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長篇小說經典系列:最後一個匈奴》是一部高原的史詩，陝北這塊曾經讓匈奴民族留下深深足跡的土地上，在二十世紀發生了改天換地的變化。主人公一家三代人，背負著歷史的重負繁衍生息，艱難生存。他們見證了黃土高原上人們的坎坷命運，也見證了紅色革命的火種在此保存並形成燎原之勢的歷史。新時代來臨之際，作者依舊在這裡尋覓那個古老民族的遺蹤。
基本介紹
- 書名：現當代長篇小說經典:最後一個匈奴
- 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
- 頁數：416頁
- 開本：16
- 品牌：長江文藝出版社
- 作者：高建群
- 出版日期：2014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5472359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名人推薦,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現當代長篇小說經典系列:最後一個匈奴》是一部在當代小說史上享有盛譽的高原史詩，與《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廢都》並列為當代陝軍四大經典小說，金庸、賈平凹、路遙等名家極力推崇，高度評價。自出版以來，行銷過百萬冊。
作者簡介
高建群，1953年生，當代著名作家，現為陝西省文聯副主席，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被稱為浪漫派文學最後的騎士，中國文壇罕見的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義色彩的寫作者。1993年發表《最後一個匈奴》，奠定其實力派作家位置，至今行銷過100萬冊，並引發中國文壇“陝軍東征”現象。其餘重要作品還有中篇小說《遙遠的白房子》、《伊犁馬》、《雕像》、《刺客行》、《菩提樹》等二十四部，散文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等十部，長篇小說《大平原》等。2005年被《中國作家》評為“當代最具影響的中國作家”之一。
名人推薦
高建群是一個很大的謎，一個很大的未知數。
——著名作家 路遙
我一直想請教高先生，我不明白，匈奴這個曾經震撼過東西方世界的偉大遊牧民族，怎么說聲沒有了，就從歷史進程中消失了。
——著名作家 金庸
建群兄的《最後一個匈奴》取得了大成功，我在他的文化衫上寫上“匈奴”這兩個字，他走到哪裡，我的祝賀就帶到哪裡。
——著名作家 賈平凹
如果不把《最後一個匈奴》這部中國文學的紅色經典，變成一部電視劇，那是我們電視劇人的羞愧，是我們中央電視台的失職。
——著名電視製作人 李功達
高建群是一位從陝北高原向我們走來的略帶憂鬱色彩的行吟詩人，一位周旋於歷史與現實兩大空間且長袖善舞的舞者，一位善於講“莊嚴的謊話”（巴爾扎克語）的人。
——著名批評家 高洪波
——著名作家 路遙
我一直想請教高先生，我不明白，匈奴這個曾經震撼過東西方世界的偉大遊牧民族，怎么說聲沒有了，就從歷史進程中消失了。
——著名作家 金庸
建群兄的《最後一個匈奴》取得了大成功，我在他的文化衫上寫上“匈奴”這兩個字，他走到哪裡，我的祝賀就帶到哪裡。
——著名作家 賈平凹
如果不把《最後一個匈奴》這部中國文學的紅色經典，變成一部電視劇，那是我們電視劇人的羞愧，是我們中央電視台的失職。
——著名電視製作人 李功達
高建群是一位從陝北高原向我們走來的略帶憂鬱色彩的行吟詩人，一位周旋於歷史與現實兩大空間且長袖善舞的舞者，一位善於講“莊嚴的謊話”（巴爾扎克語）的人。
——著名批評家 高洪波
後記
我騎著我的黑走馬，逡巡北方。我的馬蹄鐵在沙礫上濺起陣陣火星。我的黝黑、瘦削的臉頰上掛滿憂鬱之色，眉宇間緊鎖著一團永恆不變的愁苦。在中國最北方的那根界樁前，我勒住馬，向蒼茫的遠方望去。遠方是歐羅巴大陸，回眸腳下和身後，是栗色的亞細亞。我在那一刻感受到一切都是瞬間，包括我剛才那一望，已經成為歷史凝固。是的，要不了多久，我們都將消失，這場宴席將接待下一批饕餮者。
“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感覺叫荒涼?”這是一首流行歌曲里的話。是的，我當時就這種感覺。“荒涼”不僅僅是因為身處一塊荒涼地域的原因，而且是由於在我的一瞥中，我看到了人類的心路歷程。我因此而顫慄以至近乎痙攣。
那已經是整整20年前的一幕了。現在當我得知，我逡巡北方的那一塊地域，正是匈奴部落遷徙所經的地方。他們於公元二世紀啟程，自陝北高原與鄂爾多斯高原的接壤地帶，途經中亞細亞、黑海、裏海，於五世紀時，匈奴的一支，成為歐羅巴大陸上一個叫“匈牙利”的國家。
我曾經與一位叫穆哈默德·阿里·馮富寬的詩人探討過這種遷徙心理，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流浪民族的後裔。他說，他們普遍有一種深刻的孤獨感，他們擔心一覺醒來，自己突然像沙漠裡的潛流河一樣消失。
我的尊敬的朋友、散文家劉成章，這個無可奈何地承認自己身上有匈奴血統的人，在羅馬尼亞訪問時，他曾經接受過羅作協主席夫人深情的一吻。夫人是匈牙利人，她緊緊地擁抱著這位越過兩千年的時間和歐亞大陸這樣的空間，來到她身邊的兄弟。她希望劉成章先生還她一個吻。你能夠抵擋一個女人的請求嗎?你能夠按捺住這兩千年積澱的感情在此一刻的噴發嗎?劉成章照我們所認為應當那樣做的做了。這一刻，也許我們這個小小寰球上發生過許多更為重要的事情，例如愛國者號攔截飛毛腿號，例如經過三年禁賽的馬拉多納重披戰袍，例如西方七巨頭在法蘭克福秘密會談，但是，這一吻遠比那些爛事兒更加美麗和深刻。
在我逡巡北方的地方，一條幹涸了的河流的旁邊，有一座公墓。原木堆成的塔，一座挨一座，占了半個戈壁。木頭已經發黑、發乾，只是在炎陽的炙烤下，它還十分堅硬。我請教過不止一個的哈薩克學者，問這墳墓是誰的。他們說，這不是哈薩克的，它顯然屬於在他們之前來過這裡的，一個匆匆而過的民族。那么，今天我想，它會不會是匈奴民族的呢?
