諶小岑（1897—1992），男，1897年2月生於湖南安化，1916年，他考入天津高等工業學校，次年入北洋大學特別班，任《北洋大學日刊》經理兼記者、天津學生聯合會會計，參加覺悟社時代號為41，覺悟社成員、原國務院參事、翻譯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諶小岑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南安化
- 出生日期：1897年2月
- 逝世日期：1992年11月27日
- 畢業院校：天津高等工業學校
- 性別：男
個人經歷,個人軼事,
個人經歷
1921年，諶小岑任華俄通信社翻譯、上海分社中文部主任。1923年，他在天津協助鄧穎超創辦女星社、女星成年婦女補習學校。隨後，諶小岑先後任漢口揚子機械廠化學技師、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人部指導主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監察委員、國民政府鐵道部勞工科科長、浙贛鐵路理事會秘書等職。其間，他為溝通國共雙方高層之間接觸，進行聯合抗日談判而奔走聯絡。1936年，諶小岑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書記長兼民眾訓練科科長。1942年後，他任立法院立法委員、交通部顧問、浙贛鐵路理事會主任秘書。
諶小岑(後排左1)與覺悟社成員合影
諶小岑(後排左1)與覺悟社成員合影1948年，諶小岑加入了浙江省政府委員陳惕廬組織的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積極主張“反蔣美、奉行三大政策”。該盟負責人陳惕廬得到浙江省主席陳儀的指示，在上海對湯恩伯部下進行策反活動，被特務偵悉。1949年3月底該盟遭到破壞，作為該盟常務理事的諶小岑被國民黨當局開除黨籍。
1992年11月27日，諶小岑逝世，享年95歲，後歸葬湖南安化家鄉。
個人軼事
1919年，我是北洋大學冶金班的學生，當時一直想“注意重工業”的建設來富國強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在巴黎召開“和會”，中國也派了代表參加。“巴黎和會”居然依照日本的要求，把德國在山東的權利、青島的租借權、膠濟鐵路以及沿線礦產資源的開採等，在對德和約中寫成三項條文，轉給了日本，要中國簽字承認。訊息傳來，立即引起全國輿論的堅決反對。5月4日，北京各校學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門集會，高呼口號：“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巴黎和會簽字！”“收回山東權利！”
5月4日北京學生的示威運動，在天津引起了共鳴。5月6日上午，天津高等工業學校學生諶志篤來找我。我們1916年曾在高等工業學校同學一年，加上同宗的關係，因此很熟識。我把他介紹給高年級的同學，討論了如何回響北京學生運動的問題。
位於湖南安化的諶小岑墓碑接著，在5月中旬和下旬，又接連舉行了幾次示威遊行，強烈要求罷免北京政府中的親日派漢奸官吏、收回山東主權、否認“巴黎和會”條文、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等。與此同時，有幾個學校還分別出版刊物，開展了文字宣傳工作。
《北洋大學日刊》圍繞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學生何罪，愛國其罪”、“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等論點，發表過幾篇社論，在民眾中反應強烈。這期間，第一師範、第一中學也出了日刊。
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以後，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也宣告成立。這個團體是以第一女子師範的畢業生和同學為主體的，還有中西女中、嚴氏女中、普育女中、貞淑女校等校的學生和教職員，以及幾位教會的婦女活動家參加。她們在西北城角等處設立有講演台，進行愛國宣傳活動。
