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傳集

碑傳集

《滇南碑傳集》清代人物傳記書。一百六十卷。錢儀吉纂。1932年由燕京大學研究所出版。對

基本介紹

  • 書名:碑傳集
  • 作者錢儀吉
  • 出版社:燕京大學研究所
  • 出版時間:1932年
作者,簡介,《續碑傳集》,《碑傳集補》,《碑傳集三編》,碑傳集的版本,
清代人物傳記書。一百六十卷。錢儀吉纂。另總目、作者紀略並引用書目二卷,卷末存文、集外又二卷。道光初成稿。輯清初至嘉慶間名人碑傳文字而成。分宗室、功臣、宰輔、部院大臣、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撫、河臣、監司、守令、校官、佐貳雜職、武臣、忠節、逸民、理學、經學、文學、孝友、義行、方術藩臣、列女等二十五類,計二千餘人。有關清人家傳、行狀和墓志銘的資料,該書蒐集最為豐富。光緒十九年(1893),江蘇書局刊行。光緒初,繆荃孫編《續碑傳集》八十六卷,分類較錢書稍有變動,收道鹹同光四朝人物一千一百一十一人。宣統二年(1910)成書。又《碑傳集補》六十卷,近人閔爾昌編。該書除補繆書所遺的清季碑版狀紀外,兼及道鹹以前人物,共七百餘人。分二十六類,卷末附集外文一卷。1923年成書,1932年燕京大學研究所刊行。
錢儀吉編輯,有一百六十四卷之巨,是清代第一部大型碑傳文集,不僅匯集了清人碑傳文獻,提供利用之便,還影響後人學習編纂,才有相關著述的不斷問世。

作者

錢氏(1783-1850),字衎石,浙江嘉興人,嘉慶十三年(1808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歷任戶部主事、工科給事中,參與會典的編纂,主講廣東海學堂、河南大梁書院,著有《三國會要》、《黃輿圖說》、《衎石齋記事稿》和《刻楮集》等書,還有節錄名臣事跡的《先正事略》。《清史列傳》卷73、《清史稿》卷486均有其傳記。茲將《清史列傳》其本傳附後,唯傳內所說的《獻征錄》,是《碑傳集》的早期異名,請讀者不要誤解。

