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虎(南洋著名華僑企業家、報業家、慈善家)

胡文虎(1882～1954年)是一名客家人，胡文虎是南洋著名華僑企業家、報業家和慈善家，被稱為南洋華僑傳奇人物。原籍福建龍巖市永定區下洋鎮中川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胡文虎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緬甸仰光
• 出生日期：1882年1月16日
• 逝世日期：1954年
• 職業：企業家、報業家和慈善家
• 主要成就：獨資創辦了十多家中、英文報紙
• 代表作品："萬金油大王" "報業大王”
• 祖籍：福建龍巖市永定區下洋鎮中川村

人物生平

胡文虎與胡文豹合影(劉南笏攝)

其一生映照了“客家子弟不平凡的一生”這句話。

1882年1月16日生於緬甸仰光。父親鬍子欽是僑居緬甸的中醫，在仰光開設永安堂中藥鋪。胡文虎兄弟三人，長兄文龍早年夭折，幼弟名文豹。

1892年胡文虎被送回福建老家，接受中國傳統的文化教育，胡文豹則留在緬甸受英國教育。四年後，胡文虎重返仰光，隨父親學中醫，並協助料理藥鋪店務。

1908年，父親病故，胡氏兄弟繼承父業。胡文虎通曉中文，經常往來香港等地辦貨。胡文豹通曉英文，留守仰光店面，二人同心協力，業務日趨發達。

1909年，胡文虎週遊了祖國以及日本、暹羅（即今泰國）等地，考察中西藥業。第二年回仰光，著手擴充永安堂虎豹行。南洋氣候炎熱，日光強烈，人們容易中暑、頭暈、疲乏。

1923年，由於業務發展，胡文虎將永安堂總行遷到新加坡，留胡文豹主持仰光業務。他在新加坡興建新藥廠，並先後在新加坡、馬來亞、香港各地廣設分行。

1932年，他又把總行從新加坡遷到香港，並在廣州、汕頭建製藥廠，並先後在廈門、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梧州、重慶、昆明、貴陽等城市及澳門、台灣、暹羅（即今泰國）的曼谷，荷屬東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亞）的吧城、泗水、棉蘭等地設立分行，市場擴展到中國東南沿海以及西南內地。

1984年5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宣布將胡文虎在福建的遺產歸還給胡氏家屬。胡仙將中川虎豹別墅修葺一新，捐獻給政府作胡文虎紀念館。1994年9月18日，她專程回鄉參加了胡文虎紀念館開館暨胡文虎基金會成立慶典大會。

行醫經歷

鬍子欽早年行醫時，曾用一種國內帶去的中成藥“玉樹神散”（功能清神解暑）給人治病，頗受歡迎。胡文虎根據中西藥理，採擇中、緬古方，並重金聘請醫師、藥劑師多人，用科學方法，將“玉樹神散”改良成為既能外抹、又能內服、攜帶方便、價錢便宜的萬金油；同時，又吸收中國傳統膏丹丸散的優點，研製成八卦丹、頭痛粉、止痛散、清快水等成藥。永安堂“虎標良藥”從此暢銷於整個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廣大地域，包括中國、印度和東南亞這3個人口最多的市場，銷售對象達到全球總人口的半數以上。特別是在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和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以後，當時中國的前方、後方——包括敵占區以及整個東南亞所缺的物資，除武器彈藥和食物外，就是藥品，即使是一般成藥，也是到處奇缺。