在天津學生聯合會的推動下，天津各界聯合會相繼成立。參加的有天津教育界、新聞界、宗教界、工商界等團體及人士。
天津是華北一個進出口的大商埠，商會的活動對抵制日貨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許多商店的青年店員，鬥爭情緒極高，督促檢查各商號制訂抵制日貨的辦法，行動十分活躍。
6月10日天津商會罷市。天津和塘沽的碼頭工人拒絕起卸日貨，天津三個火車站(總站、東站、西站)的鐵路工人一齊罷工，天津“五四”運動的聲勢，越來越大。6月5日，是天津學生運動開始進入高潮的一天。
在學生聯合會的統一布置下，十五個大中學校的學生近萬人，於一早就齊集在南開中學前面的廣場，舉行了宣誓儀式，準備一次大規模的遊行，並向省長公署請願，提出否認“巴黎和約”條文、廢除“二十一條”、罷免賣國賊、全面抵制日貨等要求。學生們的愛國行動，遭到直隸省長曹銳派來的武裝軍警的阻止。軍警們說：“奉了大總統的命令，禁止學生遊行。”學生們堅持不散。幾經交涉，直到下午，才允許推出馬駿等代表四人去見省長曹銳。代表們離開南開廣場後，近萬名學生與武裝軍警繼續堅持鬥爭。
馬駿等四位代表去見曹銳。他們經過大胡同時，看見省長公署前面的金剛橋吊起，以阻學生遊行隊伍過橋，足見當時軍閥當局的恐慌。學生代表見到曹銳後，他對代表們提出的各項要求(電請政府收回山東權利，取消“二十一條”，否認“巴黎和約”條文，罷免賣國賊等)拒不作答，反而要求學生即日複課，不準上街遊行，更不得有損日本人的生命財產。隨後甚至破口大罵，胡說學生示威遊行會造成天津地方糜爛、日本海軍登入、引起戰禍的種種危險。代表據理力爭，堅持“不達到罷課的目的，決不上課”。後來知道，曹銳對學生代表一派怒氣沖沖的言詞，是在他出見學生代表之前，日本總領事見他時所提出的恫嚇之詞的反應，足見這個賣國政府省長的可恥可惡的嘴臉。
這時，在南開廣場堅持鬥爭的廣大學生，在下午4點多鐘，終於衝破了武裝軍警的包圍，浩浩蕩蕩地走向了街頭。由南開廣場經過南馬路、東馬路、大胡同，直奔省長公署。當時有幾百名第一女子師範的學生的隊伍，排列在省長公署轅門前，聲援到來的遊行隊伍。
在省長公署內的談判相持不下，教育廳長王章祜設法解圍，對馬駿等代表們說：“學生隊伍已到東轅門了，你們去看看吧！”代表們遂退了出來。這時，天色已經快黑了，學生隊伍開到黃緯路高等工業學校的操場。馬駿對大家說：“省長要我們明天上課，我們說學生罷課的目的一項也沒有達到，決不上課！現在上海已經罷市，我們有責任促使天津商界也罷市。”
6月6日早晨，各學校門前都駐紮了武裝軍警，並貼有一張警察廳長楊以德的告示，內容大意是，“奉大總統明令，禁止學生結隊遊行、散布傳單”云云。門禁森嚴，學生單獨也不準出入校門。6月7日，個人只要沒拿旗幟和傳單，可以自由行動了。晚上，各校學生代表便在法租界新學書院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用“化整為零”的方式，於8日下午1時在東馬路基督教青年會附近集會，然後結隊遊行。
隊伍分作兩部分，一部分到省長公署，一部分到警察廳，要求省長曹銳、廳長楊以德書面答覆為什麼要禁止學生的愛國行動，要求召開公民大會。這次行動進行得較為順利，曹銳被迫允許學生在講演所講演，並同意6月9日在河北公園召開公民大會。6月9日的河北公園公民大會是成功的。掀起了天津人民的愛國熱潮。
當日，河北公園由於學生聯合會發動大批學生經過徹夜布置，顯得整潔嚴肅。會場中心懸有大幅標語，上聯為“振民氣合民力萬眾一心”，下聯為“御國敵除國賊匹夫有責”。下午1:00開會，到會的公民達兩萬多人。學生聯合會代表馬駿首先宣布開會理由，大意說：“我們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已一個多月，全國人民熱血奔騰，抗議呼救，但至今賣國政府在國際外交會議上還未拒絕簽字，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至今還未罷免懲辦，他們都是官官相護，一鼻孔出氣，要想達到我們救國的目的，只有靠我們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奮鬥到底……”接著被邀的各界代表，包括教育界、新聞界、宗教界、工商界，都在會上講了話。他們一致表示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要求天津人民團結起來，收回山東權利，否認“巴黎和會”把山東權利讓給日本的條文，廢除“二十一條”，懲辦賣國賊，群起抵制日貨。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代表也在會上講了話，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
