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緡是西漢武帝時國家向商人徵收的一種財產稅。把大工商業主和高利貸者從農民身上剝削來的財物收歸國有，是歷史上大規模的抑商運動。增加了國家收入，打擊了奴隸制殘餘，緩和了土地兼併，有利於封建經濟基礎的鞏固，但是也遲滯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告緡是當時反商人瞞產漏稅的一種強制辦法。為漢武帝的內外功業提供了物質保證，起到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作用。但西漢後期，商人與官僚、地主逐漸合流，加劇了土地兼併，直接導致當時嚴重的社會危機。這兩項法令，實際上都是秦和漢初以來抑商政策在新的歷史形勢下的繼續和發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算緡告緡
- 算緡：徵收的一種財產
- 增加了：國家收入
- 打擊了：奴隸制殘餘，
算緡,告緡,
算緡
算緡是西漢武帝時封建國家向商人徵收的一種財產稅，中國古代是以農立國，一向就有重農輕商的傳統，把農看做是本業，把商看成是末業。到秦漢大一統的時代，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上的封建地主階級政權，更是不能容許商業的畸形發展。因為商人剝削的主要對象是農民，尤其是富商大賈，肆意兼併農民，使農民貧困化，這樣就破壞了封建國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因此，先秦以來的一些地主階級思想家、政治家，大都主張重農抑商，並進一步形成秦漢兩代的重農抑商政策。這種政策的基本精神，就在於維護社會穩定和鞏固地主階級的政權。
秦始皇就是主張“上農除末”的。這裡的“除末”，就是“抑商”，並把它刻在琅邪台的一塊石頭上，公布於天下。西漢王朝建立之後，仍然承襲秦代的抑商政策。漢高祖劉邦曾下令禁止商人衣絲乘車，禁止商人及其子孫做官，並規定商人要交納加倍的人口稅，從政治上經濟上給商人以打擊。文帝、景帝時，一些政治家如賈誼、晁錯等，都提出過壓抑商人的主張；而在統治者的一些詔令中，也貫串著重農抑商的精神。但是，這種抑商政策，並沒有壓抑住商人勢力的發展。相反，當時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話：“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史記·貨殖列傳的由於經商能發財致富，所以“捨本逐末”、棄農經商的人仍不斷增多。他們的活動範圍很廣，經營的種類也很多。那時候，通邑大都之中，至少有三十幾種行業。每一種行業的大商人，每年的收入差不多可以和食邑千戶的“封君”相比，而一般的“封君”甚至還要向他們“低首仰給”（《史記·平準書》）。至於廣大的農民，更是商人掠奪的主要對象。
一般商人掠奪農民的主要辦法，是在買賤與賣貴之間進行勒索。一方面，小農經濟薄弱，經不起任何風浪，國家的急征暴斂、私人的債務，以及婚喪、疾病、凶荒等等，都強迫他們把自己的產品“半價而賣”。而另一方面，當農民迫於饑寒，急需糧食、種子、衣服之時，商人又以加倍之利售予。所謂“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鹽鐵論·禁耕》），正反映當時商人任意控制價格的情況。而“商則長詐，工則飾篤（弄虛作假）”（《鹽鐵論·力耕》），又說明在買賣過程中進行欺騙，也是商人剝削農民而獲利的重要手段之一。
囤積商和高利貸商人剝削農民更是厲害。有人說：“鬻棺者欲民之病疾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飢也。”（《淮南子·說林訓》）生動地刻劃了囤積商人唯利是圖的本質。高利貸商人往往兼有兩重身份，他們在市場上是商賈，到農村又變成了地主；放高利貸是他們剝削農民最殘酷的一種方式，利息至少是“倍稱之息”，即一倍，有時可以高達十倍。農民一旦落入高利貸的羅網中，往往被迫賣掉自己的田宅和子女。這正如晁錯所說：“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漢書·食貨志》）這種情況必然要激化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
另外，還有一種壟斷鹽鐵生產的手工業主兼商人。鹽鐵是人民生產生活的必需品，誰控制了這種營業，誰就能變成豪富。例如臨邛卓氏以冶鐵起家，有僮（奴隸）千人，田池射獵之樂，可以和皇帝相比。臨邛還有程鄭，亦以冶鑄致富，其家產和卓氏相等。南陽孔氏以冶鐵致富數千金（漢代一金即黃金一斤，值萬錢）。而魯人曹邴氏以冶鐵富至巨萬（即萬萬），不但是個大冶鐵業主，而且還是個大高利貸者，其賒貸的範圍遍於全國。以煮鹽致富，較為著名的則有齊人刀間。他利用奴隸生產，富至數千萬。這一類大工商業主剝削的主要對象依然是農民，所謂“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史記·貨殖列傳的，就是說他們通過工商業賺來的錢，大量兼併農民的土地而變成地主。他們占有土地的情況十分嚴重，“大者傾都，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大商人秦揚即以“田農”而富“蓋一州”（《史記·貨殖列傳》）。無怪乎晁錯早就有“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漢書·食貨志》）的感嘆！“商人兼併農人”，長期以來就是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有些工商業主還使用奴隸生產，保存著濃厚的奴隸制殘餘。因此，他們和封建國家之間，不但在剝削農民方面存在著矛盾，而且還存在著奴隸制殘餘和封建制的矛盾。
