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波斯卡詩選：萬物靜默如謎

《辛波斯卡詩選:萬物靜默如謎》收錄辛波斯卡各階段名作75首，包括激發知名繪本作家幾米創作出《向左走，向右走》的《一見鐘情》，收錄於高中語文教材的《底片》，網上廣為流傳的《在一顆小星星下》，被選入韓寒雜誌“一個”的《種種可能》等等。辛波斯卡的詩取材於日常生活的事物和經驗，甲蟲、海參、石頭、沙粒、天空；安眠藥、履歷表、衣服；電影、畫作、劇場、夢境等等，在她的筆下無不煥發出新的詩意，讓人們重新認識生活中常見的事物。

基本介紹

• 書名：辛波斯卡詩選:萬物靜默如謎
• 作者：維斯拉瓦•辛波斯卡 (Wislawa Szymborska)
• 類型：文學
• 出版日期：2012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40457228, 9787540457228
• 外文名：Poems New and Selected
• 譯者：陳黎
• 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
• 頁數：201頁
• 開本：32
• 品牌：新經典文化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辛波斯卡詩選:萬物靜默如謎》編輯推薦：當代最為迷人的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辛波斯卡詩歌精選集。《洛杉磯時報》等眾多國際大媒體年度最佳圖書。她的詩吸引了《紅》《白》《藍》三部曲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注目；她的詩激發了幾米創作《向左走，向右走》；她的詩令陳綺貞著迷；她的詩入選高中語文教材，深受學生喜歡。諾貝爾文學獎米沃什、波蘭總統科莫洛夫斯一致推崇！她享有“詩界莫扎特”的美譽。

作者簡介

作者：（波蘭）維斯拉瓦·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 譯者：陳黎 張芬齡

維斯拉瓦·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2012），一九二三年生於波蘭小鎮布寧。她擅長以幽默、詩意的口吻描述嚴肅主題和日常事物，以詩歌回答生活。是波蘭最受歡迎的詩人，也是公認為當代最為迷人的詩人之一，享有“詩界莫扎特”的美譽。
一九九六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史上第三位獲獎女詩人。
二○一二年二月的一個晚上，辛波斯卡在住宅里安然去世。在她的葬禮上，波蘭各地的人們紛紛趕來，向詩人作最後的告別。
《萬物靜默如謎》收錄了辛波斯卡各個時期最迷人的七十五首佳作，曾獲得《洛杉磯時報》年度最佳圖書。
在中國，辛波斯卡的作品曾激發幾米創作了《向左走，向右走》，也被收入高中語文教材，深受學生喜愛。
陳黎，台灣著名詩人、翻譯家。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論集二十餘種，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金鼎獎等眾多大獎。
張芬齡，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評論集《現代詩啟示錄》，與陳黎合譯書十餘種。曾多次獲得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辛波斯卡：從廢墟上開出的花
1993年聖誕節，華沙的天氣簡直“爛透了”，不過賣書的攤販還是早早擺出攤子做生意。在一個小書攤前，基耶洛夫斯基（“紅藍白三部曲”的導演）發現了一本辛波斯卡的詩集。辛波斯卡是他的朋友、“紅藍白三部曲”的譯者羅曼·格倫最喜歡的詩人，他決定買一本送給羅曼。“就在我胡亂翻閱這本書的時候，我看到了《一見鐘情》。這首詩所表達的意念和《紅》這部電影十分相近。於是我決定自己留下這本詩集。”
基耶洛夫斯基所說的這部詩集，就是辛波斯卡的《開始與結束》。讓基耶洛夫斯基“一見鐘情”的那首詩，寫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那種微妙關係：看似素昧平生的兩個人，偶然相遇，一見鐘情，仿佛此前從無瓜葛。然而事實上，在此之前，他們可能早已相遇多次，又錯失多次。也許在某個街角、某段樓梯、或旋轉門轉動的一瞬間，他們曾擦肩而過；或者在人群中、在偶爾撥錯的電話里，他們曾有過交集，只不過命運弄人，緣分將他們拉近又推遠。“也許在三年前/或者就在上個星期二/有某片葉子旋舞於/肩與肩之間？/有東西掉了又撿起來？/天曉得，也許是那個/消失於童年灌木叢中的球？”這就是典型的辛波斯卡的風格，樸素而又迷離，有很強的命運感，並帶有一絲暖意。