會後，學生聯合會率領到會民眾組成隊伍到天津商會，要求天津各商店於6月10日回響上海商會的號召，舉行罷市。商會負責人被迫答應了學生們的請求，連夜發出了通告，號召全市各商店實行罷市。
商店罷市的訊息，嚇壞了天津軍閥當局。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對商會的負責人說：“如果商店罷市，警察就要罷崗，這樣市面的秩序就難以維持了。”妄圖以此來恫嚇商會，阻止商會罷市。
學生聯合會連夜籌謀對策，決定由各校的童子軍和學生會分區負責站崗，維持市面秩序。結果，商店罷市的這一天，市面上雖行人眾多，熙熙攘攘，但並未發生任何破壞事故。北洋大學同學負責北大關以北街道的站崗任務，每二小時換班一次，同學們站崗時，手中拿著一根棍子指揮車輛、行人，市面上秩序井然。
這樣的行動使北京賣國政府感到十分恐慌。他們連夜派人來津，威脅利誘，許以罷免幾個負責對日外交的官員，要商會停止罷市。
天津因有外國租界關係，不少商人與外國商人有所勾結，尤其是日本的輕工業產品充斥天津市面，一些買辦、奸商從中獲利很厚，因此，他們也極力破壞罷市運動。罷市一天，商人不無損失，6月11日便又開業。但是，商會中也有一部分愛國商人，經學生聯合會說服教育的結果，6月12日有一部分商店再度罷市。由於這次行動是全國性的，鐵路工人以及全國各地工廠工人也舉行了罷工。
三個賣國外交官員的罷免，雖然算是這次愛國運動的一次勝利，但是抵制日貨、收回山東主權、取消“二十一條”、否認“巴黎和約”條文等問題，並未得到解決。
曹、陸、章三個人負責對日外交，直接同日本人打交道，以承認日本在山東的權利換取日本源源供給貸款來維持這個腐敗不堪的賣國官僚政府，因此成為眾矢之的。其實他們三個人的企圖也就是整個賣國政府的企圖，他們之被罷免，不過是充作替罪羊罷了。
青年學生的頭腦是清醒的，大家都認識到北洋軍閥政府不推翻，中國沒有挽救的希望。因此，全國各地的學生運動並未因曹、陸、章的免職而中止。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的北洋政府就採取了一個惡毒的陰謀，於6月中旬密令各省市教育廳轉各大中學校當局提前放暑假，並讓家長們把學生接回家去，想藉以瓦解遍及全國的學生運動。在當年，能夠到大、中學校讀書的人，大部分屬於官僚、地主、買辦、資本家的子女。在家長的督促下，不少學生果然回家去了。這對天津學生聯合會在事實上確是一次不小的打擊，學生會的骨幹也大半走了。
天津學生聯合會的會長諶志篤是貴州人，他看到還有一些遠地的學生沒有回家，於是採取了一個對策，邀集各學校留校的學生會負責人集中到南開中學辦公。
在這一號召下，我們《北洋大學日刊》的編輯、經理有五個人也搬到了南開中學。《北洋大學日刊》是北洋大學學生會在罷課後出版的，我一直是該刊的經理兼記者。6月10日，全市罷市、罷工，馬路上擠滿了人。我們的刊物本來只印一千份，後來增加到三千多份。10日這天，我帶著一卷報紙在東北城角官銀號附近賣報。報紙的定價本來是每份一枚銅元，可是不少人給我一角或兩角的小銀幣不要我找錢。還有一個人竟給了我一枚銀元。當時人民對學生愛國運動的同情，使我非常感動。這天的報紙一直印到傍晚才停，一共銷了兩萬多份。
還有一件事，也是我永遠不能忘的：當時，除《北洋大學日刊》外，第一中學和第一師範也出版了刊物。三個學校刊物的記者經常集合一起，共同行動。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在西北城角一帶的小商小販、人力車夫住宅區搭了一個講演台，每星期在那裡舉辦三次講演會，聽眾都是些老老少少的婦女，秩序很好。
我們三個校刊記者曾多次到那裡採訪，招待我們的是當時只有十六歲的鄧文淑(鄧穎超)。她每次對我們都是熱情接待，臨散會時，總是要我們對她們的講演會提些意見。起先，我們以為這不過是一番客氣話，並未重視，後來，由於她一次比一次的更加誠懇、嚴肅、謙虛的態度，使我們不好意思起來。
