璽文

璽文

璽文——專指玉璽或印章上的文字 在中國古代只有歷朝的皇帝才能持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璽文
  • 外文名:Seal,
  • 別稱:璽印,符璽
璽印起源說,璽印起源辨,史前玉璽考,結語,

璽印起源說

中國璽印起源於何時?古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細究之,大體可有四種觀點:一說始自史前的三皇五帝時代,二說始於夏商時代,三說始於春秋戰國時代,四說源於國外的古印度印章。
  
第一種說法
即璽印始自史前的黃帝或堯舜的說法,出自東漢時的兩本緯書《春秋斗運樞》和《春秋合誠圖》。如《春秋斗運樞》曰:“黃帝與大司馬容光觀,鳳凰銜圖置黃帝前;黃帝得龍圖,中有璽章,文曰:天皇符璽。”又曰:“舜以太尉受號,即位為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至於中月,與三公諸侯臨觀河洛,有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入水而前去。圖以黃玉為匣,如櫃,長三尺,廣八寸,厚一寸,四合而有戶,白玉檢,黃金繩,芝為泥,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五字,廣袤各三寸,深四分,鳥文。”《春秋合誠圖》則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為匣,長三尺八寸,厚三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本書稱上古“璽印”皆為“符璽”。
第二種說法
即璽印始自夏商時代的說法,古有文獻提及,現代又有一些專家予以論證。如古籍《逸周書?殷祝篇》:“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座。”此種說法因《逸周書》的真偽而沒有定論,有人說此書出自晉代,疑為後人偽作,但也有人說此書確為周代信史。然公認的東漢信史《後漢書?祭祀志》也說:“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奸萌。”明確說出夏商周“三王”時“始有印璽”。但這是古籍的說法而已,至於“印璽”的實物卻一直未見。據傳20世紀30年代河南安陽殷墟出土了三枚銅璽,1940年被古文字學家於省吾先生刊布於《雙劍誃古器物圖錄》中,並考證這三枚銅璽為“商璽”。後經董作賓、李學勤諸先生進一步考證,確認為最早的“商璽”。
第三種說法
即璽印始自春秋戰國的說法,為現當代一些璽印研究專家的觀點。此派論者如羅福頤、錢君陶諸先生認為,“璽印”是春秋戰國時代社會變革的產物,列國紛起之後,作為國與國之間政治和商貿活動的憑證信物,“璽印”才應運而生。此說援引《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事亦見於《國語?魯語》:“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逆,追而與之璽書。”論者還引《周禮?地官》:“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貨賄用璽節”;並說這是“璽”字首見於“信史”,所謂殷墟“商璽”,應為商代“族徽”,並非“璽印”。如漢蔡邕《獨斷》也說:“璽者,印也;印者,信也。”似乎“璽印”就是“印信”。此種說法列舉戰國出土的“封泥”和“銅璽”作為論據。
第四種說法
即源自國外的說法,是比較國內外印章的出現時間而言。印農《中國印》說:“中國古璽的起源,就現存的實物而論,當在商末周初。……大約在紀元前一千三百多年以前,華夏祖先就開始使用印章,並表現出璀璨豐富的印章文化,而在世界各地印章文化都伴隨著社會文明的形成一同產生髮展,在美索不達米亞、西亞北部、古埃及、古印度與波斯灣地區,他們最早印章的出現還早於中國三千多年。”相對於春秋戰國的“封泥印章”,乃至“商璽”,而國外“印章”的出現,實在是太早了。大約在公元前2600年,即距今4600年前,古印度的哈拉帕文化遺址發現了1755枚石質印章,可謂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印章”,比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早了2000年,比商代也早1000年。所以,此派說“印章”源於國外,從西域傳入中國,這實在令號稱文明古國的中國汗顏,公元前2600年,相當於中國的“五帝時代”晚期,雖然“緯書”說此時的堯舜、甚至更早的黃帝已有“符璽”,但畢竟沒有實物佐證,可信程度似乎不大。