虎標良藥

胡文虎制訂的辦報方針是“為國家服務、為抗日努力”，他主張新聞自由，開明辦報，不僅使報紙辦得很有特色，很有聲譽，而且成為促進抗日，激勵華僑愛國熱情，傳播祖國傳統文化的輿論陣地。胡氏亦被譽為“報業大王”。當然，星系報業在宣傳虎標良藥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使萬金油深入人心，家喻戶曉，世人皆知；而萬金油的興旺，又為辦報提供了雄厚的資金。
這一時期，胡文虎已贏得“東南亞華僑首富之稱”，他擁有萬貫家財後，繼續擴展虎標永安堂分行，除了辦中文報紙，還有英文版報刊，促使他的企業形成跨國網路系統。同時，他還投資經營開設銀行、房地產業等，自購飛機載送報紙，這在當時東方世界，都算一件破天荒的創舉。日本經濟學家游仲勛著的《東南亞華僑經濟簡論》一書中，高度評論了胡文虎的產業規模，成了東南亞華僑中的“銀行、保險、製藥、報紙等多種行業企業的財團”
（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
這段放在首樓）
距新加坡最熱鬧的購物中心不遠，在一條樹葉蔭庇公路的盡頭，矗立著一幢十分奇特的住宅。住宅遍身潔白，圓柱典雅肅穆，門面正中鑲嵌著一塊碩大的匾額，上刻一虎一豹。入口為兩扇笨重的鐵門。門的一旁蹲著一尊虎塑，另一旁則是一尊豹塑。這住宅的主人便是聞名遐邇的“萬金油大王”——胡文虎。
胡文虎原籍在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下洋鎮中川村（客家山村），1882年1月出生於緬甸仰光。其父鬍子欽是早年從故鄉出洋謀生的中醫，在仰光開設一間中藥鋪，取名永安堂。胡文虎兄弟三人，長兄文龍，早年夭折，幼弟名文豹。1892年胡文虎被送回永定，接受客家文化的傳統教育。故鄉的乳汁滋養了他愛國愛鄉、求真求善的情懷。4年後，胡文虎重返仰光，隨父學中醫，並協助料理藥鋪店務。1908年，父親病故，胡氏兄弟繼承父業，同心協力，相得益彰，業務日趨發達。
1909年，為了進一步發展業務，胡文虎週遊了祖國及日本、暹羅(今泰國)等地，考察中西藥業，尋訪了許多老醫生及民間有名的土醫，向他們求教，調查研究有利治療頭痛、腹痛的中草藥，併購買了一些西藥片、藥粉和藥水。第二年，他回到香港，著手擴充永安堂虎豹行，聘請中西醫、藥劑師多人，作了反覆研究和試驗，研製丹、膏、丸、散成藥百種，經過精心選擇，最後製成“萬金油”、“八卦丹”、“頭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等5種虎標良藥。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年代，在東南亞、印度、中國等地，虎標良藥以其價廉物美、服用簡便、功效迅速、攜帶方便而深受用戶歡迎。集天時地利與人和，虎標良藥很快暢銷緬甸、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區。
1914年，胡文虎覺得在仰光的業務已經鞏固，於是他將目光投向了新加坡，留胡文豹主持仰光業務，他自己則在新加坡興建新藥廠，將永安堂總行遷至新加坡，並先後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各地廣設分行。1932年，他在廈門、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梧州等城市及澳門、台灣、菲律賓、越南、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等地設立分行。從此，虎標萬金油等藥，成為中國和東南亞各地居家必備、老少皆知的**，胡氏兄弟也一躍成為東南亞華僑中著名的“百萬富翁”和獨一無二的“藥業大王”。
