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名稱：中法建交
- 時間：1964年1月27日
- 意義：中國同西歐國家關係的重大突破
- 主要人物：中、法兩國政府
建交簡介,起因,全過程,秘聞,美國阻撓,戰略意義,大事記,
建交簡介
1963年10月，戴高樂將軍授權法國前總理富爾攜帶他的親筆信前來中國，代表他同中國領導人商談兩國關係問題。中國政府在堅持反對“兩個中國”的原則立場的同時，對建交的具體步驟採取靈活態度，在中法雙方就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達成默契的情況下，同意法國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從而導致法國同台灣斷交的方案。根據雙方事先的協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於1月27日奉命就中法建交發表聲明，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談判並且達成兩國建交協定的。“中法建交標誌著中國加強同西歐國家關係的一個重大突破。
起因
戴高樂將軍於1959年1月再主愛麗舍宮後，推行戴高樂主義，與美國相抗衡。20世紀60年代，中法的角色類似：一個是在全球範圍向美國霸權挑戰的不馴服的盟國；一個是不聽從指揮棒直至公開脫離蘇聯軌道的“大家庭成員”。
這正是促成中法建交的基本因素。可以說獨立自主是中法之間基本共同點，也是中法建交最重要的政治基礎。
全過程
法錯失多次建交機會
新中國誕生不久，從1950年1月到3月，西方國家如挪威、瑞典、丹麥、芬蘭、瑞士先後予以承認並建立了外交關係。當時，胡志明領導的越南人民抗法鬥爭如火如荼，因為中國堅決支持越南人民的解放戰爭。法國政府因此拒絕承認新中國。
1954年4月至7月，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與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召開，周恩來率團出席。會議初期，法國本來可以直接同中國對話。但法國當時的總理拉尼埃是主戰派，不謀求實現印度支那和平，因此在會議初期，中法雙方沒有進行接觸。
在日內瓦會議期間，法國拉尼埃政府倒台，孟戴斯－弗朗斯組閣。接著，他以總理兼外長身份出席了日內瓦會議。同年6月19日，孟戴斯－弗朗斯總理曾到瑞士伯爾尼中國大使館會見周總理。這是中法兩國總理首次會晤。這次會晤，在一定意義上乃是打開兩國關係的起點。孟戴斯－弗朗斯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日內瓦會議期間，我深感法國不承認事實上存在的新中國是不現實的。我有意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可惜我的政府很快就倒台了。”
巧用毛詩喻中法關係
在毛主席接見富爾時，毛主席引用“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典故，闡明了中法關係的利害。富爾回國後，發表文章明確表示：“法國沒有奉行‘兩個中國’政策的理由……，”並借用毛澤東詩詞中“龜蛇鎖大江”，“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等詩句的意思，希望法國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從富爾第一次訪華後，可以說，他同中國領導人也建立了一定的友誼，便於幫助溝通情況，商談問題。
富爾休假商妥再訪華
1963年8月19日，法國駐瑞士大使館給中國駐瑞士大使館打電話，說法國前總理富爾希望於20日會見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李大使當即表示同意。
同年8月20日上午，富爾來到我國駐瑞士大使館同李清泉大使見面。富爾坐定後，開門見山地道出他此次來訪的目的是：要求再次訪華，希望能再次見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中國領導人，並就當前國際局勢及法中兩國關係交換看法。
