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這樣寂寞生活(浦睿文化出品圖書):內容簡介,作者介紹,譯者介紹,內文選摘,社會

《我曾這樣寂寞生活》是辛波斯卡繼《萬物靜默如謎》之後又一經典詩集。在這本詩集中，詩人用機智、迷人的聲音與語調，訴說了對家人的懷念與讚美、對世間種種生活的愛、對消逝的時間與國度的迷戀、對日常和萬物的詩意描摹，隱隱折射出詩人內心的豐富世界和她的寂寞生活。

此書中收錄《告別風景》、《事件的版本》、《從無饋贈》、《我致力於創造一個世界》、《在赫拉克利特的河中》、《時代之子》等80多首雋永的詩作，同時，重譯了《萬物靜默如謎》中廣為流傳的《一見鐘情》、《種種可能》、《在一顆小星星下》等10餘首作品，可以在不同的譯文中窺見經典的韻味。

基本介紹

書名：我曾這樣寂寞生活
作者：維斯拉瓦·辛波斯卡
譯者：胡桑
ISBN：9787540465452
類別：文學·詩歌
頁數：245頁
定價：30.00元
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年2月
裝幀：平裝
開本：880mm×1230mm
副標題：辛波斯卡詩選2

內容簡介,作者介紹,譯者介紹,內文選摘,社會評價,目錄,

內容簡介

《我曾這樣寂寞生活》是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詩人辛波斯卡繼《萬物靜默如謎》之後又一經典詩集。

在這本詩集中，詩人用機智、迷人的聲音與語調，訴說了對家人的懷念與讚美、對世間種種生活的愛、對消逝的時間與國度的迷戀、對日常和萬物的詩意描摹，隱隱折射出詩人內心的豐富世界和她的寂寞生活。

書中收錄《告別風景》、《事件的版本》、《從無饋贈》、《我致力於創造一個世界》、《在赫拉克利特的河中》、《時代之子》等80多首雋永的詩作，同時重譯了《萬物靜默如謎》中廣為流傳的《一見鐘情》、《種種可能》、《在一顆小星星下》等10餘首作品，可以在不同的譯文中窺見經典的韻味。

作者介紹

維斯拉瓦·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2012）：1923年生於波蘭小鎮布寧。擅長以幽默、詩意的口吻描述嚴肅主題和日常事物，以詩歌回答生活。當代最為迷人的詩人之一，享有“詩界莫扎特”的美譽。