虎標良藥的走俏，給胡文虎帶來了巨額利潤，以此為資本，胡氏又投資其他企業，星系報業就是其中的一項。胡文虎從“藥業大王”到“報業巨子”，這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飛躍。從1913年至1952年，他先後辦起了10多家報紙，各報均以星字冠頭，組成了他的星系報業王國。在華僑報業史上，星系報業以規模最大、數量最多，又創了一個僑界之最。從1913年起，胡文虎先後與人合辦了《仰中光日報》、《晨報》等，在新加坡、廈門、香港、馬來西亞、緬甸、印度、福州、上海、泰國，他獨資創辦了《星洲日報》、《星華日報》、《星光日報》、《星中晚報》、《星島日報》、《星島晚報》、《星島周報》、《星檳日報》、《星仰日報》、《星巴日報》、《星閩日報》、《星滬日報》、《虎報》、《星暹日報》。這樣，星系報業便成為華僑界獨一無二的報業王國，在輿論上具有較大的影響。胡文虎以商業立場辦報，為民眾作喉舌，是直接服務於社會的重要事業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說：“不以營利為目的，專以服務為前提，宣傳抗日救國，豎民眾之信念。”胡文虎不僅這樣說，也確實是這樣做。他創辦的10多家報紙，對促進抗日救國事業，激勵人們團結一致，維護華僑權益，推動桑梓建設，振奮民族精神起子重大的作用。
胡文虎是譽滿全球的“萬金油大王”、報業巨子，同時又是一個舉世公認的大慈善家。他一貫奉行“人為本，財為用”的人生哲學，他常說：“我是取諸社會，用諸社會。”“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他除了在新加坡捐建10多所義務學校和中國小外，在國內先後捐助過上海大廈大學、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廣州嶺南大學、福建學院、廣州仲凱農工學校、上海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汕頭私立回瀾中學、汕頭市立女子中學、海口海瓊中學、廈門中學、廈門大同中學、廈門中華中學、廈門群惠中學、下洋僑育中學等。在捐建國內國小方面，胡氏的計畫更加宏大，他以“普及教育掃除文盲為職志”，於1935年宣布捐款350萬元，10年內在全國各地建立1000所國小。到抗戰爆發前，全國已建成300所國小，其中福建70所。興建這些國小時用去經費150萬元，餘款200萬元他全部認購了“抗日救國公債”，希望抗戰勝利後將此款繼續興建國小，戰後由於國民黨政府幣值大貶，胡文虎建千所國小的宏願無法實現。
萬金油大王胡文虎:唯一“拍”過蔣介石肩膀的人
胡賽標
2010年11月15日11:10 來源：《人民政協報》
1941年2月21日，世界萬金油大王、愛國僑領胡文虎受蔣介石與林森主席之電促，作為華僑代表應邀參加“國民參政會”飛抵重慶，在機場受到國民政府各院會首腦與海外部等180多個團體代表的熱烈歡迎，記者爭相採訪發布新聞。他下榻於國民政府海外部長吳鐵城的私人寓所。
下午四時半，胡文虎在《星洲日報》經理林靄民、虎標永安堂重慶分行總經理胡萬里陪同下，乘車去上清寺曾家岩官邸見蔣介石。當時，胡文虎的“虎標良藥”風靡全球，特別是“虎豹萬金油”在東南亞、中國更是家喻戶曉，虎標永安堂藥行總部設在新加坡，在香港、台灣、西安、海口、天津、上海、漢口、福州、重慶、昆明、貴陽、廣州、南昌、長沙、廈門、汕頭、桂林等各大城市商埠均設有虎標永安堂分行。會見蔣介石的場面富有戲劇性。胡萬里想到將第一次見蔣介石，小心翼翼，舉止拘謹；而胡文虎視戒備森嚴的總統官邸如入自己的別墅，瀟灑自如，面無懼色。當蔣介石步入會客廳時，胡文虎迎上去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他伸出手，拍了拍蔣介石的肩膀。這個“謁見之禮”讓蔣介石悚然一驚。侍衛們見狀，一下繃緊了神經。過一會，蔣介石臉上還是擠出一絲笑，伸手示意胡文虎坐下，說歡迎胡文虎回國考察，並詢問了南洋華僑等情況。談話只進行了十幾分鐘就結束了。蔣介石送胡文虎到客廳門前告別。
回到寓所，胡萬里仍心有餘悸，惴惴不安問:“對蔣介石這樣隨便，會不會有問題？”胡文虎笑道:“我是見官高一級，無須客氣。”不久，蔣介石和宋美齡宴請了參加國民參政會的旅美華僑代表鄺炳舜，卻沒有胡文虎的席位。據說，胡文虎是唯一“拍”過蔣介石肩膀的人。
2月22日《新華日報》頭版，以“華僑巨子胡文虎抵渝”為題，對胡文虎生平作詳細介紹:“胡文虎氏祖籍福建永定金豐里中川鄉，……胡氏宅心仁慈，廣濟博施，十幾年前即決定提存永安堂贏利四分之一為慈善公益專款、嗣後逐年增至十分之六。蓋胡氏之言曰:‘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二十年來慷慨輸將，或辦公益，或作善舉，或助建設，或之抗戰達千萬元之巨，抗戰以還，胡氏付資於義捐及公債者已達數百萬元。又胡氏對於文化事業亦甚致力，所辦‘星系’八大報盛譽中南……”胡文虎在重慶先後出席了華僑建設協會、福建同鄉會、歸國華僑協會等團體的歡迎大會。