富爾接著說：法中沒有外交關係，不能通過彼此的大使交換意見，這是不正常的。他認為他與雙方領導人都有一定友誼，可以幫助溝通情況，談些問題。訪華日期希望能安排在10月。富爾臨走時，特地留下了他在瑞士休假的地址。富爾走後，李大使立即向國內報告了富爾訪談情況。不久，李大使接到了國內指示，請他以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的名義，邀請富爾10月份訪華。
同年8月31日，李大使到瑞土著名休假勝地達沃斯拜會富爾。李大使當面轉達了張奚若會長的正式邀請。富爾對李大使的到來感到很高興，中午同李大使共進午餐。席間，富爾再次提出此次訪華想同中國領導人談政治問題。
代表戴高樂秘密訪華
收到我國外交學會的正式邀請後，富爾立即從達沃斯返回巴黎，去見戴高樂。戴高樂見到富爾後說：“兩年前，我就承認中國問題徵求過你的意見，當時你說不能有所作為。現在，你是否還持這種看法？”富爾回答說：“我想一切都變了。”他說：“我已從中國駐伯爾尼大使館收到訪華邀請，行期定在10月中旬。”戴高樂就說：“好吧，您到中國去。不過，您要作為我的代表前往中國。”
兩人還當場商定，為了使這次秘密使命不引起外界注意，特別是不引起美國的察覺，富爾在訪華前，要先訪問高棉會見西哈努克親王，然後從香港去北京。回程時再訪問緬甸，向戴高樂匯報訪問結果。此次，戴高樂還將一封親筆授權信交給富爾，代表他同中國領導人商談法中關係問題。
1963年9月12日，富爾夫婦專程來到日內瓦，請李清泉大使與夫人孫琪共進午餐。席間，主客談笑風生。富爾說：他從瑞士返回法國後不久，便見到了戴高樂將軍。將軍要他再次來見李大使，一定把問題談清楚。他此次訪華是作為戴高樂的代表同中國領導人會談的。他又說，此次訪華實質上是官方性質，但對外只能說是個人旅行，希望保密。
法方攜三套方案來華
富爾第二次訪華是代表戴高樂的一次重要訪問。他於1963年10月22日抵達北京，次日周恩來總理便同他進行了第一次會談。以後，又同陳毅副總理一起進行了多次認真、坦誠的會談。
中法建交談判自始至終是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領導下進行的。富爾到達中國後，同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在北京、上海共進行了六次實質性的會談，會談取得了重大成果。
應當指出，北京、上海的談判並非一帆風順。因為，富爾帶來了戴高樂對華建交的三個方案：無條件承認；有條件承認；短期內承認。這三個方案是戴高樂同富爾商定的。戴高樂希望能爭取到立即實現第一個方案。第二、三方案是備用方案。
周總理會見富爾時對戴高樂的建交三個方案明確做了答覆，指出：法國可以從與中國完全平等地位出發，在以下方式中任選其一：全建交方式，如瑞士與北歐諸國那樣，也就是說法國先同台灣斷交，然後同我國建交；半建交方式，如英國、荷蘭那樣；暫緩建交。周總理指出：中方歡迎積極的、直接的建交方式。
三項默契照顧戴高樂
富爾在談判時表示，他們希望中國不要堅持法國先同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同台灣斷絕關係，對法國來說，若要驅逐蔣介石在巴黎的代表是不愉快的，這是一個禮遇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
周總理聽了富爾的話後，嚴正指出：蔣介石集團是被中國人民推翻和趕走的，這是中國人民意志表現的結果。周總理說：中法都是“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獨立的國家”，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
富爾在談判中說：“法國在13年前就犯了一個錯誤。我個人很願意承認這個錯誤，但作為一個大國，很難承認這種錯誤。我此次願意同你們共同找出一個辦法，使法國不致對過去的錯誤表示懺悔。”又說：“戴高樂將軍採取承認中國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步驟，不要強加使他不愉快或丟臉的條件。”
為了尋求擺脫法台關係的辦法，並照顧到戴高樂的處境，周恩來總理在堅持反對“兩個中國”的原則立場的條件下，於1963年10月31日提出積極地、有步驟地建交的變通方案。即中法建交三點內部默契。
