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蔣英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898年
- 職業：植物學家
- 代表作品：《中國植物志》
人物簡介,人物生涯,
人物簡介
在植物分類學方面進行了開拓性工作，其主要著作有《中國植物志》第63卷和第30卷第2分冊，詳盡記載了中國夾竹桃科、蘿藦科、番荔枝科植物，其中屬蔣英發現定名的新種230個，新屬10個，對中國植物學研究做出了卓越貢獻。
蔣英
蔣英人物生涯
1917年他從蘇州晏成中學畢業後，被送進上海滬江大學文學院。在這裡，他除學好文科的課程外，最感興趣的還是那千姿百態的植物，經常在校外或校園內採集各種植物標本。1919年，他毅然中斷了文學院兩年的學業，於次年考取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森林系，立志開發祖國綠色寶庫。1925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金陵大學農學院森林系，以《花的進化史》論文獲得由美國紐約大學頒發的林學士文憑。
1926年，蔣英帶著大學時採集的兩千號植物標本和一大箱書，到安徽省安慶農業專門學校任教，講授造林學、土壤學、森林保護學和植物學等課程。不久，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迅速波及江蘇。1927年，蔣英為愛國熱忱所驅使，放下教本，投身到革命洪流中。他回到崑山，與陸傳鏞一起組織農民協會，並擔任崑山縣農民協會主任。1928年3月經秦仁昌介紹，蔣英到廣州中山大學理學院生物系任教，兼植物研究室研究人員。此後，他一連兩年在廣東珠江支流的東江、北江、西江流域採集植物標本，先後到過30多個縣。廣州的白雲山，樂昌的九峰山，從化的三角山，英德的溫塘山及博羅的羅浮山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跡，高要的鼎湖山更是他常到的地方。
1933年7月，應中山大學理學院院長陳煥鏞的聘請，蔣英又回中山大學任教，協助陳煥鏞為發展農林植物研究所開展科研工作。抗戰八年，他隨著中山大學輾轉遷徙。1937年12月，他和陳煥鏞等人一起，將農林植物研究所全部植物標本遷運到香港保存。後與陳少卿、梁寶漢等一批人從廣州灣(現在的湛江市)進入廣州，隨中山大學農學院搬遷雲南，後又搬遷到湘粵交界的宜章縣栗源堡。
1946年春，蔣英受中山大學的委派去台灣考察。在台期間，他擔任台灣林業實驗所技正兼台北植物園園長職務。當時中山大學連他的薪金也不能按時寄發。但是，為了科學事業，他每餐只吃點稀飯，東拼西借，湊了千把元法幣，買了一些廉價的電影膠捲，在8個月時間內，費盡心機拍下了台灣植物新種模式標本1600多張，收集了一千多本圖書和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把這些標本資料全部獻給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成為編寫《中國植物志》的珍貴資料。此外，蔣英在台灣大學研究期間，還對該校搜藏的植物標本學名，做了不少訂正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蔣英繼續在中山大學任教。院系調整後，他先後在華南農學院、廣東林學院、中南林學院、廣東農林學院和華南植物研究所任教授、研究員。他是廣東植物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植物志》編委會顧問，中國植物學會名譽理事長，曾當選為第二屆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第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和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確定數百種植物名稱創造“陳列輔導”教學法