以上所談的，完全是和《最後一個匈奴》無關的話題。作者無意於追究那已經走失了的歷史，也沒有閒情逸緻去憑弔歲月。
他是在為他的長篇小說服務。因為他的世紀史，是在兩個大背景下展開的，一個是革命的背景，一個是陝北大文化的背景。
陝北的地域文化中，隱藏著許多大奧秘。畢卡索式的剪紙和民間畫。令美國研究者讚嘆的絕不同於溫良、敦厚、歌樂昇平、媚俗的中國民間舞蹈的那個安塞腰鼓。以赤裸裸的語言和熱烈的口唇唱出來的陝北民歌。響遏行雲的嗩吶。450萬唐吉訶德式斯巴達克式的男人和女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境內的所有紅色根據地都損失殆盡，而陝北依然立於天地間。毛澤東一行在這塊黃金高原使事業達到大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解開這些大奧秘的鑰匙叫“聖人布道此處偏遺漏”。這是清廷御史(大約還是梁啓超的岳丈)王培菜視察陝北後奏摺上的一句話。遺漏的原因是由於在兩千年的封建歲月中，這塊地域長期處在民族戰爭中的拉鋸戰之間。退而言之，儒家文化並沒有給這塊高原以最重要的影響，它的基本文化心理的構成，是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結合。而作為人種學來說，延安以北的黃土丘陵溝壑區和長沙沿線風沙區，大約很難再有純正的某一個民族的人種(儘管履歷表上都一律填寫著漢族)，他們是民族交融的產物。——民族交融有時候是歷史進步的一種動力，這話似乎是馬克思說的。評論家肖雲儒先生又將他的這一閱讀心得轉告於我。
陝北高原最大的一次民族交融，也就是說構成陝北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是在漢，即公元二世紀。南、北匈奴分裂(也許昭君出塞是導致這次分裂的原因，待考)，北匈奴開始了我們前面談到的那一次長途遷徙，南匈奴則永遠地滯留在高原上了。劉成章先生如果有意做一次回溯的話，他也許會發現他正是滯留在高原上的後裔之一。史載，漢武帝勒兵十八萬，至北方大漠，恫喝三聲，天下無人敢應，劉徹遂感到沒有對手的悲哀，勒兵乃還。我想那時，南匈奴已經臣服，北匈奴也大約已經遷徙到了我逡巡北方的那個地方了。
我的長篇中那個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所生的第一個兒子，他的第一聲啼哭便帶著“高原的粗獷和草原的遼闊”。他們構成了有別於中國其他地域的一種人類類型心理。如果我是一個嚴肅的學者和小說家，我只能做出這種解釋，我也只能以此作為出發點，來破譯這塊玄機四布的土地上的各種大文化之謎。
我的世紀史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展開的，我的人物和二十世紀陝北高原上的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活動的。如果沒有這個背景，所謂的史詩只有徒具形式而已。
另一個背景是革命。
這裡，仍然可以使我們延續“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感覺叫荒涼”這個話題。
革命是促使歷史進程前行的一種方法。當進程已經不滿足於溫良恭儉讓式的改良的時候，它求助於歷史的手術刀。於是，風暴開始了，時代激情呼喚和驅使一部分人去義無反顧地獻身、英勇卓絕地鬥爭，去為自己的利益和隸屬於自己的階級的利益而戰。“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列寧的這句話放在這裡是合適的。
發生在中國二十世紀的產業工人、農民以及同盟者所進行的革命，習慣上稱之為無產階級革命，或共產主義運動。它正屬於上面所說的。這是人類的優秀的思想家們和行動家們，為了尋找合理的生存秩序和完善的社會制度，一次勇敢意義的嘗試和實踐。這種實踐過程目前仍在繼續。
值得驕傲的是，陝北這塊地方，曾經有13年的時間，成為這個歷史大動作的中心舞台。
因此，我的世紀史必須將這場輝煌放在它的大背景下，或者更準確地說，如果以革命歷史題材來框這件作品的話，它乃是以誠實的筆觸，表現了革命在這塊土地上發生和發展的過程。
