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式建築

巴洛克式建築

巴洛克建築是17~18世紀在義大利文藝復興建築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建築和裝飾風格。放蕩不羈,極盡奢華是巴洛克建築的主要特徵,在巴洛克建築里裝飾滿了壁畫雕塑 。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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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巴洛克藝術產生於16世紀下半期,它的盛期是17世紀,進入18世紀,除北歐和中歐地區外,它逐漸衰落。巴洛克藝術最早產生於義大利,它無疑與反宗教改革有關,羅馬是當時教會勢力的中心,所以它在羅馬興起就不足為奇了,可以說,巴洛克藝術雖不是宗教發明的,但它是為教會服務,被宗教利用的,教會是它最強有力的支柱。新建築憂慮為顏色、光和樹蔭、雕刻的價值和強度描繪巴洛克式樣。

特點

巴洛克時代代表了17世紀的建築風格.在義大利語中,巴洛克意指“畸形珍珠”。這種建築的特點是重於內部的裝飾.其全體多取曲線,常常穿插曲面與橢圓空間。企圖以豐富多變的風格炫耀人們的視覺,並用誇張的紋樣形式。其代表人物是義大利雕刻家貝尼尼。他最終完成了聖彼得大教堂.這一時期的重要建築有巴黎凡爾塞宮,路易十四廣場,勝利廣場.這些都集中體現了巴洛克風格,也體現擁有雄厚財力的統治者崇尚精美,唯我獨尊的時代雄風。
其特點是外形自由,追求動態,喜好富麗的裝飾和雕刻、強烈的色彩,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橢圓形空間。巴洛克一詞的原意是奇異古怪,古典主義者用它來稱呼這種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建築風格。
這種風格在反對僵化的古典形式,追求自由奔放的格調和表達世俗情趣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對城市廣場、園林藝術以至文學藝術部門都發生影響,一度在歐洲廣泛流行。義大利文藝復興晚期著名建築師和建築理論家維尼奧拉設計的羅馬耶穌會教堂是由手法主義向巴洛克風格過渡的代表作,也有人稱之為第一座巴洛克建築。 手法主義是16世紀晚期歐洲的一種藝術風格。其主要特點是追求怪異和不尋常的效果,如以變形和不協調的方式表現空間,以誇張的細長比例表現人物等。
巴洛克風格打破了對古羅馬建築理論家維特魯威的盲目崇拜,也衝破了文藝復興晚期古典主義者制定的種種清規戒律,反映了嚮往自由的世俗思想。
另一方面,巴洛克風格的教堂富麗堂皇,而且能造成相當強烈的神秘氣氛,也符合天主教會炫耀財富和追求神秘感的要求。
因此,巴洛克建築從羅馬發端後,不久即傳遍歐洲包括俄羅斯,以至遠達美洲。
有些巴洛克建築過分追求華貴氣魄,甚至到了繁瑣堆砌的地步。
巴洛克建築風格也在中歐一些國家流行,尤其是德國和奧地利。17世紀下半葉,德國不少建築師留學義大利歸來後,把義大利巴洛克建築風格同德國的民族建築風格結合起來。到18世紀上半葉,德國巴洛克建築藝術成為歐洲建築史上一朵奇花。

代表作

羅馬的聖卡羅教堂,是波洛米尼設計的。它的殿堂平面近似橄欖形,周圍有一些不規則的小祈禱室;此外還有生活庭院。殿堂平面與天花裝飾強調曲線動態,立面山花斷開,檐部水平彎曲,牆面凹凸度很大,裝飾豐富,有強烈的光影效果。儘管設計手法純熟,也難免有矯揉造作之感。
17世紀羅馬建築師豐塔納建造的羅馬波羅廣場,是三條放射形幹道的匯合點,中央有一座方尖碑,周圍設有雕像,布置綠化帶。在放射形幹道之間建有兩座對稱的樣式相同的教堂。這個廣場開闊奔放,歐洲許多國家爭相仿效。法國在凡爾賽宮前,俄國在彼得堡海軍部大廈前都建造了放射形廣場。傑出的巴洛克建築大師和雕刻大師帕尼尼設計的羅馬聖彼得大教堂前廣場,周圍用羅馬塔斯乾柱廊環繞,整個布局豪放,富有動態,光影效果強烈。
德國巴洛克風格教堂建築外觀簡潔雅致,造型柔和裝飾不多,外牆乾坦,同自然環境相協調。教堂內部裝飾則十分華麗,造成內外的強烈對比。著名實例是班貝格郊區的十四聖徒朝聖教堂、羅赫爾的修道院教堂。十四聖徒朝聖教堂平面布置非常新奇,正廳和聖龕做成三個連續的橢圓形,拱形天花也與此呼應,教堂內部上下布滿用灰泥塑成的各種植物形狀裝飾圖案,金碧輝煌。教堂外觀比較平淡,正面有一對塔樓,裝飾有柔和的曲線,富有親切感。羅赫爾修道院教堂也是外觀簡潔,內部裝修精緻,尤其是聖龕上部天花,布滿用白大理石雕刻的飛翔天使,聖龕正中是由聖母和兩個天使組成的群雕;聖龕下面是一組表情各異的聖徒雕像。
奧地利許多著名建築都是德國建築師設計的。如維也納的舒伯魯恩宮,外表是嚴肅的古典主義建築形式,內部大廳則具有義大利巴洛克風格,大廳所有的柱子都雕刻成人像,柱頂和拱頂滿布浮雕裝飾,是巴洛克風格和古典主義風格相結合的產物。興起於17世紀中葉,它的風格自由奔放,造型繁複,富於變化,只是有的建築裝飾堆砌過分。西班牙聖地亞哥大教堂為這一時期建築的典型實例。

