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現象,原因分析,發展,打擊治理,
簡介
通常所說的犯罪高危人群，基本以盜竊、詐欺、搶劫等侵財類犯罪為主，作案蹤跡遍布全國。
中國的盜竊、詐欺、搶劫等財產侵占犯罪，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強烈的地域性特徵，特定類型犯罪發生後，公安往往會第一時間判斷嫌疑人來自何方。
現象
比如河南駐馬店是迷信消災詐欺、冒充軍警詐欺、色誘敲詐、假結婚詐欺的高危地區，貴州黃平是撬盜保險柜、丟包撿包詐欺高危地區，江西瑞金是外幣詐欺、丟物撿錢詐欺、少錢變多錢詐欺、金元寶詐欺及ATM機吞卡盜竊等類型犯罪的高危地區。
當一種犯罪手法廣為人知，成功率較低時，這些地區有專人負責設計更新穎的犯罪套路傳播，以研發和創新能力來對抗警方偵查手段和社會管理水平的進步。
當某種特定類型的犯罪發生時，有經驗的偵查員幾乎第一時間就能判斷出嫌疑人來自何方。假如電動車及電線電纜被竊，多半是本地竊賊所為；而瘋狂盜竊沿街店鋪的往往是東北籍嫌犯，高檔轎車則要考慮河北獻縣方向，徒手爬樓入室盜竊的幾乎可以肯定是四川涼山人，技術性開鎖入室的盜竊團伙一般來自江西宜春，而青海化隆則是造槍基地。
上述案件要么目標特定，要么需掌握較高端的工具（特種轎車解碼器）或技能（出眾的攀爬能力，開鎖技巧等），所以極易鎖定特定籍貫人群。這類以籍貫區分的嫌疑人在公安系統內被稱為犯罪高危人群。他們所屬的地域被稱作犯罪高危地區。廣東省公安廳出動3000多名警力圍剿的博社村，其所歸屬的陸豐市即為中國製毒販毒的大本營。
在外人看來，這種分析歸類或許帶有地域歧視之嫌，但它確實符合統計數據和警方內部辦案經驗。
原因分析
2012年，中國城鎮化率已達到52.57%，城市人口超過農村人口。但大批向城市轉移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難以融入城市，他們多數文化程度低，缺乏職業技能，只能從事收入不高的低技術含量的體力勞動。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在效果上相當於將他們驅離城市。政策和感情的雙重歧視下，很容易產生嚴重的挫敗感。
當某些人融入城市的夢想最終破滅，回鄉又沒有立足之地時，一方面是為了生存，一方面源於失衡的心理，很多人主動走上犯罪道路。他們以同鄉和親緣為紐帶，互相傳授犯罪經驗，結夥作案。一些人常年在外流竄，另一些人學會犯罪技能後回到家鄉，傳授給宗親朋友，交叉結夥，外出作案，得手後回鄉銷贓及躲藏，在宗族掩護下逃避偵查打擊，犯罪帶來的暴利不斷吸引新生力量加入，於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犯罪之鄉。
犯罪高危人群和犯罪地域化的現象，其實是刑事犯罪類型化、專業化的邏輯延伸。如果將這類犯罪視為一種特殊的經濟活動，則不難理解犯罪之鄉的形成——犯罪技術的學習和傳授，不像正常的技術可以公開獲得，它高度依賴熟人、親戚之間的信任；越是技術門檻高，需要配套系統支撐的犯罪手段，其地域性壟斷特徵就越強烈。
另一方面，犯罪之鄉的形成還與地區經濟差異及特定的民情緊密相關。譬如儋州是海南第一大縣級市，人口眾多且構成複雜，客家人和黎族苗族混居，社會治安較差，黃賭毒泛濫，經濟不發達，是多種類型的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
發展
深圳及廣東籍網路詐欺團伙把儋州發展為下線和根據地，僱傭大批儋州籍青少年參與作案，且分工明確。當地甚至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有人負責盜竊身份證，有人負責用他人身份證開設詐欺用銀行賬戶，有人負責具體實施詐欺，有人負責提款分贓。下屬的那大鎮甚至出現了一個二手身份證交易市場，可以在此成批購買他們丟失或被盜的身份證。自2006年起，受騙者遍布全國。儋州還是“金砂詐欺”案件的高危地區。源源不斷的犯罪收入又帶動了當地娛樂業的發達，導致社會治安進一步混亂。
湖南婁底是電信詐欺、合成裸照詐欺及假金龜假金磚詐欺高危地區。電信詐欺最早由台灣傳入沿海的廣東福建一帶。泉州安溪曾是此類犯罪的大本營，亞洲最繁忙的基站即坐落於此地的魁斗鎮。自2004年以來官方重點整治後，台灣籍詐欺團伙將窩點轉移到了湖南。
打擊治理
從吉林省公安廳獲悉，吉林省犯罪高危人群DNA樣本資料庫已經全面建成，該省公安監所採集DNA工作進入流程化、常態化狀態，對於精準預防和打擊犯罪正在起到重要作用。
吉林省公安廳監管總隊總隊長常煒光說，截至2012年8月底，吉林省公安監所共採集在押人員DNA樣本29475份，採集全省監獄罪犯DNA樣本26547份。吉林省公安廳物證鑑定中心測序比對完成公安監管場所在押人員樣本11064份，直接比中犯罪嫌疑人47人，破案200餘起。在違法犯罪人員信息採集項目中增加DNA數據內容，大大提升了吉林省違法犯罪人員資料庫在預防和打擊犯罪方面的實用價值，這也為資料庫增加了重要內容，增加了監所深挖違法犯罪的重要手段和戰果，密切了監管與刑偵警種協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