責任編輯朱珩青女士認為，作者給予革命了一個全新的審美視角，他告訴人們，革命不是外來的，是從土地本身自然而然地產生的，民國18年的那場大旱較之造成李自成揭竿的那場崇禎年間大旱嚴重許多倍，因此一定會有革命產生的，不同的是，二十世紀的這場革命，由於有了共產主義因素的介入，使它有了行動綱領和終極目標。
中國權威的長篇小說研究專家蔡葵先生，在北京座談會上說，他認為作者試圖尋找歷史的“框位”這個問題，種種的因素“框”定了，歷史只能這樣走而不能那樣走，這一方人類族群只能這樣走而不能那樣走，每一個單個的人亦只能這樣走而不能那樣走。蔡葵先生所說的“框位”，大約就是我在“後記”中所談的“歷史的行動軌跡”。我感謝蔡葵先生的深刻，我在題贈給他的書中，稱他為“大師”。
暮鼓晨鐘，歲月輪迴，人類已經走了它的文明史的相當一段時間了。二十世紀所進行的革命，我的小說所表現的這一幕大劇，是人類進程中的一截，鏈條中的一環。人類還得繼續前行，對真理的探索是沒有窮盡的，但是，這個探索是以目前的一切為基礎的。
為什麼當我二十年前，騎著黑走馬，站在歐羅巴與亞細亞之交，注視滿目荒涼的那一刻，永恆的愁苦表情，便像命定的印記一樣，凝固在我的前額。
為什麼呢?因為我看見了人類生存的不易，看到了人類處境的艱難，看到了人類的心路歷程，充滿了荒涼的感覺。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人類族群，都如是。那種強烈的孤獨感和痛苦感，並不僅僅存在於遷徙的民族中，它同樣存在於定居的民族中，它是人類共有的一種無法排遣的情緒。
西班牙學者兼小說家烏納木諾，將這稱為“悲劇意識”。而在人類每一次徒然的掙扎、徒然的探索之後，小說家加繆用“西西弗斯”神話來安慰人類，並鼓勵人類再來一次——既然無法改變的結局(每個人的句號都是死亡)使人生充滿了悲劇感，既然所有徒然的努力最後都歸結於虛無，那么，讓我們把握住現在時，讓“我”的這一次生命質量高一些，讓我們再大汗淋漓地推石頭上山一次吧!——阿門!
《最後一個匈奴》中那些斯巴達克式唐吉訶德式的當代英雄們，他們所忘我的獻身的事業或垂之以久遠，或風行於片刻，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們曾經理想過、追求過，並且在這宗教般的獻身中因為自我階值的實現而得到了最大的人生滿足。 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感覺叫荒涼1
1993年7月8日於延安
“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感覺叫荒涼?”這是一首流行歌曲里的話。是的，我當時就這種感覺。“荒涼”不僅僅是因為身處一塊荒涼地域的原因，而且是由於在我的一瞥中，我看到了人類的心路歷程。我因此而顫慄以至近乎痙攣。
那已經是整整20年前的一幕了。現在當我得知，我逡巡北方的那一塊地域，正是匈奴部落遷徙所經的地方。他們於公元二世紀啟程，自陝北高原與鄂爾多斯高原的接壤地帶，途經中亞細亞、黑海、裏海，於五世紀時，匈奴的一支，成為歐羅巴大陸上一個叫“匈牙利”的國家。
我曾經與一位叫穆哈默德·阿里·馮富寬的詩人探討過這種遷徙心理，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流浪民族的後裔。他說，他們普遍有一種深刻的孤獨感，他們擔心一覺醒來，自己突然像沙漠裡的潛流河一樣消失。
我的尊敬的朋友、散文家劉成章，這個無可奈何地承認自己身上有匈奴血統的人，在羅馬尼亞訪問時，他曾經接受過羅作協主席夫人深情的一吻。夫人是匈牙利人，她緊緊地擁抱著這位越過兩千年的時間和歐亞大陸這樣的空間，來到她身邊的兄弟。她希望劉成章先生還她一個吻。你能夠抵擋一個女人的請求嗎?你能夠按捺住這兩千年積澱的感情在此一刻的噴發嗎?劉成章照我們所認為應當那樣做的做了。這一刻，也許我們這個小小寰球上發生過許多更為重要的事情，例如愛國者號攔截飛毛腿號，例如經過三年禁賽的馬拉多納重披戰袍，例如西方七巨頭在法蘭克福秘密會談，但是，這一吻遠比那些爛事兒更加美麗和深刻。
在我逡巡北方的地方，一條幹涸了的河流的旁邊，有一座公墓。原木堆成的塔，一座挨一座，占了半個戈壁。木頭已經發黑、發乾，只是在炎陽的炙烤下，它還十分堅硬。我請教過不止一個的哈薩克學者，問這墳墓是誰的。他們說，這不是哈薩克的，它顯然屬於在他們之前來過這裡的，一個匆匆而過的民族。那么，今天我想，它會不會是匈奴民族的呢?
