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任職,解放前,解放後,評價,嘹亮的號聲,長征生活,慷慨與吝嗇,親情與法理,人物故事,
人物生平
中國人民解放軍前海軍學院院長，謝立全（1917~1973.10）男，江西省贛州市興國縣樟木鄉源坑村人。出生於貧苦農家。他少年立志報效祖國。1929年年僅13歲就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二十一軍一二三團連政治指導員，紅三軍團第五師政治部青年科科長。參加了中央蘇區一至五次反“圍剿”戰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途中，他身患痢疾，連馬都不能騎，但他以堅強的意志，終於跟隨部隊到達陝北。1936年6月，美國著名作家、新聞記者斯諾來到陝北採訪。一天，在抗日軍政大學看見學員在唱歌，幾十個紅色健兒高聲吶喊著“沖啊！”“殺啊！”猛地向前衝刺。獵獵翻飛的軍旗下，一位全副武裝的戰士，正迎著欲出的朝陽，精神抖擻地吹起了衝鋒號，這幀精彩的畫面令斯諾感動，他立即拍下了這一鏡頭。這位吹軍號的就是紅軍大學大隊政治委員謝立全，正在指揮戰士訓練，給號兵示範。後來，斯諾在他的《紅星照耀中國》（譯本為《西行漫記》）一書的封面使用了謝立全吹軍號的那幀照片，取名為《抗戰之聲》。謝立全在1973年離開人世，但他的英姿永存，傳奇色彩的業績永存，他那嘹亮的軍號聲，永遠激勵人們為著正義的事業衝鋒陷陣。接受斯諾採訪後不久，謝立全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大隊政治委員。1945年，謝立全參與組建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部隊轄四個團，謝立全任參謀長，後任代司令員。經中共中央批准，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公開通電成立。這是抗戰勝利前夕，國內最早公開樹立解放軍大旗的一支隊伍。成立不久，在廣東新會的蕉山地區突遭國民黨頑固派64軍的包圍，突圍時梁鴻均司令員被敵機槍擊中犧牲，突圍出來的部隊由謝立全指揮，堅持到抗戰勝利。解放戰爭時期，謝立全先後擔任華東軍政大學大隊政委、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師政委、第三野戰軍30軍政委等要職，率部參加了孟良崮、豫東、淮海、渡江等著名戰役。1948年在著名的淮海戰役第一階段中，華野在栗裕司令員的指揮下，於碾莊包圍了黃伯韜的國民黨軍隊第七兵團，其中就有調往華東戰場的敵64軍。敵軍沒想到三年之後在江蘇大地與老對手再次交手，但此時非彼時，謝立全率部擔任西線主攻，在繳獲的坦克大炮的掩護下，與兄弟部隊一起全殲該敵。1952年1月，由劉伯承點將，謝立全調任軍事學院海軍系主任，後又任海軍軍事學院第一副院長，海軍學院院長。1955年，年僅38歲的謝立全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八一勳章、獨立自由勳章、解放勳章和紅星功勳榮譽章。著有《挺進粵中》和《珠江怒潮》兩書。由於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打擊迫害，1973年10月，已患癌症多年的謝立全將軍在北京逝世，年僅56歲，當時斯諾拍攝的那張照片，被家人鑲在他的骨灰盒上，存放在八寶山公墓。2002年，將軍的子女們從八寶山公墓中取出父親的骨灰盒，連同母親的骨灰盒合葬於南京雨花台功德園的紅星園。碑文上記載著謝立全將軍與西行漫記封面照片的“一段情緣”。
謝立全
謝立全
謝立全謝立全任職
解放前