維斯拉瓦·辛波斯卡 (Wislawa Szymborska)，1923年7月2日出生於波蘭西部小鎮布寧，8歲時移居大學城克拉科夫，並終老於此。1945年至1948年間，辛波斯卡就讀於克拉科夫著名的亞捷隆大學，修習社會學和波蘭文學。這所波蘭最古老的大學，校史上最著名的校友包括哥白尼、居里夫人和教皇保羅二世等人。
1945年4月30日，蘇軍攻占了柏林，結束了“二戰”在歐洲戰場的最後一役。此時，波蘭差不多已成廢墟。辛波斯卡就像一隻廢墟上的夜鶯，在波蘭解放的時刻開始了自己的初次啼鳴。她發表的第一首詩作題為《我追尋文字》，仿佛是一種命運提示，她從此與文字“一見鐘情”，並糾纏一生。
提起克拉科夫，不能不提波蘭另一位偉大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華沙劫掠之後，米沃什和一幫作家、藝術家躲到克拉科夫城，在此避難，並與辛波斯卡初次相遇。戰爭勝利了，經歷了戰火和流浪之苦的人民回到了家中，自由和民主成為時髦語言。然而米沃什卻發現，整個國家沒有一絲勝利的喜悅，相反卻被一種憎恨的情緒攫住。
辛波斯卡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開始寫詩的。1948年，大學畢業前夕，辛波斯卡的第一本詩集即將付印，然而此時她卻發現，她寫的那些詩大多已不合時宜。她必須對作品的風格和主題進行全面的修改，以符合新政權的胃口。1952年，她終於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詩集《我們為此而活》。她都寫了些什麼？《無名戰士之吻》、《歡呼建設社會主義城市》、《我們的工人談帝國主義》、《致美國母親》、《列寧》等等。
1951年初，米沃什在自我“道德責任”的驅迫下，決定與自己的祖國斷交，遠走巴黎。身處母國的辛波斯卡在自我意識上的覺醒要困難得多。1954年，她的第二部詩集《向自己提問》出版時，裡面還有《入黨》這種諂媚執政黨的詩篇。當她意識到諂媚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抒情詩的危險之處時，留給她的迴旋空間已經很小。1957年，她的第三部詩集《呼喚雪人》出版，政治主題大為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更為開闊的抒情主題。1962年出版的詩集《鹽》，標誌著辛波斯卡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聲音。
要說話總會面臨各種風險。作為一個詩人，首先要警惕極權美學中常有的那種“道德潔癖”，不要因過分的政治因素而最終枯竭和扭曲了自己。波蘭幾代詩人，都能在這美學的兩極之間保持美妙的平衡。這是他們的傳統。另一個危險，就是在強權的介入下“被噤聲”。博爾赫斯說過，“審查制度是隱喻之母”。在嚴格的書報審查制度下，辛波斯卡用以自保的方式無非兩條：低調和隱喻。
在1957年出版的詩集裡，未到中年的辛波斯卡就為自己寫下了《墓志銘》。米沃什說她是一個“害羞，謙虛”的女詩人，“她在自己的詩裡面靜默，她不會把自己的生活寫進詩里。”她渴望一種隱居的生活，將自己縮成一個逗點，不為人知，不加入任何文學圈子，死後與牛蒡、貓頭鷹和幾首小詩相伴。她很少在詩作中透露個人信息，雖然有過曲折的愛情生活，經歷過兩次婚姻，卻很少寫情詩。即便是寫情詩，詩中的“她/他”也往往是抽象的。她隱身其後，以便獲得一種“抽象的普遍性”。
辛波斯卡真正為世界所知，始於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意外垂青。在此前一年，愛爾蘭詩人席默思·希尼剛剛獲獎，普遍猜測不大可能再獎給一位詩人。而在當年的候選名單上，呼聲最高的是小說家拉什迪、薩拉馬戈、奈保爾和旅居美國的漢語詩人北島。即便是波蘭詩人同行，尚有兩位同輩詩人魯熱維奇和赫伯特與辛波斯卡並駕齊驅。但慣於爆冷的諾獎委員會偏偏選擇了辛波斯卡。他們看中了她什麼？“瑞典學院向維斯拉瓦·辛波斯卡致敬，因為她是一種詩歌觀點的代表，而且是一位具有不同尋常和堅韌不拔的純潔性和力量的代表。這種觀點就是把詩歌當做對生命的回答，當做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思想和責任的語言工作的方式。”頒獎詞中如是說。在舊的意識形態烏托邦破滅之後，在未來新千年的臨界點上，作為一朵“從廢墟上開出的花”，辛波斯卡的確可以為人類帶來信心、力量和希望。
詩人與世界是什麼關係？辛波斯卡說，詩人在世界上的存在太尷尬了，因為寫詩無法作為一種職業而存在。即便如此，依然會有那么多人寫詩、愛詩，等待與自己黑暗中的讀者“一見鐘情”。正如辛波斯卡詩里所說：“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
2012年2月1日，辛波斯卡因肺癌在克拉科夫辭世，走完了她88年的精彩人生路。
——《南都周刊》2012·2月第5期
辛波斯卡的作品對世界既全力投入，又保持適當距離，清楚地印證了她的基本理念：看似單純的問題，其實最富有意義。
——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