以上所談的，完全是和《最後一個匈奴》無關的話題。作者無意於追究那已經走失了的歷史，也沒有閒情逸緻去憑弔歲月。
他是在為他的長篇小說服務。因為他的世紀史，是在兩個大背景下展開的，一個是革命的背景，一個是陝北大文化的背景。
陝北的地域文化中，隱藏著許多大奧秘。畢卡索式的剪紙和民間畫。令美國研究者讚嘆的絕不同於溫良、敦厚、歌樂昇平、媚俗的中國民間舞蹈的那個安塞腰鼓。以赤裸裸的語言和熱烈的口唇唱出來的陝北民歌。響遏行雲的嗩吶。450萬唐吉訶德式斯巴達克式的男人和女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境內的所有紅色根據地都損失殆盡，而陝北依然立於天地間。毛澤東一行在這塊黃金高原使事業達到大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解開這些大奧秘的鑰匙叫“聖人布道此處偏遺漏”。這是清廷御史(大約還是梁啓超的岳丈)王培菜視察陝北後奏摺上的一句話。遺漏的原因是由於在兩千年的封建歲月中，這塊地域長期處在民族戰爭中的拉鋸戰之間。退而言之，儒家文化並沒有給這塊高原以最重要的影響，它的基本文化心理的構成，是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結合。而作為人種學來說，延安以北的黃土丘陵溝壑區和長沙沿線風沙區，大約很難再有純正的某一個民族的人種(儘管履歷表上都一律填寫著漢族)，他們是民族交融的產物。——民族交融有時候是歷史進步的一種動力，這話似乎是馬克思說的。評論家肖雲儒先生又將他的這一閱讀心得轉告於我。
陝北高原最大的一次民族交融，也就是說構成陝北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是在漢，即公元二世紀。南、北匈奴分裂(也許昭君出塞是導致這次分裂的原因，待考)，北匈奴開始了我們前面談到的那一次長途遷徙，南匈奴則永遠地滯留在高原上了。劉成章先生如果有意做一次回溯的話，他也許會發現他正是滯留在高原上的後裔之一。史載，漢武帝勒兵十八萬，至北方大漠，恫喝三聲，天下無人敢應，劉徹遂感到沒有對手的悲哀，勒兵乃還。我想那時，南匈奴已經臣服，北匈奴也大約已經遷徙到了我逡巡北方的那個地方了。
我的長篇中那個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所生的第一個兒子，他的第一聲啼哭便帶著“高原的粗獷和草原的遼闊”。他們構成了有別於中國其他地域的一種人類類型心理。如果我是一個嚴肅的學者和小說家，我只能做出這種解釋，我也只能以此作為出發點，來破譯這塊玄機四布的土地上的各種大文化之謎。
我的世紀史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展開的，我的人物和二十世紀陝北高原上的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活動的。如果沒有這個背景，所謂的史詩只有徒具形式而已。
另一個背景是革命。
這裡，仍然可以使我們延續“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感覺叫荒涼”這個話題。
革命是促使歷史進程前行的一種方法。當進程已經不滿足於溫良恭儉讓式的改良的時候，它求助於歷史的手術刀。於是，風暴開始了，時代激情呼喚和驅使一部分人去義無反顧地獻身、英勇卓絕地鬥爭，去為自己的利益和隸屬於自己的階級的利益而戰。“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列寧的這句話放在這裡是合適的。
發生在中國二十世紀的產業工人、農民以及同盟者所進行的革命，習慣上稱之為無產階級革命，或共產主義運動。它正屬於上面所說的。這是人類的優秀的思想家們和行動家們，為了尋找合理的生存秩序和完善的社會制度，一次勇敢意義的嘗試和實踐。這種實踐過程目前仍在繼續。
值得驕傲的是，陝北這塊地方，曾經有13年的時間，成為這個歷史大動作的中心舞台。
因此，我的世紀史必須將這場輝煌放在它的大背景下，或者更準確地說，如果以革命歷史題材來框這件作品的話，它乃是以誠實的筆觸，表現了革命在這塊土地上發生和發展的過程。
責任編輯朱珩青女士認為，作者給予革命了一個全新的審美視角，他告訴人們，革命不是外來的，是從土地本身自然而然地產生的，民國18年的那場大旱較之造成李自成揭竿的那場崇禎年間大旱嚴重許多倍，因此一定會有革命產生的，不同的是，二十世紀的這場革命，由於有了共產主義因素的介入，使它有了行動綱領和終極目標。
中國權威的長篇小說研究專家蔡葵先生，在北京座談會上說，他認為作者試圖尋找歷史的“框位”這個問題，種種的因素“框”定了，歷史只能這樣走而不能那樣走，這一方人類族群只能這樣走而不能那樣走，每一個單個的人亦只能這樣走而不能那樣走。蔡葵先生所說的“框位”，大約就是我在“後記”中所談的“歷史的行動軌跡”。我感謝蔡葵先生的深刻，我在題贈給他的書中，稱他為“大師”。
暮鼓晨鐘，歲月輪迴，人類已經走了它的文明史的相當一段時間了。二十世紀所進行的革命，我的小說所表現的這一幕大劇，是人類進程中的一截，鏈條中的一環。人類還得繼續前行，對真理的探索是沒有窮盡的，但是，這個探索是以目前的一切為基礎的。
為什麼當我二十年前，騎著黑走馬，站在歐羅巴與亞細亞之交，注視滿目荒涼的那一刻，永恆的愁苦表情，便像命定的印記一樣，凝固在我的前額。
為什麼呢?因為我看見了人類生存的不易，看到了人類處境的艱難，看到了人類的心路歷程，充滿了荒涼的感覺。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人類族群，都如是。那種強烈的孤獨感和痛苦感，並不僅僅存在於遷徙的民族中，它同樣存在於定居的民族中，它是人類共有的一種無法排遣的情緒。
西班牙學者兼小說家烏納木諾，將這稱為“悲劇意識”。而在人類每一次徒然的掙扎、徒然的探索之後，小說家加繆用“西西弗斯”神話來安慰人類，並鼓勵人類再來一次——既然無法改變的結局(每個人的句號都是死亡)使人生充滿了悲劇感，既然所有徒然的努力最後都歸結於虛無，那么，讓我們把握住現在時，讓“我”的這一次生命質量高一些，讓我們再大汗淋漓地推石頭上山一次吧!——阿門!
