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晏春（1903年12月18日——1971年6月9日），河南濮陽縣人，原名芳園，字晏春，曾化名劉耀先、王耀先、張耀先、張德麟。劉晏春早在青年時代即投身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在山東、河南、河北等地長期積極從事黨的地下革命工作，為冀魯豫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劉晏春
- 別名：劉耀先
- 出生日期：1903年12月18日
- 逝世日期：1971年6月9日
- 籍貫：河南濮陽縣
任職經歷,人物生平,人物評價,
任職經歷
劉晏春1930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歷任濮陽縣第一模範國小黨支部書記；濮陽縣中心縣委宣傳部長；濮陽縣中心縣委書記；老直南特委巡視員；山東省魯西特委書記；山東省委組織部長兼魯西特委書記；老直南特委常委、宣傳部長；老直南特委常委、組織部長；豫北地委書記；冀魯豫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長兼黨校校長、婦委書記；冀魯豫區黨委常委、民運委員會書記兼婦委書記；冀魯豫區黨委常委、民運部長兼婦委書記；冀魯豫區黨委常委、社會部長；冀魯豫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長兼黨校校長、婦委書記；平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兼黨校校長、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黃河防汛指揮部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北局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專職委員；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監察員，河北、河南、山東等省檢查組組長；中共河南省委專職常委兼省政協副主席、省農委副主任；1943年當選為中共“七大”代表並參加“七大”；1959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4年再次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人物生平
1903年12月18日，劉晏春出生於河南省濮陽縣五星集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在少年時代因家鄉遭受黃河水災，逃荒在外，耽誤了讀書的年齡，到14歲才上初小。三年後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濮陽縣高級國小，後因家境貧寒加上年景不好交不起學費，半年後就輟學回家隨祖父務農。但他酷愛學習，在勞動之餘堅持讀書自學，不到一年，被聘在本村國小代課，半年後成為正式教員。他邊教書邊學習，憑藉自己的努力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濮陽縣師範講習所”。在上學期間，劉晏春讀了陳獨秀的《毀除偶像》等幾篇文章，還讀了一些進步小說。1930年初又讀了《少年漂泊》、《短褲黨》、《拓荒》和《兩個策略》等書，接受了許多新思想的教育。
1925年秋，劉晏春從“濮陽縣師範講習所”畢業，先在“濮陽縣第一模範國小”代課半年，後到季家寨教書一年半，此間曾獲縣教育局傳諭嘉獎。1927年下半年，梁秀凱的北伐軍進駐學校後學校被迫停課，劉晏春回家務農自修近一年，後又到“濮陽縣第一模範國小”教書。
