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維民所止
- 出處：《詩經·玄鳥》
- 全文：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解釋,出處,清雍正年間文字獄,
解釋
維”通“為”，“止”即住所，意思是說：都邑周邊千里遠，都是商民居住地。出
出處
這是《詩經·玄鳥》中的一句。《玄鳥》是“商頌”中的一篇，是宋國君王祭祀殷高宗武丁時所唱的樂歌，歌頌武丁中興的功業。“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維通為，止即住所。是說：都邑周邊千里遠，都是商民居住地。清朝雍正時期，文字冤獄記錄在案。主考官查嗣庭以“維民所止”為考題，被曲解為“雍正砍頭”。“雍正”二字去其頭，正是“維止”二字。結果查嗣庭慘死獄中，還被戮屍示眾。值得說一說的是“民”字。 民，使用廣泛，幾乎無處不在，而常常又被我們忽略，或者誤解。《說文》云：“民，眾萌也。”段玉裁註：萌猶懵懵無知貌也。民，民眾，就是懵懵無知的那些普通人，等於現代人觀念的“老百姓”“勞苦大眾”。為什麼“懵懵無知”？沒有接受教育，沒有受教育的權利。這就是上古社會的現實。夏商周三代，社會分貴族、平民兩個階層。“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天子、諸侯、大夫、士四等人是貴族，享有特權；其餘六等，皂、輿、隸、僚、仆、台，屬於平民。平民的主體是“輿”，最下層的“僚、仆、台”多是家奴、家僕，甚至世代奴僕。
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提倡的仁與禮，是規範約束貴族的，強調貴族自身的道德修養，並不代表平民。平民利益的代表是墨子。墨家、儒家在戰國時期都是“顯學”，都有各自的民眾基礎，兩相對壘，缺乏支撐的其它學派就只能望其項背了。我們要肯定亞聖孟子，他比孔子進了一步，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理念。他要求貴族統治者善待民眾，採取具體措施解決下民的吃飯穿衣生老病死問題，只有施行仁政，才能一統天下。民本思想影響很大，連趙國貴族趙威后都意識到“苟無民，何以有君？”有識之士都明白，民眾才是國家的基石，民眾與國家緊密相依，這就有：民富國強、國泰民安、國計民生、國脈民命之類的詞語。孫中山創立“三民主義”，還是“以民為本”，充分體現他的傳統文化觀念。
《說文》立“民部”，還收了個“氓”字。云：“氓，民也。”民是初文，氓是後起。氓、民是同義詞，細微差別還是有的，“自他歸往之民謂之氓”。字從民亡，就是外鄉人，遊動之民，如同今天的農民工、打工族，在外面謀生計的。讀音為meng（萌）。《詩經》的“氓之嗤嗤”，理解為普通小民即可。氓還有一個讀音：mang（忙），本指無業游民，所以叫“流氓”，詞義變遷，指不務正業、甚至為非作歹的人。氓有個異體字，寫作“甿”，顯然是種田的遊民，傭工。陳涉做過“傭耕”，《史記》稱他是“甿隸之人”，很確切。古文獻中，民、氓、萌、甿是通用的，注意細微差別就好了。
《論語·先進》“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足民，即民足，是倒語，不是“使民足”，不是什麼“使動用法”。《逸周書·文儆》有“民物多變”。“民物”二字就不好理解，籠統說指民眾，講清楚就難。其實，民物即物民，倒語。物，指萬物；民，民眾。人為萬物之一，萬物，大名；民，小名。這是大名冠小名，漢語的組詞方式之一。
民是大眾之稱，不是專指奴隸。有人根據西法，說中國上古社會是奴隸社會，有大量的奴隸存在。民，就是刺瞎了眼睛的奴隸。進一步，氓與民通，氓也是奴隸。於是，涉及奴隸社會的論文，關於奴隸社會的專著，也就一篇一篇一本一本地擺放在書攤上、書架上，讓我們的意識完全扭曲。說到底，“民”字的誤釋也起了作用。人的突出之處是眼睛，所謂“畫龍點睛”，“點睛之筆”，造“民”字就抓住這一特點，凸顯其目，與“刺瞎”並無關係。如果細加研究，中國上古社會並沒有大量的奴隸存在，反而是“萬邦”“萬國”，也就是《老子》所說的“小國寡民”，那是真真切切的血緣集團，一個一個家族、部族、部落，組成包容萬方的中華民族大家庭。這也是與西方歷史不同的中國歷史的特色。
清雍正年間文字獄
民間盛傳清雍正四年（1726年），江西鄉試主考查嗣庭引用《詩經》中“維民所止”為考題，被人誣告為“雍正去頭”，引怒龍顏罪獲戮屍，滿門抄斬，家族被株連者達幾十人。近三百年來，這則文字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布。其時，稱摘引他人文句檢舉誣告者為“文倀”。倀者，助虎為惡之鬼也。民間又傳此案倀者乃浙江官員李衛。據說他與查嗣庭早有一段疙瘩，原來查嗣庭有一美貌才女，李衛前往求婚，遭到拒絕，故而尋機構陷報復。