《最後一個匈奴》中那些斯巴達克式唐吉訶德式的當代英雄們，他們所忘我的獻身的事業或垂之以久遠，或風行於片刻，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們曾經理想過、追求過，並且在這宗教般的獻身中因為自我階值的實現而得到了最大的人生滿足。 你知不知道有一種感覺叫荒涼1
1993年7月8日於延安
序言
在三十集電視連續劇《盤龍臥虎高山頂》的開機儀式上，央視製片人李功達先生說，如果不把高老師的《最後一個匈奴》這部中國文學的紅色經典，變成一部電視連續劇，那是中國電視劇人的羞愧，是我們中央電視台的失職。
而楊作新的扮演者潘粵明、黑白氏的扮演者劉濤，則在開機儀式上發言說，央視有信心把它打造成中國電視劇創作的一部代表作，他們則有決心把它打造成自己個人的一部代表作。
他們做到了，完完全全地做到了。我在看了樣片以後，給李功達先生打電話說，我看了前五集，流了四次淚，我經常說長篇小說要“宏大敘事”，什麼叫宏大敘事，這就叫宏大敘事。
我還說，中國共產黨已經行年九十，但是很遺憾，一直沒能認真地、有意識地為自己樹一座紀念碑，現在你們這些人，一不小心就把這件事完成了。
我還向演員們致敬。我說，我看到一群表演天才在演繹人物，這些人物比我小說中的人物更鮮明、更具有戲劇張力，他們將小說中的戲劇因素挖掘出來，像吹氣球一樣無限放大。記得拍攝期間，我曾經三次前往陝北去“探班”，地凍天寒，山溝里鑽著一群傻乎乎的人，面色呆滯，目光狼狽，像回到過去年代。我記得，只有當年(1979年冬天或1980年春天)拍《黃土地》時，我才有過這種感覺。
一部小說，一旦變成鉛字，便有了它自己的命運。作為原作者，他現在唯一適合做的事情就是三緘其口，作壁上觀。讓它去經歷吧。包括小說的經歷，也包括這部電視劇的經歷。在這裡，我就是以一個局外人、一個旁觀者的角色向劇組獻上敬意。這個敬意還獻給當代最好的小說家之一、本劇編劇葛水平女士，還獻給尊敬的導演延藝先生、梁彤女士。
《最後一個匈奴》面世前後，有許多的事情發生。這也許是命運使然，是小說本身的命運，亦是小說作者本身的命運。哎，小說面世已經二十年了吧!二十年是個不算太短的時間概念。
它的啟動是在1979年4月19日。當時，陝西作協恢復名稱恢復活動後開的第一次創作會叫“新作者會”。會上，我和一位叫藏若華的北京女知青商量，要合作寫一本關於陝北高原的長篇史詩。會後不久(大約是那年年底)，若華女士去了香港定居，這樣這部書就只好由我獨立完成了。她留給我的所有資料是那個剪紙小女孩的口頭傳說和變成文字的包裹在小說中的那三千多字的短篇《最後一支歌》。
我開始了自己夢魘般的寫作歷程，開始像一個陀螺一樣自轉。十多年之後，到了1991年，小說已經完成一大半了。但是小說稿丟失了。
這事現在叫我想起來還覺得詫異。1991年7月，中國作協通知我到西安領莊重文文學獎。那時我在延安報社，行前，一位青年評論家朋友來我家，提出要把稿子帶走去看。待我回來，他說稿子丟了。
我在那一刻如五雷轟頂，有一種世界末日的感覺。我找了許久，跑遍了這座城市每一個公用廁所，並且和能聯繫到的小偷、包括小偷組織的頭兒商談，還是沒有找到，小說手稿從人間蒸發了。
終於有一天，我站在陽台上熱淚盈眶。那時的我多么虛弱呀!我明白這是命運，我不應該被打倒，我要從頭再來!