同年11月2日，中方以《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的形式，向富爾提供了中法建交的方案，內容有三點：1.法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正式照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建議立即建交，互換大使。2.中國政府復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歡迎法國政府的來照，願立即建立外交關係，互換大使。3.雙方同時發表上述照會，立即建館，互派大使。
多次磋商達成建交協定
富爾回到巴黎後，1963年12月12日，法國外交部派公使銜的歐洲司司長雅克·德博馬歇來瑞士會見李清泉大使。他說：在1961年6月擴大的日內瓦會議期間，陳毅外長和法國外長德姆維爾談過發展中法關係問題。不久前，富爾訪華又同中國領導人談了法中建交問題。法國認為，法中雙方都有建交的共同願望，建立外交關係的時機已經成熟。
德博馬歇談完後，李大使表示：將報告我國政府後再予答覆。很快我國外交部發來了同法方談判的具體指示，總的精神是：原則問題要堅定，不能有任何含糊。具體做法可以靈活，爭取儘快達成協定。
1964年1月2日下午，法方代表德博馬歇應約來到中國駐瑞士大使館繼續與我國政府談判代表李清泉大使會談。
李大使提出按照北京商談的互換照會方式。德博馬歇答覆，他帶來的方案也是按照北京會談精神提出的，只是方式愈簡單愈好。1964年1月9日，德博馬歇又如約來到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德博馬歇先複述了李清泉大使1月2日會談提出的方案，然後說：法方認為法中雙方已就建交公報達成了協定，提出在1月27日或28日巴黎時間中午12時，在北京、巴黎同時發表公報。對我國將單獨發表聲明一事，德博馬歇未正面表態，而採取複述李清泉大使1月2日方案的方式予以確認。
接著，雙方就發表公報的時間進行磋商。李大使根據國內指示，指出在台北時間1964年1月27日下午1點半或2點半，雙方同時發表公報。
德博馬歇說：法國《世界報》每日下午3時出版，希望能及時在該報上宣布建交訊息，故提出在巴黎時間12時發表公報。這樣中法建交協定就達成了。
同年2月23日，中法兩國使館的臨時代辦同時到達駐在國首都。從此，中法兩國友好關係的歷史從此翻開新的一頁。
秘聞
神秘來客
1963年8月的一個早晨，我剛進辦公室坐定，機要秘書就送來我國駐瑞士使館發來的急電。正在瑞士達沃斯休假的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去伯爾尼會見我國駐瑞士大使，要求再次訪華。他表示，此行純系私人性質，不負有任何官方使命。不過，他希望會見中國領導人，就國際形勢和法中兩國關係交換看法。我不禁脫口而出：“富爾送上門來了！”
原來，前不久，外交部正好向中央建議，擬邀請個別有影響的法國政界人士訪華，以推動中法關係正常化，富爾當屬首選。
當時，我是中國外交部法國科負責人，當即草擬復電，同意富爾10月下旬訪華，復電經周總理親自批示同意。
10月中旬，我國駐瑞士使館再次來電稱，富爾動身來華前，專程去伯爾尼，向我國駐瑞士大使說明：前不久，他見了戴高樂將軍，“此行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戴高樂。”
這一意外的信息，使得富爾此行變得微妙起來，他究竟是以半官方身份就打開中法關係向中方進行某種試探，還是受戴高樂委託進行實質性的建交談判？一時尚難判定。
總統的親筆信
1963年10月21日，我奉命到深圳羅湖，迎接法國前總理富爾夫婦。富爾在香港對記者說，此行純系私人性質。但我們一見面他強調此行是正式的，他是戴高樂的特使，攜有戴高樂總統的一封親筆信，他將面交我國領導人。
這封信的形式和內容都頗為獨特。由於法國尚未承認新中國，戴高樂不便直接給中國政府或中國領導人寫信。形式上信是寫給富爾本人的，實際上卻是給中國領導人看的。信件本身並非正式的授權書，隻字未提委派富爾為特使談判建交。但字裡行間顯示出，富爾是代表他來華探討建交問題的。戴高樂可謂用心良苦。他既要儘量抬高富爾的身價，使之能直接同中國領導人商談建交問題，又要不失堂堂法國總統的體面，尤其要避免萬一談不出名堂使自己處於尷尬境地。
於是，我們當即決定按高規格方案接待。
談判陷入僵局
1963年10月22日，富爾夫婦既不是政府成員，也沒有正式的外交頭銜，卻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
戴高樂要富爾特別設法弄清兩點：為了實現中法關係正常化，中方對將來取代台灣進入聯合國和安理會的立場；中方對法國同台灣的關係提出什麼條件。
