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育文化源於近一個世紀前的三育堂，只有通過思緒，通過回憶，才能觸及到那份久遠的真實。也正是通過這樣的思緒和回憶，我們得以穿梭於現在和過去，將塵封已久的一個個歷史片段串聯起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三育文化
- 外文名：SamYuk Culture
- 三育學堂：由三育堂孕育的綜合教育輔導機構
- 三育文化傳媒：由三育堂孕育的文化傳媒公司
- 基督教：三育堂由丹麥牧師於承恩所建
一段關於丹東教育事業的歷史，以及涉及的丹東植物、特別是可食用植物多樣化的歷史，就在一位丹麥老人的傳神敘述中一點點展現開來。
在遼東學院金山校區的一個半山坡上，有一座三層小樓，紅磚藍瓦，屋頂上突出的一塊基督教堂式的小窗，是典型的歐式建築風格。2012年5月23日上午，將這幢小樓里里外外參觀了一遍後，包愛光激動地用中文說道：“我真是難以想像，除了欄桿（室內的樓梯扶手），這裡和原來是一模一樣的！”
包愛光所說的原來，是指在1912年至1942年間，由丹麥人創辦並維持運行的三育中學。包愛光悉知三育中學當時的模樣，是因為她出生於此，並在這裡生活了19年，她的父親將畢生心血都傾注於這所學校。
時間回溯到1906年，一位名叫於承恩（Johannes Vyff）的丹麥人踏上了安東（今丹東，下同）的土地。這位丹麥牧師、教育家、園藝師、醫生在落腳劈柴溝（今金山鎮一帶）的當年，就籌資創辦了安東地區的第一所國小——三育國小。
6年後，眼見讀完國小的孩子們再無學可上，於承恩又遠赴海外籌資，於1912年創建了安東地區的第一所中學——三育中學，自己任第一任校長。至1919年，三育中學被丹麥傳教社董事會接收，從一座私塾變成了教會的公辦學校。名為包樂深的丹麥人（Anders Aagaard Poulsen）成為三育中學的第二任校長。1927年，一個丹麥女嬰在三育中學出生，她是包樂深的女兒，也就是85年後來丹踏尋父母身影的包愛光。
1942年，運行了30年的三育中學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被迫關閉。直到1948年12月，中國人在三育中學舊址，按照丹麥人留下的辦學理念，創建了安東農業專科學校。在此基礎上，從1949年3月到1958年9月，丹東大地上陸續出現了安東省師範學校、遼寧省財政幹部學校、安東絲綢工業學校、安東醫學專科學校等一大批參照三育中學辦學理念，進行“專業人才培養”的學校。再之後，幾經合併更名，終於有了組成遼東學院的遼寧財政高等專科學校和丹東職業技術學院。
“您父親曾苦心經營的三育中學，是今天遼東學院的歷史起點，您父親和像您父親一樣苦心經營三育中學的丹麥友人，都是遼東學院教職員工的榜樣。三育中學的辦學歷程、辦學理念，是你們的精神財富，也是遼東學院的精神財富。”見到包愛光時，遼東學院現任校長郭永新說，直到現在，遼東學院仍在秉承三育中學時期的教育理念——大力開展職業教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在遼東學院參觀期間，就三育中學這個校名的含義，包愛光有過一段語言和動作相配合的生動表述。這是父親包樂深在她面前用到次數最多，也是給她印象最深的一種教育演示。“三育，就是三個方面的教育內容，缺一不可。”包愛光先是用雙手食指指了指太陽穴說：“這裡，智力和知識。”然後挽起袖管，做出一個展示肱二頭肌的動作說：“這裡，技能和力量。”緊接著又單手撫在心口說：“這裡，精神和信仰。”
