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味的詩劇》是2002-08-01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程芸
基本介紹
- 書名：世味的詩劇
- 作者：程芸著
-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2-08-01
圖書信息,簡介,
圖書信息
定價:28.0
ISBN:754383085
版次:1
開本:23cm
簡介
《琵琶記》雖然糅合、借鑑了歷史人物蔡邕的某些生平細節，而且做的是翻案文章，但其故事大略依然與史傳有重大差異，劇情梗概：書生蔡伯喈新婚二月，本無意功名。適值朝廷黃榜招賢，伯喈為父所迫，勉強進京趕考，得中狀元。牛丞相愛惜蔡伯喈才華，要招他為女婿。伯喈雖再三推卻，終被牛丞相奉聖旨招贅人了牛府。蔡伯喈還試圖辭官回家，也被皇帝拒絕。
此時，家鄉遭受饑荒，妻子趙五娘雖百般維持，伯喈父母依然飢餓而死。在用羅裙包土安葬了公婆之後，趙五娘用圖畫描繪了家庭的變故，然後身背琵琶，一路彈唱乞討，尋夫到京。伯喈與五娘見面後，深自痛悔，幸虧牛丞相之女通情達理，於是夫妻團圓。伯喈攜一夫二妻終於回到家鄉，廬墓三年，最後皇帝下旨一門旌表。
關於高明創作《琵琶記》動機，明人曾有不少推測。如弘治年問白雲散仙的《重訂慕容喈琵琶記序》認為是“刺東晉慕容喈之不孝，牛金之不義”，徐渭《南詞敘錄》則說是“惜伯喈之被謗，乃作《琵琶記》雪之”，田藝衡《留青日札》說是諷諫友人王四(因“琵琶”二字共有四個“王”)棄妻再娶，王世貞《藝苑卮言》則說為諷刺中唐時期停妻再娶宰相牛僧儒之女的蔡生，還有人說是為了嘲罵蔡卞棄妻再娶王安石之女而作。諸如此類的傳說其實都是強作解事的附會臆測之詞。
那么，高明為什麼要將《趙貞女蔡二郎》譴責書生“富貴負心”的主題，改編為《琵琶記》中所試圖宣揚的忠孝仁義，即所謂“極富極貴牛丞相，施仁施義張廣才，有貞有烈趙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開場《水調歌頭》曲清楚地道出了箇中緣由：
秋燈明翠幕，夜案覽芸篇。今來古往，其間故事幾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
論傳奇，樂人易，動人難。知音君子，這般另做眼兒看。休論插科打諢，也不尋宮數調，只看子孝與妻賢。驊騮方獨步，萬馬敢爭先?
原來，高明也不過是借用這一人所熟知的故事框架，通過對其中核心情節的改動，試圖以南戲的文本形式來實現他提倡風化、宣揚傳統倫理道德的主張，這與他平素立身糾事皆以儒家思想為圭臬是相互貫通的，正所謂“言為心聲”!