不久，“虎標良藥”便暢銷於緬甸、印度、新加坡、馬來亞各地，成為家家必備、老少皆知的藥品，胡氏兄弟由此發家致富。

胡文虎因發售“虎標良藥”致富，所以他興辦慈善事業，也以捐資於醫藥方面為最多，以創建醫院、造福貧病為急務。他創辦的醫院，以1931年落成的南京中央醫院為最著名。所以“虎標良藥”也就成為市場的搶手貨，行銷之處無不利市百倍。

人物特點

• 樂善好施 熱心教育

胡文虎自稱對政治無興趣，熱心於文化教育和醫藥慈善事業。他在海外興學，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最著名的是1935年獨資創辦新加坡民眾義務學校。該校分上午、下午、夜校、女子部等四部，學生1600多名，為當時南洋唯一設備完善的義務學校，惠及廣大華僑貧寒子弟。另外就是1938年春，他大力支持新加坡中正中學的創辦，並出任該校董事長，為新加坡華文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早在1928年，胡文虎曾任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總理，捐資數萬元。對其他學校，如南洋女校、崇正學校、養正學校、靜方女校、南華女校以及美以美會女校、聖約瑟實業學校等，也都或捐設備，或助經費。此外，如北馬檳榔嶼的鐘靈中學、馬六甲的培風學校以及霹靂、麻坡等地的學校，也得到他的捐助。胡文虎本著“畛域不分，一視同仁”的原則，對各幫所辦的華文學校，採取“凡有請求，輒不悛拒”的態度，都酌情加以贊助。胡文虎在國內先後捐助過上海大廈大學、廣東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福州福建學院、廈門大學以及廣州仲愷農工學校、上海兩江女子體育專門學校、汕頭市立第一中學、市立女子中學、私立迥瀾中學、海口瓊崖中學、廈門大同中學、廈門中學、雙十中學、中華中學、群惠中學等院校。在上述院校中，建有諸如“虎豹堂”、“虎豹樓”、“虎豹圖書館”、“虎豹體育館”、“文虎科學館”以及“虎豹亭”之類紀念性建築物。抗日戰爭前夕，胡文虎還捐350萬港幣，準備10年內在中國興建1000所國小，爭取每縣辦一所，以實現在國內普及教育和掃除文盲的夙願。後因戰爭爆發，學校只建了一部分，但他仍將建校餘款200萬元港幣存入香港中國銀行，指定為戰後建校之款項，後來全部認購了“抗日救國公債”，計畫抗戰勝利後兌換成現款，繼續興辦國小。可是戰後由於國民黨政府貪污腐敗，通貨惡性膨脹，這200萬元公債已因貨幣貶值而變成一堆廢紙。加上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時局動盪，胡文虎興辦國小的計畫完全落空，成為終生憾事。