我們商量了一下，覺得這位年輕的女學生對我們的要求是真誠的，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唯唯諾諾地敷衍一番完事。經過幾度商量，在她第四次向我們提出同樣的問題時，我們就把我們的共同看法，誠懇坦率地告訴了她。大體上，提了這么三點意見：第一，女界愛國同志會費了很大的氣力搭起了一個講演台，又難得召集到幾百上千的婦女前來聽講，應該趁此機會，放寬講話內容的範圍，不要局限於抵制日貨一個題目；第二，關於男女平權，送女兒上學，放足(當時我們看見十幾歲的姑娘們還是有纏足的)的一些問題也可以著重宣講；第三，可以組織幾個訪問團，到這些人的家裡去，同她們拉拉家常，看看她們在家裡存在著一些什麼樣的問題。
鄧文淑向我們表示了熱情的感謝。在第五次的講演會上，講話就增加了新內容，在民眾中反映很強烈，為此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和滿意。
大約在6月20日左右，我們幾個《北洋大學日刊》的負責人搬到南開中學的時候，諶志篤看見了我，約我擔任學生聯合會的會計科長。
宣傳科的同學們編印了一期《天津學生聯合會日刊》，諶志篤看到內容貧乏，不讓發行。他約我到基督教青年會去見一位剛從日本回來的南開同學。他說，已經同這位朋友見過一面，要我一同去同他談談。諶志篤約我去見的朋友，就是周恩來，當時只有二十一歲。他在南開中學畢業後，就去了日本，這次是特為天津的學生運動回國來的。
在初次見面時，我看到的並不是一個魁梧奇偉的身材，談起話來也不是那么慷慨激昂的樣子。說話的聲音並不高，但是，顯得那么沉著實在而有力，那么和藹、誠摯、可親。諶志篤這次找他的主要目的是請他負責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他爽快地答應了。
經過一個時期的籌備，《天津學生聯合會報》於7月21日出版了。最初是日刊，後來改為三日刊。受到讀者的歡迎，銷行達二萬餘份。
周恩來在發刊詞上提出了“革新”和“革心”的主張。“革心”就是“改造思想”，“革新”就是“破舊立新”，改造舊社會，建立新社會。這是從中國革命的長遠目標著眼的宏偉目標。從此，周恩來就成了天津學生運動的中心人物。
五四運動是以山東問題為導火線的。日本帝國主義占領青島以後，又派兵占領膠濟鐵路沿線，濟南車站即駐有日本兵，濟南也成了日貨傾銷的市場。
山東，特別是濟南的學生，回響五四運動，在濟南舉行過幾次示威遊行，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條”、“收回山東權利”等口號。運動一天比一天激昂。山東的軍閥、濟南鎮守使馬良，怕開罪日本人，引起衝突，竟在8月初對學生愛國運動實行武力鎮壓，命令軍警開槍打死打傷愛國民眾多人。因此，濟南學生聯合會特地派代表來天津請求支援。天津學生聯合會決定派遣大批同學到北京示威請願，要求北京政府懲辦馬良。
從8月21日起，天津學生開始分批向北京出發。23日下午抵達北京的天津學生將近千人，會同北京學生三千餘人在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北京衛戍司令部、警察廳逮捕了幾十個同學，三千多學生圍住衛戍司令部，要求釋放被捕學生，相持不下。北京政府又動員兩千多武裝軍警將學生包圍，企圖驅散學生隊伍。
京津的三四千學生，在天津學生聯合會副會長馬駿的領導下，同軍警進行了頑強的鬥爭。馬駿的指揮使得這群軍警毫無辦法。他常用聲東擊西、突破一點的辦法，弄得軍警狼狽不堪。黃昏時候，北京反動當局特別又從南苑調來幾千武裝兵士，由一名高級軍官負責指揮，將學生隊伍包圍起來，把學生逼近天安門廣場。軍警看出指揮學生隊伍行動的是馬駿，便派了幾十名士兵將馬駿包圍起來，將他逮捕。然後又用棍棒驅散民眾，把學生和民眾趕出天安門。這次鬥爭相持到28日午夜，才算結束。
這件事引起北京、天津、濟南以及上海等地輿論的強烈抗議，一致要求北京軍閥政府立即釋放被捕代表，指責北京政府殘暴、無恥。
天津在京的學生和北京學生並未停止鬥爭，而是天天繼續在市內遊行，散發傳單，張貼標語，要求釋放馬駿和被捕學生。
自從6月下旬以後，我負責天津學生聯合會會計科的工作。8月24日，諶志篤要我攜帶款項到北京去辦理天津在京學生的後勤工作，安排他們的一伙食、住處等問題。大多數天津去北京的同學都是自費買票的，有的住在親戚家裡，有的是在北京學生聯合會的照顧下安排住處及照顧一伙食。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人就住在西直門大街的天主教堂，她們都是自己出錢開伙。只有極少數幾個天津同學受到學生聯合會的接濟。8月30日，全體被捕的同學被釋放出來以後，分批返回天津。最後有八個辦理後勤工作的人是在9月2日下午乘坐一列客貨混合慢車回津的。這一次慢車，給了我們一個一路談論天津學生運動今後方針的問題的機會。