簡介

錢氏認為清初以來王侯卿相、碩儒才彥之士有官修傳記,但人們見不到,即使象他那樣因參與修纂會典有機會看得到,但也沒有敢抄錄向外界流傳。他為了人們能夠了解那些名人的生平,乃蒐集傳文,編纂圖籍。在編輯過程中,因為一件有關賦役掌故從碑傳文中的發現,進而使他懂得,編這類的圖書還有益於政事的治理。事情是這樣的:嘉道之際,政府要把相沿已久的江西百姓津貼漕糧銀米,由漕項開支,改交中央戶部,在討論中,錢儀吉認為既是歷史上流傳下來的事情,必然有其原由,如今不明究竟,不能隨意改動,戶部採納了他的意見,但對那個事情仍然不明原委。他在蒐集碑傳文時見到李紱寫的《郎溫勤公墓誌》(郎指郎廷極,康熙中任江西巡撫),文內將民貼產生的事說得很清楚,因此非常高興,並在碑傳集《後序》里寫到當時的心情:“時方輯諸家碑傳,搜羅舊聞,謂其有裨於實用也,日奮不能以已。”所以說編輯這類圖書,不僅有學術意義,對於政事的治理也不無參考價值。
錢氏收集資料,墓志銘、傳記及具有傳記內容的文字,都在網羅範圍之內,自雲“採集諸先正碑版狀記之文,旁及地誌雜傳,得若干篇”,整理編輯而成《碑傳集》一書。錢氏於道光六年(1826年)寫《自序》,時在北京,是開始編輯事務之時。他為搜求傳文,常於琉璃廠書肆索書回家,用子女幫助趕抄,抄迄送還,可見編輯之不易。後到廣東,乃至於晚年在開封,仍繼續蒐集資料,所以列女傳文以河南人為多。此書初無定名,或曰《百家獻征錄》、《五百家銀管集》、《湘管集》、《昭德文編》,至道光十六、七年,終以《碑傳集》為名。道光二十五、六年始將體例確定。
碑傳集》成書後沒有得到及時出版的機會,但是這是人們渴望讀到的書,所以對它傳聞甚多,如曾國藩在《國朝先正事略序》中所寫的:在道光末年聽說有此書,因請錢氏之侄錢應溥抄寫目錄,才知書的大概情形,到了同治初年,又獲知錢氏還有《先正事略》一書,即到這時曾氏也沒有見到《碑傳集》原書,因為它還處於手稿階段。光緒中,江寧布政使、貴州貴築人黃彭年與道員朱之榛立意刻印此書,並請江寧書局提調諸可寶主持其事,因原書為眾人所抄錄,分量又大,錢氏雖編輯用力甚多,但仍需要相當的加工量,黃氏與諸氏著力整理,再次根據類目調整某些傳文的編排,並付梓印刷,至光緒十九年(1893年)竣工,線裝六十冊,一代名著始與廣大讀者見面。此版卷首刻有諸可寶的《校勘記》和錢氏外孫瀋吉士的通訊,對此書的編輯和刻印過程敘述甚明。此書版本甚多,這裡再說一種,即靳斯標點本,中華書局1993年出版,十二冊,附有《人名字號索引》,其他版本待後與碑傳集續補諸書一併說明。
錢氏編書的體例,在《序》中說是“略依杜氏大珪、焦氏竑之例,以其時、以其爵、以其事,比而厭之,為若干卷”。就是說,他按傳主的爵秩官職、人生特點和生存的時代進行分類。類目分得很細緻,類下又根據需要區分以時段,具體是:宗室;功臣,內分瀋陽、國初、康熙朝;宰輔,內分開國、明臣、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慶朝;部院大臣,內分國初、明臣、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慶朝;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曹司;督撫,內分國初、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慶朝;河臣;監司,內分國初、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慶朝;守令,內分子目同於監司;校官;佐貳雜職;武臣;忠節;逸民;理學;經學;文學;孝友;義行;方術藩臣;列女,內分賢明、孝淑、節操、烈義貞潔合傳(婆媳、妯娌等)。編輯者對所選碑傳文的著者作了簡介,稱作《作者紀略》,還有《引用書目》,都刻於卷首,另有《附存文》、《集外文》。其所有類目,請見該書總目。