正是基於這樣的教育理念，當時的三育中學有別於今天的國中，它開設的課程除了我們現在所說的基礎教育階段學業，更多的是園藝、農業生產技術、木工、鐵工等技能類課程和博愛、互助、奉獻等內容。換言之，三育中學在當時是一所農業方面的專業技術學校，從這裡畢業的學生，都是掌握了一門甚至是幾門農業生產技能的套用型人才。
因為經常接觸類似的教育內容，時至今天，在這些課堂情景已遠去六十餘年後，包愛光仍清楚記得絕大多數農具和園藝設施的中文名字。她可以不假思索地說：“犁杖，用來犁地；鋤頭，用來除草；剪刀，給樹木剪枝；噴壺，給花草澆水。”
遼東學院校史館中珍藏的《安東舊影》局部篇章有這樣一段文字記載：三育中學開創了丹東地區職業教育的先河，為丹東乃至東北地區培養了一大批尚勞動、肯吃苦、懂技術、會管理的農業科學人才。它讓更多的人成為有知識、有技能的勞動者，有能力去改變貧困落後的生活面貌。
遠洋來丹的新植物
包愛光喜歡吃蒲公英的花，特別是黃色的花。參觀遼東學院農學院時，她幾次隨手摘下一朵路旁或苗圃里新開的蒲公英花，很享受地放進嘴裡大嚼起來。等到完全咽下去後，她很鄭重地問：“你們現在還吃它嗎？”
蒲公英是丹麥最普遍的花草類植物，因營養價值和藥用作用顯著，當地人吃了幾個世紀。但在於承恩等丹麥人來到前，在丹東同樣有著廣泛分布的蒲公英，一直未入人口。可以說，丹東人吃蒲公英，是從有三育中學開始的。
“最初的時候，安東人沒人相信它可以吃，我們就帶頭吃。等大家都敢吃了以後，我還發現了一個更妙的用處。”包愛光說，將蒲公英的根莖曬乾磨碎後泡水喝，效果和咖啡是一樣的。
於承恩等丹麥人給丹東帶來的，還有丹東此前沒有的新植物。
在遼東學院校史館裡，珍藏著一隻經歷過遠洋郵寄的信封。上面以英文和丹麥文寫著寄出地地址：哥本哈根；以中文寫著收信人地址和姓名：安東，於牧師。這隻信封到達安東的時間是1916年。包愛光透露，這隻信封她在父親的抽屜里見過，當時父親告訴她，收信人於牧師就是自己的前任，於承恩校長。信封里裝的並不是信件，而是丹麥一些植物學校收集到的植物種子。
類似的信封，或者說是種子袋，在1912到1942年間，曾相繼從丹麥的多個城市郵寄至三育中學，包愛光的父親也曾收到過。可惜保存下來的，只剩下這一隻。包愛光回憶說，因為要經過長途輪渡，之後再陸運轉站，這些種子袋在郵寄路上要走幾個月甚至半年。很多次，當她和父親滿心歡喜地打開袋子時，裡面的種子已經發芽，因為沒有生長空間和所需的水分，來安東的途中它們便死掉了。
據《丹東地方志·農業志》記載，丹麥人經營三育中學期間，本國親朋先後給他們郵來了草莓、杏梅、番茄、櫻桃（家櫻桃）等近十種可食用的植物種子，並相繼在學校及周邊村鎮種植成功。在此之前，整個東北地區甚至全國範圍內，都未曾發現這些植物類型。
此次來丹踏訪故地故人，包愛光哭了兩次。一次是在遼東學院校史館見到父親包樂深的照片被裝裱後放在顯眼的位置，她一邊哭一邊說：“感謝你們能這樣尊敬我的父親，也如此地尊敬我。”另一次是在母親包珍珠（Margrethe Aagaard Poulsen）的墓地，她紅著眼圈說：“68年了，我終於又坐到了母親的面前，我能感覺到，母親抱著我。”隨後，老人流下了淚水。
關於這段歷史，丹麥著名作家，三育中學第三任校長吳立身（Kaj Olsen）之女吳坤美（Estrid Nielsen），在她1997年對外發表的一篇傳記文章中記錄：1944年，劈柴溝（今金山鎮一帶）一位名為陶元勛的村民染上傳染性疾病。從丹麥來到安東的醫護人員包珍珠，在救治陶元勛的過程中不幸被感染。最終，患者陶元勛被治癒，生命一直延續到92歲，而施救者包珍珠在當年病逝，享年56歲。