在這幾年的教學生活中，劉晏春經常向學生宣傳進步思想，在學生中成立了“讀書會”，在教員中成立了“教學法研究會”、“運動競賽會” 等組織。1930年冬，他在這些組織的基礎上，於1931年春在“濮陽縣第一模範國小”成立了“濮陽縣教職員聯合會”。
從1929年初起，共產黨員徐仲三經常和劉晏春談論革命思想，向他講述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對他進行革命影響。在劉晏春多次迫切提出要加入共產黨，以及他在教員和學生方面的工作表現出色，1930年7月初，徐仲三在他的村外秘密介紹劉晏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劉晏春從此踏上了為勞苦大眾求解放的革命道路。
1930年暑假期間，劉晏春介紹王文濤、王子震入黨後，在“濮陽縣第一模範國小”建立了中共黨支部，劉晏春任書記。他帶領支部利用各種形勢積極開展革命工作，組織鹽民反鹽捐抗鹽稅，指導“讀書會”的會員們向貧苦百姓進行革命宣傳。1931年，劉晏春又在學生中建立了共產主義青年團，他除了積極發展組織外，還組織了“宣傳隊”、“粉筆隊”，指導他們散發傳單、書寫標語，宣傳革命思想和共產黨的主張，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劉晏春同時還在城外發展了一些黨員，建立了一批農村黨支部。
“九一八”事變後，劉晏春帶領黨支部轉入宣傳抗日救國運動，領導學生在濮陽縣城內外宣傳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暴行，號召人民組織起來抗日救國，共同抵制日貨。
1931年9月，中共濮陽縣委改為濮陽中心縣委，劉晏春任中心縣委宣傳部長，負責領導和開展城內各學校的工作。中心縣委經過研究討論，認為抗日救國必須與民眾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才能得到民眾的擁護，隨即決定將工作重點轉向結合鹽民利益，發動領導鹽民進行鬥爭。
1931年秋後，中心縣委決定組織一次規模巨大的鹽民鬥爭，縣委分工劉晏春負責領導城內的鹽民鬥爭、組織各校學生積極配合、了解政府和警察局的訊息、探聽他們對鹽民的動態等工作。劉晏春帶領縣城裡的黨員、積極分子在城區的鹽民中工作，組織鹽民成立“民生鹽會”，號召鹽民打破“賣私鹽是違法”的傳統觀念。
1932年農曆3月19日一早，3000多鹽民在劉晏春等縣委領導的指揮下，搗毀了“鹽巡”的駐地，組成隊伍在城內遊行，鹽民們齊聲高呼口號，要求免除一切鹽稅，取消鹽警。各學校的黨員和積極分子也都加入到行動之中，他們張貼標語，散發傳單，打著旗幟隨隊助陣。規模宏大的鬥爭迫使國民黨縣長孫培基答應了鹽民提出的條件。
此次鬥爭，史稱“鹽民暴動”，是濮陽革命鬥爭史上頗具影響的一次革命鬥爭。
1932年暑假，劉晏春離開“濮陽縣第一模範國小”到新習集模範國小教書，針對教職員開展工作。10月，劉晏春組織全縣教員600餘人集合到縣教育局、縣政府為要求增薪請願，並宣布全縣罷教。教員們打出口號：“不增薪決不複課”。全縣一致罷教，沒有一個班開課。罷教運動一直堅持了半年之久，鼓舞了教育界的革命鬥志，打擊了反動當局，擴大了黨的影響，對革命鬥爭的深入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34年2月，劉晏春任濮陽中心縣委書記。1934年秋，劉晏春在濮縣彭樓組建了中共濮縣縣委。
同年秋天，劉俊賢、張惠之被捕。劉晏春隨即封閉了劉俊賢、張惠之的一切關係。10月，劉、張二人叛變，劉晏春聞訊後迅速由縣城內轉移到鄉村堅持革命鬥爭。反動當局隨即發出了對劉晏春的通緝令，懸賞抓到活的賞大洋1000，打死賞大洋500。劉俊賢還帶領警察到白崗一帶抓捕劉晏春，劉晏春因去濮縣檢查工作而倖免被捕。
國民黨縣黨部書記趙發江親自動員劉俊賢等人變節後，用連鎖的辦法展開自首運動，要求一個自首的黨員供出三個黨員，一個自首的縣委委員供出三個支部。一些不堅定分子變節自首，使濮陽縣委遭到嚴重破壞，黨的工作陷入低潮，但大部分農村的黨組織未遭到破壞。