謝立全解放後
評價
他的軍號“吹”遍全世界
埃德加·斯諾撰寫的《西行漫記》流傳到那裡，他的軍號就“吹”到哪裡；《西行漫記》經久不衰，他那
謝立全、劉田夫等曾居住於此。嘹亮的號聲
同樣經久不息。因為書的封面上那位身軀偉岸、英姿勃發的紅軍號兵，就是江西興國人，少將謝立全。那是1936年6月，斯諾作為第一個西方記者，衝破重重封鎖，穿越“國民黨統治區”，進入陝北採訪。一天，斯諾來到紅軍大學，他見學員在唱歌，獵獵翻飛的軍旗下，一位全副武裝的戰士正迎著磅礴欲出的朝陽，精神抖擻地吹起了衝鋒號。幾十個紅色健兒高聲吶喊著“沖啊！”“殺啊！”，猛烈地向前衝刺。這幀精彩的畫面，令斯諾感動。他趕緊端起照相機，“咔嚓”一聲按動快門，抓拍這一難得的鏡頭。那青年號兵見斯諾給他拍照，神色靦腆地迎上去。斯諾十分高興，便和他攀談起來：“你叫什麼名字？”“報告記者先生，我叫謝立全。”說著，來了個普魯士式的敬禮。“聽口音，你是南方人！”“我是江西興國人。”“OK，OK！又遇到一個興國人。在列寧室我見到第二師二十二歲的政治部主任蕭華，在甘肅河連渡醫院裡見到一個姓曾的興國人。興國人當紅軍的真多啊。”陪同人員告訴斯諾：謝立全，12歲參加紅軍，在江西中央蘇區當過司號員，任過排長、連指導員，紅三軍團第五師政治部青年科科長，現在擔任紅軍大學大隊政治委員。剛才正在指揮戰士訓練，給號兵示範。斯諾聽了介紹，豎起大拇指誇獎他。
後來，斯諾在他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用了《西行漫記》這個書名），收入了大量陝北蘇區紅軍的照片。其書的彩色封面使用了謝立全吹軍號的那幀照片，取名為《抗戰之聲》，因為那是發自中國延安共產黨人之聲，是挽救民族危亡，訇然於天地之間的一聲。謝立全將軍雖然在1973年離開了人世，但他的英姿永存，傳奇色彩的業績永存，他那嘹亮的軍號聲隨著《西委漫記》的一版再版發行，流傳神州大地，暢銷環球，永遠激勵人們為著正義的事業衝鋒陷陣。
長征生活
謝立全
謝立全
謝立全謝立全，長征時患痢疾，連馬都不能騎，領導上派五個戰士輪流背他上路，結果五個人中死去三個。過草地時宿營，他把兩棵樹的樹椏綁在一起當床睡覺。睡熟後翻個身掉下去，沾了滿身泥漿，只好讓體溫把它烘乾。有一回宿營，他在熄滅的余灰上鋪上毯子睡覺，半夜毯子著火了，他才醒過來。過少數民族倮倮區時，不時真相的彝民，對路過的紅軍進行襲擊。他親眼看到有一位挑檔案的戰友被山上跑下來的彝民殺死。他心生一計，脫了鞋子輕輕走路，幸未被彝民發現。在長征路上一次戰鬥中，敵人的手榴彈落到他的身邊，導火索吱吱作響，他快速地把手榴彈撿起來反投過去，把敵人炸死好幾個，他卻幸免於難。
慷慨與吝嗇
謝立全不愧是個受共產黨多年教育的老紅軍。他的公私觀念非常分明，他對家鄉人民、對烈士遺孤非常關心，捨得花錢給他們解決困難，顯得慷慨大方；可是，對於自己家人、親友在享受的待遇方面的過分要求，卻顯得刻薄吝嗇。1961年，他的《珠江怒潮》一書出版了，稿費3000元。他把這筆錢送給廣東西海他原來戰鬥過的地方的一位烈士家屬，接濟他們的生活。1965年，他應家鄉要求為東村公社解決三部電話機和線材的經費，還給當時的大隊黨支部送去一部《毛選》。這些全是用他自己的工資和稿費開支。同年冬，他家裡人想添蓋幾間房子，向謝立全伸手要500元，並打算向公家要點“救濟”。謝立全知道後，只寄了100元回家，還寫信批評一通說：“蓋房子要靠自力更生，勤儉治家，量力而行，絕不能因此而加重國家負擔。你們不要以為我做了大官，就可以隨便伸手要錢。我個人一時拿不出這么多。你們不要在生活上同別人比排場，要和別人比對國家對社會的貢獻。”
親情與法理
