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二郎搜山圖歌
- 創作年代：明朝
- 作品出處：射陽先生存稿卷一
- 文學體裁：詩
- 作者：吳承恩
象棋古譜,簡評,二郎搜山圖歌,
象棋古譜
二郎搜山是明代象棋古譜。如紅先
馬一進二 將6進1；兵七進一 士4進5；帥五進一 卒3進1；相七進九 卒7進1；相三進一 士5進4；兵七平六 士6退5；兵六平五 士5進6；兵五平四 士6退5；兵四平三 士5退4；兵三平二 士4進5；兵二平三 士5退4；兵三平四 士4進5；兵四平五 士5退4；兵五平六 士4退5；兵六平五 士5進4；馬二退一 士4退5；馬一退三 士5進4；馬三進二 將6進1；馬二進三 將6退1；帥五退一 士4退5；馬三退五 紅勝
簡評
此局選自《適情雅趣》。兵書云：師老無用，即“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之意。但此局化腐朽為神奇，首著紅方躍馬打將，釘死黑馬兼塞象眼一舉兩得，而後已深入敵營腹地的老兵奮然楔入底線，蟹行橫掃，左宜右宜，將對方子力蠶食殆盡，使黑將成為孤家寡人而束手就擒。觀此奇制，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二郎搜山圖歌
李在唯聞畫山水，不謂兼能貌神鬼。筆端變幻真駭人，意態如生狀奇詭。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揮部從揚靈風。星飛電掣各奉命，搜羅要使山林空。名鷹搏拏犬騰齧，大劍長刀瑩霜雪。猴老難延欲斷魂，狐娘空灑嬌啼血。江翻海攪走六丁，紛紛水怪無留縱。青鋒一下斷狂虺，金鏁交纏擒毒龍。神兵獵妖猶獵獸，探穴搗巢無逸寇。平生氣焰安在哉，牙爪雖存敢馳驟。我聞古聖開鴻蒙，命官絕地天之通。軒轅鑄鏡禹鑄鼎，四方民物俱昭融。後來羣魔出孔竅，白晝搏人繁聚嘯。終南進士老锺馗，空向宮闈啖虛耗。民災翻出衣冠中，不為猿鶴為沙蟲。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凶。野夫有懷多感激，撫事臨風三嘆息。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誰能為我致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寧功。
【注釋】（1）豸（zhi）史：執法官吏，屬刑部，（2）青氈再還：《晉書·王羲之傳》附王獻之：“夜臥齋中，而有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後以“青氈”指代故家舊物。（3）寶劍重合：傳說干將、莫邪二人為夫婦。楚王命干將鑄劍。三年鑄成雌雄二劍，分別命名干將、莫邪。干將自知劍成後必將被殺，故藏雌劍不獻，留給其子，希望為他報仇。後其子赤鼻終於向暴君報了仇，而二劍重合。事見《搜神記》和《列異傳》。（4）都：美。清源公，指二郎神。（5）搏拿：搏擊。騰齧：跳躍咬齧。鷹和犬是搜山的主要幫手。（6）此句謂刀劍像白雪青霜一樣晶瑩閃光。（7）六丁：火神。也是搜山除妖的助手。（8）青鋒：劍。虺（hui）：毒蛇，毒蟲。（9）逸：逃逸。（10）敢馳驟：（妖邪）再也不敢逞威。（11）鴻蒙：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狀態。（12）絕地天之通：使天地各得其所，人於其間建立固定的綱紀秩序。（13）啗（dan）：吃。耗：鼠。虛耗：意指鬼。傳說鐘馗捉鬼而啗之。（14）五鬼：宋真宗朝，王欽若、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五人奸邪險偽，但能得到皇帝的歡心。時稱“五鬼”。（15）虞：虞舜。四凶：傳說舜流放的四人或四族首領。《尚書·堯典》：“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ji gun）於羽山，四罪而天下感服。”（16）致麟鳳：將能使天下清寧的好意見上呈給聖主。麟：《春秋》杜預註：“麟者仁壽，聖王之嘉瑞也。”鳳：比喻有聖德之人。