我國建築

哈爾濱的中華巴洛克建築
開埠百年,包容、開放成為中國年輕歷史文化名城哈爾濱一以貫之的風格,成就了松花江畔小漁村到“東方小巴黎”的華麗變身。在這個曾經會聚36個國家多民族僑民的“中西建築博物館”中,中國人堅守的民族自尊與善學西方的智慧在建築藝術中得到彰顯——屬於中國人和哈爾濱的“中華巴洛克”。
巴洛克式建築
位於哈爾濱靖宇街334號的亨得利鐘錶眼鏡店是Ⅲ類保護建築,屬中華巴洛克風格。
位於哈爾濱南頭道街113號的純化醫院是Ⅲ類保護建築,屬中華巴洛克風格。
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
“中華巴洛克”這一名稱最初是由一位叫西澤泰彥的日本學者提出的,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築學院博士生導師劉松福介紹說。巴洛克建築藝術是17世紀在義大利興起的藝術風格,其特點是外形自由、色彩強烈、裝飾富麗與雕刻細緻,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橢圓形空間,而“中華巴洛克”簡單說來就是在中國的“巴洛克”,即在中國形成的有巴洛克風格的中國特色建築。
在道外區靖宇街一側的南頭道街113號,一棟現為純化醫院的建築便是中華巴洛克式風格的典型代表。這棟建築建於1920年,為磚混結構,通體布滿了抹灰做成的浮雕裝飾。建築採用L型平面,主入口設在靖宇街與南頭道街交叉口處,兩側是兩根西式愛奧尼柱頭與中式鼓座式柱礎相結合的雙倚柱。蝙蝠和祥雲圖案在入口正上方的額坊中栩栩如生。再往上,兩根裝飾著中國結圖案的單倚柱一直延伸至與拱券會合。在單倚柱和拱券包圍的區域內,精雕細琢的菊花浮雕將純化醫院的牌匾團團包圍。
劉松福介紹說,中華巴洛克式建築在裝飾上大致有三方面特徵。一是中國建築的斗拱、台階和欄桿與西方建築的柱式、山花等構件交織在一起。如純化醫院西洋的柱式加上中國的斗拱,並把西方古典柱子做變形處理。柱式是西洋的,但裝飾是中國的,這在西洋建築上都是沒有的。其二,浮雕裝飾採用植物花卉,表達吉祥富貴,多子多孫的文化內涵。如葡萄、石榴象徵多子(籽)多孫,牡丹、梅花、荷花和海棠等象徵富貴吉祥,裝有多種植物的大花籃象徵五穀豐登。一處中華巴洛克式建築甚至在牆體浮雕中採用一個樹根長出兩枝樹枝,一邊結石榴,一邊結桃,這充分反映當時老百姓希望家裡多子多孫、人丁興旺和延年益壽的樸實願望。第三,使用象徵福祿壽喜的動物圖案,如蝙蝠、鹿和仙鶴等。目光所及之處,我們看到一處女兒牆牆垛上的浮雕圖案便是一隻梅花鹿站在一棵松樹下,這象徵著富祿延年。此外,有些裝飾甚至直接用銅錢,表達出建築主人期盼財源滾滾的心愿。
另一方面,在結構上,這些中華巴洛克式建築在西洋建築立面背後,幾乎全部採用中式院落。往往幾座建築構成一個獨立的院落,院落有門洞,或一進,或二進,穿越門洞,便進入豁然開朗的大院。大院中,外廊式欄桿、雕刻精美的楣子,這些中國傳統裝飾給人別有洞天的感覺。多組院落常在一起構成一個街坊。
如今,走在哈爾濱市道外區靖宇街,仿佛進入一個中華巴洛克式建築的集中展示櫥窗。興大興超市、靖宇典當行、亨得利眼鏡店、小月亮、新一代眼鏡店、銀金老照相館、老鼎豐、大羅新古舊市場、瑪克威商廈……經過歲月的沖刷,許多建築雖已“老去”,但透過它們殘損的外表,依舊不難想像它們當年的高貴與華麗。
民族資本興盛催生中華巴洛克藝術
在哈爾濱,中華巴洛克式建築集中在道外區。對於這類建築何以在道外鱗次櫛比?黑龍江省社科院猶太研究中心研究員、《哈爾濱歷史編年》作者李述笑認為,這與哈爾濱特殊的歷史經歷密切相關。
19世紀末,中東鐵路的修建和松花江的通航使得哈爾濱成為東北地區重要的交通樞紐,哈爾濱開埠吸引大批外國人和外國資本湧入。重要的地理位置,加之特殊的歷史環境,哈爾濱迅速由若干個村莊發展成為遠東大都市。當時,哈爾濱的南崗區和中東鐵路西側的道里區為沙俄附屬地,外國人和外國資本流入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開始在這裡興起——新藝術運動、巴洛克、古典主義、文藝復興和折衷主義等西洋建築紛紛落戶道里區和南崗區。
