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德里亞對於媒介在構成後現代社會中的作用的反思是他的爭議最多的觀點之一，他提供了媒介（作為萬能和自發的社會力量產生著廣泛的影響）的範式模型。他是於1972年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Toward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媒介的輓歌》（Requiem for the Media）的文章，抨擊馬克思的所謂經濟還原論或“生產力論”，開始發展他的媒介理論的。這個題目有點諷刺意味，因為鮑德里亞實際上剛剛開始完善一種社會理論，其中，媒介將在一個新的後現代性的建構中起關鍵性的作用。而在這篇文章里鮑德里亞其實是在為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媒介理論”寫輓歌，並認為：“麥克盧漢曾以他那慣有的加拿大－德克薩斯人的蠻橫說過，馬克思，這位蒸汽機和鐵路的精神上的同時代人，在他的有生之年隨著電報的出現已經過時了。他以坦率的方式說，馬克思在他對於生產的唯物主義的分析中，幾乎將生產力定義為一個被授予特權的領域，其中語言、符號和交流通常都被排除在外了。”（CPES，第164頁）鮑德里亞對馬克思的批評在這裡發出了一個激進的質問——在《生產之鏡》（The Mirror of Production）（1973）中達到頂點，並最終與馬克思主義絕交。
鮑德里亞的分析指出表征與現實關係的重要的倒置。以前，人們相信媒介是再現、反映和表征現實的,媒介正在構成（超）現實，一個新的媒介現實——“比現實更現實”——其中現實已經從屬於表征——導致現實的最終消融。另外，在《媒介意義的內爆》（The Implosion of Meaning in the Media）中，鮑德里亞宣稱媒介中符號和信息的激增通過抵消和分解所有的內容消除了意義——這是一個引向意義的瓦解以及媒介與現實之間差別消除的過程。在一個媒介信息社會中，信息和意義“內爆”，瓦解為無意義的“噪音”、沒有內容或意義的純粹外觀。因此，鮑德里亞認為：“信息對意義和內涵具有直接的破壞性，或消除它。意義的喪失直接關聯於信息、傳媒、大眾媒介的分解和勸阻作用……信息吞噬了它自己的內容；它吞噬了交流和社會……信息把意義和社會融為一種模糊不清的狀態，這種狀態根本不會導致新事物的過量出現，而是恰恰相反，導致整體的平均信息量。”鮑德里亞在這裡把媒介看做一個符號和信息的黑洞，而黑洞將所有的內容吸入控制論的噪音。在所有的內容都“內爆”為形式的過程中，噪音不再傳達有意義的信息。我們由此可以看到鮑德里亞是如何最終將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為己所有，並認為：“媒介即訊息，指代的不僅是訊息的終結，而且也是媒介的終結。不再有實際意義上的媒介（我以上所談的是關於電子大眾媒介）——也就是說，不再有一種力量，用來調解一種現實和另一種現實、現實的一種狀態和另一種狀態——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嚴格地說，這就是‘內爆’的含義：一極併入另外一極，每一個不同意義體系的兩極短路，明顯的對立與界限消失，因而媒介與現實之間的界限也消失了。因此，任何調解、任何兩者之間或從一方到另一方的辯證的調解都成為不可能，而產生了所有媒介影響的環形性。因此，從一極導向另一極的單向的本義上來講，意義（含義）也成為不可能。我們必須認真思考這種批判的——但又是最初的——情況，這是我們惟一的選擇。夢想通過內容或通過形式進行一場革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媒介和現實現在已經處於一種模糊不清的狀態，其真相已經難以辨清了。”實際上，鮑德里亞是在暗示，發展一種激進的媒介理論的真正方案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公共機構和文化機器調解主流的政治和經濟力量與人口之間關係的意義上，沒有真正的“媒介”。他宣布媒介與“現實”內爆，這樣一來，就導致不可能區分媒介表征及其表征的現實。鮑德里亞還認為媒介通過生產成批的觀眾以及思想和經驗的大眾化加劇了大眾化。大眾吸走了所有媒介內容，抵消甚至對抗意義，並要求和獲得了更多的奇觀和娛樂，因而進一步侵蝕媒介與“現實”的界限。在這個意義上，媒介在某種程度上內爆為大眾，以至於媒介對大眾有何影響以及大眾如何加工處理媒介是不得而知。
讓·鮑德里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