199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史上第三位獲獎女詩人。

2001年成為美國文學藝術學院名譽會員，系美國授予傑出藝術家的最高榮譽。

2012年2月1日，於克拉科夫逝世。同年，《萬物靜默如謎》出版。

譯者介紹

胡桑：詩人，評論家。同濟大學哲學博士。現居德國波恩，為波恩大學訪問學者。

內文選摘

金婚紀念日

他們一定有過不同之處，

水與火，相互遠離，

在欲望中偷竊並贈予，

攻擊彼此的差異。

緊緊抱住，那么久，

他們占用、剝奪彼此，

即使只有空氣留在他們懷裡，

透明，如閃電之後。

某一天，無須回答，他們就領會了彼此的問題。

某一夜，在黑暗中，他們透過

沉默的種類，猜測彼此的眼神。

性別消退，神秘潰散，

各種差異在雷同中遇見彼此。

一如所有的顏色在白色中變得一致。

這兩人誰翻倍了，誰消失了？

誰以兩種笑容微笑？

誰的聲音形成了兩種音質？

誰以兩個腦袋點頭，又是誰同意？

誰的手勢將茶匙舉向兩人的唇邊？

誰剝奪了另一個人的生命？

誰活著，誰已死去，

纏繞於某人的掌紋中？

他們凝視彼此的眼睛，逐漸成了孿生子。

熟稔是最完美的母親——

不偏愛任何一個孩子，

幾乎不能記住誰是誰。

在這個節日，他們的金婚紀念日，

他們一起看見，一隻鴿子棲止於窗台。

社會評價

譯序 | 碎語、奇蹟市場，或希望

文/胡桑
1
“我不想成為上帝或英雄。只是成為一棵樹，為歲月而生長，不傷害任何人。”這是波蘭詩人米沃什的詩句，用來總結米沃什的好友、另一位波蘭詩人辛波斯卡的一生極其貼切。八歲起，辛波斯卡隨父母遷居到波蘭南部古城克拉科夫，並在這裡居住了大半個世紀，直至生命的終點。她的家位於市中心，是一所兩室小屋。2012年2月1日深夜，辛波斯卡就在這所屋子裡安靜地閉上眼睛，她在沉睡中完成了八十八年的生命。這是從一次完整而靜謐的生命中延伸出來的死亡。她的窗外有一株白楊。我們可以想像，她每天走到視窗凝視樹木時的靜默神情：　
生前栽於屋旁花園中的樹
仍在為他生長。

這句她參觀歌德故居後寫的詩，似乎是為自己寫的。辛波斯卡聲稱所有的寫作靈感來源於生活，來源於她生存其中的世界。她的詩行隨著世界的節奏而起伏。在具有輓歌性質的《植物的靜默》一詩中，她以謙遜的姿態與植物所代表的萬物交流，她自己則作為終有一死的侍奉者出現於詩中：

與你們的交談雖然必要但不可能。
那么緊迫，卻被永遠擱置，
在這次倉促的人生中。

在她的詩中，我們能夠領受到世界的令人驚異之處、生活的苦難、人類的尊嚴和內在的束縛、承受世界的堅忍與真誠，以及地平線上隱忍的希望。
1996年10月7日，在波蘭《選舉報》記者安娜·魯德尼茨卡、塔杜施·內切克對她所做的訪談《我站在人們一邊》中，她說道，“世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確實令人讚嘆。”兩個月後，她站在諾貝爾文學獎領獎台上發表演說時，她一直在強調對於世界的“我不知道”的態度：“在詩歌語言中，每一個詞語都被權衡，絕無尋常或正常之物。沒有一塊石頭或一朵石頭之上的雲是尋常的。沒有一個白晝和白晝之後的夜晚是尋常的。總之，沒有一個存在，沒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尋常的。”這是對世界的永恆的未完成狀態的尊重，也是人類希望的來源。

作為二十世紀波蘭文壇上獨樹一幟的女詩人，辛波斯卡總是與傲慢和雄辯無緣，有時候，甚至會給人以柔弱的感覺。然而，在這柔弱之中，她傾注了對生活、對世界的最大限度的愛。她是備受苦難的二十世紀波蘭的女兒，但並不鐘情於政治，也不關注熱門的宏大主題。她專注於日常生活中微小的事物。米沃什在《論辛波斯卡》中曾說：“她在詩中是弱小的。她的詩只是一句碎語。”然而，她不是無聊生活的粉飾者、低級情感的推銷員。瑞典學院院士布里吉塔·特羅澤克夫人的評價是，辛波斯卡“把詩歌當做生命的回答，當做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思想和責任的語言工作的方式”。她在柔弱的細節中發現奇蹟，堅持不懈地領悟生活和人性中最深刻的秘密、困境和希望。她為每一首詩賦予優美的形式、精確而又富於層次的內容，為此，瑞典學院贈予她一個稱號——詩界莫扎特。
瑞典學院為辛波斯卡撰寫的諾獎授獎辭是極其精確的：辛波斯卡的詩“通過精確的反諷將生物法則和歷史活動展示在人類現實的片段中”。反諷不是廉價的幽默，相反，她善於精妙的錯位、偶然和斷裂喚醒根植於我們內在的對世界的憂傷、鄉愁和依戀，在我們享受審美愉悅的時候令我們發出嘆息，隨後又引發我們讚美。