該院由胡氏獨資捐獻國幣37.5萬元而建成，為宏偉的4層大樓，至今仍矗立於南京中山東路。1933年至1934年，他又先後捐款60萬元興建汕頭醫院、廈門中山醫院、福州福建省立醫院（三院各20萬元）。其他在國內外獨資創辦或捐助的醫院、麻瘋醫院、接生院（婦產醫院）、安老院（養老院）、孤兒院有40多所。此外，還捐款辦了收容流浪兒童的上海兒童教養所、廣州兒童新村等等。抗日戰爭期間，胡文虎曾致函重慶國民政府，決定在抗戰勝利後修建縣級醫院100所，並匯款1000萬元（當時估計大縣建一所醫院需10萬元，小縣需5萬元，共需款1000萬元），分別存入當時的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家銀行。抗戰勝利後，由於國民黨統治區通貨膨脹，幣值一貶再貶，這筆建造百所醫院的巨款最後只剩下幾張“金圓券”，因而告吹了。由於胡文虎慷慨捐助慈善事業，1950年，英皇特授予他聖約翰救傷隊爵士勛位。香港大學也於1951年初設立“胡文虎婦產科病系獎學金”。他晚年在香港慶壽時，常常施捨食品、日用品，或贈送現金，濟助窮苦老人和孤兒。

• 繼承傳統 創製良藥

胡文虎對體育運動懷有濃厚興趣，曾出任香港中華體育會名譽會長，鼓吹體育運動，不遺餘力。20年代至30年代，他在新加坡多次倡議組織“新加坡中華體育會”、“星州華僑體育總會”，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成功。平時，各地體育團體和各類球隊來新加坡參加比賽，他無不熱情招待，提供便利。如1928年至1929年，上海暨南大學足球隊和復旦大學足球隊先後遠征海外，他都安頓於其私人別墅下榻，並設宴招待。至於籃球賽、羽毛球公開賽，甚至武術競賽，他多親臨觀看，並贈獎盃、銀盾等，以資鼓勵。1935年秋，上海舉辦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胡文虎除贊助2.3萬元外，還親自率領馬華選手回國參加競賽。除了贊助體育團體的建設和活動經費外，他也獨資修建體育設施，如新加坡的虎豹游泳場（1931年開幕）、海南島海口白沙游泳場（1936年開幕）、福州體育場（1936年竣工）等等。對於開展體育運動，胡文虎功不可沒。

