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忠吉

畢忠吉(約1636-約1688),號鐵岩,晚號鐵嵐,一號淄媚。他生於明崇禎九年(1636),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天資過人,幼年即熟讀《五經》及故辭,秉性聰穎。清順治十四年(1657)成為舉人,清順治十五年(1658)進京殿試,中進士。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康熙元年(1662)任常州府推官。後升刑部主事,晉員外郎。康熙十六年任蠡縣事,後升任主政。康熙二十年(1681)曾任順天鄉試同考官,明年會試同考官,工部郎中。二十四年(1685)以僉事督學貴州。任滿授雲南布政司參議,一攝糧儲道,再攝鹽驛道。年五十五歲卒。同清初傑出詩人、學者、文學家—王士禎,為同期進士。

基本介紹

  • 本名:畢忠吉
  • 字號:字致中
  • 所處時代:明朝
  • 出生地:山東益都金嶺鎮人
人物生平,主要成就,個人作品,

人物生平

畢忠吉,他生於明崇禎九年(1636),自幼天資過人,秉性聰穎。其祖父和父親均為鄉賢名人,少承家學,飽讀詩書,尤喜《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和秦漢文學。十四歲即補縣學生,深得先生器重。參加鄉試、會試,均以優異成績取中,清順治十四年(1657)成為舉人,清順治十五年(1658)進京殿試,中進士。
23年的官宦仕途,他清正廉明、體恤民情。康熙元年(1662),初任江南常州府推官。任職期間,對歷任積壓下來的重案文書,重判快決,大快民意。特別是他審時度勢,大力整頓漕政,充分顯示了他過人的施政能力。清代的漕糧征派與解運自產生之時起,便蘊涵著制度性弊病,使得背負這一負擔的百姓苦不堪言,再加上掌管漕運的滿族押運武官又桀驁難制。畢忠吉對那些作弊和魚肉百姓者堅決繩之以法,決不姑息,曾惹得眾多滿族武官到其官署前大聲吵鬧。當時,同僚和屬下都勸他遷就,但他慨然而言:“我看重的是國家綱紀、百姓辛勤勞動所獲糧米,我自己的官職有什麼可惜的!”於是上奏巡撫,核定違紀與滋事者之罪,並更換得力官員督運漕糧。旋因父母病故,丁艱歸里。康熙十六年(1677)起復為直隸府蠡縣知縣,在任期間,革除雜稅,稽查隱田,解脫百姓困苦,政績赫然。經朝廷考核,擢升刑部湖廣司主事,覃恩授承德郎;繼升貴州司員外郎。
康熙二十年(1681),畢忠吉充任順天(今北京地區)鄉試同考官,越明年,為會試同考官,“得人最盛,狀元蔡升元即出其門。”不久,晉升工部屯田司郎中,“監督兩窯,罷陋規差竣,諸工商刻石頌德。”一屆任滿,康熙二十四年(1685)升按察使司僉事,並任貴州提督學政。任滿,又升任雲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永昌道,先是掌管糧儲道,繼而兼管鹽驛道。清代的雲貴地區,實屬偏遠之地,由於山路阻斷,交通不便,百姓疾苦之狀,更為慘戚。因此,他在掌管鹽驛道時,自己嚴格遵循禮法,決不以權謀私,地方饋贈,分文不收。關注民生民情,對百姓深懷體恤之心,全力為之削減超過納稅能力的額徵,抑制重複收稅項目。屬下若有不遵法度、胡作非為、勒索百姓者,一定嚴懲不貸;而對政績優秀者,則盡力薦舉於上司,使其得到升階。
他還是一位勤於立言的學者。在赴雲南途中,畢忠吉模仿酈道元《水經注》寫法,寫成遊記文集《滇南記》和《詩稿》各一卷(原有稿本、抄本行世,可惜今已亡佚)。另撰有《太乙立成歷》五卷五冊。他還曾與人合作評註《杜詩註解》(唐代詩人杜甫撰,明代顧宸著),現西北大學圖書館就藏有唐杜甫撰、明顧宸著、清李壯、畢忠吉評註的《杜詩註解》十七卷本。系康熙二年(1633)辟疆園刻本。對杜甫之詩,畢忠吉讚不絕口,“予觀唐三百年,以二律並稱,擅長者獨子美一人,供奉長於五而短於七”;對杜甫的近體詩,畢忠吉稱讚曰:“有時藻贍精工,有時橫厲悲壯。”(《辟疆園杜詩註解序》)他為什麼特別喜歡杜甫的詩呢?因為杜甫的許多詩文通過生動的敘事和描寫,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帶來的征戍之苦和農村的凋敝,字裡行間充滿了這位現實主義詩人對人民的同情。聯繫畢忠吉一生為官勤篤,廉潔愛民,深得民意,其原因不難理解。
畢忠吉喜歡藏書,家有藏書樓曰“慎貽堂”,藏書甚多。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畢忠吉終因積勞成疾,卒於任上,享年57歲。此時的畢忠吉“宦囊蕭然,同官經紀其喪以歸”,卻贏得了雲貴民眾的尊崇,“滇人臚其政績,入祀名宦祠”,後入鄉賢祠。回家鄉歸葬後,鄉人為了紀念他,又立專祠,祀於其里,私謚曰“勤惠先生”。