2
1923年7月2日，辛波斯卡生於波茲南附近的小鎮布寧（現屬於庫爾尼克）。這座波蘭小鎮上有許多新哥特建築。她出生的房子是一所兩層樓的大房子，紅色屋頂，現在仍保存著，臨近一個狹長的湖泊。她的父親是小職員，1936年去世，當時辛波斯卡才十三歲。她還有一個比她大六歲的姐姐瑪麗亞·諾沃耶卡。她在詩中不太寫私人事務，家庭成員也極少出現於她的詩中。只有在《終於，記憶》一詩中，父母的形象隱約出現，然而是在一個夢中，“他們的臉龐如兩盞燈，在黃昏，發出幽暗的光。”《讚頌我姐姐》一詩中則出現了姐姐，一位從不寫詩、卻喜歡寄明信片的姐姐。我們對辛波斯卡的家庭幾乎一無所知，正如我們對她本人的生活所知甚少。她喜歡將作品推到前景，希望我們只閱讀她的作品，而她自己則藏身於作品背後，正如墨西哥詩人帕斯說的：“詩人沒有傳記，寫作才是他們的傳記。”

辛波斯卡的童年和少年並不安定。1926年，辛波斯卡一家移居波蘭小城托倫，她在那裡上國小。1931年，全家又移居克拉科夫，她在這裡上完國小後，進入一所修道院學校，並嘗試寫作。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突然降臨，辛波斯卡的生活秩序被打亂。戰爭期間，她只能在一所地下學校獲取畢業文憑。她寫下了一些詩歌，在某次搬家期間，她還寫了一個短篇小說，不過從未發表，以為這是一篇沒有什麼價值的作品。1943年，為躲避進入德國的勞動營，她在一家鐵路公司當職員。兩年後，她入讀克拉科夫的雅蓋隆大學，專業是波蘭語言文學，隨即轉入社會學。不過，這並不是一個具有前途的專業。戰後的波蘭迅速社會主義化，馬克思主義成為唯一合法的思想，社會學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學科而正被取消。她只學習了一年社會學。她並不清閒，上學的同時，還在一個小編輯部做校對工作。
1945年3月14日，對辛波斯卡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波蘭日報》副刊《戰鬥》發表了她的處女作《我搜尋詞語》，她作為詩人的生涯以此為起點，雖然這中間似乎具有一種偶然性。她曾經在一個訪談中說過，如果最初發表的是小說，她也許會成為小說家。可是命運偏偏讓她成為了詩人。然而對偶然的忠誠才能成就命運，這也是辛波斯卡在詩中一再表現的主題。她在生活中也是這么實踐的，她的一生是忠誠於詩歌的一生，當然，她真正忠誠的是生活。
當時，波蘭詩人亞當·符沃德克在《戰鬥》編輯部工作，他是一名已出版過十幾本詩集的詩人，負責聯繫辛波斯卡。符沃德克十分欣賞她的處女作，發現辛波斯卡讀的詩集那么少，他驚訝得頭髮都豎起來了。小時候，辛波斯卡家裡只有卡斯普羅維奇、泰特馬耶爾的兩本小詩集。她對現代詩歌幾乎一無所知。出於偶然，同學送她一本戰爭前出版的布岑科夫斯基詩集，她在淪陷期讀了這本詩集，這也許是她接觸的僅有的先鋒派詩歌。而符沃德克藏書豐富，她經常去借書看。兩人迅速相戀，並於1948年結婚，不過，這段婚姻並不圓滿，只持續了六年。

辛波斯卡的第二位丈夫科爾內爾·費利波維奇是一名作家，二戰期間曾參加地下抵抗運動，不久被關進德國集中營，戰後被解放回波蘭，隨後從事小說創作，出版過二十餘部小說，1990年去世。他在辛波斯卡的內心占據著重要的位置。1993年的詩集《結束與開始》中充滿了她對丈夫的思念、對過往歲月的沉思、對命運的恐懼，以及由此而來的對生命的澄澈領悟。在其中一首《事件的版本》中，她寫道：