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兼外長同富爾先後在北京、上海進行了六次實質性會談。我作為外交部法國科負責人有幸參與了談判的全過程。
實質性談判的進程並不順利。頭四次會談，沒有談攏，因為雙方對如何處理法國同台灣的關係問題存在重大分歧。富爾一再強調，中法在互相承認的問題上不應提任何先決條件。希望中國不要堅持法國主動同台灣斷交。周總理嚴正指出，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不會改變的。談判陷入僵局。
愁容頓消
最後兩輪會談在上海舉行。考慮到中法建交有利於打破美國和國際反華勢力對中國的封鎖、包圍，也有利於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壟斷世界事務，而且對發展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有著重要意義，中方擬定了“直接建交”新方案。
新方案在堅持反對“兩個中國”的原則立場的同時，對建交的具體步驟和“驅蔣”的具體方式採取了變通處理的方針：不要求法國先宣布同台灣斷交，而以內部默契的方式處理法台關係問題，即在中法雙方就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承擔相應義務達成默契的情況下，採取中法先宣布建交從而導致法台斷交的特殊方式。
我隨同富爾去上海，一路上富爾情緒低落，平時談笑風生的他變得寡言少語。抵上海不多時，我被周總理召到他辦公之處。總理口授了三點默契的內容，由我筆錄，隨後譯成法文，交給富爾。
看完譯文，富爾愁容頓消，認為這個方案合情合理，可以接受。周總理和富爾著重就三點默契的措辭反覆推敲、斟酌，最後達成一致。主要內容是：法國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法台斷交後，法國撤回它駐台灣的外交代表機構和外交人員。
1963年11月2日，毛主席接見富爾夫婦，標誌著中法建交談判圓滿結束。
外交核爆炸
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宣布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中法建交被西方媒體喻為“外交核爆炸”，轟動國際社會。
中法建交公報發表後，國民黨駐巴黎“大使館”賴著不走。法台關係的走向頗為引人注目。同年1月30日，毛主席在接見法國國民議會法中友好小組代表團時，向法方發出明確的信息：法台關係不解決，“我們不接納你們的大使，我們也不派大使到你們那裡去”。所以當時中法的首要任務是“驅蔣”鬥爭。法方要求中國代辦先去巴黎，以利於擠走台灣的“外交代表”。於是，先遣人員定在1964年的大年初二（2月14日）離京赴法。
同年2月10日，法國政府正式通知台灣駐巴黎的“外交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員到達巴黎，台灣外交代表機構就將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儘管美國要蔣介石不主動同法國斷交，但是，迫於形勢，台灣當局不得不於同一天宣布斷絕與法國的外交關係，並撤銷其駐巴黎的“外交代表機構”。法國也宣布相應撤回它駐台灣的外交代表機構和外交人員。
法國是世界上唯一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而不首先宣布同台灣斷交的國家。這種建交模式在新中國外交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美國阻撓
法密使騙中情局
20世紀60年代，隨著新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大，法國戴高樂政府決定拋棄敗逃台灣的蔣介石集團，與新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戴高樂心裡很清楚，法國要與新中國建交，必須與台灣當局斷絕外交關係。為使蔣介石心裡有所準備，1963年秋，戴高樂通過法國駐台“大使館”轉給蔣介石一封信，談了他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暗示法國可能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激怒美國
