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生平,人物簡介,生平介紹,任職,生於憂患，死於憂患,學術研究,糧食問題,首先,其次,第三,論著,剛正不阿,實例,公祭和校葬,
生平
1876年，出生於浙江瑞安縣。
1893年，入縣學（入灃）。
1896年，補廩生員，每年可得俸祿。
東京帝國大學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轉習新學。
1902年，入上海南洋公學。
1904年，任湖北編書局編輯員。
1905年，任廣東學務公所編撰。
1907年，公派留日，入東京帝國大學農科。
1912年，辛亥革命，同年獲農學士學位，歸國。
1913年，京師大學改為北京大學校，應聘任該大學農科教授兼農場場長（農場設蘆溝橋）。
1914年，北大農科改為農業專門學校，仍任教授兼農學系主任。
1919年，被推為中華農學會北京地方幹事。
1920年，改任北京農專教務主任，率學生赴日參觀。
1922年，代理北京農專校長，力求整場，不得行其志，乃請辭本兼各職。
1923年，出任浙江農業專門學校校長。
1924年，北京農專改北京農科大學，回任該校校長。
1925年，因不屑與其上峰某為伍，憤而辭職。相從者多人，是年秋，某去職，復回任。
出生於浙江省
出生於浙江省1926年，張作霖執政，某亦復職，憤而南下。
1927年，回任浙江農專教授，不久農專改第三中山大學農學院，仍任原職。
1931年，回任北平大學農學院長。
1932年，回任浙江大學農學院長。
1933年，憤而辭浙大農院校長，相從者60餘人。回任北平大學農學院教授兼農經濟主任。
人物簡介
許璇，（1876—1934）早期著名農學家、農業教育家，我國農業經濟學科之先驅。清末留學日本，回國後執掌北京、浙江等高等農業院校，擔任中華農學會會長。最早開設農業經濟、農村合作和糧食問題等課程，提出“融學術教育與農村事業於一爐”的教育方針，創建農村建設實驗區，畢生為農業教育事業做出卓越貢獻。
許璇
許璇生平介紹
此前，清廷在北京開辦京師大學堂，師資多延聘於國外，而以日籍為主，辛亥革命後，改為北京大學，方期有所革新。許璇歸國後即被聘為農科教授兼農場場長，場址在蘆溝橋附近，離城較遠，交通不便，又屬新創，修渠闢地，頗費辛勞，但他不以為苦，反因能結合實際，樂此不寢。
爾後，或因政局變遷，或因學校改制，或因其桑梓關係，先後幾次離京去杭州，任職浙江大學，但始終堅持教學，主講農業經濟及其相關課程。
中國農業深受租佃制度之嚴重影響
中國農業深受租佃制度之嚴重影響許璇為人，剛直不阿，作風正派，治學嚴謹，認真負責，重視理論與實踐之結合，更講求人品氣節，不畏強暴。他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期間，恰是北洋軍閥混戰之際，他的上司某專橫跋扈，且吸食鴉片，各專門學校教職員，鹹鄙其為人，聯名請予罷免，未果。許璇乃自動辭職。不久，該某離去，許璇復任農大校長，未幾，張作霖執政，某又上台，許璇又恥與為任而去之，南下杭州任浙江第三中山大學農學院教授兼農村社會系主任。繼而該校改浙江大學，許璇被任為農學院長，不意就在浙大改建的時候，上峰以當地特產火腿，應加強改進為由，要農學院設立“火腿系”，許璇未予置理，上峰責其抗命，許璇憤而辭職，校方委派林學家梁希繼任院長，梁許至交，觀點一致，梁也拒不接受，從而引起公憤，同院教授金善寶、蔡邦華等60餘人，群起支援，一併離開浙大。這在當年曾成為農學界的一件大事。
任職
農業試驗田1933年，許璇重返北大時原北京農業大學已改為北平大學農學院，任教授兼農業經濟系主任，並著手整理多年來所授之《糧食問題》講稿，時常為校正及新增有關數據或史料而廢寢忘食，孜孜不倦。他患有高血壓病，至此日益加重，醫生屢屢規勸，他還是筆耕如故，終致以腦溢血猝死案頭。