碑傳集》所記錄的人物,多達兩千餘人,而且什麼社會階層的人都有。從目錄里已可看出,上自宗室王公,下至方術列女,旁及遺民、藩臣,而以貴胄和各級官員為主,官吏里不僅分類細緻,且卷數繁多,達一百二十二卷,占全書的四分之三,其中宗室、功臣、宰輔、部院大臣、內閣九卿及督撫六類高官計有五十六卷,表明官員中的將近一半是達官貴人,然則下余的一半以上的官吏是中下級成份,而守令、校官、佐貳雜職等下層官員有二十六卷,為官員總數中的五分之一強。此外學術類的理學、經學和文學有十五卷,列女有十二卷,分量也不算小。總起來看,此書提供中下級官員的碑傳文數量當居第一位,提供的達官貴人的碑傳略居其次,學術人物和女子也有一定的數量,孝友(四卷)、義行(一卷)、方術(一卷)類人物多系平民,且有三教九流各行各業人物,只是數量不多,僅只六卷,不過多少也有出現,說明此書具有下層人物的碑傳文。藩臣最少,僅有一卷(三個人),是美中不足。要之,此書含有各種社會類型人物的碑傳文,是綜合型的碑傳文彙編,欲了解清人的傳記,不妨用此書一查。
此書編輯於道光朝,所收的碑傳文,是清朝開國期至嘉慶朝時期形成的文獻,傳主自然是清初至嘉慶朝的人(包括明臣而入仕清朝者或遺民),所以此書記錄的是嘉慶朝以前清朝二百年間人物的傳記,道光朝以後近百年間清人碑傳文,當求諸於他書,下面即將講到,請讀者耐心一候。
錢氏所收碑傳文,經過嚴格選擇,有內容相同的諸篇選擇其一,對見解不一的篇章則常予保留,以便讀者對照閱覽,傳主子孫的文字一般不取,而確實寫得好的也不排斥,誠如《序》中所說:“或一人之事,雜見他書者;同時之跡,及其子孫言行有可稱者,間為附錄,殿於本篇;或論一事而臧否不同,述一事而甲乙又不同,或推挹過當,或沿習忘反者,亦往往有之,自知言者觀之,固可考信而不惑也。要其大體主乎樂道人善,以為賢士大夫畜德之助。”錢氏表示他編輯此書的目的,是以善人善事濡染人之耳目,使人向善。本來碑傳文就只書善不書惡,錢氏教化人心之意原是向善的,再持此心選文,所選文字就是教化的教材了。今天不必管它的思想傾向,而要看它的敘事內容,看其是否提供傳主的生平事跡,是否能反映那個時代的一些風貌。從這個角度把握,此書提供大量的有用的原始資料。茲以卷104 《守令》中的劉鴻翱作的《劉青天大紳傳》為例,文章敘述長期任縣令的劉大紳清白為官,卻遭到罷斥的歷史。卷124《逸民》所錄的李元鼎撰《朱先生統墓志銘》,述說了明朝宗室朱統在明清易代之時的避世態度,不願受人重視,數度遷徙,最後逃亡山林,與僧衲為伍。再如卷148的《噶岱默特傳》(選自《回疆通志》),講了維吾爾人噶岱默特降清,參與平定準噶爾阿睦爾撒納部的歷史。此書沒有僧道類,但在卷末《附存文》收有秦瀛的《詩僧野蠶、碎琴傳》,反映塵世不得意的人憤而出家的歷史。
所選文章的作者,有五百六十餘人,為使讀者對他們有所認識,編輯者特製《作者紀略》,置於卷首,其編排以選文出現的先後為序,敘說作者生平,如“鄭文虎,字病也,秀水人,乾隆壬戌進士,官至左贊善,有《屯松閣集》。”這樣,《作者紀略》又等於五百多人小傳彙編。
所收碑傳文,有一傳主而有二三種文獻的,編者是作了選擇的,但是《清代七百名人傳》的著作者蔡洛冠在該書自序仍然批評《碑傳集》,“所收賅博,而少所甄擇,微病其雜。”有點不合實際。不過書的部頭一大,難於處處精當,惹人議論。
總之,錢氏《碑傳集》,彙編二千餘人的碑傳文,提供了清代前期和中期重要人物,乃至稍有特點的人物的傳記文獻,省卻讀者的搜檢之勞,且開了為清人匯集碑傳文的風氣,在清史文獻學上有特殊貢獻。