包愛光所說的原來，是指在1912年至1942年間，由丹麥人創辦並維持運行的三育中學。包愛光悉知三育中學當時的模樣，是因為她出生於此，並在這裡生活了19年，她的父親將畢生心血都傾注於這所學校。
時間回溯到1906年，一位名叫於承恩（Johannes Vyff）的丹麥人踏上了安東（今丹東，下同）的土地。這位丹麥牧師、教育家、園藝師、醫生在落腳劈柴溝（今金山鎮一帶）的當年，就籌資創辦了安東地區的第一所國小——三育國小。
6年後，眼見讀完國小的孩子們再無學可上，於承恩又遠赴海外籌資，於1912年創建了安東地區的第一所中學——三育中學，自己任第一任校長。至1919年，三育中學被丹麥傳教社董事會接收，從一座私塾變成了教會的公辦學校。名為包樂深的丹麥人（Anders Aagaard Poulsen）成為三育中學的第二任校長。1927年，一個丹麥女嬰在三育中學出生，她是包樂深的女兒，也就是85年後來丹踏尋父母身影的包愛光。
1942年，運行了30年的三育中學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被迫關閉。直到1948年12月，中國人在三育中學舊址，按照丹麥人留下的辦學理念，創建了安東農業專科學校。在此基礎上，從1949年3月到1958年9月，丹東大地上陸續出現了安東省師範學校、遼寧省財政幹部學校、安東絲綢工業學校、安東醫學專科學校等一大批參照三育中學辦學理念，進行“專業人才培養”的學校。再之後，幾經合併更名，終於有了組成遼東學院的遼寧財政高等專科學校和丹東職業技術學院。
“您父親曾苦心經營的三育中學，是今天遼東學院的歷史起點，您父親和像您父親一樣苦心經營三育中學的丹麥友人，都是遼東學院教職員工的榜樣。三育中學的辦學歷程、辦學理念，是你們的精神財富，也是遼東學院的精神財富。”見到包愛光時，遼東學院現任校長郭永新說，直到現在，遼東學院仍在秉承三育中學時期的教育理念——大力開展職業教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在遼東學院參觀期間，就三育中學這個校名的含義，包愛光有過一段語言和動作相配合的生動表述。這是父親包樂深在她面前用到次數最多，也是給她印象最深的一種教育演示。“三育，就是三個方面的教育內容，缺一不可。”包愛光先是用雙手食指指了指太陽穴說：“這裡，智力和知識。”然後挽起袖管，做出一個展示肱二頭肌的動作說：“這裡，技能和力量。”緊接著又單手撫在心口說：“這裡，精神和信仰。”
正是基於這樣的教育理念，當時的三育中學有別於今天的國中，它開設的課程除了我們現在所說的基礎教育階段學業，更多的是園藝、農業生產技術、木工、鐵工等技能類課程和博愛、互助、奉獻等內容。換言之，三育中學在當時是一所農業方面的專業技術學校，從這裡畢業的學生，都是掌握了一門甚至是幾門農業生產技能的套用型人才。
因為經常接觸類似的教育內容，時至今天，在這些課堂情景已遠去六十餘年後，包愛光仍清楚記得絕大多數農具和園藝設施的中文名字。她可以不假思索地說：“犁杖，用來犁地；鋤頭，用來除草；剪刀，給樹木剪枝；噴壺，給花草澆水。”
遼東學院校史館中珍藏的《安東舊影》局部篇章有這樣一段文字記載：三育中學開創了丹東地區職業教育的先河，為丹東乃至東北地區培養了一大批尚勞動、肯吃苦、懂技術、會管理的農業科學人才。它讓更多的人成為有知識、有技能的勞動者，有能力去改變貧困落後的生活面貌。
遠洋來丹的新植物