這樣我只好從頭寫起。
行文到這裡，我突然厭倦了自己這種傷感的情緒。本來我後面還想談談該小說後來吃官司、再後來某文學獎評選落選的事(這兩件事互為因果)。但是現在我決定不說了，這裡只說高興的事。
一位東歐小說家說人們之所以覺得過去年代的陽光燦爛，是因為人們健忘，把不好的事都忘記了，而把美好的事一字不漏地記錄了下來。——老高現在就準備做一個這樣的健忘者。
我感激尊敬的編輯家朱珩青女士。她說，能寫出《遙遠的白房子》的作者，肯定能寫出驚人的長篇的。這樣我和作家出版社簽約。
該書寫作途中，她又專程來催稿。她先到四川，尋找周克芹的遺稿，接著又從西安來到延安催稿。她對我說，世界上的事情件件都很重要，但是對你來說，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最後一個匈奴》這項“工程”完成。
1993年5月19日，北京《最後一個匈奴》座談會上，她穿著一套西裝裙，站在會場的門口，迎接來賓，年過半百的她，像小女孩一樣，夢幻般地微笑著。——這一幕也許我會記到死亡的那一刻。
北京座談會上，國內的評論界大腕幾乎悉數到場，他們給予《最後一個匈奴》以高度評價，給予這位涉世不深的寫作者以真誠的鼓勵(那年我整三十九歲)。因為來的人太多了，我這裡不一一寫出來了，我怕記不全，丟掉了誰。
不過有兩個人我要特別說一下。
一個是主持座談會的作家出版社常務副主編秦文玉。他已經於十五年前走了，在福州出的車禍。那是一個多么真誠多么敬業的編輯家呀!他主持會時那嘶啞的聲音後來長久地迴蕩在我耳邊。
另一個要感激的是《光明日報》記者、散文家韓小蕙女士。她的會議報導《陝軍東征》，除了報導《最後一個匈奴》以外，還報導了陝西後來出的幾本書的訊息。“陝軍東征”一時成為一個熱門話題，成為新時期文學的一次重要事件。
《最後一個匈奴》以及由它引發的“陝軍東征”，代表了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高度。記得後來有一次，在北京見到柳萌老師，他問我怎么看當前的長篇小說創作。我說“陝軍東征”時期曾經達到過一個高度，後來又從這個高度滑落了。
該書也給出版社帶來了可觀的收入。記得作家出版社常務副主編王文平對我說，那一年該社的工資、獎金、年終獎，主要靠的這本書。
關於《最後一個匈奴》，說到這裡為止。
根據該書改編的三十集電視連續劇《盤龍臥虎高山頂》，先在央視八套黃金劇場首播，(連播三次)接著在黑龍江衛視地方台首播，繼而在全國各地方台播出。
我對陝西的廣電局長說，時也勢也，文學必須向影視“就範”，向網路“就範”。我說，我的母親不識字，我都寫了三十本書了，母親一個字也沒有看過，但是當小說變成電視劇以後，她每天晚上都看，臉上洋溢著幸福，上衛生間也是一路小跑。八十歲的她，每年開春，每年入冬，都要住兩次院，可是2011年的春天，因為忙著看電視劇，連生病都忘了。
不過電視劇有一個遺憾，就是名字不如叫《最後一個匈奴》那么響亮。許多人問過我為什麼要改，我說這是審批時，上面一1改的，理由是不要用“匈奴”這兩個字作噱頭。唉，世界上的事情，總不能盡善盡美，能夠播出，能夠產生影響，這就算不錯了。世界上的事情，但凡能做到八分，就叫圓滿了。
隨後，我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平原》，也將被改編成四十集電視劇。預計在今年的8月開拍。運作者基本上還是那個團隊，即央視電視劇製作中心的李功達先生出任製片人，不過，投資方變了。
《盤劇》給投資方帶來了豐厚的回報，正如小說給出版社帶來豐厚的回報一樣。但願《大平原》的拍攝也能做到如此。因為我的勞動而給別人帶來收穫給社會創造財富，這總是一件叫人高興叫人體面的事。
2011年，我還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給匈奴民族的唯一都城、匈奴民族在行將滅亡前發出最後一聲絕唱的地方，陝北高原的統萬城，寫了一個電影文學劇本。我原來想把這電影叫《統萬城》，導演則將它定名叫《最後的匈奴王》。電-影是大製作，類似於《約瑟王》、《木馬屠城(特洛伊)》那樣的大片。電影將來擬請聯合國秘書長題寫片名，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全世界發行。電影的拍攝，除了藝術的目的之外，它還有一個功利的目的，即能對統萬城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一事，有所幫助。
而我下來該做的事情，是將這個七萬多字的劇本，擴充成一個長篇。那也許將是我的二件重要作品，一件東方與西方溝通和對話的作品。我說過，“匈奴”這個話題，是全人類的一根大筋，一抽動它，東方的和西方的每個人，都會痙攣起來。匈奴民族因為消失而存在，那血脈在如今不同國家、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人們的血管里，繼續澎湃著。
我仍然決定將小說的名字叫成《統萬城》。我將調動我的所有積累，所有激情，所有藝術才能寫好它。我今年已經行年五十又八了，這本書，也許是這個寫作者向長篇小說這種藝術形式，最後的一次致敬了!