查嗣庭原為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是年因雍正認為“江西大省，人文頗盛，須得大員以典試事”，於是指派查嗣庭出為江西學政，主持江西鄉試。在民間故事中，多疑的雍正接到舉報後，也覺得查氏有可能心懷不滿，故意出這樣的考題。但他並未就此動手，因為僅憑四字定罪，恐怕人心不服。於是，便密令搜查其宅，翻出查氏兩日記，從中找出兩條“罪證”，這才正式開刀。
日記中的一條罪證是為《南山集》作者戴名世喊冤。戴名世乃進士、翰林，他在《南山集》中記載了南明諸王的一些史實，又用了南明永曆年號，結果被人告發，以“大逆”罪處死，孤兒幼女發配為奴，還牽連被誅300餘人。查嗣庭在日記中認為《南山集》所記只是一些客觀史料，並無大逆不道之處，牽連被誅這么多人實在過分。這樣，便犯下“同情逆臣”之罪。另一條罪證是寫其時熱河水災，淹死官民人等800餘口，屬於暴露陰暗面。日記二罪佐以“維民所止”，總算可名正言順地喝問查氏之罪，天下眾人之口也就被堵上了。
然據文史研究者蘇虹《“維民所止”試題冤案內幕》披露，查嗣庭所出四題為：首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次題來自《易經》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三題也來自《易經》“其旨遠，其辭文”；四題出自《詩經》“百室盈止，婦子寧止”。雍正是以想當然之法推此及彼前後聯繫，認定查嗣庭“心懷怨望”而“大肆訕謗”。原來雍正的心病來源於雍正三年（1725年）的汪景祺文稿案。舉人汪景祺在《歷代年號論》中說“‘正’字有一止之象”，如金代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順帝的“至正”、明英宗的“正統”、明武宗的“正德”，年號中帶有“正”字的這幾位皇帝，都沒有得享延祚。因此，汪景祺認為這些帶“正”字的年號“皆非吉兆”。雍正認為汪景祺純屬“咒詛之語”，他舉例反詰：“漢之元鼎、元封，唐之開元、貞元”莫非“‘元’字有一‘兀’之象乎”？雍正再舉例：“漢世祖以建武紀元，明太祖以洪武紀元，武字即有‘止’字，難道可雲‘二止’乎？”因此，汪景祺的《歷代年號論》文稿，分明是攻擊他的年號，咒詛他逃不出“一止之象”。汪景祺膽敢發此“悖逆之語”，自然免不掉被戮之厄。查嗣庭試題中先有“正”，後有“止”字，與汪景祺的“一止之象”用意完全相同，而且第三題中還有“其旨遠，其辭文”，分明是叫人產生言此及彼的聯想。再則首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雍正也認為“堯舜之世，敷奏以言，取人之道，不外乎此。況現在以製取士，非以言舉人乎”？“顯與國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謬”。如此這般，雍正斷定查嗣庭“逆天負主，譏刺咒詛，大幹法紀”。查氏9月26日被革職拿問，依大逆罪本應凌遲處死，查氏因病死監中，故“戮屍梟眾”，所有財產查沒入官，親戚16歲以上男丁皆斬，15歲以下及女性皆流放三千里之外。（參見林白、朱梅蘇《科舉史話》附錄二：《關於“維民所止”試題冤案真相》）
而所謂“維民所止”，想必是當時士子悲憤之餘，索性虛擬出一道“維民所止”的試題，更加簡練，一目了然。此語一出，八方回響，認為比初始事實更直接更生動，也更強烈更典型。相沿既久，弄假成真，反倒掩蓋了最初的史實。
據統計，康雍乾三朝，較大的文字獄就有80多起，其小者不可勝數。翰林徐駿誤寫“陛下”為“狴下”，立即革職下獄。揚州舉人徐述夔夏日曬書，風吹書頁，隨筆詩云：“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被人告發“惡攻”清室文化程度太低，斬首棄市，家族株連。就是常為乾隆潤色御詩呼為“老名士”的沈德潛，只因《詠黑牡丹》中有一聯：“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遭到開棺戮屍抄家株連之禍。
文字獄集中發生在這一時期，其實有著更大的歷史背景。清兵入關後，因各地反抗激烈，迫使清室千方百計消彌降低民族矛盾。此外，鑒於歷代少數民族統治中原難以為久的史訓，清廷竭力籠絡前明遺臣，對漢族士子採取懷柔政策，烏紗帽兒幾乎強邀強送，惟恐拒絕接受。即便如此，仍然有一批漢族士人不予合作，如著名的“清初三儒”黃梨洲、王船山、顧亭林。這使清室上下均感受氣不淺。康熙中期以後，各地反抗趨靜，政權漸穩，這時候清廷就感到沒有必要再做筋骨自我約束了，沒有必要再讓漢族士子感到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得讓他們看看究竟誰才是天下的主宰，好好抽打一下他們所謂的士林“脊樑”。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之下，在這樣的清帝心態之下，才發生了這么多純屬無事生非的“欲加之罪”。