1963年10月，富爾抵達北京，我外交部的人員與他進行了多次會談。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還接見了富爾。經過數次商談，中方將中法建交問題的原則意見《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交給富爾帶回法國供其政府研究。富爾的成功訪華更加堅定了戴高樂與新中國建交的決心。此後，兩國在瑞士日內瓦就一些細節問題展開談判，建交事宜基本達成一致。
1964年初，富爾借接受記者採訪之機，公開向法國新聞界發表談話，說台灣的蔣介石不能代表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法國應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富爾的言論，引起美國政府的強烈不滿。美國國務卿臘斯克和助理國務卿哈里曼三番兩次地約見法國駐美大使，要求法國政府不要與新中國建交。隨後，美國國務院又給法國政府遞交了照會，強烈反對法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但戴高樂卻絲毫不理會美國的照會，令美國政客們火冒三丈。
為阻止中法建交，美國決定雙管齊下：一方面，通過外交渠道和輿論，繼續給法國政府施壓；另一方面派人勸說蔣介石不要馬上宣布與法方斷交，故意給戴高樂一個大難堪。
赴台搞陰謀
克萊恩接到哈里曼的電報後，立即丟下手頭工作趕往日本。在東京機場，專程到日本接克萊恩的美國駐台“大使館”官員羅克夫告訴他：“這次派你去台北，主要是考慮你與蔣氏父子私交甚深，蔣氏父子能聽進你的話。你有3項任務：第一，說服蔣氏父子即使法國宣布與中共建交，不要馬上與法國斷交，讓法國政府在國際上承擔應負的道義責任和多受譴責。蔣氏父子的個性及自尊心甚強，過去只要得知哪個國家與中共建交，馬上就宣布與對方斷交。這次如這樣做就太便宜了法國。第二，勸蔣氏父子在與法國談判斷交時，力爭法方在台保留外交機構和外交人員，給中共出一點難題。第三，防止法語國家一窩蜂地跟進與中國建交。”羅克夫還告訴克萊恩：“國務院對此事催得很急，希望你不要在東京停留，馬上就去台灣。”
克萊恩抵達東京時已是夜幕低垂，當天再無飛往台北的班機，於是美國國務院特地派遣一架C-130軍用運輸機運送克萊恩去台灣。這足以說明，美國對阻撓中法建交是多么重視。
第二天凌晨，克萊恩到達台北。蔣經國也起了一個大早，特地趕到機場去迎接這位中情局特務頭子。隨後，蔣經國與克萊恩進行了秘密會談。克萊恩將美國政府派他來台的目的告訴了蔣經國，要求蔣介石配合美國，不要急忙宣布與法方斷交，以爭取最好的結果。
會談完畢，克萊恩在賓館休息，蔣經國則到蔣介石那裡匯報與克萊恩的會談情況。面對美國的壓力，蔣介石不得不做出了妥協。然而蔣氏父子對法國拋棄“中華民國”，心裡是極不舒服的。那一段時間，蔣氏父子寢食難安，但又毫無辦法，只能在心裡指望美國能加大阻撓、破壞的力度，使中法建交胎死腹中。
被迫“斷交”
當時，令許多觀察家感到驚奇的是，中法宣布建交後，蔣介石集團只提抗議，並在報刊、廣播電台上對法國政府及大陸共產黨大肆進行謾罵、攻擊，卻一字不提與法國斷絕外交關係。直到許久之後，人們才明白：蔣介石集團遲遲不宣布與法國斷交，是美國在背後搗鬼和調度。
中法宣布建交後，台“外交部長”沈昌煥電告駐法“大使館”，要求其“處變不驚，不屈不撓，守好館產”。由於戴高樂不希望過於刺激蔣介石，故盼台灣當局冷靜、低調、自動與法斷交，並悄悄撤回駐法“使館”人員，但由於美國在背後作梗，使戴高樂未能如願。
蔣介石不宣布斷交，也不撤館走人，法方不得不撕破臉皮，採取硬辦法了。1964年2月10日，法國駐台“使館”臨時負責人薩拉德奉命會見台灣當局的“外交部長”沈昌煥，告知法國已與新中國建交，台灣方面的人員已無理由再留在巴黎。薩拉德還告訴沈昌煥，台灣駐法國“大使館”的館產，按慣例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管。
法國方面下了驅逐令，蔣介石感到無法拖下去了。為了保住“面子”，蔣介石不得不宣布與法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
轟走台“外交官”