我不久前過的五十八歲生日。生日那天，我把自己關在工作室里。畫了一天畫。一邊繪畫一邊思考，我給自己定了個“步入晚年三原則”。這三原則是：第一，到退休年齡就退休，絕不拖泥帶水；第二，絕不欺行霸市，永遠低調做人；第三，抓住剩餘的人生，再寫點好小說再畫點好畫。
行文就要結束時，說點有趣的事：幾天前，一位專題片導演來府上拜訪，他帶來了一個訊息。他說，在江蘇地面，有一位“赫”姓老闆，說自己是最後一代匈奴王赫連勃勃的後裔，並且有家譜為證。而那家譜上一代一代，支脈清晰。這老闆想拍一個《最後一個匈奴》的專題片，請我來當文學顧問。
這導演的話，我還是相信的。因為他就是不久前熱播的那個八集大型人物專題片《作家路遙》的導演。
今天西安的天氣真好。適逢長江文藝出版社重版《最後一個匈奴》之際，從而就在上面說了那么多的話。老百姓說：鑼鼓長了沒好戲!那么我的饒舌，到這裡知趣地打住。
最後讓我大聲地說：謝謝親愛的讀者，我愛你們，我把讀者對我作品的認可，當作最高的褒獎!
高建群
2012年2月9日西安
而楊作新的扮演者潘粵明、黑白氏的扮演者劉濤，則在開機儀式上發言說，央視有信心把它打造成中國電視劇創作的一部代表作，他們則有決心把它打造成自己個人的一部代表作。
他們做到了，完完全全地做到了。我在看了樣片以後，給李功達先生打電話說，我看了前五集，流了四次淚，我經常說長篇小說要“宏大敘事”，什麼叫宏大敘事，這就叫宏大敘事。
我還說，中國共產黨已經行年九十，但是很遺憾，一直沒能認真地、有意識地為自己樹一座紀念碑，現在你們這些人，一不小心就把這件事完成了。
我還向演員們致敬。我說，我看到一群表演天才在演繹人物，這些人物比我小說中的人物更鮮明、更具有戲劇張力，他們將小說中的戲劇因素挖掘出來，像吹氣球一樣無限放大。記得拍攝期間，我曾經三次前往陝北去“探班”，地凍天寒，山溝里鑽著一群傻乎乎的人，面色呆滯，目光狼狽，像回到過去年代。我記得，只有當年(1979年冬天或1980年春天)拍《黃土地》時，我才有過這種感覺。
一部小說，一旦變成鉛字，便有了它自己的命運。作為原作者，他現在唯一適合做的事情就是三緘其口，作壁上觀。讓它去經歷吧。包括小說的經歷，也包括這部電視劇的經歷。在這裡，我就是以一個局外人、一個旁觀者的角色向劇組獻上敬意。這個敬意還獻給當代最好的小說家之一、本劇編劇葛水平女士，還獻給尊敬的導演延藝先生、梁彤女士。
《最後一個匈奴》面世前後，有許多的事情發生。這也許是命運使然，是小說本身的命運，亦是小說作者本身的命運。哎，小說面世已經二十年了吧!二十年是個不算太短的時間概念。
它的啟動是在1979年4月19日。當時，陝西作協恢復名稱恢復活動後開的第一次創作會叫“新作者會”。會上，我和一位叫藏若華的北京女知青商量，要合作寫一本關於陝北高原的長篇史詩。會後不久(大約是那年年底)，若華女士去了香港定居，這樣這部書就只好由我獨立完成了。她留給我的所有資料是那個剪紙小女孩的口頭傳說和變成文字的包裹在小說中的那三千多字的短篇《最後一支歌》。
我開始了自己夢魘般的寫作歷程，開始像一個陀螺一樣自轉。十多年之後，到了1991年，小說已經完成一大半了。但是小說稿丟失了。
這事現在叫我想起來還覺得詫異。1991年7月，中國作協通知我到西安領莊重文文學獎。那時我在延安報社，行前，一位青年評論家朋友來我家，提出要把稿子帶走去看。待我回來，他說稿子丟了。
我在那一刻如五雷轟頂，有一種世界末日的感覺。我找了許久，跑遍了這座城市每一個公用廁所，並且和能聯繫到的小偷、包括小偷組織的頭兒商談，還是沒有找到，小說手稿從人間蒸發了。
終於有一天，我站在陽台上熱淚盈眶。那時的我多么虛弱呀!我明白這是命運，我不應該被打倒，我要從頭再來!