從1933年秋到1934年秋，黃河連續從長垣決口，多個縣遭受災害，大量災民流離失所饑寒交迫。針對這種情況，劉晏春領導濮陽中心縣委發動災民進行了“反飢餓”鬥爭，要求反動當局設粥鍋、發棉衣，動員鹽民支援災民。劉晏春在這次“反飢餓”鬥爭中負責領導濮陽北部和濮縣的工作。其中兩門地區的災民發動的比較充分，鬥爭發展到向地主、富農借糧。
1934年的農曆臘月，濮縣縣委書記劉茂齋也在劉晏春的領導下，帶領民眾包圍了濮縣縣城，要求國民黨縣政府放糧。鬥爭迫使反動政府答應民眾的條件，濮縣的“反飢餓”鬥爭也取得的了勝利。
這次鬥爭劉晏春要親自參加，但濮縣縣委的同志考慮到敵人正在到處通緝他，擔心他的濮陽口音會暴漏身份，沒有同意他參加。
1935年初，劉晏春轉移到濮縣李橋村進行革命鬥爭。他了解到李橋和楊莊的黃河渡口有不法糧商不顧民眾缺糧，向外地倒賣糧食賺錢的訊息後，便組織了前、中、後李橋村60多戶最困難的貧僱農半夜到渡口搶糧。在他的指揮下民眾都搶到了糧食，劉晏春又指揮大家一起迅速撤離，搶糧鬥爭取得了勝利。
1935年春，濮陽中心縣委成立了一支游擊支隊。縣委決定由王卓如任隊長，蔣中嶽等人都參加游擊支隊，劉晏春一人留在地方上堅持黨的工作。劉晏春在濮縣黨內動員黨員們捐出了三支匣槍，兩隻八音手槍並派人送到了游擊隊。
1935年9月，劉晏春任老直南特為巡視員，領導濮縣游擊戰爭。他了解到二區的木靳莊村區長趙守紀家有2隻長槍和1支“二把盒子”，趁趙守紀到縣裡開會的機會，劉晏春組織起4個區的黨員和積極分子幾十人，半夜翻牆打開趙家的大門，奪走了槍枝。
劉晏春又了解到設在西池子大寺的區民團局有60多支槍，便利用民團里的共產黨員得到了口令，指揮隊員通過口令接近哨兵將其制服，帶領隊伍衝進寺內，一槍未發將60多支槍全部搶奪到手，武裝力量迅速擴大。隊伍由一個區發展到三個區，由手持大刀、長矛的幾個人發展到100多名黨員民眾參加。劉晏春領導這支游擊隊白天分散務農並了解敵情，夜間接到命令迅速集合起來整體行動。他們頻繁活動在濮縣、濮陽交界處，有力的打擊了敵人。
1936年3月，中共濮縣縣委遭到破壞，這隻游擊隊停止了行動，把槍枝藏了起來。抗日戰爭開始後，劉晏春用這些槍枝又在濮縣組織起了一支抗日游擊隊，後這隻游擊隊改編到直南特委領導下的“第四支隊”，之後又擴編為東進縱隊的一個團。
1935年冬，劉晏春和河北省委代表，直魯豫邊區特委書記黎玉領導了濮縣徐莊、溫莊黨支部的兩次搶糧鬥爭，不僅使民眾分到了糧食，還奪到了兩隻長槍。
劉晏春因領導搶麥搶秋和游擊戰爭的勝利，被河北省委獎勵火車頭懷表和手電筒等獎品。
1936年3月間，我黨在濮縣的活動被本地國民黨反動分子張連山、王德海向濟南國民黨反動政府告密，敵人派了一個多團的兵力在六個地方同時行動，大肆抓捕共產黨員。縣委書記王士希、組織部長劉培岑等8名黨員和民眾被捕。劉晏春為確保黨組織的安全，及時採取果斷措施，切斷了所有被捕人員了解的一切關係。
隨後國民黨反動派再次廣發對劉晏春的通緝令，懸賞抓住活的送到縣裡立賞現大洋1000元，打死賞現大洋500元。到了8月，形式稍有好轉，劉晏春集合濮、范兩縣的黨員在范縣馮固集進行了一次武裝鬥爭，鬥爭的勝利提高了大家的情緒，扭轉了被動的工作局面，使得工作又逐漸開展了起來。
1936年4月，上級黨委派劉晏春、黎玉到山東恢復黨組織，並將濮縣、范縣、觀城劃歸山東領導。經北方局同意，山東省委建立了魯西北特委，劉晏春任特委書記，直接領導壽張縣省立第八鄉村師範學校黨的工作。到暑假後，該校黨員由七、八人發展到十七、八人。經過積極工作，6月，特委建立了冠縣特別支部（又稱張莊支部），不久又將這個支部擴建為冠縣工作委員會和中共冠縣縣委。隨後在陽穀、莘縣也很快建立了縣委組織，又在館陶等六縣建立了點線關係，當年秋後在博平、茌平也相繼建立了點線關係，之後又通過於子元在魯西南的曹縣、菏澤發展了新的黨組織。壽張縣八鄉師黨組織在恢復和發展山東黨組織的工作中起到了核心作用，為日後建立冀魯豫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6年10月，劉晏春任山東省委委員、組織部長兼魯西特委書記並領導魯西北特工委和魯西南的工作。