在中東鐵路東側,與外僑集中的道里區相對的道外區由於未被劃入沙俄勢力範圍,成為中國民族工商業興起的搖籃。外資流入後,山東、河北兩省的移民紛紛“闖關東”,來到舊名“傅家甸”的道外區,投親靠友,合夥投資,興辦商業店鋪。這些人不但具有吃苦耐勞的精神,思想也比較開放,這為他們後來接受西方藝術奠定了意識形態上的基礎。
據《道外區志》記載,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哈爾濱成為俄軍主要的後方根據地,軍用物資和糧食的運輸不斷增加,一批與戰爭供給配套的各行業小工廠和作坊應運而生。這些工廠大部分為俄國人建立,戰爭停止後,生產出現過剩,一些俄國人建起的工廠倒閉,被中國人收購,中國民族資本家辦廠範圍逐漸擴大。
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後,帝國主義列強忙於應付戰爭,道外的民族工商業者則藉此獲得長足發展。19世紀20年代左右,民族資本已經發展壯大,成長起來的民族資本家要求獲得更高質量和品位的商住區。此時,面對鐵路另一側道里區內或恢弘、或精緻的西式建築,不少民族資本家怦然心動,受到啟發。
黑龍江省報業協會副主席劉德基說,當時道外區是哈爾濱繁華的民族商業區,巴洛克式建築的熱烈與繁華正好迎合了它作為商業區的特點。不過,民族資本家心中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仇恨,又使得他們不可能原封不動地照搬最能體現歐式建築特色的尖塔、穹頂和大立柱等造型,而是採用中國傳統特色的飾物做改進。於是,中西合璧的中華巴洛克式建築誕生。劉德基認為,這些建築不僅見證了老道外工商業者堅守民族傳統的民族自尊,也反映出他們學習西方文化的積極心態。“當然,這其中也含有一定的‘炫富’成分”,劉德基說。
中華巴洛克里的“老字號”
靖宇街上,老鼎豐前,顧客川流不息。在老哈爾濱人心中,這舊稱“正陽大街”的靖宇街就如同北京的王府井,鬆軟、酥脆的老鼎豐糕點則留存著幾代人溫暖的兒時記憶。
老鼎豐,是哈爾濱有著百年歷史的糕點老字號,坐落在靖宇街392號一棟始建於1915年的Ⅲ類中華巴洛克保護建築內。自1911年在哈爾濱開業以來,老鼎豐的店址一直沒有變遷。
提及老鼎豐,有一段老哈爾濱人津津樂道的故事。傳說清朝乾隆皇帝二下江南的時候,在古城紹興尋訪,品嘗一家果匠鋪的點心時,覺得風味獨特,便欣然提筆,欽賜“老鼎豐”三個大字。意思是說,鍋里總是有許多好吃的。此後,老鼎豐點心成為貢品,老鼎豐商鋪也開始在中華大地散布開來。
1911年,老鼎豐在道外開業,名為老鼎丰南味貨棧,出售南味乾鮮食品以及自製南味點心。據《百年道外》記載,當時,老鼎豐前店後廠,一切全靠手工製作。燒木炭,用烤爐烤,點心數量雖少,但製作精細。加工的蛋糕、長白糕、蒸糕鬆軟,用手掰開呈細蜂窩狀,餅乾薄如紙,入口即化。尤為特別的是,老鼎豐做“三糕”用的雞蛋,不是攪動,而是用掃帚抽打均勻,進店的學徒往往就從打雞蛋學起。地處繁華路段,商品優質可口,老鼎豐因此在哈爾濱深得“民心”。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進入19世紀30年代,東北淪陷,民族危亡,加之偽滿當局對民族工商業的剝削限制,老鼎豐不得不關閉店門,空留老屋矗立在那條奢華建築林立的商業街里。直至解放後,老鼎豐才最終得以重回舊址,經過公私合營,規模擴大,1978年被國家命名為“中華老字號”。現任老鼎豐廠長的徐玉鐸,便是哈爾濱老鼎豐的第三代傳人。
與老鼎豐有著類似經歷的還有靖宇街334號的亨得利眼鏡店。在始建於1925年的一棟Ⅲ類保護建築內,亨得利眼鏡店也正在續寫自己的歷史。