有趣的是，蔣介石集團雖然宣布了與法國斷交，其“外交”人員根據美國的旨意，卻遲遲不回台灣。法國政府對此很有意見，多次派人到台灣駐法“大使館”催他們早日撤回台灣，以免影響新中國接收大使館的工作。在法方的一再催促下，台灣駐法“大使館”的人員才不得不逐步撤離巴黎。
台灣當局的外交人員大部分撤離後，仍留下臉皮甚厚的“文化參贊”陳垣看守館舍。很顯然，蔣介石集團不願將“大使館”交給新中國，想在最後關頭給法國製造一點麻煩。台灣駐法“大使館”地處繁華的巴黎市區喬治五世大道上，據說原是法國傳奇女性茶花女的故居，外形高雅氣派，裡面豪華寬敞。台灣當局自然知道這處房產的價值，不願將它交給新中國。他們的如意算盤是：留下人看守，將來再擇機處理。
由於法國政府在與中國的建交公報中承諾在3個月內要互派大使，台灣當局的留守人員不撤出去，北京來的外交官就無法進入使館。雖然法國官員屢次催陳垣離開使館，但陳垣不聽，賴著不走，並對法方人員出言不遜，聲稱此房屋的產權屬“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關。
法國外交部見陳垣蠻不講理，決定採取強硬措施，派軍警將躺在地上耍賴的陳垣強行抬出了館外，並不準他再入館內。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使館正式建立。6月初，法國首任駐華大使西恩·佩耶也來到北京上任。這樣，美國與蔣介石集團合演的一場鬧劇落幕了。
戰略意義
中法建交，是上世紀60年代新中國外交工作的一個巨大勝利，也讓美國封鎖、扼殺新中國的政策徹底破了產。正如匈牙利著名政論家薩波伊斯特萬所說的那樣：“法國不管美國的公開威脅和抗議而承認人民中國，給了美國一記響亮的耳光。”
法國客人在參觀中法建交45周年圖片展
法國客人在參觀中法建交45周年圖片展大事記
1964 年1月27日，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法同時發布聯合公報，內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商定在3個月內任命大使。”短短的兩句話，卻猶如“外交核爆炸”一樣在國際上引起了連鎖反應。此後，西方國家紛紛效法法國，改變孤立中國立場，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1975年5月12—18日，鄧小平副總理訪問法國。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正式訪問西方國家。訪問期間，兩國決定成立經濟貿易混合委員會，商定兩國外長不定期地就重大國際問題進行磋商。
1978年1月19—24日，雷蒙·巴爾總理訪問中國。中法簽訂了科技合作協定。這是中國同西方國家簽定的第一個科技合作協定。
1979年10月15—1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訪問法國。這是中國總理首次訪問法國，其間兩國簽署了“關於1980年至1981年文化交流計畫”等檔案。
1980年10月15—21日，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總統訪問中國，同鄧小平等領導人就國際重大問題和發展雙邊關係深入交換了意見。中法雙方商定兩國外交部官員進行定期磋商，簽訂了關於設立領事機構的協定，決定兩國在上海和馬賽互設總領事館。雙方還談論了在廣東建造大亞灣核電站項目問題。
1983年5月3—7日，弗朗索瓦·密特朗總統訪問中國，同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主要就雙邊關係和高棉問題舉行了會談。密特朗表示，希望建立工業上的合作，中國可以從法國獲得設備和投資，法國可以向中國轉讓技術。他還表示法國重視加強同中國在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並進一步採取相應措施；法國今後的主要任務是使已經達成的協定更加具體化，使雙方的合作更具有活力。訪問期間，中法簽署了關於核電合作的備忘錄和廣播電視合作的議定書。
1984年5月30日—6月3日，趙紫陽總理訪問法國。兩國政府簽署了相互鼓勵和保護投資協定和避免雙重徵稅協定。雙方還就合作建造大亞灣核電站和電訊合作項目達成原則協定。
1986年6月16—19日，胡耀邦總書記訪問法國，就廣泛的國際問題和進一步發展兩國友好關係深入交換了意見。