“七七事變”後，劉晏春號召民眾組織起來抗日救國，廣泛宣傳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宣傳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主張積極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
濮縣縣委在劉晏春的領導下，組織成立了濮縣“各界抗敵後援會”，動員各界愛國人士出錢、出槍、出人，組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劉晏春親手建立了“抗日義勇隊”和“地方自衛團”等抗日武裝隊伍，在濮縣掌握了兩個大隊，共有1000多人槍。
劉晏春還深入到濮縣、范縣、觀城一帶的鄉村，向民眾宣傳抗日救國，動員大家積極參加抗戰。他把“兒童團歌”中的歌詞作了修改，把它編成一支抗日歌曲，並親自對兒童團員及少年兒童們廣泛教唱，使這首歌在那一帶的村莊婦孺皆知。
1937年8月，劉晏春重新組建中共濮縣縣委，孔子凌任書記。當年秋後，劉晏春和張霖芝經過研究，決定利用共產黨員劉蘭和國民黨26路軍31師師長池風田的聯帖關係，向該師進行打入派遣工作。先後打入中共黨員和進步學生100多人。
1937年11月，劉晏春在濮縣和范縣縣委認真貫徹中央政治局洛川會議和中共北方局太原會議精神，部署發動民眾，組建武裝，開展敵後游擊戰爭活動。劉晏春親自指揮濮縣二、三、四區的地下武裝，圍攻了駐紮在該鄉東池子村古廟反動民團100餘人，一舉收繳了90餘支槍，將隊伍拉到馬路口村，正式組建了濮縣抗日游擊隊，劉茂齋任隊長，劉培岑任指導員。
劉晏春還想辦法把濮縣國民黨壯丁隊掌握在共產黨的手中。他派共產黨員張相雲、胡玉平、徐斌、王鵬程參加壯丁隊。張相雲當了一隊的隊長，胡玉平當了三隊的隊長，徐斌當了壯丁隊的文書，王鵬程做軍需。後來這支隊伍被日寇搞垮，人、槍失散，劉晏春及時掌握了失散槍枝的線索，很快將失散的武器收集了起來，又重新武裝了我黨的抗日隊伍。
1938年2月，北方局又將山東的濮縣、范縣、觀城重新劃回為老直南特委領導，劉晏春任老直南特委宣傳部長。直南特委決定在濮陽縣城設立“八路軍東進縱隊駐濮辦事處”，由王鵬程任辦事處主任。劉晏春帶領一個排的八路軍戰士護送王鵬程去濮陽縣城，幫助王鵬程與打入丁樹本處的我地下黨員接上了關係，在濮陽縣城建立起了“八路軍東進縱隊駐濮辦事處”。由於在丁樹本的部隊和政權中派進了我黨的同志，掌握了丁樹本所轄的部分村政權，使我黨的活動處於了有利地位，地下活動也隨之逐步發展到半公開狀態，為我黨大力開展抗日救國運動建造了極為有利的局面。
1938年3月下旬，直南特委領導的八路軍四支隊在濮縣王辛店進行整頓，劉晏春帶領在濮縣、范縣地區組建的兩隻游擊隊加入了四支隊，隨後平傑三、劉漢三、張增敬帶領的八大隊也合併到了四支隊。經過我黨的爭取，5月，滑縣一支以劉相友為首的綠林武裝也相繼加入了四支隊。新組建的四支隊迅速發展壯大，擁有長短槍800多支，人員1100多人，成為直南地區一支強大的革命武裝。劉晏春積極為這支部隊籌辦給養，充實武器裝備，擴大兵源。
劉晏春還通過各種關係從國民黨的部隊里搞槍枝彈藥。范築先部的二十七支隊司令王義得是中共黨員，劉晏春派共產黨員張延齋擔任二十七支隊政治部主任，後又加派祖化石、王貫一也去二十七支隊政治部工作。他親自與王義得聯繫，把通過王義得搞來的20多支槍送到直南特委領導的八路軍四支隊。
為了壯大我黨的抗日武裝力量，劉晏春非常重視掌握並改造土匪武裝，使之轉變成為我黨的抗日武裝。山東曹州府（今菏澤市曹縣）綠林武裝王希太（王希泰，即王道平）部約有300人，劉晏春派地下黨員於子元化名“姜澤民”，打入王部當了王的參謀長。經過於子元的說服工作，王希太過河北上接受八路軍的改編，直南特委任命王希太為八路軍隴海抗日游擊支隊司令。在抗日戰爭中，這支隊伍在魯西南成為一支很有影響力的抗日武裝。