她的詩可能拯救不了世界，但世界將因她的作品而變得不再一樣。
——《紐約時報》

名人推薦

辛波斯卡提供了一個可以呼吸的世界。
——切斯拉夫·米沃什（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我看到了《一見鐘情》，它所表達的意念和《紅》這部電影十分相近。於是我決定留下這本詩集。
——基耶斯洛夫斯基（《紅》《白》《藍》三部曲導演）
辛波斯卡是激發我最多最美麗靈感的詩人。
——幾米（知名繪本作家）
在辛波斯卡的詩里，我知道少女的力量，我知道無辜的殺傷，我知道接二連三的疑問可以組合成一首停不了旋轉的舞碼。
——陳綺貞（知名歌手）
幾十年來，她用樂觀、對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著波蘭人。
——科莫洛夫斯（波蘭總統）

圖書目錄

Ι詩人與世界諾貝爾文學獎演講辭
輯一
呼喚雪人
1957
企圖
清晨四點
有玩具氣球的靜物畫
致友人
布魯格的兩隻猴子
然而
未進行的喜馬拉雅之旅
輯二
鹽
1967
博物館
旅行輓歌
不期而遇
金婚紀念日
寓言
魯本斯的女人
健美比賽
詩歌朗讀
墓志銘
巴別塔
與石頭交談
輯三
一百個笑聲
1967
寫作的喜悅
家族相簿
砍頭
聖殤像
越南
一部六十年代的電影
來自醫院的報告
眼鏡猴
特技表演者
一百個笑聲
輯四
可能
1972
可能
劇場印象
廣告
一群人的快照
回家
失物招領處的談話
從容的快板
夢之贊
幸福的愛情
在一顆小星星下
輯五
巨大的數目
1976
巨大的數目
致謝函
俯視
微笑
恐怖分子，他在注視
老歌手
讚頌我妹妹
隱居
一個女人的畫像
警告
頌揚自我貶抑
烏托邦
輯六
橋上的人們
1986
一粒沙看世界
衣服
我們祖先短暫的一生
希特勒的第一張照片
寫履歷表
葬禮
對色情文學的看法
種種可能
奇蹟市集
橋上的人們
輯七
結束與開始
1993
天空
有些人喜歡詩
結束與開始
仇恨
無人公寓裡的貓
一見鐘情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六日
我們幸運極了
輯八
瞬間
2002
三個最奇怪的詞
有些人
對統計學的貢獻
底片
雲朵
在眾生中
植物的沉默
輯九
附錄
種種荒謬與歡笑的可能
辛波斯卡作品年表

後記

種種荒謬與歡笑的可能
閱讀辛波斯卡
陳黎 張芬齡
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一九二三年七月二日出生於波蘭西部小鎮布寧（Bnin）1，八歲時移居克拉科夫（Cracow），波蘭南方的大城，至二○一二年二月去世止。她是第三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詩人（前兩位是一九四五年智利的米斯特拉爾和一九六六年德國的薩克斯），第四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作家，也是當今波蘭最受歡迎的女詩人。她的詩作雖具高度的嚴謹性及嚴肅性，在波蘭卻擁有十分廣大的讀者。她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詩集《巨大的數目》，第一刷一萬本在一周內即售光，這在詩壇真算是巨大的數目。
辛波斯卡於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在克拉科夫著名的雅格隆尼安大學修習社會學和波蘭文學。一九四五年三月，她在波蘭日報副刊發表了她第一首詩作《我追尋文字》。一九四八年，當她正打算出第一本詩集時，波蘭政局生變，共產黨政權得勢，主張文學當為社會政策而作。辛波斯卡於是對其作品風格及主題進行全面之修改，詩集延至一九五二年出版，名為《存活的理由》。辛波斯卡後來對這本以反西方思想，為和平奮鬥，致力社會主義建設為主題的處女詩集，顯然有無限的失望和憎厭，在一九七○年出版的全集中，她未收錄其中任何一首詩作。
一九五四年，第二本詩集《自問集》出版。在這本詩集裡，涉及政治主題的詩作大大減少，處理愛情和傳統抒情詩主題的詩作占了相當可觀的篇幅。一九五七年，《呼喚雪人》出版，至此她已完全拋開官方鼓吹的政治主題，找到了自己的聲音，觸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歷史，人與愛情的關係。在《布魯各的兩隻猴子》2一詩，辛波斯卡將它們和正在接受人類學考試的人類置於平行的位置，透露出她對自然萬物的悲憫，認為它們在地球的處境並不比人類卑微（亦有論者將此詩詮釋為對史達林統治時期高壓政治的嘲諷）。然而，儘管現實世界存有缺憾，人間並非完美之境，但辛波斯卡認為生命仍值得眷戀。在《未進行的喜馬拉雅之旅》一詩，辛波斯卡無意以喜馬拉雅為世外桃源，反而呼喚雪人3，要他歸返悲喜、善惡、美醜並存的塵世。在《企圖》一詩，她重新詮釋波蘭極著名的一首情歌《甜美的短歌》（“你走上山坡，我走過山谷。你將盛開如玫瑰，我將長成一株雪球樹……”），道出她對生命的認知：渴望突破現狀，卻也樂天知命地接納人類宿命的局限。