如今,老店亨得利的主入口開設在靖宇街與南大六道街交叉口,上方裝飾著印有“亨得利”和“1923”字樣的方形錶盤。老店容身的中華巴洛克建築為兩層磚木結構,天藍色與乳黃色相間,歐式窗戶周圍裝飾著各樣浮雕。儘管橫跨6扇窗的女兒牆已色澤斑駁,植物、花卉浮雕已被風雨侵蝕,但建築當年的風采依舊不難想見。
據《道外百年》記載,清朝末期,國門洞開,英商在滬杭等地經營亨達利鐘錶眼鏡店,一時生意興隆。國人應啟霖、王光祖、莊鴻皋三人決定合資經營中國人自己的鐘表眼鏡店,與外商競爭,字號“亨得利”。由於經營得法,聲名大振,招致英商不滿。英商後以亨得利效法亨達利字號,影響亨達利聲譽為名,訴諸法院。由於當地法院屈從英商勢力,判決亨得利敗訴。不過,亨得利沒有妥協,抗訴到高等法院,獲得勝訴。打贏官司後,亨得利決定選派職工分赴各地經營分店,1923年,浙江寧波人周彭年來到哈爾濱,開設了哈爾濱分店。
當時,正值鐘錶行業大發展之際,建店伊始,亨得利就堅持經營高、中檔名牌鐘錶眼鏡,以質取勝。為讓顧客放心,他們與生產廠家訂有契約,在商品商標下刻上“亨得利”字樣。保修期間,見字即修。興盛時期,亨得利有職工20多人,經營商品近千款。人們多以購得“亨得利”鐘錶眼鏡為耀。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後,亨得利也難逃壓迫和盤剝。為保存力量,亨得利把部分職工轉移至上海,哈爾濱老店則瀕臨倒閉邊緣。直到建國後,周彭年的次子周東匯重返哈爾濱,在政府幫助下重新恢復亨得利字號,老店才“住”進老屋,再次開門迎客。
老街保護工程今啟動
如今,在歷經近百年的滄桑後,哈爾濱老城區道外舊時的富商宅邸多已成為數十戶百姓共同居住的雜院或是挪作他用。中華巴洛克式建築雖然基本保持原樣,但由於年久失修,磚木結構的外牆牆體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損,有的牆體已經出現斷裂和局部塌陷。
面對這群坐落在城市一隅的歷史看客,哈爾濱市政府決定儘可能地保護修整,試圖還原它們過去的面貌。2007年,哈爾濱市將“中華巴洛克街區”保護更新列為重點工程項目,開始對中華巴洛克建築群地區進行修復。在建築區域騰遷工作結束後,工程將以“修舊如初”為目標,修繕建築,並對街區環境進行改造。
常懷生說,巴洛克風格的建築很嚴謹,除了必須要有的圖紙外,更將幾何學完美地運用其中,而“中華巴洛克建築是在沒有圖紙的情況下,由工匠自己進行的一種臨摹性創造。這種風格的建築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更體現了本民族的文化與智慧,應當永久保護。”
劉松福坦言,在近代中國,存在著中外建築交融共生的大環境。哈爾濱雖然遠離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但仍未脫離其巨大影響。正是由於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和頑強的表現欲望,中國工匠不自覺地完成了將外來新體系建築“本土化”的嘗試。而在同期的中國其他城市,這種嘗試是由專業建築師來完成的。
“建築承載著一個城市的歷史與文化,保護它們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劉德基說,“不過,我們在保護這些建築的時候,不能動不動就輕易拆除,否則容易給後代造成極大的遺憾。”
研究哈爾濱地方史多年的李述笑認為,“中華巴洛克”不僅僅是一種建築風格,它已經深深融入哈爾濱的血脈,成為這個城市的一種文化、一種歷史與一種記憶。保護中華巴洛克建築也已經不單單是一項工程,更是哈爾濱人肩頭的責任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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