所謂“德先生”就是“民主”，是從英文Democracy一字的譯文而來；“賽先生”是“科學”，是從英文Science一字的譯文而來。
大家都覺得北京的運動已經前進一大步了，天津極應急起直追。後來就漸漸談到天津愛國運動今後的方向，認為應該把天津的學生運動引到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方向上來。這從《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上周恩來寫的文章中本來已經有過這么一些含意。在談話中他聽到女同學中也覺悟到這個新的方向，就提議天津也出版一個宣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來推動天津的文化運動。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另外，第一女子師範的同學郭隆真、張若茗提出想把天津男女學校的學生聯合起來，改組學生聯合會，也得到大家贊成。
天津的女子中等學校只有第一女子師範和中西女校等幾個學校，而中等以上的男學校卻有15處之多，至於學生人數男生更是遠遠超過女生。但是在改組後的新學生聯合會中，工作人員中女同學與男同學的比例卻為一比三。第一女子師範的張若茗當選為執行部負責人之一，鄧穎超當選為宣傳科長；中西女校的同學也有不少人被推為幹事。
經過兩星期的醞釀和周恩來、諶志篤、馬駿等做了具體的準備工作，“覺悟社”也於9月16日在東南城角草廠庵學生聯合會辦公室里成立了。一共是二十人，十個女青年和十個男青年。女青年中有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會長劉清揚、副會長李毅韜，她倆都是女子師範的畢業生，還有女界愛國同志會的各科負責人，鄧穎超、郭隆真、鄭漱六、張若茗、周之廉、張嗣婧及吳瑞燕等，都是第一女子師範的學生，還有一個是中西女校的教員李錫錦。男青年有七個是南開中學的學生，其中五個是《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的主編周恩來、編輯潘世綸及外勤趙光宸、胡維憲、薛撼岳等，還有兩人是學生聯合會的副會長馬駿和幹事李震瀛，其他三個人是：學生聯合會會長諶志篤、第一師範的學生關錫斌(1939年入黨後改名管易文)、北洋大學學生諶小岑。男青年的名單是周恩來提出來的。
周恩來從一開始就是“覺悟社”的領導者。每次開會大家都公推他為主席。第一次會議決定出版一個刊物定名為《覺悟》，公推周恩來為主編。主辦這個刊物的團體就定名為“覺悟社”。《覺悟》第一期，原定10月中出刊，由於在這期間大家忙於參加愛國運動，以至延遲到第二年1月才出版。
“覺悟社”成立後，決定約請北京各大學的名教授來天津講演。被約請的有魯迅、錢玄同、劉半農幾位先生。李大釗先生是9月下旬的一天來的。在學生聯合會講演後，特意來到“覺悟社”的社址，那是設在河北四馬路東興里十一號李錫錦家中的一間簡陋的小房裡。我們十幾個人擠在一起和大釗先生談了一個多小時。大釗先生對天津男女學生合併組織學生聯合會和男女青年成立“覺悟社”表示讚賞。他鼓勵我們要好好研究世界各國革命的新思潮。大釗先生那種長者的和藹可親的態度和樸素無華的談吐，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從這以後，我們大家都很喜歡閱讀大釗先生在《新青年》上發表的關於介紹馬克思主義，介紹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十月革命和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時事的述評，以及婦女解放的文章，充實了我們當時感到空虛的頭腦，大家都熱心地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
10月1日上午9時，三十二個代表列隊到了新華門，要求面見大總統徐世昌，為守衛的士兵所阻止，徐世昌派出代表同請願團談話，不得要領，相持到下午7時。當晚，衛戍司令部派來武裝軍警百餘人將全體代表押送到警察廳關禁起來。周恩來當即和北京學生聯合會商議營救請願團的辦法。決定於“雙十節”在北京、天津、濟南、上海等處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催辦山東交涉，要求釋放請願代表。