包愛光喜歡吃蒲公英的花，特別是黃色的花。參觀遼東學院農學院時，她幾次隨手摘下一朵路旁或苗圃里新開的蒲公英花，很享受地放進嘴裡大嚼起來。等到完全咽下去後，她很鄭重地問：“你們現在還吃它嗎？”
蒲公英是丹麥最普遍的花草類植物，因營養價值和藥用作用顯著，當地人吃了幾個世紀。但在於承恩等丹麥人來到前，在丹東同樣有著廣泛分布的蒲公英，一直未入人口。可以說，丹東人吃蒲公英，是從有三育中學開始的。
“最初的時候，安東人沒人相信它可以吃，我們就帶頭吃。等大家都敢吃了以後，我還發現了一個更妙的用處。”包愛光說，將蒲公英的根莖曬乾磨碎後泡水喝，效果和咖啡是一樣的。
於承恩等丹麥人給丹東帶來的，還有丹東此前沒有的新植物。
在遼東學院校史館裡，珍藏著一隻經歷過遠洋郵寄的信封。上面以英文和丹麥文寫著寄出地地址：哥本哈根；以中文寫著收信人地址和姓名：安東，於牧師。這隻信封到達安東的時間是1916年。包愛光透露，這隻信封她在父親的抽屜里見過，當時父親告訴她，收信人於牧師就是自己的前任，於承恩校長。信封里裝的並不是信件，而是丹麥一些植物學校收集到的植物種子。
類似的信封，或者說是種子袋，在1912到1942年間，曾相繼從丹麥的多個城市郵寄至三育中學，包愛光的父親也曾收到過。可惜保存下來的，只剩下這一隻。包愛光回憶說，因為要經過長途輪渡，之後再陸運轉站，這些種子袋在郵寄路上要走幾個月甚至半年。很多次，當她和父親滿心歡喜地打開袋子時，裡面的種子已經發芽，因為沒有生長空間和所需的水分，來安東的途中它們便死掉了。
據《丹東地方志·農業志》記載，丹麥人經營三育中學期間，本國親朋先後給他們郵來了草莓、杏梅、番茄、櫻桃（家櫻桃）等近十種可食用的植物種子，並相繼在學校及周邊村鎮種植成功。在此之前，整個東北地區甚至全國範圍內，都未曾發現這些植物類型。
此次來丹踏訪故地故人，包愛光哭了兩次。一次是在遼東學院校史館見到父親包樂深的照片被裝裱後放在顯眼的位置，她一邊哭一邊說：“感謝你們能這樣尊敬我的父親，也如此地尊敬我。”另一次是在母親包珍珠（Margrethe Aagaard Poulsen）的墓地，她紅著眼圈說：“68年了，我終於又坐到了母親的面前，我能感覺到，母親抱著我。”隨後，老人流下了淚水。
關於這段歷史，丹麥著名作家，三育中學第三任校長吳立身（Kaj Olsen）之女吳坤美（Estrid Nielsen），在她1997年對外發表的一篇傳記文章中記錄：1944年，劈柴溝（今金山鎮一帶）一位名為陶元勛的村民染上傳染性疾病。從丹麥來到安東的醫護人員包珍珠，在救治陶元勛的過程中不幸被感染。最終，患者陶元勛被治癒，生命一直延續到92歲，而施救者包珍珠在當年病逝，享年56歲。
丹東與丹麥的往事
丹麥傳教士郭慕深辦起安東基督教女醫院，開闢了丹東歷史上第一個女醫院；丹麥傳教士聶樂信來到孤山建起基督教醫院、崇正女子師範和培英中學，最後加入中國籍，寄骨異鄉；丹麥牧師於承恩在蛤蟆塘(今金山鎮)發起園藝學校，並遠赴美洲募捐辦學。之後興建的元寶山三育國小、蛤蟆塘三育中學、青龍街的“育嬰堂”、金湯街和財神廟街的“福音堂”，興隆街的“安東基督教青年會”以及遍布安東的六道溝、九連城、大東溝、孤山、鳳城、岫巖、寬甸的基督教堂。全盛時，丹東的丹麥傳教士竟有二十多人。
百年彈指，元寶山麓除了當年的丹麥丹國醫院、還有丹麥人的基督教堂、教會三育國小、育嬰堂、丹麥牧師舊居遺址具存如故。
百年彈指，元寶山麓除了當年的丹麥丹國醫院、還有丹麥人的基督教堂、教會三育國小、育嬰堂、丹麥牧師舊居遺址具存如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