舊中國的高等教育（包括農林高等教育）帶有半殖民地色彩，有些院校採用外國教材和用英語講授。蔣英意識到長此下去對中國農林科學極為不利。於是，他發奮編寫中文教材。1952年院系調整後，他擔任華南農學院林學系植物學教研室主任，主講植物分類學、樹木學和植物學等多門課程，努力聯繫中國實際，不斷把科研中得到的新資料，充實到教學內容中去。在教學工作中，他還認真學習有關生物化學、細胞學等方面知識，充實到植物學、樹木學和植物分類學的教材中。華南地區農林大學都在較長時間內使用他編的教材或參考書，為華南地區哺育了幾代農林科技人才。
蔣英在教書和編書過程中，深感植物名稱的重要。他常對學生說：“不知道植物的名稱就不會認識事物。”雖然我國古代書籍如《詩經》、《爾雅》、《救荒本草》、《本草綱目》、《群芳譜》、《植物名實圖考》及各種醫藥、農、圃、說文書籍及數千省、縣誌書都載有植物名稱，但這些中文名稱套用到科學上來，還遠遠不夠。古籍上的名稱無實物為證，有圖可稽者不多，且多為常見植物，深山僻野尚有許多無名的植物，所以俗諺有“草木無名”之說。如兩廣茶科共220種，真正有中名的僅16種而已；又如1935年蔣英研究廣東番荔枝科植物共62種，中名方面通用及古籍有名者僅2種而已。其餘如紫玉盤（Uvaria microcarpa），蟻花（Mezzettiiopsis creaghii），澄廣花（Orophea hainanensis），銀鉤花（Mitrephora thorelii），嘉陵花（Popowia pisocarpa），瓜馥木（Fissistigma Oldhamii）等等都是蔣英創立的名稱，50多年來一直被全國普遍使用。其他經蔣英創立的各科植物名稱更多，如中國夾竹科、蘿藦科植物共421種，真正通用及古籍有名者僅21種，其餘400種也是蔣英首次創立。為了教學和科研生產的套用，蔣英參閱了大量文獻資料，編訂了《兩廣喬灌木名錄》，共有5000多種名稱，有中名、土名或別名和拉丁學名，由廣東林學院（1962年）刊行，至今仍有科學價值。
蔣英講授樹木學和植物分類學課程時，主張在講課前集體備課，一人宣講，這樣可以充實內容、條理清晰，也可以提高教師的業務水平和學生的學習效果。他和教師們一起認真研究改進教學方法。早在宜章栗源堡時期，為了上好農學院學生的植物學課程，蔣英及其助手帶領學生赴郊外，手提小黑板，掛在適當地點，將採到的植物標本，扼要介紹，使學生獲直觀效果。他創造了“陳列輔導”教學法。這種方法是在學期結束前夕，把課程和實驗的全部內容，用各種直觀教材、掛圖、顯微鏡照片、生活標本、蠟葉標本等，連同說明、講義分門別類陳列展出，輔以解說，就象舉辦展覽會一樣。他住在陳列室里，幾乎整天充當“講解員”。這種教學法能使學生系統、深刻地掌握植物學知識。在1952—1957年學生考試成績評比中，植物學、樹木學和植物分類學課程都是名列前茅。植物學教研室被評為廣州地區自然科學先進單位，蔣英也兩次被評為教學先進工作者。後來，“陳列輔導”教學法由高教部在《高等教育通訊》上介紹推廣，各地許多高等學校都派人前來參觀學習。
考察深山密林採集大量標本
植物標本是研究植物分類學和樹木學的基本資料。蔣英為了採集標本，踏遍青山覓寶藏。1930年2月，他帶著科學調查隊，從綦江人貴州省境內。第一站是桐梓，在那裡駐紮一個多月，每天帶著乾糧上山，早出晚歸。後南下經遵義、息烽到貴陽。以貴陽為中心，先到貴州省東南部和南部的貴定、都勻、獨山、荔坡、平塘、羅甸、安順一線，然後挑著標本轉回貴陽。再從貴陽去貴州省西部的黔西、畢節一直到靠近雲南的草海。最後到貴州省東部的施秉、鎮遠、玉屏、銅仁江口、印江、湄潭等地，然後轉到遵義，再經桐梓人川。在川采完標本後，順長江東下返回南京。
此行歷時一年零兩個月，生活非常艱苦，每天僅吃些簡單的飯菜，有時甚至連飯都吃不上；住的是破廟和茅棚，不管颳風下雪，不管日曬雨淋，天天翻山越嶺，輾轉跋涉在60多個縣的深山老林或懸崖峭壁之中。在這次採集到的各種植物標本中，有許多是前人沒有認識的植物，還發現了許多稀有名貴植物。如在貴州、四川交界梵淨山中的“長苞鐵杉”就是這次在海拔2300多米高的山頂上發現的。他們在結凍的樹上剪下凍枝，用火烤融化露出枝葉，經鑑定證明是松科鐵杉屬新種。從此，長苞鐵杉在我國植物志上才占有一席位置。在獨山縣一個叫丹林的林蔭里，他們還發現一種葉子象漆樹，果實象榆樹的喬木，採集了40多個花、果、葉標本和鋸下40多個圓盤木材標本。這種被譽為“千花樹”、“漆榆樹”的樹木，後經鑑定是我國特產的馬尾樹，為新科、新屬、新種，是速生優良樹種和造紙好原料。