這次三十二人組成的請願團被關押了四十多天，由於全國輿論的抗議，於11月中旬才釋放出來。10月10日上午，天津各學校的學生和市民兩萬多人齊集南開廣場，到會的人都各自備了一面小旗，上面寫著各種標語，聲勢浩大。
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恐懼萬分，派了幾百名武裝警察把住南開廣場出口，不讓遊行隊伍出發。相持到中午，隊伍衝破一個缺口，一擁而出。隊伍一直奔赴警察廳，在門前高呼口號，質問楊以德為什麼禁止學生、市民的愛國行動，要求楊以德出來答覆。楊以德動員了各學校的校長、教職員，勸誘學生回校，相持半夜才陸續完全離開。北洋大學遠在西沽，學生隊伍是最後離開警察廳的，回到學校已經是天快亮了。
天津的“雙十鬥爭”相持了一個多星期。學校原已開學上課，有幾個學校的學生會決定罷課一星期，分批到附近街道講演，揭露賣國政府的罪行。楊以德於11日的清晨就派了武裝警察把守學生聯合會和各界聯合會的大門，禁止開會。幾個“覺悟社”社員在周恩來領導下，在東馬路基督教青年會宿舍租了幾個房間，每天夜間工作，將一天來天津鬥爭情況匯集起來寫成報導，油印若干份寄往各地學生聯合會和報社。
我們還集體用一個旁觀者的口氣寫了一個傳單，詳述“雙十節”天津學生和市民同警察鬥爭的經過，藉以揭露楊以德阻止慶祝國慶、反對民國的罪行。這張傳單鉛印了兩千份，遍貼全市各街道，並寄給全國各報刊，經《上海時報》全文轉載。這張傳單署名“李寧二”，取列寧第二的意思，足見當時“覺悟社”社員已開始對這位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和他所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尊崇嚮往。
“雙十鬥爭”以後，天津學生運動一時似乎進入一個較為平靜的階段。這是因為各學校都已開學上課，公開的集會在軍警壓迫下不好舉行。學生聯合會只得暫定每星期在法租界基督教維斯理堂開會一次。
11月福州發生日本僑民槍殺學生和警察的慘案。天津各界聯合會決定加強抵制日貨，以實際行動表示對福州慘案的抗議。在學生聯合會的鼓舞下，以商店店員為主體的抵制日貨的運動進入了一個更深更廣的活動高潮。店員們熟悉天津市場的情況，他們知道哪些商店是專門販賣日貨的奸商。經過詳細調查研究，各界聯合會成立了一個“跪哭團”，專門到幾家奸商門前跪哭。要求他們不再販賣日貨，揭露奸商們的賣國罪行。
這一行動，引起許多兒童和過路行人的圍觀，給那些奸商店主以極大的難堪。而天津又是日貨運往華北各省必經之路，對日貨運往內地也是個沉重打擊。日本商人感到抵制日貨的損失重大，便尋找各種機會想和天津愛國團體直接衝突，以製造藉口壓迫北京政府，從而成為天津愛國運動最後受到打擊壓迫的一個主要根源。
由於接受了李大釗先生的啟示，“覺悟社”的社員開始進入一個埋頭鑽研理論和集體研究問題的階段。
有一個時期，我們在法租界基督教維斯理堂開過幾次會。後第一女子師範租到河北三馬路三戒里四號的房子，便經常晚上在那裡開會。每次會議都是周恩來主持。他別號翔宇，我們都用他的別號來稱呼他。討論的結論每每是由他做出來的。
有了社址以後，除了晚上的研究會，白天大家就動手寫稿，準備出版《覺悟》第一期。由於印刷困難，一直到1920年1月才出版。序言是周恩來寫的，著重於青年要改造思想，破除陋習。其中有兩篇關於婦女解放的文章是張若茗和鄭漱六寫的。《覺悟》只出了一期。本來已收集了一批稿件，因為“一·二九”事件發生，周恩來和幾個社員被捕，學生聯合會、各界聯合會被封，大家都忙於營救他們，沒有付印。
在這以前，“覺悟社”又吸收了三個新社員(二女一男)，但他們都只參加過很少幾次談話，等於沒有入社。另外又通過社友八人，男女各四人，男社友有黃愛(原名黃正品)、陶尚釗、胡嘉謨、梁乃賢；女社友有王貞儒(後改名王卓吾)、李愚如、郭蔚廷(郭隆真的妹妹)、韓恂華(北京大學第一批女生韓權華的六姐)。
社友中的一個突出的人物就是黃愛(當時在高等工業學校讀書)。他於1920年回到長沙，成立了湖南第一個純正的工人團體“湖南勞工會”。1922年1月17日為湖南長沙第一紗廠工潮，在罪惡資本家出賣下，被軍閥趙恆惕殺害。當時，周恩來在德國得信後，寫了一首《生別死離》的詩篇，就是為悼念黃愛而作的。
