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鄭友揆
- 出生日期：1909
- 逝世日期：1999
- 畢業院校：北平燕京大學
個人簡介,個人經歷,
個人簡介
早年就讀於鎮海縣立高等國小、寧波四明中學。1930年上海滬江大學肄業。1940年在香港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國外貿易事務所秘書，1942年被委派到美國任秘書，同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進修研究生課程。1947年回國，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1948年任中國駐美大使館商務辦事處副參事。1951年在美國任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以下為周育民先生所撰：
個人經歷
1932年，年方二三的鄭友揆從燕京大學畢業後，到北平社會調查所當研究生。這是一個由美中教育文個人經歷化基金資助的於1929年成立的研究機構，所長陶孟和。蒐集整理、系統研究近200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狀況是這個所的重要項目。早兩年入所的湯象龍等年青人已經開始著手整理清朝軍機處財政經濟方面的檔案，鄭友揆擔負的是整理海關史料。那時候的工作方式是，專家選材料，僱人抄錄。1934年，社會調查所併入中央研究所社會研究所，鄭友揆的工作依然在進行之中。到南京淪陷以前，五年之中已積累下六大箱資料。隨著中央研究院的轉移，鄭友揆歷經千辛萬苦，躲過了日機的轟炸掃射，終於把這六大箱資料完整地押送到了後方。
由於敵偽對後方的經濟封鎖和中美經濟關係在戰時的特殊重要性，精通英文而熟悉外貿業務的鄭友揆被國民政府先是調到香港，以後又調到美國，從事後方對外經濟貿易方面的工作。抗戰結束以後，他一度回國從事現實經濟問題研究，但很快又被派往中國駐美大使館工作。隨著國民政府在大陸的垮台，他離開了大使館，在布魯金斯研究所從事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完成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840-1948）》這部著作。這部著作很快在美國出版，二十多年以後還再次重印。在中國對外經濟關係方面的研究而言，在當時可以說已是顛峰之作。但是，他魂牽夢繞的是那在青年時代辛苦蒐集的那六大箱資料，只有充分利用這些資料基礎上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體現他所期望的學術學準，才能實現他的學術抱負。在中美關係非正常狀態下，他仍然通過各種途徑打聽這批資料的下落。終於，他不知怎么打聽到，這批材料保存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他興奮了、激動了，放棄了美國優越的研究條件、安逸的生活，告別了妻兒，毅然回國。作為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專家，他沒有向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
了解了這個背景，我們可以從他履歷上“1959年回國，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究員”的字裡行間，讀到他當時的多少感慨、多少興奮、多少憧憬。感慨的是他失去了充滿溫情的家庭生活，難以驅走的對妻兒的思念；興奮的是他可以繼續年青時代的工作，重新打開他從戰爭劫火中保存下來而塵封已久的海關資料；憧憬的是可以利用這批資料，發揮自己的才華，攀上新的學術高峰！
但這一切只有感慨是真的，興奮、憧憬最終都成了他的奢望。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難以理解一個學者的抱負。這樣一個曾經為蔣介石政府效過力、又為美帝國主義研究機構所重用的人，在國民黨叫囂反攻大陸的敏感形勢下，不帶家眷孤身一人回國，究竟是為什麼？這不是能用從事學術研究來解釋的。1967年,他終於被懷疑為“美國特務”，打入牢獄。
1975年底,政府特赦國民黨軍政憲特,這個沒有任何證據的“美國特務”也被特赦出獄了。經過九年牢獄之災，鄭友揆已年屆六旬，但他沒有提出去美國與妻兒團聚,安度晚年,還是想回到他年青時代背負過的那些箱子旁邊。1979年,政府平反了他的冤案,他提出重新回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要求，但是，這個要求被所領導拒絕了。於是才有了簡歷上“1980年到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這段文字。
二十年人事滄桑，那六箱史料還在嗎？他不斷通過書信向友人打聽，沒有人知道這些資料現在在哪裡。八十年代，新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的陳爭平先生到上海拜訪鄭先生，鄭先生再三囑託他尋找這批資料的下落。爭平翻遍了所資料室的收藏，沒有這六箱資料。十多年以後，有早已退體的資料室老人告訴他，在所搬遷之前，好象看到過這六個箱子，破破爛爛，誰也沒太注意，後來怎么處理的，不知道了。爭平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回到了老所址，詢問了後來入駐的單位，他們的回答是：“誰還會保存你們所扔下不要的東西？”
1999年，爭平來上海出差，探望已經病重住院的鄭先生。老人眼睛盯著他，希望爭平告訴他這六箱資料的下落。當他從爭平那裡得到最後的答案時，老人的眼角分明流下了兩行淚水。那流去的不僅僅是悲傷的淚水，還是他青年時代的抱負、全部生命的寄託！為了這批資料，他可以放棄安逸的生活、拋下妻兒、蒙受牢獄之災。現在，他所為之所付出的這一切都被作出垃圾處理了，我無法想像當時老人的悲痛之情，但是我知道，幾天以後，老人永遠地合上了他的雙眼。
聽完了這個故事以後，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思考一下，我們應該如何對待自己的學問人生。鄭先生雖然已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代經濟史專家，但由於命運的捉弄，他最終沒有能拿出他真正能夠代表他學術水準的成果，但是，他的生命歷程已經展現了一位學者崇高的學術追求和精神豐碑。在這塊豐碑之下，我們對學術界的抄襲剽竊者還能說什麼呢？
今年，是他誕生一百周年，忌辰十周年。學界不會忘記這位以學術為生命、在攀登學術顛峰的道路上矢志不渝、不屈不撓、不計名利的前輩。
2009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