生於憂患，死於憂患
為創建農業經濟學科而鞠躬盡瘁
許璇，世代書香。馬敘倫所撰的墓志銘中有：許家源於湖南長沙，五代時避亂而遷浙江溫州瑞安。他的七世祖，仕宋，官右丞，以理學名於世；他的曾祖，治商致富，父親是舉人，有子6人，他居長。從小就嗜學如渴，博通經史。17歲便人了縣學，20歲為廩生。
許璇出生時，正值光緒即位，兩宮垂廉聽政，內憂外患，紛至沓來，19歲發生甲午戰爭，23歲發生戊戌政變，譚嗣同等六君子罹難，他憤而放棄一生俸祿，改習新學，入上海南洋公學，以後又留學日本，矢志攻研農學。辛亥革命後，他已經38歲，才從國外回來，投身農業教育事業，直到59歲去世，總計21年。這21年中，他在北京的工作時間約占3/4，其間適逢袁世凱帝制失敗，北洋軍閥混戰，“五四”運動，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及“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炮火連天，國無寧日，教育界也是一片混亂。以致他不得不經常變動他的職務，時而是教務長，時而是系主任，時而是院長、校長，甚至離京南下，任職杭州，但是始終堅持農科教學，以教授終其一生。
許璇國學根基深厚，詩文並茂，30歲以後，決心學農，博覽群書，兼重實踐。出任北農大農業經濟學教授時，還能擔任農場與林場場長，當時農科師資缺乏，他因任農大行政職務，責任所迫，不得已時曾兼授畜牧學、地質學、氣象學等，而且認真備課，從不苟且。他的至交梁希教授曾在追憶文章中說，有一次他竟向梁借去《養蜂學》備課，可是當有人提到這些往事時，他都拒而不談，說是怕人笑話。其實他是有相當基礎的，只要承擔了一門課程，就一定認真準備，決不草率。1918年畢業於該校農科的沈宋瀚在其回憶錄《克難苦學記》里曾著重提到：“余在北農所得教益最多者為許師叔璣（許璇之號）之農政學、農業經濟學、畜產及肥料”（原書38頁），此書系其中年所作，許之淵博，由此可見。
當時，戰亂頻繁，時而直軍占領豐臺，時而奉軍攻打蘆溝橋，農大設在阜城門外，他家住在城內，時局不清，他全然不顧，住在學校每天除了教課就是備課，槍聲炮聲，聽而不聞，只是經常備燭開夜車，不完成任務不入寢。據梁希和他的學生湯惠蓀（農經學家）的回憶，無論在北農還是浙大，校舍里每晚一兩點鐘，總看見許璇的窗下還亮著燈光。走進去一瞧，滿地菸頭。20多年間，他走南闖北，無非是爭取多做一點學問，多教幾個學生。本來他身體健壯，以後逐漸不支，血壓經常超過200，醫生再三警告，他都一笑置之。
1913年許璇回國後開始主講農業經濟方面的課程，在他之前，國內基本上還沒人開過這門課，因而必須事先編寫講稿，他的講稿旁徵博引，引用國內外有關調查統計資料，而且他對引用的數據，定稿前都要一一校訂校正。據他女婿周邦垣教授回憶，他常常在家發動兒孫，幫著查書算數字，往往在星期日全家都忙。至於他辛勞的成品，據湯惠蓀教授的回憶“先生的文章，確是淋漓盡致，令人百讀不厭。先生的高足，常把他所編的講義，都當做國文那樣來誦讀”。許璇在開農業經濟這一學科時，首先就明確它的意義與範圍，認為：“將關於農業之經濟行為及自此而生之種種關係視為社會現象，或國民經濟現象觀察之，並就其與一般社會之經濟關係詳加研究、記述或解說其狀態，且探究其間所應有之經濟原理及法則”。同時，農業經濟學因以農業為研究對象，但各國農業經濟學之內容與發展，頗不一致，因而我國農業經濟之研究，應以其特殊的歷史、地理及社會情形為基礎。他在開始授農業經濟學的同時，兼任農場場長，在北京西郊進行農村經濟調查，組織農村信用合作社；籌建農村建設實驗區；在杭州，他設立了浙大農學院的農業推广部，興辦農村國小，創建浙江省農民銀行，主辦合作指導人員養成所。一貫密切聯繫實際，深入民眾，並提出“融學術教育與農村事業於一爐”的辦學方針，高瞻遠矚，不同凡響。</CC>