謝立全，一生以人民利益為重，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原則性強，不徇私情。他有個弟弟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投靠了國民黨反動派，並在國民黨政府中任職。全國勝利後，他的弟弟如喪家之犬偷偷回到樟木山老家躲藏，並和謝立全在家的幾位兄弟拉關係套親情，企圖通過兄弟關係，在謝立全面前求情，以求庇護。謝立全接到胞弟謝立喜的來信後，義正辭嚴地覆信指出：“他（指那位在國民黨政府中任過職的弟弟）曾經作惡害民，應該受到人民的懲罰。你們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包庇任何犯罪者。你們應當勸他老老實實向政府交待自己的歷史和罪過，在人民面前低頭認罪並揭發其他壞人的罪過，將功贖罪。這是唯一的出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於一切罪犯，只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實做人，洗心革面，都是既往不咎，寬大為懷的。認罪伏法是他唯一的出路，其他一切幻想都要拋棄，這是我做兄長的忠告。”後來，他那個弟弟聽從他的勸告，主動向政府交待了自己的歷史，老實坦白自己的罪行，接受了政府對他的改造。謝立全大義滅親，立場堅定，在鄉親們之間傳為佳話。
人物故事
讀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的人，在被上世紀三十年代發生的“英雄史詩”——紅軍長征深深打動的同時，也一定會對封面和書中的首幅照片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個氣宇軒昂、英姿勃發的“號手”，足以代表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年輕、奮發、不屈的形象。用這幅題為“抗戰之聲”的照片作封面，渾然天成地契合了書的主題和斯諾所要表達的思想。在許多年裡，不少曾被斯諾攝入鏡頭的紅軍老戰士先後著文，講述那些照片拍攝的經過。但唯獨這一張幾乎是家喻戶曉、盡人皆知的照片，仍然靜靜地保持著沉默。那位“號手”究竟是誰，一直成為縈繞在讀者心頭的不解之謎。然而，歷史自有其還原真實的特定時機，這一段被當事人及其家人珍藏60年的秘密，終於在1996年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之際被揭開，於是，斯諾與“號手”的感人情緣成為人們廣泛傳頌的佳話。在重塑國人精神道德、建設和諧社會之時，讓我們沿著歷史的足跡，去捕捉“號手”吹響“抗戰之聲”的永恆瞬間，去感受本文主人公高尚純粹的情懷。
1936斯諾的號手
埃德加·斯諾1905年出生於美國坎薩斯城一個貧苦家庭，大學畢業後開始畢生所從事的新聞工作，不久便嶄露頭角。1928年，在中國大革命陷入低潮之時，他來到上海。1930年以後，為採集新聞，他的足跡遍布中國主要城市和東三省、內蒙古以及台灣，他先後結識了美國著名進步新聞記者史沫特萊、魯迅和宋慶齡，還接觸了一些中共地下黨員。1936年6月，在中國國內局勢處於大轉變的關鍵時機，他帶著無法理解的關於中國革命與戰爭的許多問題，冒著生命危險，排除各種阻撓，由北平出發，經過西安，進入了陝甘寧邊區，成為在紅色區域進行採訪的第一個西方新聞記者。在邊區，他先到了蘇區臨時首都保全，和毛澤東進行長時間的對話，蒐集了關於長征的第一手資料。然後，經長途跋涉，他到達寧夏南部的預旺縣。最後，他冒著炮火回到了西安。“西安事變”前夕，他回到北平，為英美報刊寫了許多轟動一時的新聞報導，擴大了中國革命在國際上的影響，然後彙編成那本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和美國出版。
1938年2月
