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

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奧斯曼帝國著名政治家,曾六次出任宰相,三次出任外交大臣。他主持起草的1839年改革詔令,開始了十九世紀帝國歷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史稱“坦志麥特”(即“改革”)時期。雷希德被譽為“坦志麥特之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
  • 外文名: Mustafa Resit Pasa 
  • 出生日期:1800 
  • 逝世日期:1858
帝國幹才,外交生涯,瑰園敕令,改革失敗,最終評價,

帝國幹才

1800年3月,雷希德生於伊斯坦堡,其父是教會財產管理處的一個會計。雷希德10歲喪父,家境清寒,未能讀完傳統的伊斯蘭教會學校,很早就開始獨立謀生。1821年,他隨親戚塞伊德·阿里帕夏去摩利亞鎮壓希臘起義,目睹舊奧斯曼軍隊在起義軍打擊下的潰敗,同時看到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新軍的成就,對現代軍事制度的優越性有了初步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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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在親友幫助下,雷希德進入宰相府。1828—1829年土俄戰爭期間,他跟隨宰相塞利姆帕夏到了巴爾幹戰場。他寫的戰場情況簡報受到蘇丹馬哈茂德二世的賞識。後來他作為土耳其代表團的秘書,參加了俄土阿德里安堡和談。1830年6月,他隨宰相府外交事務總管佩爾泰夫去開羅。穆罕默德·阿里很欣賞雷希德的才能,曾建議他留在埃及,準備委以重任。雷希德對阿里推行的改革有良好印象,曾決定留下來,只是在佩爾泰夫一再勸說之下,才改變了主意。1832年底,雷希德升任宰相府外交事務總管,正式開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外交生涯

1834年6月,雷希德被任命為駐巴黎公使,兩年後調任駐倫敦大使。為了深入研究駐在國的國家制度,了解社會生活,他努力學習法語和英語。雷希德曾訪問愛爾蘭的工廠,專門考察了法國土倫的造船廠。在英法的經歷,使雷希德對奧斯曼帝國的落後狀況有了進一步認識。他在國內報刊上發表文章,主張在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等方面實行必要的改革。
十八、十九世紀之交,封建的奧斯曼帝國經歷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危機。國庫空虛,政府有史以來第一次企圖借取外債。各領地的大封建主,如維丁的帕茲萬奧盧帕夏,阿爾巴尼亞的阿里帕夏,安卡拉地區的查潘奧盧,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等人加強了分裂活動。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日趨高漲,塞爾維亞和希臘先後取得自治或獨立。在對外關係方面,隨著西方列強對中近東地區政治經濟滲透的加強,奧斯曼帝國的國際地位大為惡化。克里米亞半島,黑海東岸地區,北非阿爾及利亞等屬地,分別為沙俄和法國侵占。帝國面臨著被肢解,被奴役的嚴重威脅。一些有見識的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懂得要挽救國家必須實行改革。從十八世紀末塞利姆三世創辦新軍失敗以來,改革呼聲日高,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蘇丹馬赫梅德二世1826年成立新軍,消滅了反對改革、掀起暴亂的封建近衛軍團耶尼塞里,1834年正式廢除軍事采邑制度,接著又進行行政改革,設立外交部、內務部,統一關稅制度,等等。
1837年夏,馬赫梅德二世為了加強改革派的力量,決定召回雷希德,任命他主持新成立的外交部,授予他帕夏稱號。雷希德回國後立即向蘇丹呈送一道奏摺,詳細敘述他對英法等國的印象,與英外交大臣帕麥斯頓等人談話的內容,自己對帝國內政外交問題的考慮。他勸蘇丹為了保持國家的獨立和生存,在國內推行“仿照歐洲國家的根本改造”。在他建議下,成立了五人組成的公益委員會,從事改革的準備工作。雷希德親自參加,並起草改革法令。他還促使蘇丹在宮廷和政府內建立諮詢委員會,負責審查改革方案。但是,在保守派的壓力下,改革法令未能通過,只同意在布爾薩和格利博盧兩地進行人口調查,作為在地方上進行行政財政改革的準備。
1838年秋,雷希德一度被派往英國擔任大使,以爭取英國在第二次土埃衝突中對土支持。但他仍保留外交大臣的職務。1838年8月16日,雷希德與英國大使龐森比簽訂商約。據此,英國人獲得在土貿易的最惠權,土政府取消對農產品和一些手工業產品的壟斷權。土進口稅率固定為5%,而出口稅率為12%。雷希德不懂得關稅保護政策的重要性,他只看到商約可能有助於增加貿易周轉額和關稅收入,對商約將引起的嚴重經濟後果缺乏認識。英土商約是土政府為了換取英國支持而作出的讓步。