查嗣庭原為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是年因雍正認為“江西大省，人文頗盛，須得大員以典試事”，於是指派查嗣庭出為江西學政，主持江西鄉試。在民間故事中，多疑的雍正接到舉報後，也覺得查氏有可能心懷不滿，故意出這樣的考題。但他並未就此動手，因為僅憑四字定罪，恐怕人心不服。於是，便密令搜查其宅，翻出查氏兩日記，從中找出兩條“罪證”，這才正式開刀。
日記中的一條罪證是為《南山集》作者戴名世喊冤。戴名世乃進士、翰林，他在《南山集》中記載了南明諸王的一些史實，又用了南明永曆年號，結果被人告發，以“大逆”罪處死，孤兒幼女發配為奴，還牽連被誅300餘人。查嗣庭在日記中認為《南山集》所記只是一些客觀史料，並無大逆不道之處，牽連被誅這么多人實在過分。這樣，便犯下“同情逆臣”之罪。另一條罪證是寫其時熱河水災，淹死官民人等800餘口，屬於暴露陰暗面。日記二罪佐以“維民所止”，總算可名正言順地喝問查氏之罪，天下眾人之口也就被堵上了。
然據文史研究者蘇虹《“維民所止”試題冤案內幕》披露，查嗣庭所出四題為：首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次題來自《易經》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三題也來自《易經》“其旨遠，其辭文”；四題出自《詩經》“百室盈止，婦子寧止”。雍正是以想當然之法推此及彼前後聯繫，認定查嗣庭“心懷怨望”而“大肆訕謗”。原來雍正的心病來源於雍正三年（1725年）的汪景祺文稿案。舉人汪景祺在《歷代年號論》中說“‘正’字有一止之象”，如金代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順帝的“至正”、明英宗的“正統”、明武宗的“正德”，年號中帶有“正”字的這幾位皇帝，都沒有得享延祚。因此，汪景祺認為這些帶“正”字的年號“皆非吉兆”。雍正認為汪景祺純屬“咒詛之語”，他舉例反詰：“漢之元鼎、元封，唐之開元、貞元”莫非“‘元’字有一‘兀’之象乎”？雍正再舉例：“漢世祖以建武紀元，明太祖以洪武紀元，武字即有‘止’字，難道可雲‘二止’乎？”因此，汪景祺的《歷代年號論》文稿，分明是攻擊他的年號，咒詛他逃不出“一止之象”。汪景祺膽敢發此“悖逆之語”，自然免不掉被戮之厄。查嗣庭試題中先有“正”，後有“止”字，與汪景祺的“一止之象”用意完全相同，而且第三題中還有“其旨遠，其辭文”，分明是叫人產生言此及彼的聯想。再則首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雍正也認為“堯舜之世，敷奏以言，取人之道，不外乎此。況現在以製取士，非以言舉人乎”？“顯與國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謬”。如此這般，雍正斷定查嗣庭“逆天負主，譏刺咒詛，大幹法紀”。查氏9月26日被革職拿問，依大逆罪本應凌遲處死，查氏因病死監中，故“戮屍梟眾”，所有財產查沒入官，親戚16歲以上男丁皆斬，15歲以下及女性皆流放三千里之外。（參見林白、朱梅蘇《科舉史話》附錄二：《關於“維民所止”試題冤案真相》）
而所謂“維民所止”，想必是當時士子悲憤之餘，索性虛擬出一道“維民所止”的試題，更加簡練，一目了然。此語一出，八方回響，認為比初始事實更直接更生動，也更強烈更典型。相沿既久，弄假成真，反倒掩蓋了最初的史實。
據統計，康雍乾三朝，較大的文字獄就有80多起，其小者不可勝數。翰林徐駿誤寫“陛下”為“狴下”，立即革職下獄。揚州舉人徐述夔夏日曬書，風吹書頁，隨筆詩云：“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被人告發“惡攻”清室文化程度太低，斬首棄市，家族株連。就是常為乾隆潤色御詩呼為“老名士”的沈德潛，只因《詠黑牡丹》中有一聯：“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遭到開棺戮屍抄家株連之禍。
文字獄集中發生在這一時期，其實有著更大的歷史背景。清兵入關後，因各地反抗激烈，迫使清室千方百計消彌降低民族矛盾。此外，鑒於歷代少數民族統治中原難以為久的史訓，清廷竭力籠絡前明遺臣，對漢族士子採取懷柔政策，烏紗帽兒幾乎強邀強送，惟恐拒絕接受。即便如此，仍然有一批漢族士人不予合作，如著名的“清初三儒”黃梨洲、王船山、顧亭林。這使清室上下均感受氣不淺。康熙中期以後，各地反抗趨靜，政權漸穩，這時候清廷就感到沒有必要再做筋骨自我約束了，沒有必要再讓漢族士子感到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得讓他們看看究竟誰才是天下的主宰，好好抽打一下他們所謂的士林“脊樑”。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之下，在這樣的清帝心態之下，才發生了這么多純屬無事生非的“欲加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