• 廣攬人才 創辦報紙

胡文虎一生中，用了很大一部分財力與人力辦報紙。他是最著名的星系報業的主人。早在20世紀初，胡文虎便開始他的辦報活動。1908年，他在仰光集股合辦《仰光日報》。他獨資興辦的第一家報紙是1929年1月在新加坡發刊的《星洲日報》。兩年之後，他又在廣東汕頭創辦《星華日報》。1935年初，他的第三家報紙《星光日報》在廈門出版。同年底，他在新加坡辦的中文晚報《星中晚報》也正式發行。他還籌備在廣州創辦一份大型報紙《星粵日報》，並開始修建印刷廠，後因華南局勢動亂，計畫拖延了下來。1938年8月1日，他在香港辦的《星島日報》正式出版，聘請名記者金仲華為總編輯，報紙編排新穎，內容充實，是胡文虎星系報業中辦得最成功的一份。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在馬來亞檳榔嶼辦的《星檳日報》順利出版了，唯在緬甸的《星仰日報》和在荷屬東印度的《星巴日報》因戰爭爆發，半途而廢。但星系報業已是碩果纍纍，無疑是胡氏一生事業中的又一輝煌成就。他本人雖唯讀過幾年書，然而能獨具慧眼，把握時機，不惜投入很大一部分資金、人力去辦報，終於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可謂“適應時勢，恰逢其時”。先是1929年的世界經濟恐慌，繼之是中國的“九·一八”、“七·七”抗戰和第二次大戰以及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人人關心戰爭局勢，新聞報導倍受重視，報業也就無不利市三倍。1945年抗戰勝利後，胡文虎雄心未泯，東山再起，除了迅速恢復戰前已經出版的報紙外，又在福州創刊《星閩日報》，在上海籌辦《星滬日報》。此外，還計畫在北平、漢口、瀋陽和台北設立報館，並恢復戰時被日軍拆毀的廣州印刷廠，但因當時國內局勢動亂，都未能實現。1949年3月，胡文虎在香港創辦英文《虎報》（TIGER STANDARD）。第二年，又在泰國創辦《星暹日報》，在新加坡也增刊英文《虎報》，甚至購置了專為運送報紙的私人飛機，這在當時的東方世界（包括日本在內）都是一個破天荒的創舉。這樣，星系報業便成為華僑界獨一無二的托拉斯，在輿論上具有較大的影響，胡氏本人也獲得“報業巨子”的稱號，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胡文虎認為辦報與建立學校、創辦醫院，都是直接服務於社會的重要事業。他標榜以商業立場辦報，為民眾作喉舌。實際上，他辦報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便於給虎標藥品做廣告，擴大他的商業影響。同時，由於辦報，有了印刷廠，藥品的商標、包裝紙、說明書等等都可以自己印刷，又節省了印刷費。因此，他對報館主編及編輯人員的任用也比較放手，只要能擴大報紙發行量就行。所以星系各報的立場、言論並不統一，同一報紙在不同時期立場、觀點也不一樣，甚至同一報紙的不同版面的立場、言論也不盡相同，均隨主編及各版編輯的政治態度而定。許多著名的進步文化人士，如金仲華、俞頌華、郁達夫等，曾在香港、新加坡星系報館中任過主編、編輯。著名畫家葉淺予、攝影家郎靜山等也曾任圖畫副刊特約記者。星系報紙在抗日戰爭中起過積極的作用。胡文虎本人也曾自稱：“本人除熱忱愛護國家，希望祖國富強、華僑地位提高外，對政黨政治，素不參與。”

• 愛國愛鄉 支援抗戰

同海外廣大華僑一樣，胡文虎對家鄉故土懷有深厚的感情，始終關心著祖國的建設。早在30年代，他就出資8萬元修築閩西公路，並投資港幣20萬元興辦福州自來水公司。1933年蔣光鼐主閩時，致力於地方的改革與建設，組織“福建省建設委員會”，胡文虎應聘為該委員會委員，在醫藥衛生方面積極提供意見，並在《星州日報》發行“新福建”專刊，藉以推動福建省建設計畫的實施。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海外華僑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出錢出力，從各方面聲援祖國。胡文虎首捐2.5萬元支援東北抗日義勇軍。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十九路軍浴血奮戰。海外華僑深受鼓舞，胡文虎聞訊後，立即從銀行電匯國幣一萬元給中國紅十字會，作為前線救傷之用。2月下旬，又電匯一萬元直接給十九路軍的蔡廷鍇，並捐贈大批“虎標良藥”和其他藥品。到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胡文虎除捐助大批藥品、物資外，又出錢組織華僑救護隊，直接回國參加搶救傷兵工作。他及時將儲存在香港永安堂的一批價值8000多元的紗布急運上海，支援宋慶齡、何香凝組織的抗日救護隊。另外，又先後捐贈救護車多輛給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和福建省政府。他先後義捐（包括認購“抗日救國公債”）總數超過300萬元。

抗戰勝利後，為了建設家鄉，胡文虎於1946年秋在新加坡發起組織“福建經濟建設服務有限公司”，親自擔任籌備委員會主任，準備經營金融、交通、工業、礦產以及茶葉、水果等土特產。該公司總資本初步定為國幣300億元，計畫在東南亞募股200億元，在國內募股100億元，他自己率先承擔10億元。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忙於打內戰，胡文虎的回國投資活動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僑胞的愛國熱情受到嚴重打擊，整個投資建設計畫終告失敗。

抗日戰爭期間，胡文虎被選為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華僑代表。1941年秋，他到重慶出席參政會議，受到蔣介石接見。返回香港時，正值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香港後，胡文虎被軟禁了3天，獲釋後仍留在香港。

