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巴洛克

“巴洛克”是17世紀義大利興起的藝術風格，它的建築豪華而富有激情，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其色彩濃烈，裝修富麗，雕刻細膩，被公認為歐洲偉大的建築風格之一。特點是外形自由、色彩強烈、追求動態、喜好富麗的裝飾和雕刻，常常採用穿插的曲面和橢圓形空間。這一風格對城市廣場、園林藝術以至文學藝術領域都發生影響，一度風靡歐洲。

19世紀末，中東鐵路的修建和松花江的通航，吸引大批外國人和外國資本湧入，使這裡迅速發展成為遠東大都市。當時，哈爾濱的南崗區和中東鐵路西側的道里區為沙俄附屬地，由“洋人”操刀的大規模城市建設開始興起———新藝術運動、巴洛克、古典主義、文藝復興和折衷主義等藝術風格的建築紛紛出現。

20世紀20年代，成長起來的民族資本家在道外腹地置地，而巴洛克建築的熱烈與繁華，剛好迎合了他們的“炫富”心理，照搬起對面華麗的西式建築，並用中國傳統特色的飾物對建築改造。於是一系列“巴洛克”式的立面造型上，出現了蝙蝠、石榴、金蟾、牡丹等有吉祥意義的中式圖案。鑒於道外“前店後廠”的商業模式，傳統的中式四合院作為“居住和倉儲空間”被運用到了建築中。後世，這種風格由一位叫西澤泰彥的日本學者賦予了“中華巴洛克”的名字。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華巴洛克
• 風格命名人：西澤泰彥
• 最完整建築群：處於哈爾濱道外區。
• 代表作品：老鼎豐 亨得利

建築風格

二十世紀初，隨著民族工商業的繁榮與外來文化的滲透，出現了一批受西方建築文化影響的新建築——“中華巴洛克”建築，這種“前店後宅”的四合院式的民居商市建築，平面布局和功能是民族傳統的，立面造型則是“巴洛克”式的，而立面上的裝飾又以蝙蝠、石榴、盤長、金蟾、牡丹等具有吉祥意義圖案為特色，這裡的勞動人民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把“巴洛克”建築流派的風格融匯在民族傳統之中，創造了極具價值、獨具特色的中西合璧建築——“中華巴洛克”。

中華巴洛克建築在哈爾濱、武漢、北京等許多城市有遺存，目前最大、最完整的中華巴洛克建築群在哈爾濱道外區。

哈爾濱道外區

“中華巴洛克”這一名稱最初是由一位叫西澤泰彥的日本學者提出的，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築學院博士生導師劉松茯介紹說。巴洛克建築藝術是17世紀在義大利興起的藝術風格，其特點是外形自由、色彩強烈、裝飾富麗與雕刻細緻，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橢圓形空間，而“中華巴洛克”簡單說來就是在中國的“巴洛克”，即在中國形成的有巴洛克風格的中國特色建築。

在道外區靖宇街一側的南頭道街113號，一棟現為純化醫院的建築便是中華巴洛克式風格的典型代表。這棟建築建於1920年，為磚混結構，通體布滿了抹灰做成的浮雕裝飾。建築採用L型平面，主入口設在靖宇街與南頭道街交叉口處，兩側是兩根西式愛奧尼柱頭與中式鼓座式柱礎相結合的雙倚柱。蝙蝠和祥雲圖案在入口正上方的額坊中栩栩如生。再往上，兩根裝飾著中國結圖案的單倚柱一直延伸至與拱券會合。在單倚柱和拱券包圍的區域內，精雕細琢的菊花浮雕將純化醫院的牌匾團團包圍。

劉松茯介紹說，中華巴洛克式建築在裝飾上大致有三方面特徵。一是中國建築的斗拱、台階和欄桿與西方建築的柱式、山花等構件交織在一起。如純化醫院西洋的柱式加上中國的斗拱，並把西方古典柱子做變形處理。柱式是西洋的，但裝飾是中國的，這在西洋建築上都是沒有的。其二，浮雕裝飾採用植物花卉，表達吉祥富貴，多子多孫的文化內涵。如葡萄、石榴象徵多子(籽)多孫，牡丹、梅花、荷花和海棠等象徵富貴吉祥，裝有多種植物的大花籃象徵五穀豐登。一處中華巴洛克式建築甚至在牆體浮雕中採用一個樹根長出兩枝樹枝，一邊結石榴，一邊結桃，這充分反映當時老百姓希望家裡多子多孫、人丁興旺和延年益壽的樸實願望。第三，使用象徵福祿壽喜的動物圖案，如蝙蝠、鹿和仙鶴等。目光所及之處，我們看到一處女兒牆牆垛上的浮雕圖案便是一隻梅花鹿站在一棵松樹下，這象徵著富祿延年。此外，有些裝飾甚至直接用銅錢，表達出建築主人期盼財源滾滾的心愿。