東京帝國大學
東京帝國大學學術研究
《糧食問題》與《農業經濟學》
許璇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才開始轉攻西學，特重數學，兼及生物、地質、理化等科，且注意實踐。所以他能在講授農經各科的同時，還擔任農場、林場的場長，而講授的課程，則包括農業政策、農業金融、農業關稅、租佃制度、農村合作、土地問題、糧食問題等。這些課程，既要追溯中國歷史淵源，又要參照國外的實際情況，這必須有大量資料數據為證。而在本世紀的初期中國幾乎是空白，收集和整理數據資料是十分困難的。從許璇的遺作中，不但可以見到他從道光、同治等朝代的戶部史料中摘錄出來的數字，還有日本駐東北某某領事的調查報告，可見他下的苦功。數年間他編寫的講義盈尺，但他自己卻認為“歷年忝列大學講席，所積文稿頗多，然皆不慊於心，未敢出而問世”。直到他去世前二三年，才著手整理，不意《糧食問題》剛剛定稿，即以腦溢血猝死。據當時北農院長劉遠籌追憶：“一視先生之書案，則中外參考書10餘冊，尚展而未合，殘稿羅列，以眼鏡壓之，墨盒不關，一枝毛筆方擱置於其次，先生力學，真可謂至死方休”。
糧食問題
之提出，源自人口，他認為人口問題自亞當斯密與馬爾薩斯所論國民之富與貧的分歧，引發出生活資料與人口增殖的必然矛盾。接著闡述馬克思的人口絕對過剩與相對過剩。他表示“馬克思之主張，若現在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廢止，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實現，則失業者消滅，人口問題自當隨之解決。斯說也，確有相當之理由。惟失業問題是否可完全解決人口問題，不能無疑”。“若失業問題完全解決，而是養人口之食物能否充分供給，則又是別要解決的問題”。至於中國的糧食問題，他考證洋米之輸入，始自康熙61年（1722年），但為數甚少，直到民國以後，才逐漸增加到1000萬擔以上。他以1871—1875年進口洋米之年平均數為基點，到1932年已達55倍之巨，究其原由，首為歷代民食政策之失當，長期禁止出口而獎勵進口，“冠履倒置，莫過於此”。其次國內米谷流通不自由，各省甚至各縣，層層設卡，人為地造成供應失調，否則完全可以自給。對此，他作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推論，主要是根據清乾隆6年（1741年）至民國12年（1923年）的182年人口增長的百分比，分為3個時期，最高15．14‰，最低0．81‰，年平均6．15‰，然後表示：“中國人口增加率之減少，則多為饑荒、兵災、疫病等所致。馬爾薩斯所謂天然的限制者，正與之暗合。中國將來果能打勝天然的限制，又不講預防的限制，則人口增加率，當不下於歐美諸國。此糧食問題所以不能不預為籌劃也”（原書13頁）。以下乃就稻穀、小麥、雜糧三項，分別按國內國外統計之實際情況，具體說明其論證之所據，然後著重兩個方面，分析糧食問題之癥結，一方面為農業關稅之未能自主；一方面為糧食價格、糧食生產、糧食輸入等統制問題。他最後力主實行糧食統制，包括價格之統制與生產之統制。而統制之目的不完全在於擴大栽培面積，而在於提高單產，實行機械化以及施用化學肥料與推廣優良品種。