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鹽》里，我們看到她對新的寫作方向進行更深、更廣的探索。她既是孤高的懷疑論者，又是慧黠的嘲諷能手。她喜歡用全新的、質疑的眼光去觀看事物；她拒絕濫情，即便觸及愛情的主題，讀者會發現深情的背後總有一些反諷、促狹、幽默的影子。她企圖在詩作中對普遍人世表達出一種超然的同情。在《博物館》，辛波斯卡對人類企圖抓住永恆的徒然之舉發出噫嘆；生之形貌、聲音和姿態顯然比博物館裡僵死的陳列品更有情有味、更有聲有色。在《不期而遇》，她借大自然動物的意象，精準有力、超然動人地道出老友相逢卻見當年豪情壯志被歲月消蝕殆盡的無奈，以及離久情疏的生命況味。在《金婚紀念日》，她道出美滿婚姻的神話背後的陰影——長期妥協、包容的婚姻磨蝕了一個人的個性特質，也抹煞了珍貴的個別差異：
性別模糊，神秘感漸失，
差異交會成雷同，
一如所有的顏色都褪成了白色。
一九六七年，《一百個笑聲》出版，這本在技巧上強調自由詩體，在主題上思索人類在宇宙處境的詩集，可說是她邁入成熟期的作品。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可能》，和一九七六年的《巨大的數目》更見大師風範。在一九七六年之前的三十年創作生涯中，辛波斯卡以質代量，共出版了一百八十首詩，其中只有一百四十五首是她自認成熟之作，她對作品要求之嚴由此可見一斑。在辛波斯卡的每一本詩集中，幾乎都可以看到她追求新風格、嘗試新技法的用心。誠如她在《巨大的數目》一詩里所說：
地球上住著四十億人，
但是我的想像依然故我。
它和巨大的數目格格不入。
個人質素仍是其動力。
的確，在其寫作生涯中，她的題材始終別具一格：微小的生物，常人忽視的物品，邊緣人物，日常習慣，被遺忘的感覺。她敏於觀察，往往能自日常生活汲取喜悅，以簡單的語言傳遞深刻的思想，以小隱喻開啟廣大的想像空間，寓嚴肅於幽默、機智，是以小搏大，舉重若輕的語言大師。辛波斯卡用字精煉，詩風清澈、明朗，詩作優遊從容、坦誠直率，沉潛之中頗具張力，享有“詩界莫扎特”的美譽。然而她平易語言的另一面藏有犀利的刀鋒，往往能夠為讀者劃開事物表象，挖掘更深層的生命現象，為習以為常的事物提供全新的觀點，教讀者以陌生的眼光去看熟悉的事物。
在《恐怖份子，他在注視》一詩，辛波斯卡以冷靜得幾近冷漠的筆觸，像架設在對街的攝影機，忠實地呈現定時炸彈爆炸前四分鐘酒吧門口的動態——她彷佛和安置炸彈的恐怖份子一起站在對街，冷眼旁觀即將發生的悲劇。辛波斯卡關心恐怖手段對無辜民眾無所不在的生命威脅，但她知道無言的抗議比大聲疾呼的力量更強而有力。她讓敘述者的冷淡和事件的緊迫性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讀者的心情便在這兩股力量的拉鋸下，始終處於焦灼不安的狀態，詩的張力於是巧妙地產生了。在《聖殤圖》，辛波斯卡以同情又略帶嘲諷的語調，將政治受難英雄的母親塑造成媒體的受害者。兒子受難，母親卻得因為追悼人潮的湧入和探詢，時時刻刻——接受訪問，上電視或廣播，甚至參與電影演出——重溫痛苦的回憶，一再複述兒子殉難的場景。然而傷痛麻木之後，自己的故事似乎成了別人的故事。母親流淚，究竟是因為喪子之慟仍未撫平，還是因為弧光燈太強？是個值得玩索的問題。而在《隱居》一詩，辛波斯卡拋給我們另一個問題。有這么一位隱士：
住在漂亮的小樺樹林中
一間有花園的小木屋裡。
距離高速公路十分鐘，
在一條路標明顯的小路上。
他忙著接待各地的訪客，樂此不疲地說明自己隱居的動機，愉快地擺姿勢接受拍照。令人不禁懷疑：他真正喜歡的是粗陋孤寂的隱居生活，還是隱居所獲致的邊際效益——他人的讚嘆和仰慕所引發的自我膨脹和虛榮的快感？此詩以幽默、戲謔的輕鬆口吻，探討與人性相關的嚴肅主題，這正是辛波斯卡詩作的重要特色，一如《在一顆小星星底下》末兩行所揭示的：
啊，言語，別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
卻又費心勞神地使之看似輕鬆。
這或許也是辛波斯卡能夠成為詩壇異數——作品嚴謹卻擁有廣大讀者群——的原因吧！
身為女性詩人，辛波斯卡鮮少以女性問題為題材，但她不時在詩作中流露對女性自覺的關心。在《一個女人的畫像》，辛波斯卡為讀者描繪出一個為愛改變自我、為愛無條件奉獻、因愛而堅強的女人。愛的枷鎖或許讓她像“斷了一隻翅膀的麻雀”，但愛的信念賜予她夢想的羽翼，讓她能扛起生命的重擔。這樣的女性特質和女性主義者所鼓吹的掙脫父權宰制、尋求解放的精神有著極大的衝突，但辛波斯卡只是節制、客觀地敘事，語調似乎肯定、嘲諷兼而有之。她提供給讀者的只是問題的選項，而非答案。對辛波斯卡而言，性別並不重要；個人如何在生命中為自己定位才是她所關心的。