另一方面，在結構上，這些中華巴洛克式建築在西洋建築立面背後，幾乎全部採用中式院落。往往幾座建築構成一個獨立的院落，院落有門洞，或一進，或二進，穿越門洞，便進入豁然開朗的大院。大院中，外廊式欄桿、雕刻精美的楣子，這些中國傳統裝飾給人別有洞天的感覺。多組院落常在一起構成一個街坊。

中華巴洛克建築

如今，走在哈爾濱市道外區靖宇街，仿佛進入一個中華巴洛克式建築的集中展示櫥窗。興大興超市、靖宇典當行、亨得利眼鏡店、小月亮、新一代眼鏡店、銀金老照相館、老鼎豐、大羅新古舊市場、瑪克威商廈……經過歲月的沖刷，許多建築雖已“老去”，但透過它們殘損的外表，依舊不難想像它們當年的高貴與華麗。

歷史起源

在哈爾濱，中華巴洛克式建築集中在道外區。對於這類建築何以在道外鱗次櫛比？黑龍江省社科院猶太研究中心研究員、《哈爾濱歷史編年》作者李述笑認為，這與哈爾濱特殊的歷史經歷密切相關。

19世紀末，中東鐵路的修建和松花江的通航使得哈爾濱成為東北地區重要的交通樞紐，哈爾濱開埠吸引大批外國人和外國資本湧入。重要的地理位置，加之特殊的歷史環境，哈爾濱迅速由若干個村莊發展成為遠東大都市。當時，哈爾濱的南崗區和中東鐵路西側的道里區為沙俄附屬地，外國人和外國資本流入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開始在這裡興起——新藝術運動、巴洛克、古典主義、文藝復興和折衷主義等西洋建築紛紛落戶道里區和南崗區。

在中東鐵路東側，與外僑集中的道里區相對的道外區由於未被劃入沙俄勢力範圍，成為中國民族工商業興起的搖籃。外資流入後，山東、河北兩省的移民紛紛“闖關東”，來到舊名“傅家甸”的道外區，投親靠友，合夥投資，興辦商業店鋪。這些人不但具有吃苦耐勞的精神，思想也比較開放，這為他們後來接受西方藝術奠定了意識形態上的基礎。

據《道外區志》記載，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哈爾濱成為俄軍主要的後方根據地，軍用物資和糧食的運輸不斷增加，一批與戰爭供給配套的各行業小工廠和作坊應運而生。這些工廠大部分為俄國人建立，戰爭停止後，生產出現過剩，一些俄國人建起的工廠倒閉，被中國人收購，中國民族資本家辦廠範圍逐漸擴大。

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後，帝國主義列強忙於應付戰爭，道外的民族工商業者則藉此獲得長足發展。19世紀20年代左右，民族資本已經發展壯大，成長起來的民族資本家要求獲得更高質量和品位的商住區。此時，面對鐵路另一側道里區內或恢弘、或精緻的西式建築，不少民族資本家怦然心動，受到啟發。

黑龍江省報業協會副主席劉德基說，當時道外區是哈爾濱繁華的民族商業區，巴洛克式建築的熱烈與繁華正好迎合了它作為商業區的特點。不過，民族資本家心中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仇恨，又使得他們不可能原封不動地照搬最能體現歐式建築特色的尖塔、穹頂和大立柱等造型，而是採用中國傳統特色的飾物做改進。於是，中西合璧的中華巴洛克式建築誕生。劉德基認為，這些建築不僅見證了老道外工商業者堅守民族傳統的民族自尊，也反映出他們學習西方文化的積極心態。“當然，這其中也含有一定的‘炫富’成分”，劉德基說。

代表作品

靖宇街上，老鼎豐前，顧客川流不息。在老哈爾濱人心中，這舊稱“正陽大街”的靖宇街就如同北京的王府井，鬆軟、酥脆的老鼎豐糕點則留存著幾代人溫暖的兒時記憶。

老鼎豐，是哈爾濱有著百年歷史的糕點老字號，坐落在靖宇街392號一棟始建於1915年的Ⅲ類中華巴洛克保護建築內。自1911年在哈爾濱開業以來，老鼎豐的店址一直沒有變遷。

提及老鼎豐，有一段老哈爾濱人津津樂道的故事。傳說清朝乾隆皇帝二下江南的時候，在古城紹興尋訪，品嘗一家果匠鋪的點心時，覺得風味獨特，便欣然提筆，欽賜“老鼎豐”三個大字。意思是說，鍋里總是有許多好吃的。此後，老鼎豐點心成為貢品，老鼎豐商鋪也開始在中華大地散布開來。