但《琵琶記》文本所孕含的思想傾向是相當複雜、矛盾的，其認識意義和審美效果也超越了作者原來的初衷。
高明首先改變了《趙貞女》譴責蔡伯喈的立場，重新構設了人物的生活環境和社會環境，細緻人微地刻畫了蔡伯喈面對現實時的無力，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難以言傳的內心矛盾與痛苦。為了解脫蔡伯喈對於父母“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罪過，作者苦心安排“三被強”與“三不從”的情節關目：被父強迫，伯喈不得不赴京應試，所謂“辭試不從”；被牛丞相強招為女婿，伯喈辭婚，牛丞相不從；被皇帝授封高官，伯喈辭官，皇帝不從。“三被強”與“三不從”相輔相成，環環相扣，“只為君親三不從，致令骨肉兩分離”，這是造成蔡伯喈家庭悲劇的直接原因。“‘三不從’做成災禍天來大”，通過這些改變，《琵琶記》向讀者(觀眾)不自覺地傳達出這樣一個觀念：促成悲劇的原因並不是某個人惡劣的思想品質，而是整個封建社會制度的不合理和整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荒謬。
但是，作者如此苦心經營的“三不從”情節，果真能開脫了蔡伯喈“不孝”的罪責?蔡伯喈雖然被貼上“全忠全孝”的標籤，但事實上，他始終不能一心一意地忠誠事君，更沒有對父母盡到孝敬之責。聖旨明明如此宣講說：“孝道雖大，終於事君，王事多艱，豈遑報父”，傳旨的黃門也說：“畢竟事君事親一般道，人生怎全得忠和孝，卻不見母死王陵歸漢朝”，也即是說，作者隱約認識到封建倫常秩序、道德觀念內部的矛盾性。
面對“三不從”，蔡伯喈也曾試圖有所反抗，但其態度卻始終是曖昧的，其反抗也始終是軟弱無力的，因為面對強大的父權和君權傳統，蔡伯喈並無多少選擇的餘地。他永遠無法走出殘酷無情的現實與真實的內心世界之間的矛盾與困惑，即便最後一門旌表，他依然陷入“可惜二親飢餓寒死，博換得孩兒名利歸”的自責中。因此，《琵琶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鮮明地體現出封建倫理道德自身的矛盾與荒謬，但作者卻並沒有試圖以所謂“批判”、“暴露”為他行文的主要旨趣。也就是說，作者的主觀創作意圖和作品的客觀藝術效果之間是有相當多鑿枘不合之處的。
當然，有關蔡伯喈內心矛盾的渲染，其實並不是《琵琶記》最有價值的思想核心，趙五娘這個人物形象才塑造得最為震撼人心、最具藝術感染力。蔡伯喈入贅相府後，趙五娘事實上已經成為了棄婦，但依然承擔起了供養公婆的責任。她典當了所有的衣服首飾，甚至不顧禮節拋頭露面去乞求賑糧，以至受到里正的欺辱；她想到了死，到又不願違背丈夫臨行前的囑託，於是只得忍辱偷生；她將籌得了糧食供養公婆，自己卻只能暗吞糠秕，以至受到婆婆的誤解；公婆亡故後，她不願意一再求人，於是剪髮埋葬，麻裙包土，白築墳台。作者無疑是試圖集中筆墨，將趙五娘塑造為一個“孝婦賢妻”的，但事實上，“趙五娘”形象符號所負載的思想意義，遠遠已非“孝”、“賢”兩個字所能概括的。在“糟糠自厭”、“代嘗湯藥”、“斷髮求葬”、“描容上路”等情節關目中，她的行動、情感早已超越了傳統禮教對於一個兒媳婦提出的義務，即便以一個孝子對於父母的責任而言，也有過之而無不及。趙五娘對公婆的奉養，在作者那裡是一個兒媳婦對倫理道德堅決的信奉與力行，然而在讀者、觀眾看來，卻是一種崇高的至善至美的人性境界。
可以說，在“趙五娘”身上，集中體現了封建社會中國女性的諸多美德，她的苦盡甘來、夫妻團圓在後世得到了無數讀者的認同。我們不能簡單地將《琵琶記》最後的“一門旌表”指責為廉價的樂觀、庸俗的“大團圓”。在廣大普通民眾看來，這樣的女性，她有什麼理由不重新獲得丈夫的禮遇，有什麼理由不得到來自主流意識形態和最高政權的嘉獎?
《琵琶記》的出現，標誌著南戲創作基本上走出了以往鄙俚、粗糙的階段，也是南戲從民間的集體創作過渡到文人化的私人寫作的一個主要標誌。由於它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後世戲文乃至傳奇戲曲的創作從此有了一個可以模仿的範本。明清很多曲譜都紛紛選擇《琵琶記》作為例曲，以至它被尊為“南曲之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