璽印起源辨

綜觀以上四種說法,雖各有一定道理,但仔細研究也都有不足之處。
第一種說法
道出了璽印起源甚古。語出漢代《緯書》,也算較早的“符璽”記載,至少在漢代已知傳世甚久而不可考,因而上溯至三皇五帝。而幾種書均稱之“符璽”,與後代所言之“印璽”迥異,似有一定根據。因系“天帝符璽”,不免附會上“黃龍負圖”、“鳳凰負圖”,以證受命於天,這在當時亦屬正常。但此說在現代看起來,似乎有點迷信色彩,可信度也就打點折扣了。
第二種說法
可信度較強,但也有不足之處,即所謂“商銅璽”印面所刻類似圖案,不太象文字,硬說是“璽印”有點勉強。而且,由字源看“璽”為玉字偏旁,初期的“璽”應為玉石製品。還有“土”字旁的“壞”和“玉”字旁的“珎”,說明古“璽”應有陶土和玉石質的,好象新石器時期就有“璽”了。至於銅質的“璽”,一般鑄刻為“鉨”或“鉩”、“鈢”,實為商周青銅時代製品。相對於新石器時期的玉石質的“珎”或“璽”,此青銅“鉨”當為後起之物,“商鉨”之前還應有更古之“璽”,只是目前尚無證物罷了。
第三種說法
雖有“封泥”、“戰國印”實物為例,但將春秋戰國“印璽”定為最早的“璽印”,即把“印璽”的風行期視為“璽印”的誕生期也有些不妥。原因是論者的觀點有點偏狹,即認為“璽印”的功能僅在於用作外交或貿易“憑證”。固然,春秋戰國以後,“印璽”多用作列國之間政治經貿活動的憑信,但此前的原始宗教和氏族宗法盛行的上古時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定公三年》),“璽”是作為標誌氏族圖騰和權威符號的“符璽”,其功能主要用於祭神祀祖的禮儀活動,其次用於天子徵召諸侯的朝覲和征伐活動,即代表神權和王權的所謂“符璽”,而非後世列國之間作為信用憑證的“信璽”。兩者的明顯區別在於印文形態上,春秋戰國時期用於“封泥”的“印璽”,或秦漢後的“印章”,印文均為反字,抑蓋出來才是可識的正字;而“符璽”,或用於祭祀,或用於隨葬,或用於徵召,均是作為象徵神權之物,而絕不用於抑蓋印信,所以印文均為正字。古玉璽的印文,如同古銅器上的銘文,純粹是為了“銘刻紀念”,《禮記?祭統》說得清楚:“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
到了春秋以後,宗法權威減弱,天子地位下降,列國各自為政,各國之間為取信於對方,不得不借用“印璽”作為憑證,先是抑蓋於竹書的“封泥”,後又印蓋於布帛和新發明的紙張上。於是,隨著用途的改變,印文也變正字為反字了。所以,我們不能用春秋戰國以後“印璽”的用途反推否定以前“符璽”的存在,更不能據此論證“璽”源於春秋戰國時代。迄今所見春秋戰國璽印,其印面多為鳥、獸、蟲、魚形象,即後人所稱的“肖形印”,其印紐也往往是動物類的“獸紐”,這些造型並非現代人心目中的藝術形象,而是古時崇祀的象徵先祖神祗的“圖騰”。這些“圖騰符璽”並不用於抑蓋印信,而是用於祭奠或佩帶,以祈佑或辟邪。此類“符璽”後代也稱為“神印”,特別是道教中多用作表達神意、保命護身的法器。
如《道藏·道法會元》中的《雷霆都司符璽》曰:“元始上帝付授三洞飛仙五嶽丈人,其符璽皆玉為之。黃帝得之佩印登天,雷公風后二君得之相繼仙去。”在《魁台寶璽式》中又言:“斯印在處,將吏護持,久久行持,鬼神不敢正視,凡所遇山川社稷神廟,城隍社令悉來迎拜,宜佩受之,以求靈焉。”《道藏·道法會元》卷五十七中稱:“紫光丹天之文……可奏上帝……可印符籙牒狀。其有投江河中,起龍發雨,印牒請風,能使舟航快急、發雷電,請晴雨雪、照千百殃出,感動天地神明,役風使雨,驅除神怪,誅斬妖魅。凡一切疾病以印印之立愈。”葛洪《抱朴子?登涉篇》亦曰:“古之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血食惡神,能作禍福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
雖然後代的“神印”不一定和上古“符璽”形制相同,但我們可由此知悉“古璽”的用途,特別是“玉璽”,所謂“以玉事神”(許慎《說文解字》),古人是用來祈神保佑的“符璽”,並非象後代用於交易憑證的“印信”。所以,我們不能用後世的用途來斷定前世無“璽”,正如歷史上曾有的“三代無印”論。
