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占經

開元占經

《開元占經》全名《大唐開元占經》,清人又或名《唐開元占經》,作者是瞿曇悉達,是中國古代天文學著作之一。成書時間約在718~726年之間。唐朝以後,《開元占經》一度失傳,所幸在明末又被人發現,才得以流傳。

《開元占經》共120卷,保存了唐以前大量的天文、曆法資料和緯書,還介紹了16種曆法有關紀年、章率等基本數據。在書中,各種物異和天文星象等方面的術語很多。本書在天文史上很有研究價值。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開元占經
成書年代,重要內容,重新發現,

成書年代

瞿曇悉達祖籍印度,其祖父是婆羅門僧人,其先世由印度遷居中國。關於他本人的生平史料傳世很少。由於唐朝信奉道家,為了整理道教知識,多位皇帝曾下令集結書籍,天文類就是其中一項。在《開元占經》卷一中記載,唐睿宗景雲二年(711),瞿曇悉達奉敕作為主持人,參加修復北魏晁崇所造鐵渾儀的工作,並於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完成。在《舊唐書·天文志》中又記載有,瞿曇悉達於唐玄宗開元六年(718)奉敕翻譯印度曆法《九執歷》。這部曆法後來被錄入了《開元占經》,至於瞿曇悉達何時編撰《開元占經》,史無明文。但據今人薄樹人考證,瞿曇悉達大概在開元二年二月之後奉敕編撰《開元占經》的,至於編成時間,則不會早晚於開元十二年。
《開元占經》全書共一二〇卷,其中前二卷是集錄中國古代天文學家關於宇宙理論的論述;卷三至卷九集錄了古代名家有關天體的狀況、運動、各種天文現象等等方面的論述,以及有關的星占術文獻;卷九十一至卷一〇二集錄了有關各種氣象的星占術文獻;卷一〇三主要抄錄了唐代李淳風撰的《麟德歷經》;卷一〇四講算法,《九執歷》就錄在這一卷內;卷一〇五集錄了從先秦古六歷到唐代神龍歷為止共二十九種曆法的一些最基本的數據,卷一〇六至卷一一〇則是講星圖,不過書中並沒有圖象,而是用文字介紹今測恆星位置與舊星圖所載之不同;卷一一一至卷一二〇是集錄古代各種有關草木鳥獸、人鬼器物等等的星占術文獻。
據考證,《開元占經》成書於唐朝開元六年(718),南宋以後就失傳了。明朝萬曆四十五年(1 61 7),有一讀書之人叫程明善,平時喜歡研究天文和曆法,又極力推崇佛家經典,有一次在為一尊古佛重新裝金時,發現古佛腹中競藏有古版的《開元占經》一書(在古代佛寺屬於地主階級,常蒐集孤本古籍以參或造佛經)。這一鉤沉起滯的發現,成為明代天文史上的大事。此書的失而復得,對研究唐宋元時期的天文學發展,是極有價值的參考書,彌補了天文學史上的斷檔期。

