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士”這個名稱，出在戰國時代，當時書籍不如現在普及，也沒有考試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識，就依靠權貴人家求出路，到他們家裡作賓客。過去叫賓客，現 在的名稱等於“隨員”；從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國藩，不少有本領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於現在的研究室、參謀團、秘書室。現在也有稱作幕僚。“六國的養士”就是這樣的情形。
那時養士，養些什麼人呢？蘇軾指出的分類是智、辯、勇、力四種人；實際上也可說只是兩種人，一種用頭腦，一種用體力。討論這四種人，如果以現代職位分類的科學來作博士論文，起碼可以寫他兩百萬字不成問題。但是我國古代文化喜歡簡單，所以幾百字的文章就解決了。以上具出自南懷瑾《論語別裁》。
《論養士》表明出處。南懷瑾論語別裁。給讀者深入了解的餘地。
基本介紹
原文,文章分析,作者簡介,
原文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奸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余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好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奸，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
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並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嘆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
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悠於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魔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文章分析
蘇軾在這篇文章中說，社會上天生有智、辯、勇、力這四種人，他認為這一類的人好役人——坐著吃人家的——無法役於人。如果我們用社會學來研究，社會上有許多人是這樣的，用頭腦非常能幹，叫他用勞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頭腦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勞力就蠻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氣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個小時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會、研究政治，要多觀察人，然後再讀有關的書，才有道理。又像許多人有智，這個智是聰明才智；有許多人有辯術，專門用手段，不走正道，走異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當方法想不出來。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個人才，就看老闆怎么用他，這就是所謂會不會用人了。所以智與辯看起來是一樣，聰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兩面的方法不能相違。勇與力看起來似乎也是一樣，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氣，而個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為國犧牲，他怕死了不乾，這是有力沒有勇。因此蘇東坡說智、辯、勇、力四種人，往往需要人家養他，不能自立。不過依恃人家，攀龍附鳳，也可以立大功，成大業，教他一個人乾，就沒有辦法。
作者簡介
蘇軾 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唐宋八大家之一，與父蘇洵、弟蘇轍並稱“三蘇”。蘇軾二十歲中進士，神宗時期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台詩案”受誣陷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在黃州四年多曾於城東之東坡開荒種田，故自號“東坡居士”。哲宗即位後，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並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被貶惠州、儋州。大赦北還，途中病死在常州，葬於河南郟縣，追謚文忠公。人稱“蘇東坡”，號“東坡居士”。史書記載蘇軾“身長八尺三寸有餘，蘇軾為人寬大如海”。蘇軾是蘇洵的次子（長子夭折），嘉祐二年（1057年），與弟蘇轍同登進士。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熙寧二年（1069年），父親喪守制期滿還朝，為判官告院。因與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反對推行新法（並非完全不同意，還是有部分認可的，前期反對，後期深入民間，了解到新法的好處，轉而贊成新法好的方面），自請外任，出為杭州通判。再遷至密州（今山東諸城），移至徐州。元豐二年（1079年），罹“烏台詩案”，責授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署公文。哲宗立，高太后臨朝，復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東蓬萊）。4個月後，升為禮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又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二品），知禮部貢舉。元祐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後改知潁州，知揚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親政，被遠貶惠州（今廣東惠州市區），再貶昌化軍（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歸，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卒於常州（今屬江蘇），葬於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享年六十六歲，御賜諡號文忠（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