元代吾丘衍《學古編》云:“多有人依款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世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時卻又無印,學者慎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掌,辨其美惡,揭而璽之之說,注曰印,其實手執之節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樸如此。”吾丘衍看出“璽”與“印”之別,即“璽”刻正字,而“印”刻反字,由此而言“三代無印”,卻也沒否認先前“秦璽”的存在。但說“璽”為“節”則不對,因為“璽”為玉制,而“節”當為竹木製做,形狀也大不相同,非為一物也。也可能周代時將“璽”鑲嵌“節”上,而合稱“璽節”,但更早之前,“璽”應單獨存在。比如《左傳》、《國語》所說的“追而與之璽書”,此“璽書”便應是“璽字”,或可理解為“蓋璽文書”,而絕非“璽節”之類。
唐杜佑《通典》說:“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為紐。”可見唐人認定,“玉璽”夏商周三代時有之。清代的潘祖蔭也說:“自三代至秦皆曰璽。”衛宏《漢舊儀》還說:“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可知秦以前以玉制印而皆稱“璽”,秦以後方改稱“印”,並且除皇帝用“玉璽”外,其他人都不能用玉制“璽”,而只能用金屬或其它材料制“印”了。如皇后用金印,諸侯用銀印,大臣用銅印等規制。所以,不能以後代“印”的製法和用法來推斷古代“璽”的起源。
正確的探源方法應該是:考察文字和刻字的起源和發展,以及用於雕刻玉石而形成“符璽”的歷史。目前我國關於璽印起源的研究,有一局限,似乎以銅印出現為標誌。其實,根據世界考古研究,人類文明發展軌跡,石器時代遠早於青銅時代,而新石器時期的玉石文化也早於金屬文化。文字的起源與發展與此相類,如世界文字的起源,西方公認是6000多年前西亞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的泥陶文楔形文字,然後是古印度石刻印章文字和古埃及石刻聖書文字,其後才是青銅器銘文及銅印文字。
第四種說法
中國作為文明古國之一,文明及文字的發展規律與世界幾大古國相似。經近些年考古研究發現,距今9000多年前的賈湖文化遺址的石頭和龜甲上,已出現刻劃字元,可以說自9000多年前的賈湖石甲字元至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是中國文字的起源與發展時期。賈湖字元可能僅算是文字雛形,但到晚些時候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大地灣陶器刻文,文字已基本成型。在夏商之前的新石器時期,已發現數千個陶文字元,其中不重複的字元有幾十種,而大多都是各地重複使用的通用字元,由此可說是約定俗成的定型文字。(見圖)當然,這些文字的筆畫都比較簡單,可算一種初文符號。但是,有了這些文字元號,就有產生雕刻“符璽”的可行條件了,據此也可否定“璽”源於國外說。古印度“印章文字”距今只有4600年,比中國的刻寫文字的出現晚了5000年,即便是蘇美爾陶文,比賈湖字元也晚了3000年,怎么能說“璽印”來自國外呢?
雖然史前石器或陶器文字,與後來商周成熟的甲骨、金文相比,還算不上完美的“語言文字”,只能算是一種初文字元,但用這些初文字元便足以刻制“符璽”,只不過迄今尚未發現出土的實物“符璽”罷了。這裡之所以強調“出土的”,是便於明確斷代。但非眼見出土的民間傳世的實物“符璽”呢,只要具備時代特徵,也應該可以斷代。正如於省吾、董作賓、李學勤諸先生考證的商代“銅璽”,實為經古董商轉手得之,非為眼見出土殷墟的,也屬於民間傳世品,但諸位先生比較“銅璽”與商代青銅器銘文的特徵,最終形成“商璽”的定論,且傳為中國考古史之佳話。那么,更早一些的“古璽”,是否也有傳世的實物呢?