《續碑傳集》

繆荃孫編著,八十六卷,宣統二年(1910年)成書,當即有江楚編譯書局印本,為續錢氏《碑傳集》之作。
繆氏(1844-1919),江蘇江陰人,晚年號藝風。出身於詩書世家,光緒二年(1876年)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總纂,不屑官場的逢迎,得罪大學士兼掌翰林院的徐桐,離任,入湖廣、兩江總督張之洞幕府,主持江楚編譯書局,主講常州南菁、金陵鐘山等書院,充南京高等學堂監督、京師圖書館監督,晚年入清史館參加全書的設計及列傳的纂寫。他一生從事教育和著述,特別是版本目錄學和金石學的研究。著作宏富,有《南北朝名臣年表》、《近代文學大綱》、《藝風堂文集》、《藝風老人日記》、《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清學部圖書館方誌目》等書;署名張之洞作的《書目答問》,傳雲出自其手;另有《藝風堂友朋書札》,為其與友人的通訊集;主編的方誌很多,並主持《常州先哲遺書》的編務和槧刻。關於繆氏的生平,有其自撰的年譜,有夏孫桐作的《繆藝風先生行狀》,第二章介紹過的費行簡《當代名人小傳》亦有其傳,因其簡明而附錄於後。繆氏在清國史館時擔任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和隱逸五類傳記的寫作,是繼續阮元在史館的工作,這大約也是他後來從事碑傳集編輯的契機。
錢氏《碑傳集》的傳主生存年代至嘉慶朝截至,到了繆氏作書時代已經過了九十年,中間大事頻生,有關的人物傳記頻出,是以繆氏認為需要續纂錢氏之作,遂於光緒七年(1881年)開始蒐集資料,圖書文獻之檢索外,同時向名人後裔廣泛徵集碑傳文,歷經三十年而成書。所收作者三百五十九家,志書十六種,記錄道光至光緒時期的歷史人物一千一百餘人。
體例上遵循錢氏書,然根據清代後期的實際情況作了小的變動,體現在二級類目中,如功臣類下瀋陽功臣、國初功臣和宰輔類的開國宰輔、明臣宰輔概行取消,因這些類目的內容到清代後期已無從出現;藩臣類改稱“外藩”,後加“客將”一目(因清朝鎮壓太平天國才產生利用洋將的事情,故有此目的增設)。將經學和理學二類合為“儒學”一類,列女類下加“辨通”一目。計分二十二類,為宰輔、部院大臣、內閣九卿、翰詹、科道、曹屬、督撫、河臣、監司、守令、校官、佐貳雜職、武臣、忠節、藩臣、客將儒學、文學、孝友、義行、藝術、列女。在宰輔、部院大臣、督撫等類中,又按朝年區分為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小類。具體到人物朝年的確定,以其卒年為準。
繆氏對所選文章持謹慎態度,抱著“借名人之文字,即以存名人之事跡”的目標,不改動人家的文章,發現有誤失的,或作夾注說明。對列女傳的選擇尤其嚴格。他把自己給人寫的碑傳文,有的也選了進來,不是為己身存不朽,而是為了尊重傳主,保存其史料。他在傳主的分類上,自己感到有混亂的地方,如將護理督撫的傳主列入“督撫”類,而將署理督撫的人又沒有列入,卻放在“監司”類,有人應入“九卿”而列進“文學”,應進“文學”的又入了“忠節”。他自我責備是自亂體例,其實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他還給乾嘉名人蒐集了碑傳文,集成十四卷,原預備附在書內,因故未能刊刻,甚為可惜。以上所敘,多據其《自序》,茲將其附後,供讀者閱讀方便。
所選碑文,多有實際內容,令讀者閱後能獲知傳主的主要行事,如卷四十二《守令三》的楊兆杏傳,有兩份,一為易燮堯作的傳,雲楊氏輾轉各地任縣令,行惠民實政及論為官之道;另一為彭崧毓撰的家傳,比易作多敘述楊氏的家世,又寫作清官而被彈劾罷任,流露出對弊政的不平之意。茲將兩文附載於次,以見選文的一般情形。卷46《校官》的《書豐縣訓導趙君事》、《寶應縣訓導張君墓志銘》,寫卑官縣學訓導趙氏、張氏的盡職盡責。卷85《列女·辯通》寫秀女的指斥時政,除表現幼女的機辯,讀之對清末敗政及民間的不滿情緒均能有所了解。
對所選文章作者作《撰人小傳》,以介紹其生平。這種作法與《碑傳集》一樣。

《碑傳集補》

閔爾昌輯錄,六十卷,成書於1923年,1932年梓刻。
閔氏,江都人,清末入袁世凱幕,民初為總統府秘書,後為北京輔仁大學文學系講師。長於經史,善作詞章,對人物年譜頗為注意,這應當對其彙編《碑傳集補》有密切關係。著述不少,有《雪海樓詩存》、《雷塘詞》、《江子屏年譜》、《王伯申年譜》、《王石曜年譜》等。他鑒於人物的傳記總在傳主身後的若干時日才會陸續產生,因此繆荃孫所輯的清代晚期人物的傳記,在繆氏編輯時尚未出現,而後才相繼問世,因而有續編的必要和可能,閔氏為此花費十年功夫蒐集資料,以補續編的不足。
體例上與錢氏書、繆氏書相近,稍微有所增損。宗室、功臣、藩臣、客將四類皆取消;增“使臣”、“疇人”、“黨人”、“釋老”四類,立“使臣傳”,是因使臣為晚清始設之官,應予增添,而列“疇人傳”,是學的阮元羅士琳的作法;將理學、經學分為兩類,是恢複錢氏方法;列女傳中取消繆氏的辯通一目,而增“母儀”;又有卷末《集外文》。其作書緣起及體例,具詳其《自序》,茲附錄於後。閔氏保持正編、續編的特點,為所選文章的著者纂寫小傳-《作者紀略》。
此書所收傳文的傳主,頗有一些同光以前的人物,如卷四十四文學傳中,有明清之際的錢謙益金人瑞(聖嘆)、龔鼎孳等,卷五十六的羅聘、卷就的尹會一母李氏等等。
全書擁有八百一十五位傳主,所提供的傳文都作了選擇,比較成功。現選錄幾篇於次,請讀者對選文作出判斷。卷八有黃彭年撰《西漚先生墓志銘》,寫進士、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李惺伯在家庭為孝子,在鄉里助親鄰,不樂榮達,而任教於書院的淡泊一生。卷十三《使臣傳》收有薛福成、何如璋、楊儒、黃遵憲和許珏五人傳文,馬其昶所寫《清故出使義國大臣許公墓志銘》之傳主許珏,在使臣中並不出名,然讀這篇傳文後,對其人的立身行事有深刻的印象。卷末收有楊守敬、詹天佑劉師培等傳,陳衍作《楊守敬傳》,對以“楊圖”著稱於後世的地理學家楊守敬的歷史交代甚明。