《二郎搜山圖歌》寫作在前，《西遊記》寫作在後。小說融合詩意，有因循，有變異。所謂因循有四：其一，二郎所用武器相似。詩云：“大劍長刀瑩霜雪”，“青鋒一下斷狂虺”；小說第六回“小聖施威降大聖”寫二郎神“腰掛彈弓新月樣，手執三尖兩面三刃槍”，交戰時“兩個鋼刀有見機，一來一往無絲縫”，“那真君抖搜神威，搖身一變，變得身高萬丈，兩隻手舉著三尖兩刃神鋒，好便似華山頂上之鋒。”
其二，二郎伏“妖”方法相似。兩者都是於刀槍劍戟之類常規武器之外，藉助鷹犬之力以伏“妖”，詩云：“名鷹搏拏犬騰齧”；小說中二郎奉旨降妖，“即點本部神兵，架鷹牽犬，踏弩張弓，縱狂風，霎時過了東洋大海，徑至花果山。”在戰鬥中是“縱著鷹犬，搭弩張弓，一齊掩殺”，擒拿孫悟空是上有老君暗算，下有細犬幫忙，才能勉強成功的：“猴王只顧苦戰七聖，卻不知天上墜下這兵器（老君之“金鋼套”），打中了天靈，立不穩腳，跌了一跤，爬將起來就跑；被二郎爺爺的細犬趕上，照腿肚子上一口，又扯了一跌。他睡倒在地……急翻身爬不起來，被七聖一擁按住，即將繩索捆綁，使勾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變化。”
其四，詩與小說的藝術精神相似。關於《西遊記》的藝術風格，明人袁於令與近人魯迅都有過高見，袁云：“文不幻不文，幻不極不幻。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西遊記題詞》）；魯云：“雖述變幻恍惚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國小說史略》）。稍加詮釋，則主要表現三點，一為充滿幻想色彩的變形藝術：將人間變異，經變形處理融入神魔世界；二為別具丘壑的象徵圖畫：以變形化的神魔世界，紀人間變異；三為別具一格的怪誕風格：寓真於幻，寓哀於嬉，寓莊於諧。以此格之於《二郎搜山圖歌》，則是相通的，其就是將現實生活中的“五鬼”、“四凶”（如嚴嵩之流）變形為種種妖魔鬼怪（詳蘇興《吳承恩年譜》）；反之則其妖魔形象中有象徵意義：野夫有懷多感激，撫事臨風三嘆息——因而涉筆鬼神，著意人間，亦如吳氏《禹鼎志序》云：“蓋不專明鬼，時紀人間變異，亦微有鑑戒寓焉”；《二郎搜山圖歌》雖為題畫詩，卻通篇瀰漫著一種怪誕風格美。故云詩與小說之藝術方法、藝術風格如出一轍。就其大旨精神而言，《西遊記》中那斬妖除魔，專救人間災害的孫悟空，當是《二郎搜山圖歌》“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那“天問”的形象化答案；孫悟空西天取經，歷經九個人間國度，除玉華縣皆為妖魔橫行的黑暗王國，當是“民災翻出衣冠中，不為猿鶴為沙蟲。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凶”詩句的形象展現；小說所追求的君聖臣賢，政治清明，世間太平的社會理想，“願願主皇圖永固”（第13回）云云，與《二郎搜山圖歌》所云“誰能為我致麟鳳，長令萬年保合清寧功”，何其相似乃爾。難怪胡適說：“這一篇《二郎搜山圖歌》，很可以表示《西遊記》的作者的胸襟和著書的態度了”。
所謂變異有三：其一為詩中二郎所搜獵的是包括“猴老”在內的群妖；小說中二郎卻是奉旨專擒孫悟空。其二，詩分兩段，前段敘事，後段言志，敘事部分著重寫二郎搜山過程；小說則著重寫二郎與孫悟空鬥法，而“搜山”在第6回僅作側寫，一為戰鬥之中：“撒放草頭神，向他那水簾洞外”，“一齊掩殺，可憐衝散的妖猴四健將，捉拿靈怪二三千。那些猴，拋戈棄甲，撇劍丟槍；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歸洞的歸洞。好似夜貓驚宿鳥，飛灑滿天星”；二為悟空被擒後，二郎上天請賞前對從將說：“賢弟……你們帥眾在此搜山，搜淨之後仍回灌口”；三為第28回美猴王被逐回花果山時，才目睹了二郎搜山之慘況：“那山上花草俱無，煙霞盡絕。峰岩倒塌，林樹焦枯。你道怎么這等？只因他鬧了天宮，拿上界去，此山被顯聖二郎神率領那梅山七兄弟放火燒壞了”，且有一篇詠敗山頹景的古風為證。這也叫該露的露，該藏的藏，詩與小說異體，各自之著眼點不一樣，藏露之處亦有別。