1938年4月，劉晏春在濮縣張稱灣村召集濮縣、滑縣、東明、長垣4縣黨的負責人會議，建立了以進步青年抗日組織“通俗學社”為基礎的濮、滑、東、長四縣抗日救國會，牛萬里為主任。同月，濮縣、范縣縣委繼原組建的抗日游擊隊升編到直南地區四支隊後，又分別組建抗日義勇隊。濮縣縣委在劉晏春的指導下，在大趙莊召開會議，研究成立了民眾抗日義勇隊，魯德明任隊長，王鵬程任政治部主任。范縣縣委經積極活動，也成立了有50餘人，近40支槍的地方武裝。1938年夏，中共直南特委以這兩隻武裝為骨幹，組建了黃河支隊。
1938年5月，王從吾重新組建直南特委並任書記，劉晏春任特委組織部長，他連續開辦了幾期黨員訓練班，充實了縣、區黨組織機構，黨群工作得到了開展。9月，直南特委在濮陽縣劉辛莊舉辦區以上幹部訓練班，劉晏春到訓練班講課，訓練黨員幹部60多人。
1938年10月底，已投靠我黨的湯陰縣原偽軍頭目司華生變節，湯陰形勢急劇惡化，為保存革命武裝力量，劉漢生率領湯陰縣大隊從高堤過衛河，撤到了內黃沙區的老根據地。直南特委書記王從吾，組織部長劉晏春和劉漢生商量後，決定將湯陰縣大隊改名為直南特委游擊“第二支隊”，鮑啟祥任支隊長，劉漢生任政治委員，王從吾（兼）任政治部主任，李景岩任副主任。11月，黃河支隊編入了第二支隊。經過我地下黨的爭取，1939年初，國民黨滑縣縣長陳署輝帶領500人槍投奔我黨，加入了鮑啟祥、劉漢生領導的第二支隊。
1939年2月，劉晏春到北方局黨校第一期學習班學習，同月，中共直南特委擴大會議在濮陽縣後化村召開，會議決定將直南特委改為直南、豫北兩個地委。9月，劉晏春從北方局黨校學習結業後任豫北地委書記，他到任後首先召開了縣、區幹部擴大會議，傳達中央“六、八決議”，並糾正了此前對丁樹本統戰工作中的右傾思想。
在會上，他指示各級黨組織要充分發動民眾，掌握政權，集中力量建立和擴大武裝，規定各縣都要建立一個青年武裝大隊。獨立大隊和豫北大隊歸地委直接領導並進行擴大和整頓，同時又布置了擴大教導大隊的工作。
1939年底，劉晏春密切配合楊得志，集中力量支援了我軍對石友三的討伐戰役。1940年初，丁樹本害怕被我軍消滅倉皇逃走，我黨迅速在丁樹本的專區內建立了縣、區政權。
1940年3月初，中共北方局決定由王從吾、劉晏春、楊得志、崔田民等五人組成冀魯豫區黨委，劉晏春參加了組建工作，4月7日區黨委正式成立，劉晏春任冀魯豫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長兼黨校校長、婦委書記。他領導出版了《冀魯豫日報》，舉辦黨員訓練班，編寫黨員教材和宣傳教材。
1941年7月1日，中共北方局根據鬥爭形式的需要，將冀魯豫區與魯西區正式合併，成立了新的冀魯豫區黨委，任命張霖芝、劉晏春、張承先等五人為區黨委常委，劉晏春任民運委員會書記兼婦委書記，領導工、農、青、婦、文教團體和人民武裝部的工作。1942年，冀魯豫區黨委成立了民運部，劉晏春任部長兼婦委書記，他遵照中共北方局對冀魯豫區黨委發出的指示，領導和發動民眾進行對敵鬥爭，開展減租減息、反貪污浪費，增加工資的運動。
1943年7月，劉晏春當選為冀魯豫區中共“七大”代表，10月赴延安在中央黨校一部學習，參加了整風審乾運動，在運動中他勇于堅持真理、實事求是，同康生的“肅反”擴大化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保護了一批黨的幹部，劉晏春並為此遭到康生的威脅。
在審乾運動中，組織上審查了劉晏春的全部歷史，審查結束後，組織上給他做的結論是：“歷史清白，無任何問題”。隨後他參加了甄別小組的工作， 同時成為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並參加了“七大”。
1945年日寇投降後，劉晏春返回冀魯豫，11月底到達冀魯豫後任冀魯豫區黨委常委、社會部長（現公安機關的前身）。劉晏春為建設公安工作舉辦了數期公安幹部訓練班，充實了公安幹部隊伍，並帶領幹部去新收復地區的南華、菏澤、定陶等縣，以南華為重點做發動民眾的工作。
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調集30萬軍隊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為配合我中原野戰軍實施中原突圍行動，劉晏春帶領民眾堅壁清野，破壞敵人交通，發動民眾參軍參戰，並選派優秀幹部打入敵軍，分化瓦解敵人。