，該書中譯本在上海問世，鑒於當時的形勢，易名為《西行漫記》。中譯本與原著主要的不同之處是增益了原著出版時不便發表的大量照片。建國後新版的《西行漫記》中，“抗戰之聲”被用作中譯本的封面和書中的首幅照片，那位英姿颯爽的“號手”成為一段歷史和一個時代的象徵，為世人所矚目。但“號手”究竟是誰，斯諾的筆下並沒有給出具體的答案。然而，《西行漫記》終究應該是我們尋找“號手”的歷史起點。仔細閱讀，斯諾的“號手”情結，卻是有跡可尋的。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號兵們。在《同紅軍在一起》一章中，他這樣描繪道：“在預旺堡的高高結實的城牆上，紅軍的一隊號兵在練習吹軍號，這個堡壘一樣的城中有一角落飄著一面猩紅的大旗，上面的黃色錘子和鐮刀在微風中時隱時現，好像後面有一隻手在撫弄一樣。”這一描述幾乎與“抗戰之聲”的場景相近了，不由讓人怦然心動。在《戰爭與和平》一章中，他寫道：“一天早上，登上預旺堡又寬又厚的黃色城牆……在開了槍眼的雉堞上剛兜了一半，我就遇見一隊號手——這時總算在休息，這叫我感到高興，因為他們的響亮號聲已接連不斷地響了好多天了。他們都是少年先鋒隊員，不過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來對其中一個號手談話時就採取了一種多少是父輩的態度。”他談話的對象是一個有著紅彤彤臉、閃閃發光明亮眼睛的十五歲的孩子，但他已是個參加紅軍四年的老紅軍了。雖然從斯諾的這些文字中無法得知“號手”的確切身份，但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一個吹響“抗戰之聲”的歷史鏡頭，是他頗具深意的設計，他確實是把這些意氣風發的號手當做紅色中國的象徵的，他驚嘆“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像這個小號手一樣，熬過了從南方出發的長征的艱苦”，他讚嘆“他們的英勇的故事流傳很多”。我們可以初步判定“抗戰之聲”中的“號手”也是一個參加過長征的“紅小鬼”。而且，從這兩段描述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共同的地名——寧夏預旺堡，那么，我們有理由認為，那張“抗戰之聲”極有可能就是在這一帶拍攝的。這讓我們真切地感覺到，我們離那個神秘的“號手”越來越近了。
謝立全
1996謎底揭曉歷史
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1996年，是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在這個特殊的年份里，歷史仿佛是在不經意間，倏然提供了揭開這一撲朔迷離謎底的契機。那個我們“眾里尋他千百度”的“號手”，原來就是當時我所在的海軍指揮學院（原海軍學院）的第三任院長謝立全將軍！
事情的緣起看似非常偶然，其實卻蘊含著某種必然性，那就是有價值的歷史是不會被永久埋沒的。1996年，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中央電視台軍事部籌拍一部專題片，當攝製組的成員重走長征路時，在江西興國縣烈士紀念館發現了這幅照片和謝將軍給夫人蘇凝寫的一封述說事情原委的信的影印件。他們為這一發現激動不已，決心要在片中披露這段史實。他們通過海軍政治部幹部部查找蘇凝的下落，當海政幹部部的電話打到筆者所在的海軍指揮學院幹部處時，幸運地拿起了話筒。於是，我帶著海政幹部部的囑託，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採訪了謝將軍之子、時任我院副教務長的謝小林大校。隨著謝小林娓娓的敘述，那久遠的一段歷史，又鮮活地再現.
