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郭琦
- 出生地：四川樂山
- 出生日期：1917年7月
- 逝世日期：1990年9月9日
人物生平
郭琦，男，1917年7月出生於四川省樂山縣(今樂山市)流華溪一個書香世家。青年時期，他先後就讀於成都師範和四川大學中文系。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秘密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8年春赴延安，在抗大、魯藝學習，同年冬，由組織派遣回四川大學，從事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文化活動和學生運動，1939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
1940年7月，重返延安，在青年幹部學校學習，次年5月，調中央財經部任秘書組長，9月，任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室研究員，1942年秋，任綏德師範教員，1943年，整風運動擴大化，四川地下黨被誣為偽黨，把許多四川地下黨的同志打成特務，郭琦同志也被人誣陷，但他堅持實事求是，並在1949年得以平反。1946年至1954年，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幹部、副科長、學校教育處副處長、辦公室主任，並於1953年至1954年，應聘為西北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教授，主講中共黨史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課程：1954年秋，調中共中央宣傳部高教處。
從延安時代到建國初期，郭琦就開始了對馬列主義理論和馬列主義教育思想的研究。他治學嚴謹，精益求精，先後在西北大學、北京鋼鐵學院、陝西師大講授馬列主義課程期間，曾多次主講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每講一次，都重新備稿，都有新的理解、觀點、新材料補充進去，對這部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的光輝思想，逐句逐段進行了研究和探討。他在講授這部著作過程中所闡發的理論和觀點，曾啟發劉修水、祝大征等一批青年教師成長為陝西省著名的哲學理論專家。
在中宣部高教處工作期間，他不僅比較系統地研究了馬列主義教育思想，而且，比較全面地摸清了建國初期我國大專院校的實際情況，為他以後從事高等教育工作進行了理論和實踐上的準備；同時也為後來形成他自己比較完整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奠定了基礎。
1957年3月，郭琦擔任西安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開始了他長達20餘年的高等教育生涯。 1957年擴大化的反右鬥爭和1958年的“大冒進”，使郭琦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在打破舊的教學體制和建立新的教學體制的變革中，他面對黨對教育的領導、知識分子政策、政治與業務的關係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艱難的探索和實踐，並提出了許多具有實際指導意義的真知灼見。
他明確提出：“黨領導教育工作，就是要保證教育方針的貫徹執行”；他提出：“高等教育要出人才，出成果，就必須依靠廣大知識分子”，“黨委書記和校長要敢於把調動教師的積極性作為中心環節來抓”，“管理人員、服務人員的積極性，都要落實到調動教師和學生的積極性上”來，“領導工作，管理工作，從廣義上說都是智力開發的後勤工作”；他駁斥了把“又紅又專”曲解為“先紅後專”和“以紅代專”的形上學觀點，強調把政治上的“紅”落實到業務上的“專”，要做到又紅又專，德才兼備。
幾十年來，郭琦在實踐中養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風。當他發現反右鬥爭擴大化時，就立即著手於保護知識分子的工作；在高校偏離黨的教育方針的時候，他以最大的努力把因錯誤造成的損失減少到最小的限度；在黨修正錯誤時，他總是主動承擔錯誤，進行自我批評；當黨的教育方針在高校得以全面貫徹時，他不滿足於現狀，而是開動腦筋，綜合集體智慧，提出新的奮鬥目標，並為之盡力去做，不達目的，從不罷休。
陝西師範大學，是1960年由西安師範學院和陝西師範學院合併而成，郭琦任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不掛頭牌，唱重頭戲”，主持學校全面工作。
當時，陝西師範大學不僅與同類院校中的全國“名牌”大學不能相比，即使在西北地區也未必強於西北師院。郭琦和其他領導一起，審時度勢，首先從質量抓起。他先後在中文、歷史、數學等系蹲點，從 1961年起提出了“五年小成，十年中成，十五年大成’，和“打出潼關，爭取全國發言權”兩個鼓舞人心的戰略目標(小成：拿下教學任務，闖過教學關；中成：拿下科研任務，闖過科研關；大成：教學、科研兩方面趕上全國水平)。他對中青年教師說：“給你五年時間，成不了材，你就離開學校。”
數年之間，二百多名教師承擔了科研項目，其中71名教師的169篇論文在省內外發表，11本專著正式出版，幾位嶄露頭角的青年教師在蘇軾研究、《文心雕龍》研究、農民戰爭史研究等學術領域，取得了“全國發言權”。與此同時，健全和完善了教師隊伍的專業結構和年齡結構，造就了各系、室、各專業的學術“梯隊”，為陝西師大的學科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為陝西師大向全國“名牌”大學邁進拉開了帷幕。