漢武帝即位以後，由於對匈奴進行長期的頻繁的戰爭，再加上各項水利、土木工程的興建，以及統治者的揮霍浪費，損失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漢初六、七十年間“休養生息”的積蓄，象流水般消耗殆盡；不過二十幾年，便出現了“縣官（即官府）大空”（《史記·平準書》），財政瀕於崩潰的危機。廣大農民由於天災人禍而陷於絕境，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山東（太行山以東）發生水災，七十餘萬饑民無以為生，到處流亡，階級矛盾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而一些富商大賈擁有大量資財，過著奢侈無度的豪華生活。他們不但“不佐國家之急”（《史記·平準書》），而且還趁火打劫，大發國難財，嚴重地破壞了地主經濟的基礎。這就使漢朝地主政權面臨著危機四伏的局面。
漢武帝看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為了解決財政危機，鞏固封建統治，加強對匈奴的防禦和反攻力量，他開始重用“興利之臣”，並決定首先向商人開刀。這就是元狩四年，武帝根據御史大夫張湯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議，頒布了打擊富商大賈的算緡令和告緡令。
據《史記·平準書》的記載，這兩項法令包括了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凡屬工商業主、高利貸者、囤積商等，不論有無市籍（漢代商人另立戶口冊，叫做市籍），都要據實向政府呈報自己的財產數字，並規定凡二緡（一緡為一千錢）抽取一算，即一百二十文（一說二百文）。而一般小手工業者，則每四緡抽取一算。這叫做“算緡”。
（二）除官吏、三老（鄉官，掌教化）和北邊騎士外，凡有軺車（即小馬車）的，一乘抽取一算；販運商的軺車，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三）隱瞞不報，或呈報不實的人，罰戌邊一年，並沒收他們的財產。有敢於告發的人，政府賞給他沒收財產的一半，這叫做“告緡”。
（四）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屬占有土地和奴婢，敢於違抗法令的，即沒收其全部財產。
《史記·平準書》在論述以上內容時，前面還有這樣一句話：“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說明在此以前曾經實行過車稅和緡錢。算緡不知始於何時，車稅則始於武帝元光六年的“初算商車”（《漢書·武帝本紀》）。這次重新制訂詳細條文，重新頒布施行，肯定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比較明顯的是：第一，以前只限於有市籍的商人，而這次制訂商稅，不管有無市籍，凡是從事工商業和高利貸活動的人，一概依法納稅，把徵稅的範圍擴大了。第二，漢代貲算通常是以一萬錢為計算單位，每萬錢抽取一算，而這次新稅法規定商人二千錢就要出一算，數量一下子增加了五倍。第三，以前雖有過算緡令，可能因遇到重重阻力而沒有實行得通，而這次又制訂了嚴厲的告緡法令，以保證算緡令的推行。第四，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新稅法中，徵收的對象和數量有明顯區別，工商業主所納的稅要比小手工業者和普通百姓增加一倍。西漢政府這樣處理，顯然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其意義在於既打擊了不法工商業主，增加了商稅的收入，同時又不太妨害正常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尤其是禁止商人占有土地和奴婢，對於緩和土地兼併，打擊奴隸制殘餘，鞏固封建經濟基礎，有著重要的作用。
總之，這些法令對那些擁有巨資的大工商業主是不利的，因此，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史記·平準書》說，算緡令公布之後，“富豪皆爭匿財”，與政府相對抗。但是正在這時，卻有一個人表現了與眾不同的態度。這個人的名字叫卜式。
卜式是河南（今洛陽）一個經營畜牧業發家的商人。最初他只有羊百餘頭，十幾年間，增殖十倍，置買田宅，成為豪富。其時，漢與匈奴正在進行戰爭，卜式慨然上書，自願捐出家財的一半，輸作邊用。武帝對此事頗為驚異，派遣使者問卜式：“欲官乎？”式回答道：“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又問：“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答：“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使者又問：“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卜式則表示i“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史記·平準書》）使者將此事報告了漢武帝。武帝問丞相公孫弘，公孫弘認為卜式矯情立異，動機不正，不可許。於是，這件事就無形中擱置了下來。幾年以後，政府由於安置匈奴降人，大徙貧民，開支浩繁，把庫存的東西全部拿出來，仍不能滿足供應。元狩四年，卜式又捐出二十萬錢，交給河南守，以接濟移民經費。河南守上報富人名籍，武帝見有卜式的名字，因此記起前事，並聯想到算緡令公布之後所遇到的阻力，對卜式特別嘉許，即召拜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第十級爵），田十頃，布告天下，以示百姓。從此，卜式平步青雲，七八年間，賜爵關內侯（第十九級爵），進位御史大夫。
武帝本來想以卜式為榜樣，藉以推行算緡令，但是事與願違，卜式這個帶頭羊，並沒有起什麼作用。《史記·平準書》說：“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武帝的意圖完全落空了。因此，不久之後，便掀起了一個自上而下的由楊可主持的告緡運動。