重要內容

(一)《開元占經》保存了漢民族最古老的關於恆星位置觀測的記錄。在卷六十至卷六十三有關二十八宿星占和卷六十五至卷六十八有關石氏中、外官星中總共給出了一百二十一顆恆星的赤道坐標位置(其中有六顆星的數據在今傳各本中已佚失)。這種赤道坐標和現代天文學上所使用的赤道坐標雖然形式不同,但本質上是一致的。這一百二十一顆星的坐標構成了一份我國最古老的星表,研究者名之為“石氏星表”。
(二)《開元占經》中保存了可能是世界最早木星衛星的肉眼觀測記錄。在卷二十三有關歲星(木星的古代名稱)占中有一段甘氏的論述:“單于之歲,歲星在子。與虛、危晨出夕入。其狀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於其側,是謂同盟。”意思是說,在單于歲那年,木星運動到了這一天區,早、晚和虛、危二宿共升共落。這時的木星看上去又大又亮,而在它的邊上仿佛有一顆小的紅色的星,這個現象稱之為“同盟”。甘氏的這個發現是在公元前364年,這比伽利略在1609年發明了天文望遠鏡之後,才發現木星衛星早了近兩千年。
(三)《開元占經》保存了石氏、甘氏和王鹹三家星官的原來面目。星官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恆星命名形式。一個星官是一個恆星組合,其中的星數多寡不等,少到一顆,多到數十顆。一組星起一個名字,如北斗(七顆星)、牽牛(六顆星)、天官(一顆星)、羽林軍(四十五顆星)等等。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有許多流派,大部分流派都有自己的星官體系,彼此略有差異。三國時代時有吳國的一位太史令陳卓曾把古代主要的三家官體系——石氏、甘氏和王鹹的,並同存異,組成一個二八三個星官包含一四六四顆星的完整體系。這個體系被後世接受,成為中國傳統的恆星命名系統。由於陳單綜合的成功,反使原來的三家星官逐漸不為世人所知。全賴《開元占經》保存了原來三家各自的組成情況,才使後人得以知曉這三家星官的原貌,從而為中國星名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四)《開元占經》中有很高科學水平的關於日蝕現象的論述。卷九中錄有西漢天文學家劉向的論斷:“日蝕者,月往蔽之。”這是我國天文學史上第一次科學地解釋了日食發生的原因。同卷中還引有與劉向同時代的一位星占家京房對古代日食觀測方法的記述:“日之將蝕,……置盆水庭中,平旦至暮視之。”這段記述表明,當時已發明了預報日食的方法,但在時刻計算上還比較粗疏,因此,耐心的天文學家藉助了一盆水使觀測者專注的目光從長時間向上仰視刺目的太陽光本身轉變為自然微俯觀測刺目程度較低的水中太陽像,從而可以大大減輕觀測者的痛苦和疲勞。這個觀測方法的發明大大提高了觀測日食的能力和質量。此外,《開元占經》還集錄了日全食時人們看到的太陽外層的一些有關現象,如日珥和日冕。
(五)《開元占經》記述了大量古代天文學家有關宇宙結構和運動的認識,而且其中有一些是僅見於此書的。如後秦天文學家姜岌《渾天論參難》,梁武帝長春殿召集群臣討論天文、星象的記載,以及祖恆對姜岌的批評等等。這些論述在《開元占經》之外迄今尚未發現影跡。還有些論述在別的古書中雖也有所記載,但是《開元占經》所錄卻更為詳盡。如對祖恆的《渾天論》、陸績的《渾天象說》等的記載都較《晉書·天文志》、《隋書·天文志》等所記為詳。所以,集中記述宇宙理論的《開元占經》卷一、卷二,乃是研究中國古代宇宙觀史的學者所必讀之書。
(六)《開元占經》卷一百三主要介紹了《麟德歷經》。《麟德歷》是初唐天文學家李淳風所編。該歷繼承了隋代劉焯皇極曆》的成就,並在天文數據和一些數學計算方面又有許多進步。它是我國曆法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在《舊唐書》和《新唐書》中都有記述,但這二書所載錯訛特多,且互有差異。因此瞿曇悉達所錄的《麟德歷經》對於《麟德歷》的整理研究工作具有很大參考價值。