這樣我只好從頭寫起。
行文到這裡，我突然厭倦了自己這種傷感的情緒。本來我後面還想談談該小說後來吃官司、再後來某文學獎評選落選的事(這兩件事互為因果)。但是現在我決定不說了，這裡只說高興的事。
一位東歐小說家說人們之所以覺得過去年代的陽光燦爛，是因為人們健忘，把不好的事都忘記了，而把美好的事一字不漏地記錄了下來。——老高現在就準備做一個這樣的健忘者。
我感激尊敬的編輯家朱珩青女士。她說，能寫出《遙遠的白房子》的作者，肯定能寫出驚人的長篇的。這樣我和作家出版社簽約。
該書寫作途中，她又專程來催稿。她先到四川，尋找周克芹的遺稿，接著又從西安來到延安催稿。她對我說，世界上的事情件件都很重要，但是對你來說，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最後一個匈奴》這項“工程”完成。
1993年5月19日，北京《最後一個匈奴》座談會上，她穿著一套西裝裙，站在會場的門口，迎接來賓，年過半百的她，像小女孩一樣，夢幻般地微笑著。——這一幕也許我會記到死亡的那一刻。
北京座談會上，國內的評論界大腕幾乎悉數到場，他們給予《最後一個匈奴》以高度評價，給予這位涉世不深的寫作者以真誠的鼓勵(那年我整三十九歲)。因為來的人太多了，我這裡不一一寫出來了，我怕記不全，丟掉了誰。
不過有兩個人我要特別說一下。
一個是主持座談會的作家出版社常務副主編秦文玉。他已經於十五年前走了，在福州出的車禍。那是一個多么真誠多么敬業的編輯家呀!他主持會時那嘶啞的聲音後來長久地迴蕩在我耳邊。
另一個要感激的是《光明日報》記者、散文家韓小蕙女士。她的會議報導《陝軍東征》，除了報導《最後一個匈奴》以外，還報導了陝西後來出的幾本書的訊息。“陝軍東征”一時成為一個熱門話題，成為新時期文學的一次重要事件。
《最後一個匈奴》以及由它引發的“陝軍東征”，代表了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高度。記得後來有一次，在北京見到柳萌老師，他問我怎么看當前的長篇小說創作。我說“陝軍東征”時期曾經達到過一個高度，後來又從這個高度滑落了。
該書也給出版社帶來了可觀的收入。記得作家出版社常務副主編王文平對我說，那一年該社的工資、獎金、年終獎，主要靠的這本書。
關於《最後一個匈奴》，說到這裡為止。
根據該書改編的三十集電視連續劇《盤龍臥虎高山頂》，先在央視八套黃金劇場首播，(連播三次)接著在黑龍江衛視地方台首播，繼而在全國各地方台播出。
我對陝西的廣電局長說，時也勢也，文學必須向影視“就範”，向網路“就範”。我說，我的母親不識字，我都寫了三十本書了，母親一個字也沒有看過，但是當小說變成電視劇以後，她每天晚上都看，臉上洋溢著幸福，上衛生間也是一路小跑。八十歲的她，每年開春，每年入冬，都要住兩次院，可是2011年的春天，因為忙著看電視劇，連生病都忘了。
不過電視劇有一個遺憾，就是名字不如叫《最後一個匈奴》那么響亮。許多人問過我為什麼要改，我說這是審批時，上面一1改的，理由是不要用“匈奴”這兩個字作噱頭。唉，世界上的事情，總不能盡善盡美，能夠播出，能夠產生影響，這就算不錯了。世界上的事情，但凡能做到八分，就叫圓滿了。
隨後，我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大平原》，也將被改編成四十集電視劇。預計在今年的8月開拍。運作者基本上還是那個團隊，即央視電視劇製作中心的李功達先生出任製片人，不過，投資方變了。
《盤劇》給投資方帶來了豐厚的回報，正如小說給出版社帶來豐厚的回報一樣。但願《大平原》的拍攝也能做到如此。因為我的勞動而給別人帶來收穫給社會創造財富，這總是一件叫人高興叫人體面的事。
2011年，我還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給匈奴民族的唯一都城、匈奴民族在行將滅亡前發出最後一聲絕唱的地方，陝北高原的統萬城，寫了一個電影文學劇本。我原來想把這電影叫《統萬城》，導演則將它定名叫《最後的匈奴王》。電-影是大製作，類似於《約瑟王》、《木馬屠城(特洛伊)》那樣的大片。電影將來擬請聯合國秘書長題寫片名，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全世界發行。電影的拍攝，除了藝術的目的之外，它還有一個功利的目的，即能對統萬城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一事，有所幫助。
而我下來該做的事情，是將這個七萬多字的劇本，擴充成一個長篇。那也許將是我的二件重要作品，一件東方與西方溝通和對話的作品。我說過，“匈奴”這個話題，是全人類的一根大筋，一抽動它，東方的和西方的每個人，都會痙攣起來。匈奴民族因為消失而存在，那血脈在如今不同國家、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人們的血管里，繼續澎湃著。
我仍然決定將小說的名字叫成《統萬城》。我將調動我的所有積累，所有激情，所有藝術才能寫好它。我今年已經行年五十又八了，這本書，也許是這個寫作者向長篇小說這種藝術形式，最後的一次致敬了!
我不久前過的五十八歲生日。生日那天，我把自己關在工作室里。畫了一天畫。一邊繪畫一邊思考，我給自己定了個“步入晚年三原則”。這三原則是：第一，到退休年齡就退休，絕不拖泥帶水；第二，絕不欺行霸市，永遠低調做人；第三，抓住剩餘的人生，再寫點好小說再畫點好畫。
行文就要結束時，說點有趣的事：幾天前，一位專題片導演來府上拜訪，他帶來了一個訊息。他說，在江蘇地面，有一位“赫”姓老闆，說自己是最後一代匈奴王赫連勃勃的後裔，並且有家譜為證。而那家譜上一代一代，支脈清晰。這老闆想拍一個《最後一個匈奴》的專題片，請我來當文學顧問。
這導演的話，我還是相信的。因為他就是不久前熱播的那個八集大型人物專題片《作家路遙》的導演。
今天西安的天氣真好。適逢長江文藝出版社重版《最後一個匈奴》之際，從而就在上面說了那么多的話。老百姓說：鑼鼓長了沒好戲!那么我的饒舌，到這裡知趣地打住。
最後讓我大聲地說：謝謝親愛的讀者，我愛你們，我把讀者對我作品的認可，當作最高的褒獎!
高建群
2012年2月9日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