1972一封珍藏36年秘密
“其實，我父親當時並不是號手，而是紅一軍團教導營的黨總支書記。仔細看，我父親並不在吹號，只是擺了一個姿勢”，話匣子就從這兒打開。謝小林介紹說，謝立全將軍1917年5月出生於著名的“紅軍之鄉”江西興國縣，1929年參加紅軍，1931年12月入黨，1936年參加長徵到達陝北。
謝小林拿出父親1972年5月的一封信，講述了父親寫這封信的背景和照片的拍攝經過。1972年2月，斯諾與世長辭。為了表示中國人民的深切悼念，同年5月號《人民畫報》用四個整頁的篇幅登載了毛澤東主席的唁電、斯諾的生平，以及1936年在延安拍攝的部分照片，“抗戰之聲”也在其中。巧的是，當時謝將軍正在北京出席海軍常委擴大會議。看了《人民畫報》後，難忘的戰鬥歲月又湧上將軍的心頭，他於是提筆給夫人蘇凝寫信：“在京西賓館買了5月份《人民畫報》，那個吹‘抗戰之聲’（的人）是我，這可以肯定，不會張冠李戴的。回憶當時我不是號兵，我是一軍團教導營的總支書記（營長何德全，現退休安家落戶於湖南長沙）。斯諾看我健壯，衣冠比較整齊，又是背了手槍的幹部，把我拉去照相的。”
軍裝來歷
在信中，謝將軍詳細述說了那套新軍裝的由來：“我穿那套比較合身的衣服也有歷史紀念的。1936年10月，一、二、四等三個方面軍在甘陝邊境地區會師之後，國民黨胡宗南兩個師追到三城堡，上級決心集中主力殲滅該敵，另一位首長帶領總部特務團和一軍團教導營擔任確保三城堡殲敵安全（的任務），我們擔任對東北軍寬大正面的阻擊（那時有統戰關係），其中騎兵第三師7、8、9團接受蔣介石收買，從我防禦的側面突然襲擊，把我後方搞掉，俘去韋特派員等20多人，把後方存放、尚未來得及上交的二百多頭羊、一百多頭牛、四十多頭驢子背的做棉衣的棉花、布料一掃光。當時撤出防禦戰鬥，敵人違背協商原則，決定突然襲擊殲敵一部分，打擊敵人的氣焰，被上級批准了。我率領一、三連突然襲擊7團，唐子安率領一個連突然襲擊師部，營救同志出獄，戰鬥進展神速，我率領一、三連俘獲三百多匹馬……戰後，羅帥（筆者註：指羅榮桓，當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親自動員，不準留一匹馬，全部上交，成立騎兵團，我們服從，每人只騎一個驢子，將馬上交，領導上獎我一套現在穿的合身衣服。”那一天，當身著新軍服、體格健壯、背著手槍的謝立全映入斯諾的眼帘時，他覺得終於找到了苦苦尋覓的理想“號手”，於是他拉著謝立全到預旺堡城牆上去照相。謝立全昂首站立，面向前方，迎著獵獵的軍旗“吹響”了軍號。獨具慧眼的斯諾，終於在用自己的眼和心觀察、了解了中國革命後，如願以償地把紅軍號手——實際上是紅軍和紅色中國前進、英武的形象定格為永恆的瞬間。
共產黨人高尚品德信
在這封處處閃爍著共產黨人高尚品德信的末尾，將軍懇切地說道：“這張相片登載是歷史的產物，你我知道就行了。總之，人怕出名豬怕肥，如果不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就要跌跤子的。”蘇凝尊重他的願望，把這秘密埋在心底。於是，這個被將軍悉心珍藏36年的秘密，被他的家人又埋藏了整整24年。
將軍風範長存人間
將軍戎馬倥傯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不息奮鬥的一生，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生，然而，他卻始終保持著謙遜的情懷。抗日戰爭時期，謝立全歷任抗大五大隊黨總支書記、二大隊政委；廣東中區縱隊副司令員，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參謀長、代司令員等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華東野戰軍六縱隊十六師政委、三十軍政委。他獲得過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1955年，38歲的謝立全被授予海軍少將軍銜。戰功卓著的他從不居功自傲，總是謙虛待人，勤奮工作，嚴格自律。