瑰園敕令

1839年7月,馬赫梅德二世去世,16歲的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繼任蘇丹。雷希德趁機積極活動。8月13日,他照會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要求英政府對新蘇丹施加壓力,促其實施改革。雷希德認為,土耳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勤勞的人民,落後停滯的根本原因在於蘇丹的專橫,只要法制代替了專橫,國家就會繁榮興旺起來。從這個照會可以看出,雷希德已不滿足於馬赫梅德推行的一些改革,但他對英國的認識和依賴是錯誤的。
取得新蘇丹贊同以後,雷希德重新制定改革方案。駐奧地利大使薩迪克·里法德在這方面給了他不少幫助。起草工作告一段落後,雷希德竭力勸說有影響的官員同意頒布改革法令。他說,這有助於解決同穆罕默德·阿里的衝突,並擺脫外國的干涉。蘇丹同意頒布法令。以宰相胡斯列夫為首的頑固派堅決反對,他們甚至企圖唆使狂熱信徒謀殺雷希德。雷希德對生死置之度外,他在參加頒布改革敕令儀式的前一天晚上,就對自己的辦公室主任說,他不期望明天能安然無恙回家。
1839年11月3日在皇宮內玫瑰園前的廣場上,雷希德當眾宣讀了改革詔令(因而得名為瑰園敕令)。其主要內容是:“生命安全是人最重要的天賦權利”,“捍衛人的榮譽和尊嚴”;“保護個人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每一個人將完全自由地掌握和支配自己的財產,不受任何方面的阻撓”;“正確地分配和徵收賦稅”,要根據人的財產狀況課稅;“實施正確的徵兵方法和確定服役期限”;掃除貪贓枉法,未經公開審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處死罪犯。這些內容具有進步意義。在客觀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但瑰園敕令對蘇丹沒有約束力。蘇丹只是聲明“不頒布違反敕令條文的法律,一定不做違反敕令的事”。
從1839年瑰園敕令到1856年頒布新的改革詔令為止的16年內,雷希德幾次擔任宰相和外交大臣,前後達10年之久。他在任內致力於推行瑰園敕令宣布的改革,改革範圍涉及到法律、行政、財政、教育、民族等各個方面。雷希德極為重視法律的作用,認為“沒有各種各樣的法規,……帝國就既不會有力量、財富,也不會有幸福、安寧”。制定法律成為雷希德改革活動的核心。1840年3月通過的刑法規定:在罪行確立、依法審判之前,不能以任何方式處決犯人;禁止沒收財產,搶劫盜竊要受到嚴懲,文武官員嚴禁納賄貪污,違者撤職,並服勞役三年。接著又制定了商法(1850年)、刑法補充條例(1851年)和有關土地繼承制度的一些條令(1845—1849年)。但是,雷希德並沒有觸動原有的宗教法。
行政改革主要在加強中央集權,解除省督軍權和收稅權;在省州中心成立諮詢議會,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代表組成。財政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整頓和統一什一稅,廢除包稅制和取消非常稅。在民族問題上,雷希德主張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宗教信仰的不同,“不能損害他們(非穆斯林)的權利”。他要求蘇丹“只在清真寺里辨別穆斯林臣民,在基督教堂里辨認基督徒,在猶太教堂里辨認猶太教徒”,認為“除此之外,他們之間並無差別”。
教育改革是雷希德改革活動最有成效的部分。1843年3月雷希德在給梅特涅的信中就注意了教育問題。他說,為了使政府不依賴外國人的幫助,而臣民又不因襲於愚昧無知和宗教狂熱,需要開辦世俗學校。1845年,在雷希德創議下,成立臨時教育委員會,負責制定教育改革方案。1848年,正式確定了大中國小的三級教育體制,並建立常設的教育總委員會來領導世俗學校。到五十年代初,伊斯坦堡一地就有世俗國小396所,學生22,700名;中學6所,學生870名。另外,1847年伊斯坦堡還開辦了師範學校。大學、科學院的創辦活動也在此時積極進行。雷希德積極參加科學院的創建工作,親自主持了科學院的成立典禮,被任命為科學院院士。世俗教育事業的發展,對十九世紀中葉土耳其新型知識分子階層的形成有重大影響。

改革失敗

雷希德的改革並不是激進的措施,也沒有觸動封建政權及其經濟基礎,卻損害了封建官僚、貴族、教會人士的利益,遭到他們激烈反對。1841年3月底,保守派和伊斯蘭神學家群起圍攻雷希德,指責他“褻瀆神靈”,迫使蘇丹解除他外交大臣的職務,把他弄到法國去當大使,直到1845年才讓他回國。1848年,保守派藉口雷希德蔑視宗教和摹仿歐洲,甚至給他加上擁護共和制、危害皇位的莫須有罪名,再次把他趕下了台。
雷希德的改革活動,實際上在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前已告結束。戰後他雖然還兩度出任宰相,但並未參加1856年詔令的起草工作,而且還反對詔令中的某些條款。他認為實現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平等的原則不應過於匆忙,而且要反對外國的干涉。他譴貴1856年詔令是個“破壞性的檔案”,是宰相阿里帕夏和外交大臣福阿德帕夏等“叛徒交給歐洲的破壞(奧斯曼帝國)的工具”。雷希德的批評是有根據的,正是在1856年詔令以後,西方列強對土耳其的政治經濟方面的影響迅速擴大,奧斯曼帝國最終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1858年1月7日,雷希德在宰相任內溘然長逝。

最終評價

穆斯塔法·雷希德生活在奧斯曼帝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他就是這個過渡時期的代表人物。改革的目的是維護奧斯曼帝國的長遠統治,但他的改革主張卻無疑具有資本主義傾向。在當時條件下,雷希德的改革活動雖然沒有取得明顯成效,但它畢竟在一定程度上為土耳其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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