個體的命運
被賦予我們，為了審視：
多數命運被我們拒絕，
帶著恐懼與憂傷。

以及：

愛吸引著我們，
是的，但必須是
兌現承諾的愛。

他們通過這次婚姻兌現了愛情的承諾，也履行了在塵世的愛的義務。尤其是那首飽含深情的《一見鐘情》，更是由愛的激情進而深入了對命運和機遇的思考。這首詩廣為流傳，打動過不少讀者，包括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結束與開始》出版當年的聖誕節，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華沙街頭的一個書攤上無意中發現了這本詩集，本來想把詩集送給《三色》的譯者羅曼·格林，因為辛波斯卡是格林最喜歡的詩人。當他翻閱詩集時，讀到了《一見鐘情》，這首詩的主題與他正在拍攝的《三色》最後一部《紅》十分接近，於是他留下了這本詩集。

辛波斯卡並非橫空出世的天才詩人，而是一名逐漸演變、豐富、深邃的詩人，寫詩對她來說是思考生命的最佳方式。她的詩就像樹木的年輪，經受著歲月的磨礪，生長出清晰的脈絡。1949年，當她試圖出版一部詩集時，由於已經社會主義化的波蘭審查制度而流產，因為它並不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這部詩集中有這樣的詩句：

我們曾把世界弄得先後沒有秩序，
——它是那么細小，兩隻手就能抓住它，
那么平易，可以面帶微笑地將它描寫，
那么普通，就像祈禱中的古老真理的回聲。[ 張振輝譯。]

這裡我們可以隱約發現辛波斯卡詩歌的胚芽。不過，她隨即遏止了這一胚芽的生長。1952年出版的第一部詩集《我們為此而活著》，主動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意識形態要求保持一致。這本在藝術上並不成功的詩集，涉及蘇波友誼、戰後重建、帝國主義等宏大主題，裡面只有幾首愛情詩以低沉的語調透露著她未來詩歌的走向，大多數詩歌顯得空洞而虛假。這是一個完全令人感到陌生甚至有些厭惡的辛波斯卡。然而，這本詩集一出版就迅速引起評論界廣泛關注。同年，她加入了波蘭作家協會和統一工人黨。（1966年，因不滿將哲學家列舍克·科瓦科夫斯基開除，她宣布脫離統一工人黨。）
1954年，她出版第二部詩集《向自己提問》，在這本集子裡，政治主題並未消失，卻有所削弱，高亢的詩歌中摻入了一些低語。比如《向自己提問》一詩，她通過一系列質疑開始自覺地搜尋並辨認出自己的聲音——對人性困境的敏感、對愛和真實的渴望和對沉默的敬意。在《被激怒的繆斯》一詩中，她寫下了這樣有力的句子：

是的，這平常的擔心
卻把我的喉嚨扼住了。
……
幸運的是我知道，
應該怎樣去對待這種沉默。
如果我甚至不敢
去觸及帶刺的玫瑰，
我又怎能容忍
雄壯的詩句向我尖叫？[ 林以亮譯。]

她也許意識到了自己的天賦並不適合於“雄壯的詩句”，而逐漸向“帶刺的玫瑰”傾斜，然而，對於二十世紀詩歌而言，辛波斯卡這一優雅的傾斜是多么幸運。

《我們為此而活著》和《向自己提問》兩部詩集後來基本被詩人否定，在以後的各種選本中，這兩本集子中只有零星的幾首詩入選。她以沉默的方式清理自己的過去。在雅蓋隆大學就讀期間，她開始接觸波蘭先鋒派作家，尤其是結識了詩人米沃什，在寫作上也受到了他影響。儘管如此，米沃什仍直言不諱：“我不喜歡她的早期作品，她經歷了史達林主義階段。”不過，米沃什接著承認，“但（她的）每一部詩集都在變得更好。”1957年，《呼喚雪人》出版，這是一部標誌性的詩集，從此她自覺地擺脫了政治詩的僵化聲音，以柔韌而多層次的聲音進入她所擅長的自然、愛情、人性、存在等眾多主題。她的詩集不多，每本詩集一般也只有一二十首詩。她是少有的以少勝多的詩人，猶如一生只寫了一百多首詩的美國女詩人伊莉莎白·畢肖普。
辛波斯卡的生活，則令人想起美國女詩人狄金森和德國詩人德羅斯特·許爾斯霍夫。她也是一名深居簡出的詩人，不喜歡出入公用場合，不喜歡接受採訪和詩歌朗誦（她有一首《怯場》表達的就是對公開朗誦詩歌的反感）。寧靜的克拉科夫古城是她生活的中心。1953年至1981年，她一直是克拉科夫《文學周刊》編輯，負責詩歌部，培養了大批年輕詩人。