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是辛波斯卡關注的主題。在她眼中，自然界充滿著智慧，是豐沃且慷慨的，多變又無可預測的：細體自然現象對人類具有正面的啟示作用。她對人類在大自然面前表現出的優越感和支配慾望，頗不以為然。她認為人類總是過於渲染自身的重要性，將光環籠罩己身而忽略了周遭的其他生命；她相信每一種生物的存在都有其必然的理由，一隻甲蟲的死亡理當受到和人類悲劇同等的悲憫和尊重（《俯視》）。窗外的風景本無色，無形，無聲，無臭，又無痛；石頭無所謂大小；天空本無天空；落日根本未落下。自然萬物無需名字，無需人類為其冠上任何意義或譬喻；它們的存在是純粹的，是自身俱足而不假外求的（《一粒沙看世界》）。人類若無法真誠地融入自然而妄想窺探自然的奧秘，必定不得其門而入（《與石頭交談》）。理想的生活方式其實唾手可得，天空是可以無所不在的——只要與自然合而為一，只要：
一扇窗減窗台，減窗框，減窗玻璃。
一個開口，不過如此，
開得大大的。
當人類與自然水乳交融時，高山和山谷、主體和客體、天和地、絕望和狂喜的明確界線便不復存在，世界不再是兩極化事物充斥的場所，而是一個開放性的空間（《天空》）。
辛波斯卡閱讀的書籍範疇極廣，她擔任克拉科夫《文學生活》周刊編輯將近三十年（1953-1981），撰寫一個名為“非強制閱讀”的書評專欄。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二年間，她評介了一百三十本書，而其中文學以外的書籍占了絕大的比例，有通俗科學（尤其是關於動物方面的知識性書籍）、辭書、百科全書、歷史書、心理學、繪畫、哲學、音樂、幽默文類、工具書、回憶錄等各類書籍。這么廣泛的閱讀觸發了她多篇詩作的意念和意象。辛波斯卡曾數次於書評和訪談中對所謂的“純粹詩”表示懷疑。在一篇有關波德萊爾的書評里，她寫道：“他取笑那些在詩中稱頌避雷針的詩人。這樣的詩或許稍顯遜色，但在今日，這個主題和任何事物一樣，都可以成為絕佳的精神跳板。”辛波斯卡認為詩人必須能夠也應該自現實人生取材；沒有什麼主題是“不富詩意”的，沒有任何事物是不可以入詩的。從她的詩作，我們不難看出她對此一理念的實踐：她寫甲蟲、石頭、動物、植物、沙粒、天空；她寫安眠藥、履歷表、衣服；她寫電影、畫作、劇場；她寫戰爭、葬禮、色情文學、新聞報導；她也寫夢境、仇恨、定時炸彈、恐怖份子。辛波斯卡對事物有敏銳的洞察力，因此她能將詩的觸角伸得既廣闊且深遠。對辛波斯卡而言，詩具有極大的使命和力量，一如她在《寫作的喜悅》中所下的結語：
寫作的喜悅。
保存的力量。
人類之手的復仇。
詩或許是人類用來對抗有限人生和缺憾現實的一大利器。詩人在某種程度上和“特技表演者”有相通之處：缺乏羽翼的人類以“以吃力的輕鬆，以耐心的敏捷，在深思熟慮的靈感中”飛翔。詩，便是詩人企圖緊握“搖晃的世界”所抽出的“新生的手臂”；詩，便是在夢想與現實間走索的詩人企圖藉以撐起浮生的一根竿子。
一九七六年之後，十年間未見其新詩集出版。一九八六年《橋上的人們》一出，遂格外引人注目。令人驚訝的是，這本詩集竟然只有二十二首詩作，然而篇篇佳構，各具特色，可說是她詩藝的高峰。在這本詩集裡，她多半以日常生活經驗為元素，透過獨特的敘述手法，多樣的詩風，錘鍊出生命的共相，直指現實之荒謬、局限，人性之愚昧、妥協。
《葬禮》一詩以三十五句對白組成，辛波斯卡以類似荒謬劇的手法，讓觀禮者的話語以不合邏輯的順序穿梭、流動、交錯，前後句之間多半無問答之關聯，有些在本質上甚至是互相衝突的。這些對白唯一的共通點是——它們都是生活的聲音，瑣碎、空洞卻又是真實生命的回音。在本該為死者哀慟的肅穆葬禮上，我們聽到的反而是生者的喧譁。借著這種實質和形式之間的矛盾，辛波斯卡呈現出真實的生命形貌和質感，沒有嘲諷，沒有苛責，只有會心的幽默和諒解。
在《寫履歷表》一詩，辛波斯卡則以頗為辛辣的語調譏諷現代人功利導向的價值觀——將一張單薄的履歷表和一個漫長、複雜的人生劃上等號，企圖以一份空有外在形式而無內在價值的數據去界定一個人，企圖以片面、無意義的具體事實去取代生命中諸多抽象、無以名之的美好經驗。然而，這樣的荒謬行徑卻在現代人不自覺的實踐中，成為根深蒂固的生活儀式，詩人為我們提出了警訊。
在《衣服》一詩中，辛波斯卡不厭其煩地列出不同質料、樣式的衣服名稱，及其相關之配件、設計細節，似乎暗示生命的局限──再嚴密的設防，也無法阻攔焦慮、心事、病痛、疏離感的滲透。即使抽出了圍巾，在衣服外再裹上一層保護膜，也只是一個蒼涼無效的生命手勢。然而，辛波斯卡對人世並不悲觀。在《橋上的人們》，她以日本浮世繪畫家歌川廣重的版畫《驟雨中的箸橋》為本，探討藝術家企圖用畫筆攔截時間、擺脫時間束縛的用心。英國詩人濟慈在《希臘古瓮頌》一詩里，曾經對藝術的力量大大禮讚一番，因為它將現實凝結為永恆，並且化解了時間對人類的威脅。辛波斯卡稱歌川廣重為“一名叛徒”，因為他讓“時間受到忽視，受到侮辱”，讓“時間失足倒下”，因為他“受制於時間，卻不願意承認”。企圖以寫作，以“人類之手的復仇”對抗時間與真實人生的詩人，其實是藝術家的同謀，共犯。但辛波斯卡相信，此種與時間對抗的力量不僅蘊藏於藝術品里，也可以當下體現：有些人，進一步地，在面對現實人生，在接受生命苦難本質的同時，聽到了畫裡頭
雨水的濺灑聲，
感覺冷冷的雨滴落在他們的頸上和背上，
他們注視著橋以及橋上的人們，
彷佛看到自己也在那兒
參與同樣無終點的賽跑，
穿越同樣無止盡，跑不完的距離，
並且有勇氣相信
這的確如此。
人類（藝術家或非藝術家）的堅毅與想像，支持這孤寂、抽象的長跑一代復一代地延續下去。