由於經常開會討論，探討問題，彼此加深了了解，社員間的情誼更日益親密起來。在1919年12月的一天，有人提議，將來分散後，應該用代號通信，以作掩護。這個意見得到大家一致同意。決定用五十個號碼，用抽籤的方法，由二十幾個社員各抽一個，就用這個號碼的諧音作為自己的別名，用以通信或作筆名。結果，鄧穎超抽的是第1號，別名“逸豪”；周恩來是5號，別名“伍豪”；劉清揚是25號，別名“念吾”；諶志篤是50號，別名“武陵”；李毅韜是43號，她一度用“施珊”，後來就一直用“李峙山”，作她的本名。此外，郭隆真是13號；馬駿是29號；張若茗是36號；鄭漱六是34號；關錫斌是18號；潘世綸是19號；張嗣婧是37號；李振瀛是28號；李錫錦是31號；吳瑞燕是21號；胡維憲是20號；薛撼岳是11號；趙光宸是9號；周之廉是3號；諶小岑是41號。
北京軍閥政府對於山東問題一直沒有進行交涉，福建慘案發生以後，天津抵制日貨的愛國運動又在深入地持續進行，有時並與日本商人直接發生衝突。賣國政府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下，對天津學生的愛國運動的壓迫更加嚴厲。因此，又發生了1920年1月29日省長公署門前的一場鬥爭。
這天下午，在學生聯合會負責人的領導下，各校一千多男女學生，手持各種標語的小旗列隊到省長公署請願，要求曹銳代電北京拒絕青島直接交涉、收回山東權益、催辦福建慘案、啟封天津各界聯合會和學生聯合會、釋放被捕代表。隊伍進入了省長公署轅門，但是省長公署的大門卻緊緊關閉著。相持了兩個多小時，裡面傳出話來，要學生推派代表去見省長。同學們當場推舉了周恩來、於蘭渚、郭隆真、張若茗四位代表去見曹銳。由於害怕學生們的正義鬥爭，裡面軍警卻不敢開門，四位代表就從門坎鑽了進去。後來知道曹銳並沒有接見他們，而是把他們關進監獄。大約在5:00多鐘，從東轅門進來幾百個武裝兵士，將學生隊伍團團圍住，企圖把學生趕出西轅門。學生們同軍警進行了搏鬥，用手中的旗桿痛打士兵的頭部，掀掉士兵的軍帽。
有一件戲劇性的事是：有一個第一女子師範的學生是一個營長的女兒。這個營長的隨從馬弁，也在兵士隊伍中間，看見他家的“小姐”也在學生隊伍中，連忙立正敬禮，被這位“小姐”痛斥一番。在這次搏鬥中，有幾十個學生受傷，被送進醫院。
這天的鬥爭，我擔任後勤交通工作。事後，連忙到法租界打電話報告北京學生聯合會，並發了一份通訊稿，油印寄發各地學生聯合會和報社，引起各地各界人士和學生對反動當局的極大憤慨，和對這次正義鬥爭的同情與支持。
第二天，天津軍警當局在日本人的壓力下，竟又逮捕了二十個愛國團體的代表，把他們關進警察廳拘留所。學生聯合會沒有被捕的負責人當即又發出了許多信件，呼籲各地學生聯合會和報社聲援。
以後，諶志篤、鄧穎超等還組織了二十四個人，其中大部分是“覺悟社”社員，要求替代被捕的人坐牢，但警察廳長楊以德不準替換。楊以德在廣大民眾的抗議下，4月7日，除把患重病和年紀較小的代表先行釋放，然後將餘下的二十一位代表，又移送地方檢察廳。
最後，學生聯合會聘請了幾位津京著名的律師劉崇佑等向法庭起訴。控訴天津反動當局迫害愛國團體負責人，要求公開審判。地方審判廳不能不受理。律師們以“愛國無罪”為理由力爭，7月17日，終於迫使將周恩來等二十一人釋放出來，釋放時，並在地方審判廳門前合影留念，這張相片就是《革命文物》1978年第2期所刊登的那幅照片。
天津各團體召集了一次盛大的民眾大會熱烈歡迎這二十一位代表的釋放，由各界聯合會和學生聯合會組織了一百多人慰問隊及九輛汽車，到地方審判廳門前迎接，並且把大紅綢花和鑄有“為國犧牲”的紀念章佩戴在每位代表的胸前。
在這五個多月的牢獄生活中，這二十多人在周恩來的發起組織下，進行了多種多樣的活動。主要的是分組舉行座談、講解馬克思主義、交流思想和學習的心得，堅持不屈不撓的鬥爭。
周恩來當時寫了《警廳拘留記》、《檢廳日錄》，前者是記述在警察廳拘留期間堅持鬥爭的前前後後，全文曾經在當時天津的《新民意報》連載，後由該報輯印成書；後者根據被捕代表在獄中的日誌和日記編成，由《新民意報》逐日刊登，後由又新印字館刊印成書。現在這兩部書幸而完整地保存了下來，成為天津五四運動寶貴的歷史文獻。
周恩來等被釋放後，於8月初發起召集一次“覺悟社”年會。當時，有兩個社員已經出國，一個社員在南京投考高等師範，一個社員回家省親患病，有幾個社員因家庭關係半年來退出了各項活動。那次年會，十四個人參加，在法租界一間小樓房裡開了三天，每一個社員都談了一年多來的思想變化和感受。
最後，由周恩來做了兩項結論：一、我們都還在青年時代，最長的只有二十五歲(諶志篤)，年輕的只有十七歲(鄧穎超)，我們都缺乏革命的知識和經驗，今後應該繼續求學充實我們自己；二、我們應該團結各地的愛國團體，採取共同行動，才能挽救中國於危亡。開會的最後一天，我們十四個人在鼎章照相館合照了一張相片作為紀念，這就是現在各地方各書刊所複製的那幅相片。