她沒有生育。詩歌就是她的子女。她過著樸素甚至近似苦行的生活，尤其是在她丈夫去世後的晚年。她喜歡抽菸，喜歡鯡魚和伏特加。她不是一個熱衷於在生活上歷險的人。她身上並沒有多少波希米亞氣質。她的日常生活平淡無奇，這將為難任何試圖為她寫傳記的人。事實上，她拒絕別人為她寫傳記，她只希望人們能專心地去閱讀她的作品。她不願意成為明星，即使在獲得舉世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之後。199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十分特殊，這一年是化學家諾貝爾逝世一百周年。前一年的得主是愛爾蘭詩人西默斯·希尼，很多人沒有料到諾獎會連續兩年授予詩人。這一年的獎金是有史以來最高的，112萬美金。辛波斯卡難以避免地成為了媒體的焦點，在接受巴布里拉·文茨卜的採訪時，她還在談論這個問題：“我對我自己和我的生活並不感到滿意，至少是不滿意我的生活中的某些插曲。可這些純屬個人的私事，我不會公之於眾。這會使我內心受到損害。我只是嘗試——至少部分地——將我的某些人生經驗融入我的詩中，有時成功，有時不成功。可是，要把這些得失直接說出來，這不是我扮演的角色。我不是明星，明星才會和盤托出自己所有的浪漫故事。那是因為明星需要做廣告。我只希望我的詩會有人去讀，至於為自己做廣告，我是乾不出來的。”
閱讀占據了辛波斯卡的大量時間，也呼應著了她平緩的生活節奏。1968年開始，她為《文學生活》“非強制閱讀”撰寫書評，與雅蓋沃大學文學教授馬強格輪流供稿。1981年，《文學生活》停刊，又為《選舉報》陸續寫過一些書評。她的書評行文不拘一格，隨著性情而展開，輕鬆幽默，短小精悍，深為波蘭讀者喜愛。撰寫書評對一個書蟲來說是正中下懷的美差。她是那么熱愛閱讀，甚至說過：“我很老派，我認為閱讀是人類迄今發明的最榮耀的事。”她還是翻譯家，精通法語，翻譯過不少法語詩歌，包括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在自己的詩中，她會偶爾摻入一些法語詞。她那簡短的諾貝爾獎授獎答謝辭是用法語演說的。
晚年，辛波斯卡每年秋天會住到克拉科夫城附近的山區扎科潘內。在這裡的作家俱樂部二樓，她有一間屋子。扎科潘內以風景聞名於世，然而辛波斯卡追尋的是靜默的生活。她的屋裡沒有電話，甚至沒有浴室。她只在裡面與世無爭地修養、寫作，偶爾在山路上散步。這是她理想的創作環境。在迪恩·墨菲的訪談中，她說：“我無法想像詩人不去爭取安閒和平靜。不幸的是，詩歌並非誕生於喧鬧、人群之中，也並非誕生於公共汽車上。所以，必須有四面牆，並且保證電話不會響起。這是寫作所需要的一切。”除了早年的動盪生活，辛波斯卡一生過著簡單而安靜的生活。在早年的《墓志銘》里，她就構想了自己樸素的一生。