史前玉璽考

筆者藏有四百餘方古代玉璽,這些古璽系筆者多年搜求所得的傳世品,非為眼見出土,但從其古舊成色和形制來看,這些玉璽均為世所罕見的古玉璽。細審其中的一百餘方璽印,怎么看也不象漢後璽印。根據璽紐和璽文的特徵反覆研究,初步認定其中五十餘方為春秋戰國玉璽,另有四十餘方為夏商周玉璽,還有三十餘方乃史前古璽也。我們可先行研究疑為史前的這些古璽藏品,倘能斷定這些古璽為史前之物,由此可基本斷定夏商周之前已有璽印,那么,璽印起源於史前時代的說法便有了實物證據。
古璽的斷代研究,可從材質、沁色、工藝和形制等方面來入手,而形制方面又包括璽紐造型和璽文字型。下面,我們對以上各項逐一進行探討研究。
(一)古璽材質
這批古璽,基本為老岫玉材質,其中一部分為透閃玉石,一部分為蛇紋玉石。這些老岫玉是史前玉雕常用材料,也是中國玉器最早的玉雕用材。如興隆窪文化、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玉器,通常都用這樣的玉材。所以,由玉質上看,這批古璽的材質同於史前玉雕的用材,因此可斷為史前玉璽。
(二)古老沁色
這批古璽的外觀,大部分包漿厚重,有的表層基本鈣化,沁蝕深透,過渡均勻,絕非人工做舊,看去歷經滄桑,老氣橫秋,明顯帶有飽經幾千年歲月的遠古風塵,與出土的史前玉雕相比,其老舊成色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此沁色,可斷定這批古璽為史前的文物。
(三)琢磨工藝
這批古璽的雕琢工藝,簡潔、粗略,寥寥幾道“溝槽紋”,凸顯輪廓,並無後世精雕細刻之紋飾,見出遠古石器時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琢磨”工藝。“攻玉”之石,一般為硬度高於玉的金剛石之類,彼時無金屬精細刀具,只能用硬石“琢磨”而成“溝槽紋”。正如清末民初著名學者劉大同《古玉辨》所論:“石器時代原無刀工,故古玉斧、玉鏟之類存於今者,未見其有花紋者,可見上古未開化之前,無刀工之可言也。”另外,璽紐雕像身上均有喇叭口狀象鼻穿孔,也符合史前玉雕兩面鑽孔的工藝特徵。
(四)璽紐造型
這批古璽,個頭不大,高度大都在5~10厘米,因而璽紐也小巧玲瓏。其璽紐造型多為原生態動物,如蟬、蠶、蟾、鳥、犬、狐、龜等,基本為小型動物原形,表現為原始小部落的動物圖騰形象。其中有幾位原始人形象,可能為先祖神像。這些造型同出土的史前文化玉雕一樣,均為原始小部落的圖騰造型。由此可證,這些玉璽正是表現原始部落圖騰標誌的“符璽”。可知,最早的“璽”為原始先民崇祀的代表神物的“符璽”,而非春秋戰國以後代表憑信的“信璽”。夏商周青銅器上鑄刻的“神徽”,可以說繼承了史前“符璽”的圖騰含義,但只能算平面的圖騰標誌,算不上典型意義的“符璽”。因為不管是材質,還是形制,都稱不上“符璽”。真正的夏商周時期的“符璽”,筆者也藏有一批,都是玉質的、圓雕的“符璽”,璽紐多為神人、神獸、神鳥、神蟲,或者人獸結合、人鳥結合、鳥獸結合、龍鳳結合的圖騰神像,體現出兼併後的大部落圖騰標誌,儼然不同於史前的原生態小動物的圖騰造型。不管是大圖騰還是小圖騰,璽紐的造型都是神物形象,可見“符璽”最早應是禮神用品。
在金屬冶煉技術尚未出現的新石器時代,先民公認世間最美好、最寶貴的物質,莫過於光彩晶瑩、堅韌永恆的玉石。獻於神靈享用,或與神靈交通的寶物,惟有“通靈寶玉”。《山海經?西山經》:“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瑾瑜之玉為良,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越絕書》:“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藏。”因而,象徵先祖神靈的圖騰,往往是用玉製作的“玉圖騰”。史前古璽用玉製作,璽紐便常為“玉圖騰”,也體現了“以玉事神”(《說文解字》)的原始宗教文化。《尚書?舜典》:“修五禮五玉。”《周禮?春官》:“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祀先王……祀日月星辰……祀山川”;“大喪,供飯玉、含玉、贈玉”。玉器作為部落首領和貴族的祭神禮器,生前用於祭祀,死後往往隨人殉葬,體現出“事死如生”的古代葬儀。
古玉璽,便經常是用作殉葬冥器的,如著名的璽印專家羅福頤在故宮博物館編印的《秦漢南北朝官印征存》前言中就說:“自來集印者,莫不以傳世官印均經古人佩用,今據所知,其實傳世者皆明器,殉葬物爾。”我們現在由這些史前玉璽,也可以看出古璽之起源與用途,並非象後代戰國秦漢時的“印章”用作交易憑證。如果說璽印有“印信”之意,那古人也是取信於神,而非取信於人。只是到了神不可信、天子無威的戰國亂世,“印章”才轉用取信於人。
(五)璽文字型