1933年春，蔣英帶著助手黃志、陳少卿等人經越南到達昆明，計畫去西雙版納採集。這次入滇，他收集了大量科學資料和標本。雇了當地35名挑夫隨行運送標本和儀器。不料被挑夫偷走了蔣英的衣服、照相機、放大鏡和5000元滇幣，使他在經濟上和物質上遭到重大損失，只得中止了這次西雙版納之行。途中，他意外地認識了昆明市基督教青年會的一位主持人。這位主持人請蔣英到教堂演講。蔣英講到中國植物分類學上的混亂，以及植物標本、苗木和資料的大量外流等問題，還提到常駐雲南麗江、大理一帶的英國神父洛克，曾長年雇用30多名壯漢採集動植物標本，寄往英、美，領取經費。最後，蔣英激動的說：“明朝李時珍著《本草綱目》，比西方植物分類學創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統》要早一個半世紀。我們祖國漫山遍野的‘綠寶石’，萬萬不能在我們這代人手裡讓洋人攫走。”蔣英的演講，使那位主持人十分惱火，同時使在座中國人對英國神父洛克表示憤慨，甚至還痛罵不已。
為了覓綠色寶藏，蔣英整整6個年頭沒有進過家門；他的足跡走遍了半箇中國的山山嶺嶺。採集到植物標本17000多號，如按每號15份計，總共25萬多份，還有上千號的木材標本。這批標本，已成為編寫《中國植物志》和研究中國植物區系及地理分布等學科的珍貴資料和財富。
1951年，蔣英被委任為兩廣野生橡膠資源調查隊隊長。他帶隊到廣西東南部的六萬大山和十萬大山，天天翻山越嶺，尋找野生橡膠植物。後轉往廣東沿海一帶，在斗門縣三灶島發現一種含膠量達35%的優質野生橡膠藤，名為花皮膠藤。經過兩年的辛勤勞動，他們摸清了華南地區橡膠植物資源情況，除花皮膠藤外，還發現了酸葉膠藤、紅杜仲藤、毛杜仲藤、鹿角藤等多種含膠量高的野生橡膠植物，受到國家農墾部嘉獎。當時，蔣英感慨萬千地說：“1943年，國民政府交通部和農林部要我組織一個湘桂粵漢鐵路枕木供應勘查團，經過兩年多的勘查，跑遍了湘南12個縣，寫好《勘查紀要》送上去，結果卻如石沉大海，更加證實當時政府並非有意開發植物資源，造福人民。”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治療高血壓病的蛇根木被外國壟斷起來，禁止此藥物向中國出口，即使要買一點蛇根木生物鹼，每兩要價937元。蛇根木是夾竹桃科蘿芙木屬植物。蔣英不相信在中國找不到蛇根木或近緣種。1961年，他經過8個多月的調查研究，終於在雲南南部發現了野生的蛇根木。同時摸清了我國蘿美木屬植物資源，共有9個種，其中雲南蘿芙木、廣西蘿芙木、海南蘿芙木是他發現的新種。經過臨床試驗，它們也含有豐富的可治療高血壓病的生物鹼，副作用比蛇根木小。此研究成果為我國醫藥工業作出了貢獻，也為中國人民爭了一口氣。
1973年，蔣英從國外文獻中看到一種每年可長几米高的樹—黃梁木。他立即翻閱了早年的調查筆記，查到我國廣西十萬大山等地有野生的黃梁木，便把文章譯出送交有關部門，建議廣西林業部門組織採集種子。現在，這種被譽為“奇蹟樹”的黃梁木，已被列為全國速生豐產樹種。
1974年，蔣英來到廣東從化溫泉療養院。一天，他從一位中醫大夫處得知許多中藥缺貨，給治病帶來困難，便主動組織了一個由醫生和療養員組成的中草藥調查小組，到療養院周圍採集中草藥，同時指導助手編寫了當地草藥的小冊子，供療養院醫生和當地赤腳醫生使用。以後又在這個基礎上編寫了一本記有1000多種植物的《廣東從化地區經濟植物簡編》。
研究中國夾竹桃科、蘿藦科和番荔枝科植物編纂《中國植物志》
1933年，蔣英開始對夾竹桃科、蘿藦科和番荔枝科植物進行系統研究，成為我國較早開始植物專科研究的植物分類學者。他先後發表了《亞洲夾竹桃目植物之研究》（1—5）、《廣東番荔枝科植物》、《中國夾竹桃科植物一新屬》、《印度尼西亞膜質藤屬植物之研究》等多篇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文。從此，他的名字為國內外植物學家所熟悉。