其三，詩與小說的主角倒換了，詩中二郎神是被歌頌的救世英雄，而“猴老”是搜剿對象，在小說中孫悟空是被歌頌的救世英雄，他雖為二郎所擒，但作者的同情仍傾向於他，致有“可恨二郎將我滅，堪嘆小聖把人欺”的詩句。從詩到小說主角的這種變遷反映了作者對小說主人公的選擇過程。中國古代寫猴子的作品除極少數之外，猴子多被寫得有掠人妻女之類妖氣（如小說《陳巡檢梅嶺失妻記》、《西遊記雜劇》等即是）。吳承恩也曾受這一傳統之影響，在《二郎搜山圖歌》中猴族即為妖魔而列入被掃蕩之列。唯於《西遊記》，猴氏之形象被吳氏重鑄，從使其以嶄新的面貌立於中國小說藝術形象之林。《西遊記》與《二郎搜山圖歌》的主角儘管轉換了，但二郎原來最神采的精神面貌：“擔山趕太陽”（亦即“救月有矢救日弓”的通俗化說法）的英雄氣概，卻被轉嫁給了孫悟空。《西遊記》第33、46、63、67等回，或由悟空自敘，或由他人介紹，悟空“善會擔山趕日頭”。可見這已成為孫悟空精神世界的組成部分。總之，從詩到小說的種種變異都服從於小說典型化創造的需要。任何懂得文學創作規律的人，都不會以此變異為理由，判《二郎搜山圖歌》與《西遊記》是出於兩個作者之手的。
總之，吳承恩《射陽先生存稿》中不僅有《西遊記》的靈魂，還有眾多的肢肢節節。即使我們暫時擱起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胡適《西遊記考證》中提供的關於《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的種種證據，上述《射陽先生存稿》的種種證據也足使否定吳承恩是《西遊記》作者的學者深思：你的否定有多少硬證與力量。
《西遊記》的作者長期存疑，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由魯迅、胡適考定為吳承恩，1921年亞東圖書館出版標點本《西遊記》時，才將吳承恩的大名署之其上。但否吳派卻一直存在著，先是三十年代有俞平伯，繼而是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一批域外的漢學家。在國內再度引起反響是八十年代初章培恆訪日歸來所寫的《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社會科學戰線》1983/4），章文指出：“明清的各種《西遊記》刊本沒有一部署此書是吳承恩所作；天啟《淮安府志》雖有‘吳承恩 《西遊記》’的著錄，但並未說明《西遊記》是通俗小說，而且天啟《淮安府志》的編者是否會著錄一部通俗小說也是問題；復參以《千頃堂書目》，吳作《西遊記》當是遊記性質的作品，大概是記述其為荊府紀善時的遊蹤的；書中的方言情況複雜，根據現有的材料，只能說長江北部地區的方言是百回本以前的本子就有的，百回本倒是增加了一些吳語方言。因此，它不但不能證明百回本的作者是淮安人吳承恩，倒反而顯出百回本的作者可能是吳語方言區的人；至於其他幾條欲以證明百回本《西遊記》為吳承恩所作的旁證，似也都不能成立，有的甚至可作為非吳承恩作的旁證”。蘇興先生立即著文駁斥章文，並指出章之“否吳說乃是襲自國外學術界”（《介紹、簡評國外及我國台灣學術界對〈西遊記〉作者問題的論述》，《東北師大學報》1986/3）。事隔十多年後，李安綱又重提此案，然他除了重複章培恆先生的理由，就是更增添了此不著邊際的推理，如說“淮賢文目”只收文不收書，但其舉例中《射陽集》四冊就明明是書；說寫《西遊記》前後“沒有四十年功夫是不成的”則毫無依據。唯其口吻更決斷，章文曰《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其文則曰《吳承恩不是〈西遊記〉作者》（《文史知識》96/11）。而且其與章文一樣，以為《二郎搜山圖歌》主要寫搜山過程，而小說“主要的篇幅在於大聖與小聖的賭鬥變化上”，“為此人們絕對不能把它看作是《西遊記》的藍本。”因而我從《二郎搜山圖歌》與《西遊記》之不解之緣入手，寫了這篇小文，力證吳承恩是《西遊記》的作者然否，尚祈教於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