海軍司令員兼政委
全國解放後，謝立全到人民海軍工作，先任華東海軍第五艦隊司令員兼政委。1952年5月16日，軍事學院海軍系成立，軍事學院院長是劉伯承元帥，海軍系主任即是謝立全將軍。1957年10月8日，在軍事學院海軍系的基礎上成立了海軍軍事學院，1960年4月更名為海軍學院，謝立全任第一副院長，1962年任院長。正是謝立全將軍堅決貫徹劉帥和軍事學院黨委指示，率領二十幾位幹部白手起家，創建了海軍系；正是謝立全將軍懷著對黨的教育事業的無比忠誠，為學院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謝將軍政治立場堅定，襟懷坦白赤誠，關心愛護幹部，密切聯繫民眾，深受廣大幹部的擁護和愛戴。至今，海軍指揮學院的幹部都對他深深景仰，深切懷念。
其實，早在謝將軍在《人民畫報》上看到這張照片之前，他就從一些戰友口中得知了這張照片已在國內外廣為流傳，但他從沒有去尋找這張照片，更沒有對人提起過，他在給蘇凝的信中淡淡地說：“事是偶然來的。”謝小林記得，偶爾聽到有人問起他父親，父親也只是隱而不語，避開這個話題，從不聲張。將軍的子女們對此也是一無所知，謝將軍對子女的要求非常嚴格，從不讓他們有絲毫的特殊感和優越感，他常給孩子們講長征故事，但對這張照片的事卻守口如瓶，所以，儘管《西行漫記》一再重印，這段史實仍因將軍的謙遜和忠厚而鮮為人知。
，謝將軍不幸患了癌症。這時，他覺得可以讓孩子們知道這件事了。於是，他請有關同志與存放底片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聯繫，洗了幾張照片，贈給五個子女作為永久的紀念。該年10月，謝將軍在北京逝世，其骨灰盒存放於八寶山革命公墓六室（2002年，將軍的骨灰歸葬南京雨花台功德園紅星園，與夫人合葬），家人將這張照片嵌於其骨灰盒上，永遠陪伴著將軍的英靈。將軍逝世後，按說，可以曉諭世人這段珍貴的史實了。將軍的一些老戰友希望蘇凝能夠就此寫一點回憶文章，以寄託他們對將軍的懷念，但深知丈夫人品的蘇凝始終尊重丈夫的意願，從未動筆寫半個字，這一段無價的歷史依然被小心翼翼地埋藏著。1996年，當我找到謝小林時，他最初表示不宜也不必披露。我一再堅持應對歷史負責，不應讓這段史實湮沒無聞，謝小林才平靜而深情地述說了這一段塵封60年的往事，謝將軍與斯諾和《西行漫記》的這段情緣終於大白天下。
1996年8月
，當筆者披露《西行漫記》封面人物故事的散文《無價的財富》先後在《解放軍報》、《解放軍生活》、《人民海軍報》等報刊發表後，在軍內外引起了廣泛而強烈的社會反響，人們為謝將軍的高風亮節而久久感動。海軍指揮學院的官兵們站在將軍曾經生活的土地上，聆聽著歷史的足音，更是心潮起伏。今天，當脫下戎裝的我重新提筆詳述這一段歷史時，仍然無法抑制內心的激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值得欣慰的是，將軍的子女們沒有辜負他的厚望，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以普通人自律，兢兢業業地工作，現任海軍指揮學院訓練部部長的謝小林早已成長為共和國的將軍。謝立全將軍英武挺拔的形象將永留人間，他淡泊名利、謙虛謹慎的高尚情操更會與天地共存，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無盡的緬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