許璇作此書時，正值北京“一二九”學生運動之前夕。他不顧血壓高逾200，每天工作超過18小時，奮筆疾書，在最後的結束語中，他以滿腔熱情，寫下了一般農業理論書籍罕見的語句：“故中國為備戰計，宜早振興墾務，更宜於肥料及農具之補充，三致意焉。”“中國糧食之一部分，向恃外國米麥為給源，至戰時，勢不得不力謀自給的圖存，倘獎勵糧食之代用法或混用法，或不至於匱乏，非力求節約不為功……此又必須有公正無私之官吏，為之督率，精明廉潔之警察為之監視，庶不至病國而擾民，凡此諸點，皆應早注意及之。”時過境遷，難以評論其觀點，而其治學的態度，當為後人所敬佩。
首先
，中國農業的集約經營為勞力的，而非資本的。因此應速行土地重劃，以謀土地之改良。 中國農業深受租佃制度之嚴重影響
其次
，中國農業深受租佃制度之嚴重影響，必須實行減租，並規定佃權之期限，不準增租。同時凡佃地之一切改良設施，不問地主之承從與否，佃農得自為之，其終約時，改良費用應由地主償退。而最終應以耕者有其田為上策。
第三
，關於農業機械化。西北諸省曠土甚多，倘能一面興辦水利，一面購入大機器進行墾殖，則以北方平原之氣候，均能適於機械器之使用；中部及南方諸省，當以簡便之新式農具與機械推廣之。總之不論何地，均應逐漸減少勞力之浪費。第四，中國亟宜革新關稅制度，對內將各國唾棄之出口稅及各種厘捐，一掃而空，俾農產得以自由流通，以促進生產之增加；對外則創行穀物關稅，並對其他農產物及其加工品，酌增稅率，以防患於未然。
許璇的《農業經濟學》雖系其當年助教杜修昌在他去世後10年編印出版，但均依據他原來編號的講義原稿。與40年代中國同類書籍相比，仍屬拔萃。故一經問世，三年四版，而杜修昌校勘整理之辛苦，自不歿。可是書中從未隻字語及，迄80年代杜晚年時，始偶爾在與人閒談中提起，尊師重道之精神，亦堪為風範。
論著
許璇的論著，除上述兩書外，其單篇講義演講記錄，亦為數不少，在他逝世後，由中華農學會在該會會報第138期（1935年）為之出版的紀念刊中，即選輯了約20餘篇（包括追悼會文稿），計有：農業經營2篇，農業合作4篇，農業關稅2篇，農業發展2篇，以及租佃制度、農地價格、農業金融、蠶絲經濟等各篇。
剛正不阿
許璇教授一身正氣，他處在當時社會環境，而且幾度擔任領導工作，開創新的事業，卻始終剛正不阿，殊非易事。他與林學家梁希相交最深，既是浙江同鄉，又是東京帝大同學，回國後在北農、浙大、中華農學會同事一二十年，而且有時住在緊鄰，聚談特多。梁希在追悼他的悼文中，語重心長地指出：“許璇生平的長處，不在有為，在有所不為……非必不得已不乾，乾要幹個徹底，不徹底就走，是一絲一毫也不肯遷就的。”所以許璇在1913—1934年的21年中，時而北京，時而杭州，變動頻繁，但每一次他的變動，都為民眾所理解，並得到民眾的擁戴。
實例
如1932年他拒不接受浙大當局無理要求，憤然辭去農院院長職務時，全院60多位教師辭職，學院所在地覽橋一帶的農民，數百人爭相送別。又如1928年，他兼任中華農學會會長時，與德商愛禮司洋行在上海真如合辦農業試驗所，並附設農事試驗場，從事化肥肥效對比等試驗。德商提供圖書儀器及每年經費官銀1000兩，學會提供技術人員，並由會長許璇親任所長，開辦兩年，成效顯著，對該公司所產獅馬牌肥田粉在中國推廣，起了很大的宣傳作用。這時德方竟提出要直接派人參加農學會的理事會，兼充會計。許璇認為這是洋商要挾，侵犯我學術團體的自主權，斷然拒絕，試驗工作乃告停頓。至於學術問題，許璇也經常和人家爭論得面紅耳赤，決不作無原則的謙讓。名教授黃枯桐回憶說，當年他常和許璇討論問題，他認為在教育界、大學裡，只能用學術絕不可施權術。所以當年許璇辭浙大農學院長時，他也和金善寶等一同“掛冠”而去。可是有一次，在南通召開的中華農學會執委會上，他們兩人的意見恰恰相反，彼此爭論，聲色俱厲。不過，一到討論終了，議出了結果時，許卻笑嘻嘻地對他說“你們廣東先生，確實富於革命精神，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