3
波蘭詩人尤利楊·普日博希對辛波斯卡的評價很有趣：“她是個近視眼，也就是說，要在近處才能把一些小的事物看清楚，可是那些大的背景就看不清楚了。”辛波斯卡的詩都是對日常境遇、個體存在狀況的沉思、質詢、反諷或同情。她相信世界的真相不在遠方，就在每個人身上和他周圍的環境中。她崇尚微小的事物、具體的困惑、個體的境遇。《在一顆小星星下》幾乎是她的詩歌宣言：“我為小回答而向大問題道歉。”她選擇站在弱小的事物的一邊。在《無需標題》中她寫道：

當看見這些，我不再確信
重要的事物
比不重要的更為重要。

她重視詩歌寫作中的民主，極力為被忽視、被壓抑、被遺忘的事物增加砝碼。在訪談《我站在人們一邊》中，記者就這樣稱讚她：“你是唯一一位能夠將不重要的事情變成重要的事情的詩人。”的確，她擁有一種奇異的天賦，即經由對日常事物的沉思，精妙地揭示出人類的普遍命運。用她自己的詩句來說就是，通過一粒沙看世界。辛波斯卡雖然與米沃什、羅茲維克、齊別根紐·赫伯特、貢布羅維奇同屬於波蘭戰後一代先鋒派詩人和作家群，但相對於其他人，她的詩凝注於普通的人和事，其政治色彩和對重大歷史事件的關注被減弱到了很小的限度。辛波斯卡是真實世界的信仰者。《巨大的數字》是對以數位化為表征的抽象世界的拒絕。《填寫履歷》更是這一主題上的傑作。她曾經回憶，八九歲時，她剛移居克拉科夫，和班上同學去參觀一個反酗酒的展覽會。然而，她對那些圖表和數字無動於衷，記得最清楚的卻是一塊牌子，上面每兩分鐘就亮一下紅燈，解說詞是：“每兩分鐘，世界上就有一個人死於酒精。”她的一位女同學用手錶測驗紅燈的準確性，並以優美的動作畫著十字，念誦祝願死者安息的禱告。這一細節感動了辛波斯卡。正是與真理具有溝通能力的、令人驚異的微小事物將世界從平庸的抽象中拯救了出來，這是辛波斯卡寫詩的核心任務。她能夠通過對細節的敏感，記錄“日常的奇蹟”。她的許多詩都呈現了對平凡事物的驚異感，比如《奇異》《奇蹟市場》《一見鐘情》等。通過詩歌，辛波斯卡將世界呈現為一個“奇蹟市場”。她的詩是生動的劇場，人性和命運被暴露在燈光下。波蘭詩人斯坦尼斯瓦夫·巴蘭恰克這樣評論她的詩，它們“震動了許多讀者，使他們睜開眼睛看到了許多事情，同時她也讓他們把這些事情當成了戲劇表演。”她的詩試圖更新我們對尋常事物的認知，把我們對世界的感受推到臨界點。她的詩即使聚焦於某一場景，也會為之賦予各種夾層，為平庸的日常世界打開豐富的褶皺，比如《葬禮II》《特技表演者》《恐怖分子，他在注視》等。