辛波斯卡關心政治，但不介入政治。嚴格地說，她稱不上是政治詩人——也因此她的書能逃過官方檢查制度的大剪，得以完整的面貌問世——但隱含的政治意涵在她詩中到處可見。早期詩作《然而》是辛波斯卡少數觸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殘暴行徑的詩作之一。因此，這首詩格外值得注意——它不但對納粹集體大屠殺的暴行加以譴責，同時也暗指波蘭社會某些人士對猶太人的命運漠不關心。在以德軍占領期的波蘭為背景的另一首詩作《可能》，處處可見不安，恐懼，逮捕，驅逐，處死的暗示性字眼。辛波斯卡的宿命觀在此詩可略窺一二：生命無常，在自然界和人類世界，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但是，辛波斯卡的政治嘲諷和機智在《對色情文學的看法》一詩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八十年代的波蘭在檢查制度之下，政治性、思想性的著作斂跡，出版界充斥著色情文學。在這首詩里，辛波斯卡虛擬了一個擁護政府“以思想箝制確保國家安全”政策的說話者，讓他義正嚴詞地指陳思想問題的嚴重性超乎色情問題之上，讓他滔滔不絕地以一連串的色情意象痛斥自由思想之猥褻、邪惡。但在持續五個詩節嘉年華會式的激情語調之後，辛波斯卡設計了一個反高潮——在冷靜、節制的詩的末段，他刻意呈現自由思想者與志同道合者喝茶、翹腳、聊天的自得和無傷大雅。這樣的設計頓時瓦解了說話者前面的論點，凸顯其對思想大力抨擊之荒謬可笑，也間接對集權國家無所不在的思想監控所造成的生存恐懼，提出了無言的抗議。
辛波斯卡認為生存是天賦人權，理應受到尊重。在《種種可能》一詩，她對自己的價值觀、生活品味、生命認知做了相當坦率的表白。從她偏愛的事物，我們不難看出她恬淡自得、自在從容、悲憫敦厚、不道學、不迂腐的個性特質。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自主個體，依附於每一個個體的“種種可能”正是人間的可愛之處。透過這首詩，辛波斯卡向世人宣告生命之多樣美好以及自在生存的權利，因為“存在的理由是不假外求的”。
辛波斯卡的詩不論敘事論理多半直截了當，鮮用意象，曾有人質疑她取材通俗、流於平凡，殊不知正因為如此，她的詩作才具有坦誠直率的重要特質。這份坦直也吸引了名導演基希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
一九九三年，我在華沙過聖誕。天氣爛透了，不過賣書的攤販已擺出攤子作生意。我在其中一個書攤上發現了一小本辛波斯卡的詩集。她是羅曼·格林（Roman Gren）最喜歡的詩人——羅曼·格林是《三顏色》的譯者。我買下這本書，打算送給他。辛波斯卡和我從未碰過面；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有共通的朋友。就在我胡亂翻閱這本書的時候，我看到了《一見鐘情》。這首詩所表達的意念和《紅》（即《紅色情深》）這部電影十分相近。於是我決定自己留下這本詩集。
這本詩集即是一九九三年出版，收錄十八首詩作的《結束與開始》。在《一見鐘情》這首詩，我們看到人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兩個素昧平生的人偶然相識，擦出火花，然而這真的是第一次交會嗎？在此之前或許兩人曾經因緣際會“擦肩而過一百萬次了”——在人群中，撥錯的電話中，經過旋轉門的時候，在機場接受行李檢查的時候；一片飄落的葉子，一個消失於灌木叢中的球，或一個類似的夢境，都可能是連結人與人之間的扣環。有了這層體認，我們便可用全新的角度去看待疏離的人際關係，並且感受到一絲暖意和甜蜜。
在《有些人喜歡詩》這首詩里，辛波斯卡如是寫道：
有些人——
那表示不是全部。
甚至不是全部的大多數，
而是少數。
倘若不把每個人必上的學校
和詩人自己算在內，
一千個人當中大概
會有兩個吧。
喜歡——
不過也有人喜歡
雞絲麵湯。
有人喜歡恭維
和藍色，
有人喜歡老舊圍巾，
有人喜歡證明自己的論點，
有人喜歡以狗為寵物。
詩——
然而詩究竟是怎么樣的東西？
針對這個問題
人們提出的不確定答案不只一個。
但是我不懂，不懂
又緊抓著它不放，
彷佛抓住了救命的欄桿。
這也許不是一個詩的時代——或者，從來就未曾有過詩的時代——但人們依舊寫詩、讀詩，詩依舊存活著，並且給我們快樂與安慰，對許多人而言，詩真的像“救命的欄桿”。辛波斯卡是懂得詩和生命的況味的，當她這樣說：“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
拙譯最後一輯詩作選自辛波斯卡得諾貝爾獎後出版的詩集《瞬間》（2002）。這些詩許多是她先前幾本詩集主題的再現或變奏，舉重若輕，以小搏大，從容、機智的辛波斯卡風格鮮明在焉，讀來仍處處驚艷。《三個最奇怪的詞》讓人一見難忘；《對統計學的貢獻》別出心裁地以看似缺乏詩意的統計學數據，精準、幽默、驚心地呈現出人類/人性的種種情境，只有辛波斯卡才能構築出此類帶淚的戲謔。
譬如：
個體無害，
群體中作惡者
——至少一半的人；