(七)《開元占經》卷一百四中記錄了印度的數碼,提出了“?”的符號。這是中印數學交流史上的一段重要資料。
(八)《開元占經》卷一百四中還主要記載了《九執歷》術文。《九執歷》是一部印度曆法。九執是指日、月、五星這七個天體和羅睺、計都二顆“隱星”,羅睺、計都實際上並不是星,而是天球上月亮軌道與太陽軌道相交的兩個交點。印度天文學家中把它們看作“隱星”。《九執歷》原來面目如何,已無可考。《開元占經》所載主要是有關日、月運動和日、月食預報的計算方法。印度天文學曾經受到希臘天文學的影響,在計算天體運動時採用了黃道坐標系和幾何學方法,和中國之採用赤道坐標系及代數方法大不相同。《九執歷》中的基本天文數據中有若干較之中國略有遜色,但其方法和概念也有許多長處。例如,中國古代曆法中一直沒有分辨出太陽運動的近地點和冬至點、遠地點和夏至點的區別,而《九執歷》則定出遠地點在夏至點之前十度,這是符合當時天文實際的。又如,中國古代曆法中不考慮日、月和地球之間直線距離的遠近變化問題,所以在日、月食的計算中是有局限,《九執歷》則有推算月亮視直徑大小變化的方法,較中國古代曆法有所進步。此外,《九執歷》中引進了三角學裡的正弦函式算法和正弦函式表,這在中國古代數學中也是一個新事物。總之,《九執歷》的傳入乃是中國與印度科學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而這件大事的價值都只有《開元占經》才能為我們提供評價的具體依據。
(九)《開元占經》記錄的古代曆法基本數據對《二十四史》中的有關記載有所補充。《二十四史》中有多部史書辟有“歷志”或“律曆志”卷,記載有關時代所用曆法的種種情況,但由於各種原因,有些曆法留下來的記載很少,而《開元占經》卷一·五“古今歷積年及草率”中所記有不少可為史書資料作補充。例如,晉代北涼地方行用的趙𢾺《玄始歷》是一部重要的曆法。它首先改革了古代曆法中十九年里安排七個閏月的規律,創立了六00年中安排二二一個閏月的新規律,由此促進了古代曆法中朔望月和回歸年時間長度數據的精確性的提高。可是這個曆法在古書中記載極少。只有《開元占經》中記述了這個曆法的一些基本天文數據,才使我們對它有所了解。又如漢代太初曆以前有所謂古六歷,後人只知它們都是一種四分曆,但它們的曆元是哪一年,卻僅見於《開元占經》。此外,還有隋代劉孝孫的曆法,張容的《開皇曆》等,在《開元占經》中都有可以補充《隋書·律曆志》中所載的資料。
(十)《開元占經》中保存了大量已失傳的古代文獻資料。據初步統計,《開元占經》中摘錄有現已失傳的古代天文學和星占學著作共約七十七種,緯書共約八十二種。這些佚書在其他古籍中間或已有記載,但完全不如《開元占經》豐富。如有關緯書,明代曾有一位學者孫珏從許多唐宋古籍中輯錄出一部緯書輯佚集,題為《古微書》。然而,自《開元占經》重新發現後,清朝人所輯的《玉函山房輯佚書》等所輯緯書篇幅超出了《古微書》好幾倍。至於天文學和星占學的著作,則還沒有人全面重新輯佚過。此外,《開元占經》中還摘有若干現已佚失的經學、史學和兵家著作。總之,可以說,《開元占經》作為保存古代文獻的著作來說,稱得上是一座寶庫。
除了以上十項之外,如果用不同科學學科來檢驗,肯定還可以發掘出新的令人驚異的科學內容。總之,《開元占經》的科學價值是不容低估的。

重新發現

《開元占經》自撰成以後,傳世極少。這是因為書是一部以星占術為主的書,宣揚天命論的本身及篤信迷信的歷代封建統治者都把它視為高度的機密,生怕有人拿其中的話,結合天上的天象,來“妖言惑眾”,危及自己的統治,所以本書在唐、宋時代就流傳極少。
宋以後即無記載,當已失傳。甚至連明代的皇家天文台也無藏本。直到明神萬曆四十四年(1616),安徽歙縣有叫程明善的學者,因給古佛像布施裝金,而在佛腹中發現了一部抄本。
當今傳世較廣的是道光年間的恆德堂刻版巾箱本。近年來,台北出版了文淵閣藏本《四庫全書》影印本。中國書店也於一九八九年出版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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