廣東解放後，胡文虎曾兩次以私人名義給廣州市長葉劍英寫信，表示願意為廣州兒童教養院捐港幣13萬元，修建禮堂一座；為貧困同胞捐救濟米2萬斤；並認購折實勝利公債2萬份。他對記者發表談話表示：“本人除熱忱愛護國家，希望祖國富強、華僑地位提高外，對於政黨政治，素不參與，凡能掌握政權，增進人民幸福者，俱為本人所願竭誠擁護。”表示對新政權的擁護。

胡氏在東南亞的事業，從60年代起便大為衰落，股權大部分已轉入他人之手。碩果僅存的是知名的香港萬金油產業的女繼承人胡仙，她是星島報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世界中文報業協會”主席，還擔任過“國際新聞協會”首任亞洲人主席。《星島日報》行銷世界各地，在檀香山、紐約、溫哥華、倫敦、悉尼等地都有衛星傳真影印的《星島日報》國際版。

影響

抗戰前後在國內家喻戶曉，東南亞聲名顯赫的華僑鉅子，愛國華僑領袖胡文虎先生系福建省永定縣下洋鎮的客家人士，南宋著名文學泰斗胡銓的三十二世孫。他素有“萬金油大王”、“報業巨子”、“大慈善家”、“東南亞傳奇人物”之稱。他於1882年2月僑生緬甸首府仰光，1892年十歲時由父親鬍子欽攜帶回原籍金豐里中川鄉（今永定下洋中川村）讀私塾，1896年十四歲中重返仰光學商習醫，後繼承父業經營永安堂國藥行，研製虎標萬金油大獲成功，成為卷席大半地球的億萬富翁。他發跡後積極倡導“以天下文財，供天下之用”捐資行善，懸壺濟貧、廣賑搏施，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他熱心抗日救亡，籌建家園，倍受國人、政府器重。然而，對胡文虎一生的成敗得失，功過是非，毀譽參半，莫衷一是，爭論頗多。筆者試圖從胡文虎固有的客家人內在的文化精神傳統角度，剖析胡文虎在追求事業和為人處世中客觀的文化心理素質。