為情勢所迫時
行徑殘酷者
——還是不要知道為妙
即便只是約略的數目
又譬如：
公正不阿者
——三十五人，為數眾多；
公正不阿
又通達情理者
——三人。
輯末兩首《在眾生中》和《植物的沉默》，可視為收束其諸多主題，展現“詩界莫扎特”明朗、迷人詩歌演奏風格的壓卷之作。

序言

詩人與世界
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演講辭
據說任何演說的第一句話一向是最困難的，現在這對我已不成問題啦。但是，我覺得接下來的句子——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一直到最後一行——對我都是一樣的困難，因為在今天這個場合我理當談詩。我很少談論這個話題——事實上，比任何話題都少。每次談及，總暗地裡覺得自己不擅此道，因此我的演講將會十分簡短，上桌的菜量少些，一切瑕疵便比較容易受到包容。
當代詩人對任何事物皆是懷疑論者，甚至——或者該說尤其——對自己。他們公然坦承走上寫詩一途情非得已，彷佛對自己的身份有幾分羞愧。然而，在我們這個喧譁的時代，承認自己的缺點——至少在它們經過精美的包裝之後——比認清自己的優點容易得多，因為優點藏得較為隱密，而你自己也從未真正相信它們的價值……在填寫問卷或與陌生人聊天時——也就是說，在他們的職業不得不曝光的時候——詩人較喜歡使用籠統的名稱“作家”，或者以寫作之外所從事的任何工作的名稱來代替“詩人”。辦事官員或公車乘客發現和自己打交道的對象是一位詩人的時候，會流露出些許懷疑或驚惶的神色。我想哲學家也許會碰到類似的反應，不過他們的處境要好些，因為他們往往可以替自己的職業冠上學術性的頭銜。哲學教授——這樣聽起來體面多了。
但是卻沒有詩教授這樣的頭銜。這畢竟意味著詩歌不是一個需要專業研究、定期考試、附有書目和批註的理論性文章，以及在正式場合授予文憑的行業。這也意味著光看些書——即便是最精緻的詩——並不足以成為詩人。其關鍵因素在於某張蓋有官印的紙。我們不妨回想一下：俄國詩壇的驕傲、諾貝爾桂冠詩人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就曾經因為這類理由而被判流放。他們稱他為“寄生蟲”，因為他未獲官方授予當詩人的權利。
數年前，我有幸會見布羅茨基本人。我發現在我認識的詩人當中，他是唯一樂於以詩人自居的。他說出那兩個字，不但毫不勉強，相反地，還帶有幾分反叛性的自由，我想那是因為他憶起了年輕時所經歷過的不人道羞辱。
在人性尊嚴未如此輕易遭受蹂躪的較幸運的國家，詩人當然渴望被出版，被閱讀，被了解，但他們絕少使自己超越一般民眾和單調日常生活的水平。而就在不久前，本世紀的前幾十年，詩人還竭盡心力以其奢華的衣著和怪異的行徑讓我們震驚不已，但這一切只是為了對外炫耀。詩人總有關起門來，脫下斗篷、廉價飾品以及其他詩的裝備，去面對——安靜又耐心地守候他們的自我——那白晰依舊的紙張的時候，因為到頭來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偉大科學家的電影版傳記相繼問世，並非偶然。越來越多野心勃勃的導演企圖忠實地再現重要的科學發現或傑作的誕生的創造過程，而且也的確能幾分成功地刻畫出投注於科學上的心血。實驗室，各式各樣的儀器，精密的機械裝置重現眼前：這類場景或許能讓觀眾的興趣持續一陣子；充滿變數的時刻——這個經過上千次修正的實驗究竟會不會有預期的結果？——是相當戲劇化的。講述畫家故事的影片可以拍得頗具可看性，因為影片再現一幅名作形成的每個階段，從第一筆畫下的鉛筆線條，到最後一筆塗上的油彩。音樂則瀰漫於講述作曲家故事的影片中：最初在音樂家耳邊響起的幾小節旋律，最後會演變成交響曲形式的成熟作品。當然，這一切都流於天真爛漫，對奇妙的心態——一般稱之為靈感——並未加以詮釋，但起碼觀眾有東西可看，有東西可聽。
而詩人是最糟糕的；他們的作品完全不適合以影像呈現。某個人端坐桌前或躺靠沙發上，靜止不動地盯著牆壁或天花板看；這個人偶爾提筆寫個七行，卻又在十五分鐘之後刪掉其中一行；然後另一個小時過去了，什麼事也沒發生……誰會有耐心觀賞這樣的影片？
我剛才提到了靈感。被問及何謂靈感或是否真有靈感之時，當代詩人會含糊其辭。這並非他們未曾感受過此一內在激力之喜悅，而是你很難向別人解說某件你自己都不明白的事物。
好幾次被問到這樣的問題時，我也躲閃規避。不過我的答覆是：大體而言，靈感不是詩人或藝術家的專屬特權；現在，過去和以後，靈感總會去造訪某一群人——那些自覺性選擇自己的職業並且用愛和想像力去經營工作的人。這或許包括醫生，老師，園丁——還可以列舉出上百項行業。只要他們能夠不斷地發現新的挑戰，他們的工作便是一趟永無終止的冒險。困難和挫敗絕對壓不扁他們的好奇心，一大堆新的疑問會自他們解決過的問題中產生。不論靈感是什麼，它衍生自接連不斷的“我不知道”。
這樣的人並不多。地球上的居民多半是為了生存而工作，因為不得不工作而工作。他們選擇這項或那項職業，不是出於熱情；生存環境才是他們選擇的依據。可厭的工作，無趣的工作，僅僅因為待遇高於他人而受到重視的工作（不管那工作有多可厭，多無趣）——這對人類是最殘酷無情的磨難之一，而就目前情勢看來，未來似乎沒有任何改變的跡象。