1911年，老鼎豐在道外開業，名為老鼎丰南味貨棧，出售南味乾鮮食品以及自製南味點心。據《百年道外》記載，當時，老鼎豐前店後廠，一切全靠手工製作。燒木炭，用烤爐烤，點心數量雖少，但製作精細。加工的蛋糕、長白糕、蒸糕鬆軟，用手掰開呈細蜂窩狀，餅乾薄如紙，入口即化。尤為特別的是，老鼎豐做“三糕”用的雞蛋，不是攪動，而是用掃帚抽打均勻，進店的學徒往往就從打雞蛋學起。地處繁華路段，商品優質可口，老鼎豐因此在哈爾濱深得“民心”。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進入19世紀30年代，東北淪陷，民族危亡，加之偽滿當局對民族工商業的剝削限制，老鼎豐不得不關閉店門，空留老屋矗立在那條奢華建築林立的商業街里。直至解放後，老鼎豐才最終得以重回舊址，經過公私合營，規模擴大，1978年被國家命名為“中華老字號”。現任老鼎豐廠長的徐玉鐸，便是哈爾濱老鼎豐的第三代傳人。

與老鼎豐有著類似經歷的還有靖宇街334號的亨得利眼鏡店。在始建於1925年的一棟Ⅲ類保護建築內，亨得利眼鏡店也正在續寫自己的歷史。

如今，老店亨得利的主入口開設在靖宇街與南大六道街交叉口，上方裝飾著印有“亨得利”和“1923”字樣的方形錶盤。老店容身的中華巴洛克建築為兩層磚木結構，天藍色與乳黃色相間，歐式窗戶周圍裝飾著各樣浮雕。儘管橫跨6扇窗的女兒牆已色澤斑駁，植物、花卉浮雕已被風雨侵蝕，但建築當年的風采依舊不難想見。

據《道外百年》記載，清朝末期，國門洞開，英商在滬杭等地經營亨達利鐘錶眼鏡店，一時生意興隆。國人應啟霖、王光祖、莊鴻皋三人決定合資經營中國人自己的鐘表眼鏡店，與外商競爭，字號“亨得利”。由於經營得法，聲名大振，招致英商不滿。英商後以亨得利效法亨達利字號，影響亨達利聲譽為名，訴諸法院。由於當地法院屈從英商勢力，判決亨得利敗訴。不過，亨得利沒有妥協，抗訴到高等法院，獲得勝訴。打贏官司後，亨得利決定選派職工分赴各地經營分店，1923年，浙江寧波人周彭年來到哈爾濱，開設了哈爾濱分店。

當時，正值鐘錶行業大發展之際，建店伊始，亨得利就堅持經營高、中檔名牌鐘錶眼鏡，以質取勝。為讓顧客放心，他們與生產廠家訂有契約，在商品商標下刻上“亨得利”字樣。保修期間，見字即修。興盛時期，亨得利有職工20多人，經營商品近千款。人們多以購得“亨得利”鐘錶眼鏡為耀。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後，亨得利也難逃壓迫和盤剝。為保存力量，亨得利把部分職工轉移至上海，哈爾濱老店則瀕臨倒閉邊緣。直到建國後，周彭年的次子周東匯重返哈爾濱，在政府幫助下重新恢復亨得利字號，老店才“住”進老屋，再次開門迎客。

保護工程

如今，在歷經近百年的滄桑後，哈爾濱老城區道外舊時的富商宅邸多已成為數十戶百姓共同居住的雜院或是挪作他用。中華巴洛克式建築雖然基本保持原樣，但由於年久失修，磚木結構的外牆牆體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損，有的牆體已經出現斷裂和局部塌陷。

面對這群坐落在城市一隅的歷史看客，哈爾濱市政府決定儘可能地保護修整，試圖還原它們過去的面貌。2007年，哈爾濱市將“中華巴洛克街區”保護更新列為重點工程項目，開始對中華巴洛克建築群地區進行修復。在建築區域騰遷工作結束後，工程將以“修舊如初”為目標，修繕建築，並對街區環境進行改造。

常懷生說，巴洛克風格的建築很嚴謹，除了必須要有的圖紙外，更將幾何學完美地運用其中，而“中華巴洛克建築是在沒有圖紙的情況下，由工匠自己進行的一種臨摹性創造。這種風格的建築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更體現了本民族的文化與智慧，應當永久保護。”

劉松茯坦言，在近代中國，存在著中外建築交融共生的大環境。哈爾濱雖然遠離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但仍未脫離其巨大影響。正是由於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和頑強的表現欲望，中國工匠不自覺地完成了將外來新體系建築“本土化”的嘗試。而在同期的中國其他城市，這種嘗試是由專業建築師來完成的。

“建築承載著一個城市的歷史與文化，保護它們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劉德基說，“不過，我們在保護這些建築的時候，不能動不動就輕易拆除，否則容易給後代造成極大的遺憾。”

研究哈爾濱地方史多年的李述笑認為，“中華巴洛克”不僅僅是一種建築風格，它已經深深融入哈爾濱的血脈，成為這個城市的一種文化、一種歷史與一種記憶。保護中華巴洛克建築也已經不單單是一項工程，更是哈爾濱人肩頭的責任和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