客家先民大多居住在河南、山西一帶，經過歷代戰亂和天災，輾轉五次南下遷徙，是一個極富有傳奇和神秘色彩的群體。在惡劣的環境下客家人一方面保持了原有中原文化的古老精神傳統，另一方面又造就了客家人在歷經苦難和折磨後形成了自己與眾不同的文化精神傳統，據《胡文虎宗族世系源流考略》，胡文虎先輩們在三十幾代人中，經過幾次遷徙，從中原到江西廬陵、寧都，又到福建長汀、上杭、永定，以及海外的緬甸、新加坡等地，他們和所有客家人一樣，在社會動盪和自然選擇中，養成了同聲同氣同風俗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部份，主要精神實質是傳統儒家文化。胡文虎雖然僑生海外緬甸，但是從小即受到客家觀念意識極濃厚的親職教育，又返鄉求學四載，熟讀《四書》、《五經》、《水滸傳》、《三國演義》，並耳聞目睹鄉土鄉俗，潛移默化中在其幼小的心靈栽下了“客家精神”。正如他後來在香港崇正總三十周年紀念特別刊物上作的序文中所述：“我客家人士，既因故土磽壤養成勤勞善思，英邁創業精神……”，“客家精神就是刻苦耐勞，剛強弘毅、刻苦創業，團結奮鬥。”可見，客家人固有的文化精神傳統和倫理道德對胡文虎的影響是深刻的。 　吃苦耐勞是客家文化傳統中優良的精髓，是客家精神的一個重要體現，它對胡文虎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客家先民，度過了漫長的遷移歷程，經過無數複雜的環境，使他們在適應環境、維持生活過程中，體驗到刻苦耐勞，容物覃人，勤儉節約的重要性，形成了客家人比其他民系罕見的勤勞、刻苦和儉樸。胡文虎生在緬甸一個勉強能維持生計的藥行家庭，童年時又體驗到了故鄉勞動人民貧苦、樸實和默默耕作的艱辛。老一輩華僑南渡謀生，大都是文化低，只能做苦工，拼體力，靠勤勞吃苦換取敷衍的生活。客家山歌《南洋記》詞唱：可悲世界莫相干，窮人餓死堆成山，逼得有腳行無路，只好結外走番邦，雞叫頭更就起床，鬼叫半夜才收工，做牛做馬也有歇，牛馬不如比華工。在這種景況下，華僑先輩不依靠吃苦耐勞的精神是很難生存的。康吉文著作的《胡文虎傳》中提到的一樣“華僑的第一代聯手胝足打天下，第二代卻通常是‘秦二世’一類吃喝玩樂，坐享其成的人物，然而胡文虎不是這號人，而是能拳打腳踢，創江山打天下——成家立業的始祖型人物。”1908年，鬍子欽謝世後，永安堂中藥行由於受到西藥的挑戰和衝擊，生意慘澹無光，每況愈下，遺留資本不足二千元，面對這種困境，胡文虎毅然“窮則思變”攜其胞弟胡文豹吃苦耐勞，勤儉發家，親自到各地拜師覓藥，經過二年多的時間，九百零九次的試製才研製成功“虎標”“萬金油”及“八卦丹”，“頭痛粉”、“清涼丸”、“止痛散”等中醫良藥。後來在推銷中藥過程中，“親攜虎標中藥標本，只借一同鄉自星洲遠至荷蘭東印度各埠，深入荒蕪村落，冒暑繞行遍貼廣告招紙，至午始息於道旁，出所攜飯糰蘸炒鹽食之，掬溪水而飲，夜則宿於客店，同行夥伴不能忍受此苦役，先生即遺其返星，獨自繼續工作，其刻苦耐勞之精神，殆非常人所及”。即使隨著虎標中藥門路打開，名揚南洋，生意興隆，手頭積累資金也不少，但胡文虎是一位“吃苦耐勞”稟性不改的客家創業者，他“仍少時每日工作達二十小時，睡眠時間甫過四小時即足矣，勞逸之別至巨。胡文虎這種“苦心志，勞筋骨”的苦行僧精神，是客家人在長期的逆境和困難面前依靠吃苦耐勞謀求生存和發展的集中反映，是胡文虎事業成功的基礎。當後來有記者採訪胡文虎“為什麼有這股精神”時，胡文虎自傲地說：“客家人以吃苦耐勞為榮、苟非有強健體魄，刻苦精神，則不能生存發展！”

客家人的文化傳統崇尚吃苦耐勞的精神，由此而引申在生活上崇尚克勤克儉，不講排場，不記奢侈。“富強不忘潦倒時”、“勤儉節約是立家之本”是客家人常掛在口頭的俗語。胡文虎持躬嚴謹，起居有節，常云：“飲食之事，不可刻意求精，更不可窮口腹之慾，恣為鋪張，暴殄天物”據他周圍的同事回憶，胡文虎從來不下塌高級餐館，特別是外國人經營的。即使後來成了首屈一指的大富豪仍然“每日早餐桌上必備酸菜（永定名菜，閩西八大幹之一），或和辣椒作湯，甚值甚微”；“嗜之日久，至死不厭，蓋志不忘之意”。他在自己生活上克勤克儉，樸素節省，然而對於金錢財富的理解和分配則豁達慷慨，“取諸社會，用諸社會”。他認為為個人或子孫積錢是愚笨的事，不主張把錢放入銀行生利吃息，而要用在社會公益福利事業上。正是這種優秀的客家文化傳統的薰陶和啟迪促使胡文虎奮力拚搏，生活樸素，諄諄告誡“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他憑著“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倔性和品性為胡文虎的畢生及其事業的成功提供了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