《碑傳集三編》

汪兆鏞編輯,五十卷,又卷首一卷。筆者閱讀汪氏的《微尚老人自訂年譜》,知其生活在清末民初(生卒年1861年-1939年),一生坎坷,卻對亡清法自內心的懷念。他是廣東番禺人,光緒十五年(1889年)中舉,並沒有能夠走上官場,為人作幕客,生活拮据。取齋名“微尚”,大約是表示崇尚微子啟的氣節,這就成為他選擇《碑傳集三編》傳文的一個標準。汪氏處幕,為幕主作文,又勤於治學,後半生尤其如此,所以著述豐富,有《孔門弟子學行考》、《晉會要》、《微尚齋雜文》、《微尚齋詩》、《澳門雜詩》、《嶺南畫征略》、《番禺縣續志》、《廣東遺民錄》等,這後一部書,張爾田在為其寫的墓志銘中說是汪氏的“自寓”,即其以清異名自居。茲將張氏之文附於後,以便讀者明了汪氏的歷史。汪氏晚年定居澳門,從事《碑傳集三編》和《椶窗雜記》的編著,彌留之際委託友人審定,足見其對彙輯《碑傳集三編》的重視和審慎。
汪氏佩服錢儀吉繆荃孫的編輯業績,所以本著這兩家宗旨,續作第三編。本來在他編輯過程中,見到閔爾昌的《碑傳集補》,閔氏之作應當是三編,他再編,該是第四編了,而卻自居三編,將閔氏之作排除於外。他認為閔編選文不慎,“采及時流,以媚濁世”,不足計數,因此不論閔編選文如何,他按照自己的設計進行選編。汪氏主旨是要將光緒宣統時期的人物傳文選好,適當補充錢、繆二氏遺漏的文章,所謂:“期於光宣以來,數十年政治之流遷,人才學術之隆替可以考鏡;往昔名流,為錢繆所遺者,亦補輯一二。”具體說是做了四項工作,一是訂偽,有的文獻對歷史人物記載有誤失,汪氏發現有正確記錄的文章,就把它選擇進來,以抵制荒謬記載的流傳;二是補遺,就是對正續編缺漏的人物傳記文加以補充,如杭世駿翁方綱朱筠吳榮光鮑廷博舒位孫原湘等國史館它傳記的人,不能在碑傳集中有遺漏;三是參證,有的不是碑傳文,但有傳記文所不記載的事情,應當把這類文章收入,有與傳記文互相參證;四是續纂,是將死於《清史稿》成書之後的人,依照其人在清朝的社會角色,將其傳文編入書中。以上所敘汪氏編書的設計,見於他的《自敘》,茲附於後,也請讀者一閱。
與此編選原則相適應,基本上遵循錢繆分類法,不同的是創設“算術”、“獨行”二目,前一目收集與科學有關的人物傳記,後一目大約是汪氏遺民觀念的產物。
“三編”與前幾編一樣,備有《作者紀略》,使此類書籍保持一慣作風。
汪氏所選傳文究竟如何,茲舉數例以明之。嘉道時期名宦阮元,清人為他寫作的傳記文很多,筆記中關於他的逸聞趣事也不少,“三編”卷一有《阮文達公逸事》,並非一篇完整的文章,而是從《南海縣續志》、《番禺縣續志》選取的阮元三段故事,另有汪氏所寫的阮元在廣州允許進口西洋米的文字,這幾篇短文合在一起,給人一個鮮明的印象,阮元在廣東做了不少好事,如此選文,反映人物與地方關係,有獨到之處,詳情見原文複印件。“三編”卷二十選有《誥授光祿大夫前新疆布政使陳公墓志銘》,此文寫傳主陳際唐讀書時代關心經世之學,初理地方事務即顯示出從政務實的才能,後任職新疆,斯時此地靠內地錢糧接濟,而內地財政狀況又很不好,不足依靠,陳氏乃力謀自濟之道,使藩庫貯銀大增;清亡,僑寓天津,主持廣仁堂,辦理善事。民國時期北方有位藏書名家傅增湘,筆者早有耳聞,但不明其根基,及至讀到“三編”卷二十七吳汝綸撰的《江安傅君墓表》,始知其祖傅誠,於太平天國戰後,任佐貳雜職於江南,社會經濟不景氣,人們拋售圖書,傅氏事冗俸薄,然而節衣縮食,購書讀書,藏書逐漸多了起來,後來到天津,吳汝綸見他“僦居斗室”,“蓬頭敝屣”,一面教幾個學童,一面研究學問,而後來諸孫得以發跡。其根源就在於聚書力學。“三編”卷四十六《史苓賓先生傳》,寫傳主是江蘇陽湖人,青年上遇太平天國戰亂僥倖逃生,因而無意於仕進,致力於文詩,辛亥革命後,聽到有人指責清朝,必然憤恨不平地與人爭辯。這是汪氏藉此文抒發自身感情了。