因此，雖然我不認為靈感是詩人的專利，但我將他們歸類為受幸運之神眷顧的精英團體。
儘管如此，在座各位此刻或許存有某些疑惑。各類的拷問者、專制者、狂熱份子，以一些大聲疾呼的口號爭權奪勢的民眾煽動者——他們也喜愛他們工作，也以富有創意的熱忱去履行他們的職責。的確如此，但是他們“知道”。他們知道，而且他們認為自己所知之事自身俱足；他們不想知道其他任何事情，因為那或許會減弱他們的主張的說服力。任何知識若無法引發新的疑問，便會快速滅絕：它無法維持賴以存活所需之溫度。以古今歷史為借鏡，此一情況發展至極端時，會對社會產生致命的威脅。
這便是我如此重視“我不知道”這短短數字的原因了。這辭彙雖小，卻張著強有力的翅膀飛翔。它擴大我們的生活領域，使之涵蓋我們內在的心靈空間，也涵蓋我們渺小地球懸浮其間的廣袤宇宙。如果牛頓不曾對自己說“我不知道”，掉落小小果園地面上的那些蘋果或許只像冰雹一般；他頂多彎下身子撿取，然後大快朵頤一番。我的同胞居里夫人倘若不曾對自己說“我不知道”，或許到頭來只不過在一所私立中學當化學老師，教導那些家世良好的年輕仕女，以這一份也稱得上尊貴的職業終老。但是她不斷地說“我不知道”，這幾個字將她——不只一次，而是兩度——帶到了斯德哥爾摩，在這兒，不斷追尋的不安靈魂不時獲頒諾貝爾獎。
詩人——真正的詩人——也必須不斷地說“我不知道”。每一首詩都可視為回響這句話所做的努力，但是他在紙頁上才剛寫下最後一個句點，便開始猶豫，開始體悟到眼前這個答覆是絕對不完滿而可被摒棄的純代用品。於是詩人繼續嘗試，他們這份對自我的不滿所發展出來的一連串的成果，遲早會被文學史家用巨大的紙夾夾放在一起，命名為他們的“作品全集”。
有些時候我會夢想自己置身於不可能實現的處境，譬如說我會厚顏地想像自己有幸與那位對人類徒然的努力發出動人噫嘆的《舊約‧傳道書》的作者談天。我會在他面前深深地一鞠躬，因為他畢竟是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至少對我而言。然後我會抓住他的手。“‘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你是這么寫的，傳道者。但是你自己就是誕生於太陽底下的新鮮事，你所創作的詩也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因為在你之前無人寫過。你所有的讀者也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因為在你之前的人無法閱讀到你的詩。你現在坐在絲柏樹下，而這絲柏自開天闢地以來並無成長，它是藉由和你的絲柏類似但非一模一樣的絲柏而成形的。傳道者，我還想問你目前打算從事哪些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將你表達過的思想做進一步的補充？還是駁斥其中的一些論點？你曾在早期的作品裡提到‘喜悅’的觀點——它稍縱即逝，怎么辦？說不定你會寫些有關喜悅的‘太陽底下的新鮮’詩？你做筆記嗎？打草稿嗎？我不相信你會說：‘我已寫下一切，再也沒有任何需要補充的了。’這樣的話世上沒有一個詩人說得出口，像你這樣偉大的詩人更是絕不會如此說的。”
世界——無論我們怎么想，當我們被它的浩瀚和我們自己的無能所驚嚇，或者被它對個體——人類、動物、甚至植物——所受的苦難所表現出來的冷漠所激憤（我們何以確定植物不覺得疼痛）；無論我們如何看待為行星環繞的星光所穿透的穹蒼（我們剛剛著手探測的行星，早已死亡的行星？依舊死沉？我們不得而知）；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這座我們擁有預售票的無限寬廣的劇院（壽命短得可笑的門票，以兩個武斷的日期為界限）；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它是令人驚異的。
但“令人驚異”是一個暗藏邏輯陷阱的性質形容詞。畢竟，令我們驚異的事物背離了某些眾所皆知且舉世公認的常模，背離了我們習以為常的明顯事理。而問題是：此類顯而易見的世界並不存在。我們的訝異不假外求，並非建立在與其他事物的比較上。
在不必停下思索每個字詞的日常言談中，我們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軌”之類的語彙……但在字字斟酌的詩的語言裡，沒有任何事物是尋常或正常的——任何一個石頭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雲；任何一個白日以及接續而來的任何一個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種存在，這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的存在。
看來艱巨的任務總是找上詩人。
維斯拉瓦·辛波斯卡
1996年12月7日
斯德哥爾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