代的,然而,在整個漢朝時期(從公元前第2世紀初到公元後第3世紀初),同一藝術繼續在內、外蒙古繁榮,這一點已經由下列發現所證實:諾恩烏拉註明年代的部分古物;在鄂爾多斯存在著刻有多頭獸圖案的大量的青銅飾片,這些飾片可以較準確地斷定是屬於這一時期;最後是在收藏品中(即塞努斯奇博物館的收藏,考弗爾德收藏品和盧收藏品),有漢朝藝術家們明顯地仿照鄂爾多斯原物複製的、具有匈奴題材的中國青銅鉤。在下一個時期,即在中國被稱為“六朝”(公元4-5世紀)時期,在某些不斷增加的大量動物題材裝飾的青銅鉤上,鄂爾多斯藝術的影響並未減少,動物形體都是彎曲、互相纏繞在一起的。在同一時期內,同樣的草原藝術可以在大入侵時的歐洲的扣子、飾片和馬的座架上辨別出來。此外,阿恩提到了直到9世紀仍保留著原草原動物藝術風格特徵的西西伯利亞青銅器。同樣的藝術也許一直在成吉思汗時期的汪古部(Ongut)中繼續著,在聶思脫里安教所用的小青銅器,即十字架、鴿子、聖靈等物上仍保持著這種藝術,在鄂爾多斯及其毗鄰地區的泥土中出土了大量這種青銅器。此外,純鄂爾多斯式飾片在西夏國中期(公元11-12世紀)還在製造,除非引起沙爾莫尼注意的西夏文字是當時重新刻上去的,或者,除非這些飾片是不作通用的西夏的仿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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