1991年9月27日，法國政府宣布批准向台灣出售6艘“拉法耶特”護衛艦，金額20億美元。另10艘由法國出售技術，讓台灣建造。16艘潛艇總金額約45億美元。9月28日，中國政府對此提出嚴厲抗議，要求法國遵守中法建交原則和國際關係準則，不向台灣出售武器，不與台灣建立任何官方關係和進行任何官方接觸，並將法台關係嚴格限制在民間經貿關係的範圍內。此次出售潛艇事件對兩國關係造成了嚴重損害。
1992年11月18日，法國達索等公司簽訂向台灣出售60架“幻影2000-5”戰鬥機契約，總金額38億美元。後經中國政府多次警告無效，法國政府堅持批准這一軍售契約。
1992年12月23日，中國外交部要求法國在一個月之內關閉其駐廣州總領事館。中法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遭受重大打擊，進入嚴重困難時期。
1994年1月12日，中法發布聯合公報。雙方認為，中法兩國應在建交原則的基礎上，恢復傳統的友好合作關係。法國確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國政府承諾今後不批准法國企業參與武裝台灣。中法兩國表示加強政治磋商，舉行定期會晤，發展兩國間的經貿合作。公報的發表標誌著法中關係翻過了困難的一頁，在政治上為法國企業界發展同中國的經貿合作創造了新的有利條件。
1994年2月22—26日，莫諾里參議長訪問中國。他此次訪華是為同中方進行對話、加強相互了解，也是為巴拉迪爾總理來訪創造良好的氣氛。莫諾里表示，隨著兩國關係的改善，法中兩國議會和教育界的交流與合作將會得到發展，他將為此做出努力，並希望法中關係中的困難時期儘快結束，使兩國關係恢復和諧氣氛。這次訪問表明，中法關係已經走上了正常軌道。
1994年4月7—10日，愛德華·巴拉迪爾總理訪華。雙方討論了在重要項目上的合作可能性，並商定，雙方將保持高層互訪的勢頭，加強政治磋商，並確認雙方達成的兩國外長、副外長等舉行定期會晤和磋商的諒解。巴拉迪爾總理高度評價了法中關係的重要性，認為兩國合作的潛力很大。
1994年9月8—14日，江澤民主席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此次訪問適逢中法建交35周年，又正處於世紀之交，可稱為中法關係史上意義深遠的一次訪問。訪法期間，江澤民主席會見了法國總統密特朗、總理巴拉迪爾、法國參議院議長莫諾里等法國領導人。中法雙方一致同意面向21世紀，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持續穩定地發展雙邊關係。雙方簽署了 19個經貿合作的契約、協定和意向書，總金額達181億法郎。此外，中方還提供了可供法方參與競爭投標的大型項目的名單。
1996年4月9—13日，李鵬總理訪問法國。訪問期間，他同席哈克總統和朱佩總理及法國其他領導人就廣泛的問題進行了交談，並就國際形勢和雙邊關係等一系列問題達成共識。中法兩國政府和企業界共簽訂合作項目13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向法國購買3架A340空中客車飛機和30架A320空中客車飛機的協定與契約，協定總金額為18.9億美元。
1997年5月15—18日，雅克· 席哈克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中法元首簽署聯合聲明，決定中法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全面夥伴關係”。《聲明》指出：“中法兩國應承前啟後，建立長期的全面夥伴關係，從而使中法關係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雙方決定進一步密切合作，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支持在尊重多樣化和獨立的基礎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反對國際事務中任何進行支配的企圖，實現一個更加繁榮、穩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這是自1964年以來中法關係中最重要的檔案。此外，中法還簽署了《環境保護合作協定》、《發展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衛生和醫學科學合作協定》、《研究與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合作協定》等一系列協定，承諾雙方在環保、和平利用核能、衛生、農畜業、利用外層空間等方面進行政府間合作，法國保留駐香港總領館。雙方還簽署了中國預訂30架空客飛機框架協定，中國採購10架ATR飛機契約，以及100座級民用噴氣客機合作項目的框架協定。兩國在金融領域的合作也進一步加強，一家法國保險公司和一家法國銀行將在中國開展業務。
