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祖堯

譚祖堯（1902年—1927年4月28日），四川省江津白沙高占（今屬重慶市）人；早年就讀於白沙高等國小，“五四”運動時期，被選為白沙學生聯合會代表；1920年考入江津中學，1922年入北京美術專門學校，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年底任李大釗秘書，為李大釗提供言論決策的參考；1926年3月12日，日本軍艦炮轟天津大沽口，並糾集英、美、法等國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他在李大釗帶領下，組織北京總工會和學生舉行抗議活動，3月18日，北京各界民眾在天安門前舉行示威大會，在向段祺瑞執政府請願中，遭到鎮壓，譚祖堯奮不顧身掩護李大釗，受傷後經搶救脫險；次年4月初，反動軍閥張作霖逮捕共產黨員，譚祖堯岳父在北洋政府陸軍部機要科工作，預先通知他轉移，他不願離開，4月6日，張作霖派兵將李大釗和譚祖堯逮捕，4月28日，與李大釗一同英勇就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譚祖堯
• 別名：字述尼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四川江津（今屬江津區白沙鎮）
• 出生日期：1902年
• 逝世日期：1927年4月28日
• 畢業院校：北京美術專門學校（西畫系）
• 信仰：共產主義

早年經歷

譚祖堯，生於1902年，字述尼，四川省江津高占鄉（今屬重慶市江津區白沙鎮）人。

譚祖堯8歲入私塾，開始學習儒家經典著作和歷代詩文，奠定了文學基礎。13歲考入白沙鎮高等國小，對中國畫產生濃郁興趣，進行了3年的臨摹和創作，少年即名播鄉里，鄉間人家張掛的屏堂條幅，多出自他的手筆。

1920年考入江津中學，一年後轉學到重慶聯中，在親朋的資助下，1922年入北京美術專門學校西畫系學習。當時，中華民族外受帝國主義侵略，內受封建主義壓迫。譚祖堯和許多進步青年一樣，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認識到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真理。

投身革命

1924年，譚祖堯加入中國共產黨，李大釗當時是中共北方區的負責人，又是國民黨左派在北京市黨部的執行委員。譚祖堯兼任這兩處的秘書，成為李大釗的助手。

此際，《新青年》雜誌早已停刊，譚祖堯為了團結進步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在北京建立“新軍社”，創辦《新軍》雜誌，時人譽為《新青年》雜誌再現。

時值軍閥割據的動亂時代。1924年秋，直奉軍閥第二次混戰發生。傾向革命、與國共兩黨早有默契的馮玉祥時任直系軍閥的混成旅旅長。他率領所部一萬餘人，突襲占據北平，拘囚了曹錕，消滅了封建餘孽。在張作霖的同意下，段祺瑞作臨時總執政。1927年春，廣州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占長沙，取武漢，搗南昌。日本垂涎中國東北已久，便以幫助張作霖為誘餌，慫恿張作霖驅逐馮玉祥，占據北平，廓清華北，從而趁機吞併東三省。

日本的陰謀激起了廣大人民民眾的無比憤怒，3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民眾大會，譚祖堯是本次大會的重要組織者。

會後，8000多人遊行至鐵獅子胡同執政府請願，要求段祺瑞向日本提出抗議，不準干涉中國內政，並制止張作霖發動內戰。段祺瑞執政府竟然進行鎮壓，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

段祺瑞遭到全國輿論的譴責，被迫下台。張作霖在日本軍艦的配合下，入據北京，馮玉祥退駐南口。其時，北伐軍進展很快，孫傳芳的“五省聯軍”被擊潰，北伐軍即將揮師北上，日本和張作霖認為，北京國共兩黨的活動，是心腹之患。

義無反顧

1926年4月6日清晨，北京全城戒嚴，張作霖開始了大肆搜捕，在蘇聯營房捕去了李大釗同志，蘇聯使館樓上捕去了譚祖堯，四川會館捕去了吳平地，其他還搜捕了數百人。

當時，譚祖堯如果願意的話，他有兩次機會可以逃避開這場鬥爭。第一次是3月底，在海軍部工作的未婚妻李婉玉的父親，探聽到張作霖即將對避入蘇聯大使館的革命者下毒手的訊息，火速讓婉玉去東交民巷通知譚祖堯馬上離開北平去廣州，他巳用電話通知廣州方面的朋友為譚祖堯暫謀一事為安身之處。李婉玉也願意他離開，並表示願和他同赴廣州。但譚祖堯卻毫不猶豫地說：“乾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巳打定主意，寧為玉碎，不可瓦全，堅決追隨李先生不回頭。只要李先生留在北平，我也決不離開。”

第二次則是譚祖堯的江津老鄉、中學同學、時在北大讀書的龔燦濱從一位在《京報》任兼職記者的同學口中打聽到張作霖要動手了的訊息後，深夜冒險跑到東交民巷通風報信。龔燦濱在使館樓上見著了譚祖堯，告訴他情況巳十分緊急，必須馬上離開。譚祖堯帶上龔燦濱，一同來到李大釗單獨住的蘇聯駐軍營房，讓龔燦濱直接把情況告訴李大釗。李大釗聽罷情況，問了一下訊息來源，雖不太相信，但仍向龔燦濱表示了感謝。然後在室內來回踱步，沉思一陣後口氣很肯定地說：“這地方是蘇聯大使館，按照《辛丑條約》之規定，中國軍警不得進入東交民巷外國使領館區。我認為張作霖是故意放出風來，逼鳥出林，他好在外面下手……哼，進使領館區抓人，他張作霖雖是東北的鬍子出身，我看他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韙。”接著，他又對譚祖堯說道，“我們一走，北平的黨組織就會解體，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工作會停頓下來。所以嘛，北平我是無論如何不能離開的。”

1927年4月7日，反動軍閥對李大釗、譚祖堯等進行開庭“審訊”。敵人宣布：“你們自己的事情自己明白，在黨的站在左邊，不在黨的站在右邊。”他們毫不猶豫地站到了左邊，不久，一律被移送反動軍閥的所謂軍事法庭。

1927年4月28日上午，兇惡的敵人在京師第一監獄刑場絞殺了李大釗、譚祖堯、吳平地等20人；各大報紙如北京《晨報》、《世界日報》都登載了這一令人震驚的訊息，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

人物身後

譚祖堯慨然就義之後，龔燦濱悲痛交加，立即找到四川會館中謀事的鄉人吳清漢出面向江津在京人士募款160大洋，購置兩具棺木，兩匹白綢，前往京師第一監獄領出譚祖堯和另一位同時殉難的江津籍烈士吳平地的遺體，僱車送往南郊陶然亭四川義地安葬。

譚祖堯犧牲不久，李婉玉因悲傷過度而神經失常，拒絕醫治服藥，時常怒目圓睜高呼：“我必殺張作霖抱此血海深仇！”她悄悄買來一把匕首藏在腰間，渴望殺死張作霖為祖堯和遇難的同志報仇；一個大雪紛飛的晚上，她乘人不注意獨自離家出走，來到座落在西城的順承王府（張作霖在北平的官邸）旁的一條小胡同口，徹夜未歸，第二天天亮後，她巳經凍死在雪地里，裝斂時，家人才發現她的腰間別著一把雪亮的匕首。

1984年10月，由鄧小平題詞的李大釗烈士紀念碑在北京香山落成，豐碑錈刻著譚祖堯、吳平地烈士的英名，譚祖堯的名字靠排在李大釗名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