中國最古的文字並非甲骨文,甲骨文距今才3000多年,很多考古學家們都說甲骨文已是比較成熟的文字了。那么,甲骨文之前還有什麼文字呢?應該是刻寫於石器上的“石文”和陶器上的“陶文”。公元前9000年至7000年的賈湖文化遺址,發現石器和甲骨文字元號十幾種;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發現陶器文字11種;公元前5000至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中,西安半坡陶器文字27種,臨潼姜寨陶器文字38種(見附圖2)。這些早於甲骨文數千年的文字自然不算成熟,或者說只是單純的字元,但即便僅有字元,也足可雕刻“符璽”了。看這批古璽藏品的璽文,為陽文正字,字型為簡筆字元,頗類史前陶文。比如刻有類似箭頭的“↓”,反過來看為“個”;還有刻為“⊥”,反過來看為“丅”的。按目前一般璽印史家的觀點,最早的“璽”字為 “↓”、“個”(正反看),或“⊥”、“丅”(正反看),表示“抑蓋”之意。然後“個”與“丅”合成為“不”,最後基本定型為“爾”。其後,根據“璽”用材料,加上偏旁意符。如用陶土製“爾”則加“土”字旁,寫為“壞”;用玉石制“爾”,則加“玉”字旁,寫作“珎”,或加“玉”字底,寫作“璽”;用金屬制“爾”,則加“金”字旁,寫作“鉨”、“鉩”、“鈢”。如此說來最早的“璽”字寫作“↓”、“個”或“⊥”、“丅”,而筆者所藏古璽的璽文,既有“個”,也有“丅”,還有刻作“不”的。若依此觀點,這幾方玉制的璽,可算最早的“璽”,當為“璽”之鼻祖。但以上的觀點,是建立在“璽”為“抑蓋”意義之上的。倘“璽”字初義並非為“抑蓋”的話,那又另當別論了。比如, “↓”、“↑”可解為“下地”、“上天”;“⊥”、“丅”也可解為“立地”、“頂天”。另外,“⊥”在甲骨文中可解為表示先祖神主的“土”(社)或“且”(祖),而“丅”可解為表示祭台的“〒”或“示”,均含有“祭祀”之意。
按說璽紐和璽文應有一定聯繫,我們看這幾方璽文相近的玉璽,若璽文都為“抑蓋”之意的話,而璽紐卻並不一致,有的為獸,有的為蟬。也可能不同的動物,代表不同部落的圖騰,那就應是不同部落的“符璽”。而不同部落的“符璽”,其璽文同為“⊥”或“丅”,應該以表示祭祀的意思為多。這批古璽中的璽文,還有類似甲骨文“亾”或“止”字的璽文,古義又通“亡”或“祚”,均為祭奠之義。另有一方璽文,刻作一個倒立的人形,按照甲骨文解釋,倒立的人形就是“屰”字,即“逆”字的初文,意思為死了的人。看來這枚古璽也是祭奠用物。還有一方璽文刻為圓圈“О”,下加兩撇“八”,類似“只”字的,頗類台灣高山族古象形文字“人”;反過來看,為下邊一個圓圈“О”,上加兩撇“丷”,則可能為“鬼”字。原始社會先民崇信萬物有靈,天有“天神”,地有“地袛”,人有“人鬼”。《周禮》云:“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萬物死曰折,人死曰鬼。”刻“鬼”的玉璽,肯定是祭奠死人的用品。因此,我們可以知悉:史前古璽很可能源於或用於祭祀,璽紐上的動物圖騰和神人像,正是古人祭祀時頂禮膜拜的神靈。若用於隨葬,則意味著由圖騰神靈導引死者的靈魂返祖歸宗。人死而為“鬼”,如有先祖圖騰神靈導引,便可升天成神與先祖並列而得享世祀;否則,便成“遊魂野鬼”,攪擾生人不得安寧。所以,遠古先民多塑圖騰形象,生前祭拜,死後隨葬。
看這批古璽的璽文,簡古難識,只能參考甲骨文,差強猜讀。如其中有寫作“ニ”的,象甲骨文的“上”字,反過來看則為甲骨文“下”字。有兩方“犬紐璽”的璽文字型均作“彎勾”形,大概是“勾”或“句”,即“狗”字的初文。勉強可識的有“狐紐璽”的“豆”,“龜紐璽”的“口”,而“蟾紐璽”的“口”則更象是甲骨文的“丁”。還有一方璽文類似英文“A”的,甲骨文中此字被解為“今”字的初文。另外有些璽文類似甲骨文的“凡”、“止”、“壬”、“川”、“工”、“三”、“日”、“曰”、“百”、“方”、“天”、“瓦”、“乙”、“仃”等,似乎較好辨識。當然,所謂可識的璽文,只是參照筆劃近似的甲骨文幫助辨識,有的璽文,即便對照甲骨文,也無法辨識。如此看來,這些璽文比甲骨文還要古老,雖不載於後來的甲骨文,但肯定也是古時文字,只是因年久失傳而湮滅不識了。之所以肯定為文字,一是因為刻在璽印上,只能理解為“璽文”;二是可以和新石器時期的陶文進行比較,這些璽文和史前陶文很多雷同。如類似拉丁字母的A、H、I、K、F、U、T、Y等,在史前陶文中均有跡可尋。看這些璽文與那些史前陶文如出一轍,很多璽文在陶文中都能找到。有史前陶文作證,這批古璽當為史前古璽。至於這些璽文的準確含義,當如陶文一樣尚待研究破解。頗為可惜的是,其中幾方玉璽,經幾千年的磨蝕,璽文已模糊不辨了。
通過以上璽紐和璽文考證,可基本將這批古玉璽斷定為史前的古玉璽。由此實物作證,璽印的起源當為史前的新石器時代。若以陶文出現的年代為參照,那這些酷似陶文的璽文可證,這批古璽的成器也在六七千年以上,因此說,中國璽印的起源遠遠早於印度印章,可謂世界最早的玉石璽印。