主要成就

清抄本《慎貽堂書目》現藏國家圖書館,為海內孤本。通讀並查考此書目後,我們發現,它不但是研究山東著名藏書家劉喜海、畢忠吉以及山東文獻的重要書目,而且還為研究著名文學家蒲松齡、李漁提供了寶貴資料。

個人作品

畢忠吉一生喜歡收藏書畫,而且所藏書畫宏富。他在家中建了座藏書樓,並以堂號“慎貽堂”冠名,廣泛收藏書畫,以資後人和鄉里弟子。因為在這位從小受到嚴格的親職教育和詩禮承傳的薰陶,通過科舉踏入仕途的官宦看來,與其為子孫留下所謂的家業,遠不如留下萬捲圖書。
畢忠吉曾為“慎貽堂”藏書樓所藏書畫編有總目,但已亡佚。十分值得慶幸的是,今國家圖書館所藏海內孤本《慎貽堂書目》乃這一書畫目的節抄本,其學術價值自不待言。山東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的包雲志先生通讀並查考此書目後認為,“它不但是研究山東著名藏書家劉喜海、畢忠吉以及山東文獻的重要書目,而且還為研究著名文學家蒲松齡、李漁提供了寶貴資料”,並撰寫《孤本〈慎貽堂書目〉查考記》一文詳細論述這一清抄孤本的價值。國家圖書館所藏《慎貽堂書目》系畢忠吉藏,劉喜海、劉如海校抄。
劉喜海(1793-1853)字吉甫,號燕庭,山東諸城人,是清代著名政治家、書畫家劉墉的侄孫。嘉慶二十一年(1816)中舉,官至四川按察使,陝西、浙江布政使。其精心博古,好搜奇書,是道光和鹹豐年間著名金石學家、古泉學家、藏書家,對古籍善本不惜重金購求,一生主持校抄書目一百多部。劉如海,原名劉雯,字子章,號爾文,一生布衣,子女又多,家境頗為窘迫,為劉喜海抄書,以此養家,《慎貽堂書目》即他76歲時所抄。
《慎貽堂書目》共收書387種,分為經類、國小類、正史類、編年類、故事類、傳記類、職官類、儀注類、刑法類、姓氏類、地理類、諸子類、數術家類、雜藝類、類書類、醫書類、別集類、詞曲類。劉喜海在《慎貽堂書目》前有一說明:“本是書畫目,今刪其畫不錄而書則檢載之,非依原本也。”《慎貽堂書目》不僅刪原目畫,而且書也不是照抄,只是“檢載”。怎樣“檢載”呢?劉氏在書後也做了說明:“右所載多近人不甚著名之小集,以其難得故備錄,而原目之甚易得者,如李杜全集之類概不錄。”
根據《慎貽堂書目》所抄,可以看出畢忠吉所藏圖書對文獻學的貢獻,主要在五個方面:
一是收藏了很多稀見著作,為後人研究散佚文獻提供了線索。其中既有撰著者有名或比較有名,但書不為人知,被各書目脫漏的;又有書不為人知、撰著者也不出名的;還有其他書目有著錄但書已亡佚的。例如,宋芮作舟、吳銳《國小群言析衷》六卷,清喻成龍《集聖訓》一卷,清倫品卓《修白鹿書院便覽》一卷,陶原良《四書千古定本》四十卷,周龍甲《警士鐸》一卷,等等。
二是收藏了許多山東先賢的著作,為山東的文獻學研究豐富了內容。書目收錄山東先賢著作60種,其中18種已被《山東文獻書目》收錄,而未被收錄,像大家熟悉的先賢明馮惟訥《詩紀》一百五十六卷,明鐘羽正《司空道稿》二卷,清趙執信《孫中郎傳》一冊,清高珩《何思先生傳》一冊,清畢忠吉《太乙立成歷》五卷,清葉先登《顏神鎮志》五卷,等等。
三是收藏了很多與自己居官地有關的著作,為研究雲貴地區的風土人情增添了寶貴資料。例如,畢忠吉康熙元年至康熙四年任常州府推官,他收藏的書中有常州人唐鶴徵《武進縣誌》八卷,錢一本《日啟新齋像抄》六卷,楊兆魯《閩南紀事》二卷,等19種。又如,畢忠吉康熙二十四年曾任職貴州、雲南,《雞足山志》的撰著者范承勛時任雲貴總督,並曾對畢忠吉有過嘉獎,此書很可能是那時收藏的。
四是收藏了很多為官山東的外籍人著作,為研究當時山東官師志保留了巨大財富。《慎貽堂書目》中收在山東做官的外籍人著作達37種之多。例如,任弘烈《泰安州志》四卷(明萬曆三十年泰安州郡守,山西長治人)、張鵬翮《敦行錄》二卷(康熙二十三年任繆州鎮總兵,四川遂寧人)、周昌《從戎筆記》一卷《明心奏稿》一卷(康熙十七年知山東登萊青道,湖北鐘祥人)、徐從治《奏議紀略》二卷(累官濟南知府,浙江海鹽人)、呂坤《居官必要》八卷(山東布政使,河南寧陵人)、嚴曾榘《蒲台縣誌》十卷(康熙二十五年山東巡鹽御史,浙江歸安人)、孫元衡《新城續志》二卷(康熙三十二年知新城縣,安徽桐城人),等等。