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冬，楊可主持告緡。這時，義縱為右內史（治理京師的長官），他可能被商人收買，藉口告緡的人都是亂民，而加以搜捕。由於義縱的阻撓，告緡令難以推行。武帝發現此事後，大為惱怒，乃使杜式治其事，認為義縱有意阻撓破壞政府的法令，將他處以死刑。
到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即桑弘羊以侍中出任大農丞的第二年，為了把告緡堅持下去，又重申了告緡令（《漢書·武帝本紀》）。這道告緡令持續推行了三年之久。於是告緡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賈之家，大都被告發了，沒收了上億的財產，以及成千上萬的奴婢。沒收的田地更多，大縣有幾百頃，小縣百餘頃，不少中等以上的商賈因而傾家蕩產。而政府的收入卻大大增加了，國庫也稍稍充實起來，皇家上林苑裡充滿了沒收的財物，並專設水衡官來管理其事。
實際上，告緡是西漢政府憑藉政權的力量，把大工商業主和高利貸者從農民身上剝削來的財物收歸國有，這是一次歷史上空前的抑商運動。經過這次告緡運動’增加了國家收入，打擊了奴隸制的殘餘，緩和了土地兼併，有利於封建經濟基礎的鞏固。但是也因此一度出現“商者少，物貴”（《史記·平準書》）的現象，遲滯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告緡
漢武帝劉徹為打擊商人勢力、解決財政困難而採取的一項重要政策。告緡是算緡的延伸。漢高祖劉邦時採取抑商政策，其內容之一即為“重稅租以困辱之”；武帝時公卿也奏言：“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可見，算緡應該是漢初抑商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算緡是一種財產稅，漢初如何徵收，不知其詳。孝惠、呂后時有“復弛商賈之律”，可能曾一度廢止過。
漢初的抑商政策雖然收到一定成效，但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文帝時賈誼和晁錯都曾大聲疾呼：棄農經商是天下之“大殘”，富商大賈以其雄厚的資本勾結王侯，勢力甚至超過了官府。至武帝時，社會經濟有了顯著的發展，由於武帝內興功利，又連年對周邊少數族進行戰爭，封建國家的財政發生很大困難，商人勢力乘機興風作浪。他們以高利貸盤剝貧民，囤積居奇，投機倒把，或冶鑄鬻鹽，積累了數以萬計的巨額財產，既不佐國家之急，又嚴重損害平民百姓的利益，促使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因此，漢武帝在張湯、桑弘羊等興利之臣的籌劃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諸如更改幣制、鹽鐵官營、酒榷、均輸平準等，以此打擊商人勢力，擺脫封建國家財政上的困難，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算緡和告緡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措施。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曾“初算商車”，即對商人所擁有的車輛徵稅。至元狩四年（前119），張湯等人建議恢復原先算賈人緡錢的舊制。於是，武帝又下詔“初算緡錢”。其範圍比算商車要大得多，具體辦法有三：①對各類商人徵收財產稅，諸如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以及其他雖無市籍而從事商業以謀取利潤者，都要根據資產多少編造名冊，呈交官府，作為徵稅的依據，稅額為“率緡錢二千而算一”，即每二千錢納稅一算（一百二十錢）。②對手工業者即“諸作有租及鑄”，徵收財產稅，稅額為商賈的一半，“率緡錢四千算一”。③對車、船徵稅。軺車的徵稅辦法是：凡不屬於國家官吏、三老、北邊騎士而擁有的軺車，皆令出一算，商賈所有的軺車則為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由以上規定可以看出，算緡主要是針對商賈的。張湯等人還建議，對那些抗拒不交或隱匿財產，偷漏稅款的商賈，罰以戍邊一歲，沒收全部資產；並且獎勵百姓告發違法商賈，“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儘管如此，許多商人仍然隱匿財物，不肯協助政府克服財政困難。於是，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令“告緡”，由楊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楊可告緡遍天下，商賈中家以上幾乎都被告發。武帝派遣御史和廷尉正、監等分批前往郡國清理處置告緡所沒收的資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地大縣達數百頃，小縣也有百餘頃。商賈中家以上都因此破產，武帝將沒收的緡錢分配給各個部門。水衡、少府、太僕、大農等機構設定農官，分別經營沒收的郡縣土地。沒收的奴婢則主要用於飼養狗馬禽獸和在官府擔任雜役。告緡沿續近十年，直到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繼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後，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贖罪，山東漕粟一歲增至六百萬石，均輸帛達五百萬匹；加上告緡沒收的大量田宅、奴婢和貨幣財物，使西漢政府的財政狀況有了明顯的好轉，這才停止了告緡。告緡以及鹽鐵官營等政策，為武帝的內外功業提供了物質上的保證，起到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作用。但商人勢力在經受嚴重打擊後並沒有銷聲匿跡，西漢後期，商人與官僚、地主逐漸合流，加劇了土地兼併的發展，直接導致了當時嚴重的社會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