1946年至1947年的土改工作中，有的區、村不經上級批准就隨意殺人，有的區一次就殺四、五十人，並且有破壞中農政策和破壞工商業政策的行為。在1947年初的區黨委會議上和羅海乾部會議總結時，劉晏春對這些問題都提出了反對意見和整改建議。
1947年6月，劉伯承、鄧小平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強渡黃河，挺進大別山。在此期間，劉晏春組織支前大軍，為晉冀魯豫野戰軍運送糧食彈藥，救治傷員病號，他不顧敵機的瘋狂掃射和轟炸，親臨現場指揮民工架橋修路，為支援晉冀魯豫野戰軍挺進大別山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1947年7月，劉晏春任冀魯豫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長兼黨校校長、婦委書記。他首先明確了要執行選用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在土改運動中他培養提拔了一批幹部，為1949年初南調幹部打下了基礎，保證了各項任務的順利完成。
1948年春，經過土改的地區民眾思想混亂，大吃大喝不安心生產，普遍釀著要來二次土改。在布置此地區的工作時，劉晏春提出：“為了鞏固土改、為了取得解放戰爭的迅速勝利，要轉向恢復和發展生產，迅速扭轉這種不健康的現象。”區黨委在此問題上有較大的爭論。直至朱德總司令到冀魯豫邊區傳達毛主席“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的指示後，全區幹部才統一了思想，順利的轉向了生產工作。
劉晏春到平原省工作後不久，就親自給冀魯豫老區的有關組織寫信，信中寫出烈士的名單，讓他們認真查找烈士的家屬，要求他們在烈士家屬的生活上和工作上盡力妥善照顧。他還親自看望烈士的子女，鼓勵他們好好學習和努力工作。
建國後，劉晏春在領導組織部門工作期間，對發展和純潔黨的組織，加強黨的團結，維護黨的紀律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在紀檢部門和監察部門工作時，他深入細緻，嚴肅認真，從未辦過冤假錯案，多次為蒙受冤屈的人平反。在懲治腐敗時，不管對方的職務高底，他都堅持原則，不懼不畏，秉公處理，決不手軟。凡是接到重要的揭發材料，他都親手處理，絕不層層下轉。
在“三反”初期，劉晏春領導組織部召開了地、縣管理幹部部門的工作會議，對幹部工作做了統一部署。在“三反”以後，他大力貫徹選用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大膽提拔了大批幹部。
在“三反”運動中，劉晏春主管公、檢、法，他認真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方針政策，堅持實事求是，嚴格區分是非真偽，給因遭誣陷而被判死刑的王興和十五年徒刑的馬福全平了反，並嚴懲了誣陷者。
平原省撤銷後，1952年12月，劉晏春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負責擴大紀委機關，建立健全辦公、會議制度，組織清理積案。
1953年5月，劉晏春對張寶桐案件進行調查。太原鋼鐵廠工人張寶桐，中共黨員，因揭發該廠領導弄虛作假謊報成績，被扣上“反黨”帽子，開除黨籍、廠籍。張寶桐先後到市委、省委告狀均無結果。張變賣全部家產，扒煤車到北京告狀。
劉晏春親自接待了張寶桐，查明了案情的真相，為張寶桐徹底平反，恢復了張寶桐的黨籍和廠籍，補發了工資。對製造冤案、挾嫌報復的有關人員予以了嚴厲的懲處。
1954年8月，中共中央華北局撤銷，劉晏春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專職委員，主持了1954年12月中紀委召開的廠礦紀律檢查工作座談會和1955年3月召開的農村紀律檢查工作座談會，兩次會議均獲得圓滿成功。