五是收藏了很多對於研究薛鳳祚、蒲松齡、李漁有著重要價值的著作,這也是其對文獻學最重要的貢獻。與畢忠吉同為金嶺鎮人的薛鳳祚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天文學家、數學家,他刻苦學習,嚴謹治學,集眾師之長,盡得西學歷算之精要,以一介布衣,其著作卻有四部收入《四庫全書》,7部被《清史稿·藝文志》著錄。他是一位數學家,其《天步真原》在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被稱為“中國第一部使用對數的中文書”,而其“《比例對數表》是中國最早的對數表及其討論”,因此被歷代學者、志書和研究者盛讚為“清朝算學第一”、“一代疇人之功首”;他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天文學家,為在中國首先傳播和介紹哥白尼“日心說”和引進西方宇宙天體理論作出了貢獻,其《天學會通》同樣被李約瑟稱之為“一部融合中西天文學的中文書”;他還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通識性科學家,對星象、水利、地理學、物理學、音律、軍事、醫學均有研究與實踐。然而,學界對薛鳳祚科學思想研究一向薄弱,這與薛鳳祚在科學史、文化史上的地位極不相稱。《慎貽堂書目》收錄薛鳳祚《河防輯要》八卷、《寄寄齋隨筆》一卷,正為近年悄然興起的薛鳳祚研究“雪中送炭”。蒲松齡(1640—1715),清代著名小說家,字留仙,號柳泉,山東淄川人,除代表作《聊齋志異》外,尚有《聊齋俚曲集》、《日用俗字》、《農桑經》、《藥崇書》等著作。《慎貽堂書目》收錄高珩《何思先生傳》、《金剛經大義》、《延陵寶墨序》(均未見其他著錄)。高珩(1612—1697)字蔥佩,別號念東,自號紫霞道人,與蒲松齡同里。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歷任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事、吏部左侍郎、太常寺少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刑部左侍郎致仕。他告假家居期間,與蒲松齡交往甚厚,是第一個為《聊齋志異》作序之人。《慎貽堂書目》收錄唐夢賚(1628—1698)《志壑堂集》四十四卷等各類著作11種。唐夢賚,字濟武,號崗亭,別號豹岩,與蒲松齡同里。順治六年(1649)進士,為庶吉士,後授秘書院檢討,罷官歸里時,年僅26歲,此後40餘年,優遊林下,閒居鄉里,與蒲松齡一起出遊唱和。他讀書廣博,為文賦詩,著作很多,頗有名望,是第二個為《聊齋志異》作序之人。研究浦松齡是必須研究他的兩位“知音”高珩和唐夢賚及其著作的。蒲松齡32歲從江蘇寶應縣辭去幕僚歸鄉後,曾在明代戶部尚書畢自嚴家——今山東省淄博市周村區西鋪村設帳教學。當時畢自嚴已經去世,請蒲松齡“出山”任教的是畢自嚴仲子畢際有。《慎貽堂書目》收錄畢際有《淄乘徵》、《存吾集草》。畢際有(1623—1693),字載績,號存吾,明末蔭為貢生,於清順治二年(1645)拔貢入監,考授山西稷山知縣,升江南通州知州。畢家時系名門望族,家裡藏書甚多,與社會名流交往也很頻繁,這對蒲松齡是有很大影響的。蒲松齡在畢家坐館30餘年,大部分論文、雜著,《聊齋志異》的大部分篇章,都是在畢家寫的。畢際有對蒲松齡非常友好、器重,蒲松齡也把館東畢際有引為知己。畢際有的詩文集《存吾集草》(五卷一冊)中肯定有不少內容涉及蒲松齡,對於研究蒲松齡彌足珍貴。