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初，陝西師大曾圍繞著要不要開設新興的歷史地理學科，展開了一場爭論。當時，不少人認為，師範大學面向中學，面向教學，不應設定此類高深的學科。郭琦力排眾議，他認為高等院校既要靠“共性分類”，更要靠“個性立身”。高等院校的學科設定，應當辦出特色，辦出個性，辦出自己的帶頭學科。他堅決支持了史念海教授的歷史地理學，使得這門當時還一花獨秀的學科，在陝西師大生根開花、結果，成為今天陝西師大蜚聲中外的“拳頭”學科。現在，陝西師範大學已發展成為國家教育部直屬的全國六所師範大學之一。作為奠基人之一的郭琦，曾為她傾注了極大的心血。
“文化大革命”中，郭琦被打成“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執行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進了“牛棚”，受盡了精神折磨。在他政治上失去自由、朝不保夕的日子裡，仍為保護一批幹部和老教授而盡心盡力。當造反派揪斗一些中層幹部的時候，他挺身而出，主動承擔責任，為他們解脫；當一些老教授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並進“牛棚”時，他暗暗叮囑和自己關係好的監督人員：“這幾個教授要關照他們，以後教學上還要重用的”。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為了形成學科特色，他做了許多重要工作，提出了一批應當作為重點來抓的學科和課題。在文學方面，突出唐代和當代文學的研究；在史學方面，加強秦漢史、考古、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在生物、地學方面，加強對黃土高原和秦嶺、巴山的研究；在化學方面，突出農業化學和環境化學的研究；在物理學方面，突出粒子物理、低溫物理和雷射的研究；在數學方面，突出拓撲學、微分方程的研究。這些可貴的構想在後來的實踐中多數得以實現，使西北大學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1980年和1983年，郭琦同志又親自率西北大學學者代表團分別訪問日本和美國，與日本的京都大學、同志社大學、美國的紐約市立大學、密執安州大學、馬多瓜大學建立了友好關係，繼續派往國外畄學、進修的人數多達300餘人，先後回國的200餘人。侯伯宇、郝克剛、薛祥煦為骨幹教師都先後出國進修，回來後在科研上取得了出色成績，為西北大學走向世界和未來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積極參與組織和推動陝西省社會科學界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擁戴。不久，他領導籌建陝西省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的工作。1980年5月，陝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正式成立，郭琦被推選為主席。1982年被選為中共黨的“十二大”代表，並於次年當選為中共陝西省顧問委員會委員。1983年12月，郭琦任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院長、黨委書記，為進一步繁榮和發展陝西的社會科學事業、振興三秦經濟，做出了重要貢獻。
隨著改革的深入，陝西經濟發展問題愈來愈為社會各界所注目，郭琦積極參與了這一重大問題的討論和研究。1985年初，他在《陝西上下古今談》一文中，精闢地闡述了陝西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提出振興陝西經濟，首先要解決由封閉式經濟向開放型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觀點。他由陝西唐宋以來的封閉的原因，談 到關學的影響，繼而論及現在資金不足，指出振興陝西經濟須打破“四塞”和“隔絕”，“東聯西進”才是我們的出路。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當崇洋媚外、全盤西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剛剛露出苗頭時，郭琦便敏銳地提出“既要開天窗，又要安紗窗”的理論觀點。被譽為是善於把握時代發展脈搏、具有遠見卓識的理論戰線上的改革勇士，他的許多超前的意識和獨到的見解，為陝西省社會科學界的專家學者所驚嘆不已。
1988年，郭琦離職休養後，仍壯志不已，抱病為陝西的改革開放鞠躬盡瘁，勤奮工作。他以陝西省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名譽主席的身份，參加各個學會的學術會議，指導陝西社會科學研究的深入發展。他參與主持當代陝西研究會工作，為陝西省的重大決策提供了有益的諮詢和論證。並主編了《陝情要覽》、《當代中國的陝西》、《陝西五千年》、《楊明軒》等宏篇巨著，同時他還領導組織了《陝西一百個著名人物》、《當代陝西簡史》和《當代陝西叢書》的撰寫工作。
《陝西五千年》出版後，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國內專家學者稱它是一部“填補了陝西欠缺通史空白的宏篇巨著”；日本學者稱它是“中國以外的人了解陝西的一部百科全書”。郭琦知道後，在興奮之際進而萌發了編纂多卷本《陝西通史》的構想。遂即他為此書四處奔走，網路人才，終於為這一巨大工程獻出了生命。
1990年8月28日，郭琦在他主持的《陝西通史》編纂工作討論會上，突發心肌梗塞。在病危之際，他還念念不忘陝西，他說：“我雖非陝籍，但在陝西工作和生活幾十年，全家人都喝著陝西的水，吃著陝西的飯，晚年能為陝西做點事，更多地報答陝西人民的養育之情，是感到有所欣慰的，遺憾的是總感到時間太短、精力不足、做得太少。”
郭琦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他長期在高等教育戰線上從事領導工作，並致力於社會科學的實踐和理論研究，以其傑出的組織才能，出色的領導藝術以及社會活動，在陝西理論界、教育界和文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人們的廣泛尊敬。
1990年9月9日，郭琦在西安不幸逝世，終年73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