1955年，劉晏春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監察員。他受中監委常委的指派，負責對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副部長王斌案進行查處。按計畫查清並嚴懲了王斌在黨內的一切違法亂紀問題，維護了黨紀國法。
1956年，劉晏春受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從吾的委派，代表中央監委對黃河水利委員會的袁隆偽造黨齡、欺騙黨組織並陷害王鵬程一案作出了正確的調查和處理，嚴肅了黨的紀律，維護了黨的尊嚴。
1958年，劉晏春任中共河南省委專職常委，兼省政協副主席、省農委副主任。劉晏春到河南之前，洛陽市一個副市長將一女護士姦污，洛陽市委非但不處理這個副市長，反說女護士“腐蝕”領導幹部，將女護士送到西華農場勞動改造。市法院院長孟淑慶也因替女護士鳴不平被打成“壞分子”而撤職，行政14級降至17級，在單位打掃衛生。孟淑慶多次到省委告狀，省委均維護原處理結果。劉晏春到河南後，孟淑慶向劉晏春講述了冤案的經過，劉晏春隨即要下面把女護士從西華農場接到鄭州來調查。下面的人謊稱女護士已死，劉晏春要他們“死了也要把骨頭給我找回來”。這些人暗中將女護士送到其原籍焦作，劉晏春察知後立即派人去焦作將女護士接到鄭州，查清案情後為女護士平了反，給孟淑慶恢復了原職原級，將洛陽市副市長撤職查辦。
1959年，河南省發生了大批農民被餓死的“信陽事件”。在省委其他領導迫於吳芝圃的淫威不敢向中央說真話的情況下，劉晏春挺身而出，向中央報告了實情，後中央又讓他進京直接向毛主席作了匯報。
1963年，劉晏春抱病到南陽地區檢查工作，在乘車去火車站時，一位中年農婦撲到車前，手舉狀紙跪在路中攔車喊冤，劉晏春下車聽了農婦哭訴丈夫遭人誣陷被活活打死，女兒又被兇手強姦，她四處告狀均無人受理的冤情，他當即指示立即查處此案。並親自部署和參與了案件的調查，查明案情後依法嚴懲了兇手，並對被害人家屬進行了妥善安置。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河南災情尤為嚴重，為了儘快解決河南人民的吃飯問題，1963年10月，劉晏春不顧疾病纏身，帶隊奔赴廣東要糧。為了省錢多購糧，他堅決不住廣東省委領導為他安排的高級賓館，說“我是代表河南的災民來要飯的，不能住這么好的賓館。”為了儘快把糧食運回河南，他動員大家放棄回家過年，為了讓大家安心工作，他電話通知河南省委買好年貨，送到這些要糧人員的家裡，代他向他們的家人進行慰問，並囑咐省委對購糧隊同志的家庭要多加照顧。
劉晏春帶領這支要糧隊深入縣社、海島，足跡遍布廣東全省，他不厭其煩的向廣東省的各級領導講述河南的災情，希望他們大力支援河南的災民。他帶領的要糧隊是河南派出的要糧隊伍中要糧最多的一支。由於每天長時間緊張工作，致使病情加重，返回鄭州後第二天即患危重疾病多發性神經炎，導致全身癱瘓生命垂危。省委緊急通知省人民醫院進行搶救，中央得知後迅速召集國內著名專家到鄭州會診。1964年10月，在黨中央和省委領導的直接關懷和關注下，在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下，劉晏春戰勝疾病痊癒出院。
“文革”開始後，劉晏春是最後一個被寫大字報的省委領導。這篇大字報來自濮陽縣委的鈔進學之手，是劉晏春在“文革”中僅有的一篇大字報。鈔進學在大字報中說劉晏春在濮陽檢查工作期間聽封建老戲的錄音；愛管閒事，是包庇壞人的“大黑傘”；愛吃麵條，是“蛻化變質分子”；私心重，三年自然災害中給濮陽分的大米和紅薯乾最多。
省委機關‘’四人幫”爪牙組成的“紅旗縱隊”藉機對劉晏春進行了長達數年的迫害和折磨。