李漁(1610—1680),字笠鴻、謫凡,號笠翁,浙江蘭溪人,別號湖上笠翁,是我國明末清初著名文學家、戲曲家。他多次參加鄉試皆落第,但他衷情於詩文、史學,尤其是戲劇創作與理論,成就卓越。他的代表作《閒情偶記》,既有戲曲理論,又涉及絲竹歌舞、房舍園林、家具古玩、飲饌調治、養生康健,被譽為古代生活藝術大全,對後世文人影響很大。他於清滅南明小朝廷以後回到家鄉,蓋茅屋,置田地,過了三年農圃生活。這段生活對他後來形成系統的園林建築理論有很大影響。畢忠吉所藏《農圃春秋》一書,應是反映這段生活的真實記錄。而此書在《李漁全集》中未收,年譜中亦不見記載,而且各種書目均未著錄。研究李漁,不得不閱讀《農圃春秋》。
對後世影響:
畢忠吉“慎貽堂”藏書樓的上萬卷藏書,不僅使他獲得了清代山東省著名藏書家的桂冠,更有意義的是使他的兄弟和子侄、孫輩如魚得水,“沉浸濃郁,含英咀華”,盡情地遨遊在知識的海洋里。自此,畢忠吉一門在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多有子弟科舉有名,自然是得益於重視教育、學業因襲,即家庭通過家學、家規、家訓以及各類蒙學教材,向每個子弟灌輸忠孝禮義等倫理綱常,鼓勵和引導子弟走讀書應舉、科名仕宦的道路。
繼畢忠吉之後走進仕途的是其長子畢曰澪(1653—1723),字劍津,康熙中由貢生任直隸(今河北)順德府任縣知縣,覃恩封文林郎。繼其父遺風,操守清正,長於詩文,著有《滇遊記》一卷、《附記》一卷、《蒼洱小記》一卷和《游西湖》一卷等著述。另一位進入仕途的是畢忠吉之侄、武舉畢晉吉之子畢曰湜(1683—1744),字清涵,清雍正五年(1727)進士。曾任山西太原府祈縣知縣,覃恩授文林郎,行取吏部驗封司主事,覃恩進階奉直大夫。
畢忠吉一門,還有他的兩個弟弟一個侄孫中舉。即畢謙吉和畢晉吉分別於康熙二十年(1682)和康熙三十五年(1697)中武舉,畢曰湜之子畢菖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中舉。畢謙吉(1647—1720),字銕山,中舉後,接受朝廷任命候選守府,成為武將;畢晉吉(1649—1704),字暘谷,以子貴,贈文林郎、山西太原府祈縣知縣,再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主事。畢菖,字其五,未入仕。
畢忠吉兄弟和他們的子孫、重孫五代,除殿試甲科入仕和鄉試中舉外,尚有貢生、監生、廩生、武生、庠生等24人。這與詩書之家世代承傳,自幼習儒,激勵學問,書香綿延的氛圍不無相關。其中,畢曰澪長子畢海正,字秋嶼,任寧陽縣訓導;三子畢海棆,字叔喬,著有《文稿》一卷,《叔喬遺詩》四卷。畢海棆長子畢右宣,字子陽,覃恩欽賜修職郎。畢海正三子畢右耒子畢啟堉,又名畢龍驤,一生痴迷詩歌。嘗手錄生平所作,曾經把自己的詩作寄給當時著名學者錢大昕為之刪定,可是不久錢大昕病逝,於是詩稿亡佚。畢啟堉侄子畢家嶟,字會一,號亦山,著有《文稿》一冊、《詩稿》一冊。
金嶺鎮,於唐朝建村。到明清時,村落規模不斷擴大、人口不斷增多,漢回兩族團結和睦,商業興隆,經濟富庶,民俗好學成風。尤其是畢家的藏書樓,遠近子弟前來借閱者絡繹不絕。受畢忠吉及其一家的影響,興辦家塾教習弟子讀書,學風盛行,書香門第者尤多,讀書人從小受到家庭的薰陶,有良好的文化基礎,應變能力強,因而應試科名,往往比別的士子更容易獲得成功。正因為學風濃郁,入學人數大大增多,受教育的範圍不斷擴大,整體文化水平自然不斷提升。這是令其它相對規模小、人口少的村落企望而莫及的。歷數在畢忠吉之後湧現的清代歷算家薛玉書、名醫馬印麟(回族)、留學日本後任縣令的王懷周(回族)等,均得益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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