碑傳集的版本

關於清人的四部碑傳集,每一部都有其價值和使用的方便,但是若作有清一代的總體檢索,則要把這四部書一一找來,必費尋覓之力;設若查找這四部書斷限時代的人物,如嘉道之際、同光之際,不知是在哪一部書里?是正編還是續編,抑或是續編與補編、三編?要解決這類不便,最好是將這四部書匯刻在一起。近人深感於此,連續出了三種合集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印的《清代碑傳全集》,包含錢氏、繆氏、閔氏和汪氏四種書,繫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陳金陵等編輯,十六開本,每頁分三欄縮印,計二冊, 1987年發行。編者對原書作了校勘,刪去“三編”的六十六篇,免去與“補編”的重複。編者製作了《姓名字號索引》,將四部書的傳主混合編碼,以便讀者迅速查到傳記所在的頁號。這個索引姓名為主,字號作參見條目,檢字採用四角號碼編排法。索引附有四角號碼筆畫對照表,便利讀者使用不同方法檢索。詳見索引的《凡例》和《筆畫索引》。
《清代碑傳全集》問世的次年,即1988年,上海書店出版《清碑傳合集》,也是十六開本,每頁分上下兩欄影印,分裝五冊,計四千四百五十頁。第一冊、第二冊為錢氏書,第三冊系繆氏續編,第四冊是閔氏之補作,最後一冊為汪氏書。前面關於各個碑傳集傳文的複印件,大多數是據這個本子複印的。這個本子頁編有《人名索引》,檢索方法與古籍出版社的索引不同,系以姓氏筆畫為序。
台北文海出版社的本子。該社編輯並印行《中國名人傳記叢編》,將清人的四部碑傳集全部收入,並放置在一起,編成總目。分裝四十四冊,即正編十二冊(1- 12),續編十冊(13-22),補編十而冊(23-34),三編十冊(35-44)。制有人名、字號、諡號索引,依姓氏筆畫編排;其對人名索引的製作頗下功夫,在人名下力求注出生卒年、字號、籍貫、旗籍、諡號,女性的丈夫姓名,對不知生卒年的則註明朝年。有了這樣的說明,對區別同姓名的人特別有益,入康熙朝有兩個做過兩江總督的于成龍,一個是漢軍旗人,一個是山西永寧人,不作這類說明,要找漢軍于成龍的傳文,可能翻閱的卻是山西于成龍的傳記,豈不費事,有了文海版的索引就不會發生這類問題了。詳見附錄。
清代碑傳匯集本的行世,在兩方面便利了讀者,一是有清一代人物碑傳文的全本,令讀者覓書方便;二是備有索引,且檢索方法多種,使讀者能夠利用其熟悉的方法迅速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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