1998年9月24—26日，利奧內爾·若斯潘總理訪華。若斯潘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促進法國與中國的貿易聯繫。中法兩國簽署了財政議定書、中法關於信息新技術的行動綱領、兩國政府關於智慧財產權的合作協定、中國科技部與法國國家電力公司合作協定以及14項商務協定，總金額為3.45億美元，內容涉及水處理、金融、環保等方面。兩國中法還決定發表關於成立農業及農業食品合作委員會的聲明。
1999年9月13—18日，克里斯蒂昂·蓬斯萊參議長訪問中國。兩國表示將加強議會間的交流，進一步推動在經濟、工業和貿易等領域的合作文化、教育交流。
1999年10月21—26日，江澤民主席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與席哈克等法國領導人舉行會談。兩國對世界多極化發展達成一致看法，認為歐中之間應進一步加強對話與合作。雙方還《反彈道飛彈條約》等重大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以及共同關心的問題坦誠地交換了意見，在許多問題上取得了共識。為進一步加強合作，法中兩國決定建立兩國元首間的熱線電話，並加強兩國常駐聯合國代表之間的磋商機制。法國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並表示支持中國儘快加入世貿組織。這次訪問，為拓展兩國面向21世紀的夥伴關係打下了重要基礎。
1999年12月，法國政府批准企業向台出售軍民兩用衛星，在中法關係中再掀波瀾。
2000年10月21—23日，席哈克總統借中歐舉行峰會之機，再次訪問中國。中法雙方再次確認，不售台衛星問題成為發展兩國關係中的障礙，將從戰略的高度和兩國關係長遠發展的大局出發，更密切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與合作，鞏固和加強兩國面向21世紀的“全面夥伴關係”。兩國同意為促進相互了解和在文化、經濟、科技等領域的交流，兩國將在對方國家舉辦文化年。雙方還簽署了關於建立元首間熱線的協定。
2001年11月1—5日，胡錦濤副主席訪問法國。中法雙方表示，在複雜多變的新形勢下，將加強國際磋商與合作，就多極化、全球化、反對恐怖主義、打擊跨國犯罪等重大國際和戰略問題進行探討，並進一步挖掘中法關係潛力，擴大經貿、科技、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交流與合作。胡錦濤在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發表了題為《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的演講，就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全球化、中法及中歐合作等發表了中國的看法。
2002年11月29日，巴黎中國文化中心正式掛牌成立。這是中國在西方國家投資建立的第一個文化中心。當日，正在法國訪問的李嵐清副總理與法國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關於設立文化中心及其地位的協定》。
2009年1月27日，為了慶祝中法建交45周年，中國駐法國大使館舉行兩國友好交往圖片展，並借中國春節喜慶之時，舉行午餐會招待來自方方面面的法國朋友。
中法建交45周年研討會
中法建交45周年研討會2019年1月2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法國總統馬克龍互致賀電，慶祝兩國建交55周年。法國當地時間1月31日晚，由中國國際文化傳播中心聯合法國華人衛視打造的2019年法國華人春節晚會在巴黎雷克斯大劇院舉辦。來自中法各界近三千名嘉賓蒞臨晚會現場，共同慶祝中法建交55周年，恭賀中國農曆春節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