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一帶一路”與國際發展國際學術會議

2016年11月19日、20日,在華東理工大學舉辦的“一帶一路”與國際發展國際學術會議上,來自中國、英國、荷蘭、印度、孟加拉國等6個國家的80多位學者與會,圍繞歷史的視角、中印崛起對國際發展的啟示、“一帶一路”下的全球治理機制、“一帶一路”下的內部遷移與跨國遷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比較研究等多個議題進行學術研討。
大會由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何雪松教授主持,何雪松教授認為在國際局勢紛雜變化的當今世界,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是想要重新塑造關於全球世界的敘事,國內社會學科的學者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討論。“上海高校智庫”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研究院院長徐永祥教授在致辭中從印度、日本的經濟社會發展現狀講起,認為“一帶一路”不僅是中國的對外發展的戰略,更具有世界的意義,為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全球社會的包容性進步提供了新的圖景。
會議共有17個大會報告,分為“一帶一路的關鍵議題”和“發展中的中國與世界” 兩個單元。
在“一帶一路的關鍵議題”單元,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海牙社會科學國際研究院Ashwani Saith教授在報告中指出,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是基於全球格局發展的重新定位,核心是促進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合作網路。他認為這一計畫既有遠見性、又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實用性,代表著中國的崛起。但是在進入其他國家的過程中,可能面臨著較大的風險和交易成本,中國必須謹慎處理其行為方式和加強對這些國家進行國別研究。同時Saith教授也提出了中國發展“一帶一路”戰略需要回答的三個問題: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與西方以往國家的類似戰略有和不同?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的東方國家關係如何?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中如何建議一套新的規則,來規避風險?
中國農業大學的徐秀麗副教授認為,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國際發展成為了國內學界的“熱點”,但是不同於英美等西方國家現代性單一發展的研究範式,我國研究國際發展必須在“中國軟實力”、全球公共利益和全球治理框架下展開。
孟加拉國達卡大學的Muhammad Samad教授從歷史脈絡上,回顧了中國與孟加拉國的關係;討論了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孟加拉國與中國可能的合作空間,建議兩國在政治互信和傳統友誼的基礎上,在貿易投資、科技創新和基礎設施領域加強合作,孟加拉國也希望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受益。
華東理工大學的青年學者黃銳、彭德雷、潘春陽博士討論了“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社會組織走出去面臨的問題、中國企業面臨的法律環境問題、以及中國企業投資對“一帶一路”國家制度環境的影響。香港科技大學陳偉博士通過對上海39萬海外移民數據變化的分析,認為2013年之後來自“一帶一路”國家的移民數量在增多,我們必須重視“一帶一路”戰略對中國移民人口的影響並做好應對。
在“發展中的中國與世界”單元,中山大學王寧教授討論了中國城市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政策從“系統吸引力”轉向“政策禮物”的深層次原因,建議在中央層面進行政策協調,平衡區域之間的發展;上海大學張文宏教授討論中國不同地區的社會流動,提出開放程度、家庭的社會資本、教育和性別在其中的顯著作用。英國倫敦大學的Peter Kingstone教授在“商品繁榮後的拉丁美洲:基於新自由主義與發展的反思”的報告中,對拉丁美洲多來年經濟繁榮的“真實性”進行了反思,討論了繁榮結束對該地區的新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的影響。
“國際兒童發展計畫”組織Rekha Wazir博士以亞洲和歐洲為藍本,對兒童政策進行了比較,認為以往的兒童研究多和貧困相聯繫,不太重視“兒童保護”的隱形因素,但是從兒童發展角度來看,性侵、殘疾等“隱性因素”更需要得到重視。同時兒童發展還受到愛滋病、精神健康方面的影響。建議在兒童保護的基礎上,加強對兒童領域“新出現的需求”進行研究並做出制度安排。
隨後,在“中印比較”專題中,華東理工大學黃玉琴副教授對1980年以來中印兩地婦女社會權利、經濟地位發展狀況的異同進行了分析;中央民族大學常姝博士對中印女性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進行了比較;西南政法大學劉靜博士對中印經典影視劇文本的翻拍進行了對照,認為在現代化轉型中,兩國都對自身文化傳統進行了反思。華東理工大學陳瑋博士對大國發展的路徑進行了比較分析,說明了政府介入與國家發展階段之間的關係;上海財經大學邢婷婷分析了多元信仰價值在當代中國青年人群中興起的原因。
華東理工大學曹錦清教授在大會總結報告中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所帶來的四點聯想:一是“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是中國的崛起還是復興?二是“一帶一路”是否隱含產能和資本的輸出?三是“一帶一路”僅是對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回應,還是中國試圖要建立一個更和平、更平等、更合作的一種新型的國際關係?四是“一帶一路”的提出給中國的學術研究帶來了什麼挑戰?曹錦清教授認為“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希望通過艱難的、有成效的現代化努力,恢復到我們中國曾經在世界的位置。而“一帶一路”帶來的中國產能和資本的輸出,並不能在西方社會的帝國主義與擴張主義傳統中進行理解,而是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歷一樣,利用國外的資本、技術和管理來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中國在“一帶一路”走出去的過程要和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戰略進行對接。同時,曹教授認為中國提出“一帶一路”不僅是對美國戰略的回應,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種新型的世界合作體系,這其中,中國要更關注“一帶”的發展。最後,曹錦清教授疾呼“一帶一路”的提出急切地要求我國學術研究立場和視野的轉型,對西方學術的“普適性”要進行質疑,不要讓西方研究成為我們的“消費中心”。他還強調社會學者要加強對沿線國家進行深入的國別研究,尤其是要注重和中國類似國情的國家進行比較,特別是要重視中印比較研究。
據悉,華東理工大學“上海高校智庫”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研究院高度重視國際發展研究,在徐永祥教授和曹錦清教授的帶領下,成立了“中印比較研究中心”,組建了十餘人的研究團隊,與印度農村發展國家研究院和印度國家經濟與社會研究所建立了項目合作關係,2014年以來舉辦了4場大型國際發展研討會,與國外十餘家高校和社會組織建立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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