蔣英認為夾竹桃科、蘿藦科和番荔技科植物對中國技術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他獻出了自己的幾乎全部課餘時間和假期，大力蒐集這三個科的資料。多少年來，他為蒐集過去失落的中國植物標本和鄰國植物標本，特別是模式標本及原始文獻，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他利用自己與各國植物學家和研究機構在學術交流中建立的友誼，先後向美、英、法、德、荷蘭、瑞士、瑞典和東南亞各國共26個國家借用或請他們代拍照片和抄打、複製原始文獻資料，有時還自費向國外購回中國流落異國的許多模式標本碎片和照片。為了工作，他每天5點起床，有時整個白天在實驗室解剖植物，晚上查閱有關書籍和摘錄文獻直至深夜。幾十年來，他基本收齊了夾竹桃科和蘿藦科植物的原始文獻和模式照片或碎片。他把文獻做成一式兩份，一份歸人植物標本室內，另一份留給自己研究，並按科屬種做成兩萬多張植物卡片。1933—1949年，他主要從事這3個科的專屬分類研究，並將發現的新分類群，先給予發表。《亞洲夾竹桃目植物之研究》（1—5），是蔣英對夾竹桃科和蘿藦科植物的專科專屬研究論文，文內有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植物新種、種的分布新記錄、新組合和新異名，為編寫《中國植物志》提供了主要參考文獻。
蔣英治學嚴謹，在編寫植物志工作中，對每一個植物分類群名稱、形態和植物各器官，都經過認真細緻考證，一絲不苟。為了糾正外國專家在我國羅布麻屬植物分類上的錯誤，他詳細解剖了我國該屬植物各個器官，花了一年半時間才得出結論。我國的鵝絨藤屬植物，過去一些外國專家把它劃為8個屬。蔣英經過兩年半時間深入研究，解剖了2000多朵花，終於得出這個屬各種植物的副花冠特徵大致相似，應該歸併一個屬的正確結論。蘿藦科的花粉器是由花粉塊、花粉塊柄和著粉腺三個器官組成的總體器官，過去所有書籍把這個總體器官，稱為花粉塊，這是不恰當的。蔣英把它改為花粉器[Pollinarium（pollen—apparatus）]。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努力，他的夙願實現了，《中國植物志》第63卷終於在1977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蔣英看到這本自己幾十年心血的結晶，感概萬千，在新書贈閱本的扉頁上寫下一首七律，其中四句是“植物圖經八十卷，蔥籠大地斐成章；……耄年自喜心猶赤，渭水才慚尚父姜。”這本書是一部概括我國夾竹桃科、蘿藦科植物的種類、分布、經濟價值、用途及植物進化的科學著作，記載2個科，6個亞科，91屬，420個種，66個變種；其中1個亞科，6個屬，167個種，30個變種，是蔣英發現和創立的。同時糾正外國專家關於這兩個科分類上的錯誤共160多處；取消和更正法國H勒威依（Leveille）的錯誤40多個；澄清並歸併德國R．施累希特（Schlechter）的一個蘿藦屬（Aphanostemma）；瑞士F．馬格拉夫（Markgraf）一個狗牙花屬（Pagiantha）；蘇聯E．G．普比其莫娃（Pobedimova）一個鵝絨藤屬（Antitoricum）；法國M．皮雄（Pichon）的紐子花屬（parabeaumontia）、長珠節屬（Parmeriopsis）、鱔藤屬（Formosia）三個屬；美國RR．伍德森（Woodson）的羅布麻屬（Trachomitum）等。這卷書大部分是藥用植物及工業原料植物，可為農、林、牧、副、醫藥、工業、環境保護和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提供基本資料。這卷書比較突出的是按照植物系統發育的進化規律排列，並提出其進化理論。圖版較多，包括詳細的解剖圖。因此，這卷書出版後，得到國內外植物學界的重視和好評。《中國植物志》編委會審稿的評語指出：“這是一部巨大創作，是蔣英教授積數十年的努力鑽研成果。描述形態構造方面，配合圖版，作了系統的分析，十分清楚，使讀者很容易了解，並且在每屬種方面，說明其經濟用途，十分詳細。總的來說，這本著作無論在科學內容方面，還是在實用方面，均具有高度水平，“1978年，英國愛丁堡植物學雜誌發表的一篇整理有關植物標本名稱的論文，在夾竹桃科和蘿藦科中，聲稱全部根據取之《中國植物志》第63卷。1978年，蔣英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並受獎。該書也榮獲1979年林業部科技成果一等獎和1982年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