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田租，秦漢時國家向土地所有者徵收的土地產品稅，亦稱田稅。戰國時代稅率一般定製為畝產的十分之一，稱“什一之稅”。但實際上各國田租往往超過這個稅率。秦[ID=qin_zhanguo]滅六國後，田租稅率未見記載，大約很高。漢高祖時行輕徭薄賦政策，田租什五而稅一，實行未久，又有增加。惠帝即位(前195)，恢復為十五稅一。文帝二年（前178），為了鼓勵農民生產，減收當年天下田租之半。此後，由於實行賈誼的重農積粟政策和晁錯的募民入粟賜爵政策，國家掌握的糧食大大增加。文帝於十二年復減收天下田租之半，十三年更免除民田的租稅以“勸農”。到景帝二年（前155）遂正式規定三十稅一。這一稅率，終西漢之世沒有改變。東漢光武帝初年，由於戰亂未平，軍費浩大，國家財用不足，田租一度復增為什一。建武六年（公元30），即恢復舊制為三十稅一，直到獻帝建安九年(204)曹操平鄴（今河北臨漳西南），才改為畝稅四升。
田租系按畝徵稅。秦和西漢一般由地主、自耕農向政府申報土地數量，登入簿籍，作為徵收依據，曰“自實田”或“名田”。隨著土地兼併的加劇，地主豪強往往隱匿自已占有的土地，於是東漢初曾進行“度田”，即由官府檢核墾田頃畝和戶口年紀，以便端盼殃均平負擔。但由於地方豪強的反對，度田流於形式。在封建政府的財政收入中，田租例為基本項目。 田租徵收穀物，亦稱為“谷租”、“租谷”。至於東漢桓帝和靈帝時兩次畝斂稅錢十錢，則是為補國庫空乏，是正稅以外的臨時附加，屬橫斂性質，非經常的田租。 漢代田租規定三十而稅一，不是按每年每畝的實際產量作標準來收稅，而是“較數歲之中以為常”，“以頃畝出稅”，即按土地多年來的平均產量，依三十稅一的比例折合成固定的稅額來征斷民拜收，是一種定額束甩碑頁課稅制。這就出現了《鹽鐵論·未通篇》所說的“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的情況。但是固定田租額，也並非所有的土地都一樣，而是先按土地美惡不同分等，再按各等的常年平均畝產和稅率徵稅的。東漢許慎《五經異義》中說：“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東漢章帝時也有將土地按肥瘠分為三品的具體條式頒行郡國的記載。 雅套拔地漢代的田租占產量的比率，從西漢中期起，實際上又有所降低，遠不到三十稅一。這是因為：①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實際畝產高於計稅標準的平均產量；②漢武帝時，以“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的名義將全國各地不同的畝制統一改為兩百四十步一畝的大畝。畝產量隨畝積加大而增長，但每畝所收田租仍依舊額並未增加。由於這兩點，田租額占實際產量的比例就像荀悅所說的漢末“或百一而稅”了。 秦漢對土地出產物徵稅除田租外，還有作為田租附加稅的芻藁稅，往往與田租並征。芻是牧草，藁是禾桿，官府征取埋良故用以飼畜。徵收單位以重量計，睡虎地秦墓竹簡《田律》有每頃入芻三石，藁二石的記載（一百二十斤為一石），但也有以容量計的。西漢時除以土地數量計征的田芻外還見有按戶計征的戶芻。芻藁稅一般收實物，有時也折錢交納。 西漢政府經常頒布因災或其他原因減免田租的詔令。到成帝建始元年（前32）更明確規定收成減少十分之四以上的災區，可免去當年田租。此後又規定按資產免收災區貧苦農民的租、賦。如受災十分之四以上，資不滿十萬的民戶，勿收租稅。天下民資不滿兩萬的，在平帝時也曾免租。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又補充規定因災減產不到十分之四的地區，田租芻藁按實際收成減半徵收。 在封建社會各朝中，漢代田租是較輕的。這對西漢初期和東漢初期大量存在的自耕小農是有利的，從而對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以及農民生活的改善起了促進作用。但漢代田租在農民整個賦役負擔中所占比重較小，因此較輕的田租給自耕小農帶來的好處籃歡立是有限的，而沒有或有很少土地的租佃農民或依附農民則享受不到輕租的好處。他們須向地主交納十分之五的私租。另一方面，這種較輕的田租對於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階級更為有利，並且促進了他們兼併土地的貪慾，使大量自耕小農淪為租佃農民或依附農民，從而促使西漢中期及東漢中期以后土地問題日趨嚴重。所以荀悅在《漢紀》中說：“官收百一之稅，民輸泰半之賦（此處指向地主交地租）。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文帝不正其埋想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