1920年8月16日，有11個社員到了北京，請李大釗先生約集了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青年工讀互助團”、“曙光社”、“人道社”等幾個團體於8月16日上午在陶然亭開了座談會。除“覺悟社”的十一個人外，北京方面有三十幾個人參加。
鄧穎超報告了“覺悟社”成立的經過和一年多來的活動。周恩來把在“覺悟社”開會時提出的關於“聯合改造”的意義作了說明，獲得與會者的一致支持。李大釗先生代表“少年中國學會”發言，鼓勵大家要有一個共同的主義，說：“今日世界之潮流，極其顯然，凡為一個團體，必須有其明確主義；如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統一全體意志，對外也不便採取聯合行動。所以旗幟要舉得更為鮮明……”並提出懇切希望，“要同工農民眾同呼吸、共命運。因為二十世紀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滾滾的民眾運動……”當時決定由到會的每一個團體推兩個代表，起草一個檔案，作為今後共同行動綱領。經過幾次商議，通過了一個“改造聯合宣言”和“約章”，提出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要本著團結互助的精神，組織打破一切界限的聯合，到民眾中去，進行“農工組織之運動”，“婦女獨立之促進”，“切切實實地做點事”。這次開會的經過及紀錄，登載在1920年9月出版的《少年中國》第二卷第三期上。
1920年下半年，有幾個社員相繼出國。先後有六個人勤工儉學去了法國，一個人去了美國。在國內的社員，有二人於1920年冬參加了張太雷領導的天津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編印了一份《勞報》，這算是天津第一份關於工人運動的刊物，並且同唐山鐵路機廠工人取得了聯繫。
1921年，經李大釗先生介紹，兩個社員參加了蘇俄政府中央新聞機關“華俄通訊社”，擔任編譯工作。
1923年，鄧穎超、李峙山應達仁女校校長馬千里的邀請，由北京回到天津，在達仁女校任教。我們三個社員發起組織了一個“女星社”，借用《新民意報》副刊編輯了《女星》旬刊和一個定名為《覺郵》的不定期刊，專門登載“覺悟社”國內外社員的通信稿件。“女星社”還辦了一個女星成年婦女補習學校，先後招收了五十多個學員。其中有一個女學員是唐山鐵路機廠一個工人的妻子，由學校供給她一伙食，擔任學校的一些勤雜工作，算是一種勤工儉學方式。這個學校的畢業生，有三個人被介紹到天津國貨售品所任店員，倡導婦女走向社會，謀求生活獨立。
1923年5月1日，我們三個人出名約集了第一女子師範、高工、北洋、法政的二十幾位同學舉行了一次小型的紀念會，這大概是天津的第一個五一勞動節紀念會吧！
“覺悟社”社員中，有一部分人因思想問題、人事關係退出了革命隊伍，有的加入了國民黨。但是綜計有八個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有五個人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們的活動對天津、唐山及華北各省的革命運動，以及黨的建設培植了基礎。
當年繼“覺悟社”之後，還有以省立第一中學和中西女校的十幾個同學組織的一個“新生社”。該社社員在天津的五四運動中，也有一定貢獻。於蘭渚(於方舟)就是其中最活躍的一個。張太雷領導的天津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也有該社社員參加。
一、在全國青年學生中，天津學生是最先回響北京學生罷課的。
二、在天津學生聯合會的敦促下，天津商會於6月10日回響上海商會發動的罷市，開始了大規模的罷市。這一行動對於天津“五四”運動的發展，影響很大。
三、天津、塘沽的碼頭工人，拒絕起卸日貨。三個車站(總站、東站、西站)的鐵路工人也在6月10日罷工。
四、許多商店店員組成的“跪哭團”，對於專事販賣日貨的奸商給以無情的揭露和打擊。
後兩件事，反映了兩方面的情況：一是反映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台；一是因為天津日租界是日貨進口的樞紐，商店店員抵制日貨和工人拒絕起卸日貨，使日帝受到沉重打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