他們把劉晏春未曾被捕，以及從廣東買來大米救助河南的災民都列為“罪狀”進行批鬥，逼迫劉晏春承認是“叛徒”、“走資派”和“蛻化變質分子”。劉晏春回答說：“我入黨後從未叛黨，在延安整風中組織上為我做的結論是“歷史清白，無任何問題。”我經得起任何審查，你們說我是“叛徒”、“走資派”和“蛻化變質分子”有什麼根據和材料？如果這次民眾運動還是證明我歷史清白，無任何問題，我更光榮！”
1968年4月上旬，“四人幫”爪牙把省委的老幹部集中到省委禮堂進行批鬥，劉晏春在批鬥會上因心臟病發作昏倒在地，“四人幫”的爪牙，省委傳達室的桂XX把急救藥硝酸甘油嗅劑騙到手，用力在地上摔得粉碎，惡狠狠的罵道：“媽的，走資派還想吃藥！”，並把劉晏春的女兒趕出會場，劉晏春的愛人聞訊趕來也被擋在門外。
劉晏春為了防止外調人員在調查材料上弄虛作假陷害幹部，他對外調人員寫的筆錄都要親自過目、親手修改，並留下底稿以備日後查對。他擔心自己年邁多病，一旦發生意外，無人為那些好同志的歷史做證明，便把這些證明材料整理好，囑咐愛人盧雪及子女：“一定要妥善保管好這些材料，我若發生意外，有人來調查這些同志的歷史時，就給他們抄一份，絕不能讓這些同志蒙受不白之冤。”
1968年冬，“四人幫”的爪牙把劉晏春囚禁起來，他們明知他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呼吸困難，卻偏要把小屋的窗戶釘死；明知他在64年患過多發性神經炎，腿腳行走不便，卻硬把他的拐杖拿走，對他進行毫無人道的殘酷折磨。
1970年4月，在“四人幫”在河南的代理人耿其昌的授意下，劉晏春一家被迫遷到了焦作，他因病重住進了焦作市人民醫院。
劉晏春到焦作後，“四人幫”的爪牙仍不放過他。1971年5月，“紅旗縱隊”的小頭目高自力專程到焦作市人民醫院，宣讀劉晏春犯所謂“走資派錯誤”的“結論”，劉晏春堅決予以了否認，高自力要他在“結論”上籤字，也被劉晏春嚴厲拒絕。
1971年6月9日，劉晏春含冤逝世，實現了他永遠忠於黨，忠於人民，為黨的事業奮鬥終生的誓言。
1979年3月23日，中共河南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批示，為劉晏春舉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會，宣布推倒所有強加給他的誣衊不實之詞，徹底為劉晏春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肯定了劉晏春卓著的革命歷史功績。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河南省委、省革委、省軍區、省政協、省直各部、委、辦、局，鄭州鐵路局，黃河水利委員會，各地委、市委，各大專院校，中共濮陽縣委、縣革委，濮陽縣五星公社，五星大隊送了花圈。
黨和國家領導人趙紫陽、萬里、薄一波，生前友好楊勇、陳再道、崔田民、錢正英、黎玉、平傑三、張承先、趙健民、申雲浦、韓哲一、楊蔚屏、楊珏、王庭棟、郭超等及省委有關領導同志一百多人也送了花圈。
王從吾、劉鳴九、宋維靜、李光祿、王興等同志從北京和外省、市專程趕到鄭州參加劉晏春的平反昭雪大會，沉痛悼念這位無產階級的忠誠戰士。
參加追悼會的還有省直各部、委、辦、局和各地委、市委、革委會的主要負責同志、各單位代表、以及劉晏春的老戰友、老部下共800餘人。
人物評價
歷史證明，劉晏春無愧於黨和人民，他在半個世紀的革命生涯中，無私奉獻、無懼無畏、始終如一的忠於黨、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他一絲不苟、勤奮努力、堅定不移的為黨工作，始終保持著旺盛的革命鬥志和革命熱情，他是中國共產黨中一位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品德高尚的共產黨員。他把畢生獻給了黨的革命事業，終生做到了為革命無私無畏、為國家鞠躬盡瘁、為人民不辭勞苦。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不朽的一生，是無私奉獻、光輝榮耀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