結語

由以上史前古玉璽的考證,可知中國在玉石上雕刻文字的歷史源遠流長。後代專稱在璽印上刻字為“篆刻”,其實,“篆”字為後起字。“篆”為“竹”字頭,義為在竹簡上刻字,而“篆”字的前身則為“瑑”,從“玉”,在玉石上雕琢花紋“彖”,方為“瑑”。後來竹簡取代玉石成為通行書寫用具,“瑑”字的形意偏旁“玉”改為“竹”,變成竹字頭的“篆”了。由“瑑”到“篆”的文字變遷,亦可知璽印的早期形態應為玉石刻制,璽印的起源應上溯到史前的新石器時期。後來,璽文在春秋時期演變為鳥蟲書,而後發展成為各種不同的類型鳥蟲書。最早的鳥蟲書出現在春秋中葉,在春秋晚期流行開來,於戰國時達到鼎盛。鳥蟲書較常見於當時的南方各國,如等。在戰國時代,可能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鳥蟲書變體。
秦朝以後,鳥蟲書的使用減少了,只有漢朝時的少量鳥蟲書存世。這可能是因為,漢代的時候隸書興起並取代了篆書的地位;同時,鳥蟲書相當依賴於篆書的圓轉筆畫,而無法以筆畫方直的隸書為基礎,因此鳥蟲書隨著篆書一同沒落了。
鳥書經常能夠在越國的青銅器或鐵器文物上找到,而且常常是青銅或鐵制兵器,比如劍。這樣的做法是為了標示劍主人的身份或者表明武器生產的時間地點。越王勾踐劍上的文字是最好的例子。在同時期的銅製容器和玉器上也有一些鳥書出現,漢朝的篆書中偶爾也會有。
蟲書比較常見,很可能最早產生於吳國或越國,盛行於吳越強橫的二百年間(自吳國稱王開始直至越國衰敗),並在此期間一度流傳至楚、宋、蔡、徐等周邊各國。例字可以在青銅武器、青銅容器、玉器、篆書甚至建築或裝飾用品(比如牆磚)上面找到。吳王夫差矛上的文字是最好的例子。
璽文
璽文
岣嶁碑岣嶁碑

相關詞條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