請不要誤會，辛波斯卡並不是一位只會經營瑣事、熱衷表象、兜售廉價情緒的詩人。她書寫平凡且日常的事物，是為了防止個體的尊嚴受龐然大物（比如極權主義、消費主義）威脅。她寫過一首《烏托邦》，用以揭示龐然大物的謊言性質。她相信個體的救贖，而不是集體的解放。在文茨卜的訪談《我將自衛》中，她甚至對讀者閱讀她的環境提出了期待，她不喜歡讀者坐在大廳里集體感受她的詩歌，而希望他們能在自己的家裡找到片刻的閒暇時間，隨意地翻開書本或雜誌，讀她的詩。她對具體世界的信仰是建立於布羅茨基所謂的兩個否定之上的：對語言大眾的否定，對引力法則的否定。她書寫日常而普通的事物卻拒絕平庸，書寫具體而真實的事物卻拒絕對重負的屈從。
辛波斯卡也不是原子論者。她渴望人類團結、友愛的能力。她曾說過，詩歌的職責就是將自己和人們溝通起來。在早年的詩歌《愛侶》中，她寫道：“我們同情那些並不相愛的人。”[ 林以亮譯。]她的詩歌才能體現在優異的反諷能力，在細小與偉大、短暫與永恆、切近與渺遠、偶然與必然的事物之間取得巧妙的溝通，使每一樣事物隨時可能走入另一個未知的空間。在一篇書評中，她寫過：“在那個時代的平凡與偉大之間得到真正的平衡。”這句話仿佛是她對自己寫作的總結。她的詩並不封閉，而是向生活開放，向每一個人開放。
現代主義詩歌在十九世紀誕生以來，一直有一個封閉性的神話，即詩歌必須自律、朝向自身。也許出於對馬拉美、瓦萊里和維根斯坦的誤讀，二十世紀產生了大量沉溺於語言遊戲的純詩主義者。對他們而言，詩歌不再是體驗生活、沉思命運的古老智慧，而成了言說自身、外在於生活危機的形而上之物。沒有任何一個世紀像二十世紀一樣，詩人們如此熱衷於談論詩歌形式自身的秘密，傾心於呈現一首詩成形的過程。更嚴重的是，這一情形經常發生於詩歌文本中而不只是在理論文章中。不過，由於特殊的歷史境遇，東歐很少產生純粹的形式主義詩人。在辛波斯卡的詩歌中，幾乎見不到關於詩歌自身的言說。在眾所周知的《種種可能》中，關於詩歌的詩句不是對形式主義的沉溺而只是對詩的守護：

我偏愛寫詩的荒謬
勝於不寫詩的荒謬。　
辛波斯卡看重的不是語言的無限，而是語言和交往的內在困境，如她在《巴別塔》中表達的。即使在少數幾首關於寫作的詩中，她也並未蛻變為形式主義者，比如《寫作的愉悅》，這首詩觸及了語言不可思議的力量，即便如此，她依然將寫作的愉悅視為“凡人之手的復仇”。她寫作，是為了讓每一個人在她的作品中辨認出他們自己，她為每一個渴望愛和自由的個體寫作。1996年11月14日，米沃什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論辛波斯卡》：“辛波斯卡的詩探索著私人境遇，然而有時相當具有普遍性，這樣，她才能避免獨白。……對於我而言，辛波斯卡首先是一名知覺詩人。這意味著她面向我們說話，與我們活在同一個時代，作為我們的一員，為她自己儲存私人事務，以一定的距離經營它們，而且，涉及每個人從自己的生活中得知的一切。”
辛波斯卡的詩歌並不鎖閉事物，而是從事物身上敲出可能性的裂隙。她出版於1972年的一本詩集，取名為《可能》。而在1986年的詩集中，又有一首詩叫做《種種可能》。相信可能，這與她對待現實的態度一致。她不沉溺於當下，而是希望在當下注入記憶與未來，從而打開當下現實的封閉性。“每個人都可能是自己時代的孩子，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所有方面都必須是時代的孩子。也許我在某些方面屬於十九世紀，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屬於二十一世紀。我之所以屬於下一個世紀，是因為我並不喜歡本世紀的所有事情。”在訪談《我站在人們一邊》中，她如是說。對她而言，可能性並非預示烏托邦性質的專制性未來，並不代表對待世界的相對主義態度，而是在人類認清了自己的必然束縛之後仍不懈求索而得到的自由，是召喚希望的入口。她相信個體的、日常而微弱的、對雄辯具有天然體抗力的聲音，是人類獲得自由的隱秘小徑，儘管它曲折而漫長。她在文茨卜的訪談中說過：“我覺得我只能拯救這個世界一個很小的部分。當然還有別的人，希望每個人都能夠拯救這么一個很小的部分。”

我曾這樣寂寞生活(浦睿文化出品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