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背景,日本染指,處理方式,爭戰過程,清朝態度,結果,文化資產,產生影響,
歷史背景
琉球王國原本在明朝時為中國的藩屬國，中國與琉球的宗藩關係有五百多年之久。自明初以來，琉球與中國的關係就很密切，琉球不斷向中國進貢，琉球歷代國王都接受中國冊封。1372年，明朝太祖朱元璋對中山王察度發布詔諭。山北、中山、山南三王向明政府朝貢。琉球成為明王朝的藩屬。清朝建立以後，琉球使節於1646年來華，受到順治帝的接見。從此，琉球使節與清廷往來不斷。1662年，清廷派遣兵科副禮官張學禮為正使出使琉球。此後，每逢琉球新王繼位，都有清朝使節前往冊封與慶賀。1663年（清康熙二年）和1756年（清乾隆二十一年），清帝兩次賜印給琉球國王，乾隆所賜之印寫有“琉球國王之印”字樣。但是日本在江戶幕府時期武力迫使琉球王國向日本進貢，等於琉球王國同時跟中國（當時為清朝）與日本稱臣進貢，所以日本明治政府建立後一直想讓琉球王國只向日本政府進貢稱臣，進而併吞琉球，因此便等待機會下手。
而在台灣方面，清朝雖然在1683年順利的將台灣納入清帝國版圖中，但是對於台灣的態度卻一直猶疑不定，所以對於台灣的治理態度僅只於已經開發的區域，而對於尚未開發區域則以劃分界線的方式限制人民越界開墾，並且不納入統治範圍內，因此成為後來日本出兵的有利條件。
1871年（中國清同治十年，日本明治4年）10月一艘琉球宮古島民的進貢船在回那霸航行時遭遇颱風，漂流至台灣南端，船上69名乘客溺死3人，有66人上島登岸。但後來他們因闖入高士佛社台灣原住民住地，遭台灣原住民殺害54人，逃過一劫的其餘12人則在當地漢人營救下前往台南府城，然後轉往福州乘船歸國。
1873年11月，日本政府派外務卿副島種臣以“中國派遣特命全權大臣”的身分出使中國，針對宮古島人遇害事件試探清廷的態度。隨員柳原前光到清政府總理衙門詢問琉球漂流民被殺事宜。柳原前光提出：“貴國台灣之地……貴國所施治者僅及該島之半，其東部土番之地，貴國全未行使政權，番人仍保持獨立狀態。……遭其掠殺，故我國政府將遣使問罪。”清廷總理衙門大臣吏部尚書毛昶熙及戶部尚書董恂表示：“番民之殺琉民，既聞其事，……。夫二島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過問？”柳原前光爭辯說，琉球為日本的國土，清政府應懲罰殺害琉球人的番民。毛昶熙說：“殺人者皆生番，故且置化外。……皆不服王化。”柳原前光說：“生番害人，貴國舍而不治，我卻將問罪島人。”
日本染指
歐美各國對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時時想指染，在東方的新興國家日本更是不落人後，對台灣虎視眈眈居心叵測。在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明治四年)十一月，有琉球宮古島人民六十九人，因海上遇風，船漂至台灣琅喬附近的八瑤灣(今屏東縣滿州鄉)，溺死三人，六六人上岸。六十六人進入牡丹社之地盤，被牡丹社排灣族原住民殺害五十四人。尚有十二人幸運逃出，獲得社寮居民劉天保、楊友旺、宋國隆等人的救助，才得脫險，由台灣官方轉送福州。一八七二年六月閩浙總督文煌，福建巡撫王凱泰連銜奏準遣送此十二人歸返琉球。
當時琉球仍為中國藩屬國，日本在長期的鎖國政策下，球球與日本並無關連，自明治掌權後即打破鎖國政策，明治見琉球人民在台灣被殺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於是在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九月，冊封琉球王尚泰為其藩主，強拉日琉之關係，同時照會各國公使，申明琉球已歸日本，作為侵台之藉口，並故意散布日軍將進攻台灣之謠言。
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明治五年)駐福州的日本領事館，並派陸軍少佐．樺山資紀(後任第一任日本台灣總督)及兒玉源太郎(後為第四任台灣總督)，以及水野遵(後為第一任台灣民政局長)．黑岡季備．福島九成等人，前往台灣。六月由日本出發先到北京，再轉香港，喬裝為商人，再由福州搭廣東號輪船渡海來台灣。到台灣後又得到駐淡水英國領事的協助，分頭遍歷台灣各處。這樣費事來到台灣是為攻打台灣事前的情報工作，這群人細訪民俗，密探防備並采測沿海水深等。這樣調查後在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明治六年)三月，特派外務卿．副島種臣為全權大使，外務大丞．柳原前光為副使，搭龍驤艦赴北京。副島命柳原會見軍機大臣吏部尚書．董旬，及吏部尚書毛昶熙，為牡丹社事件開始交涉。毛昶熙答之曰：「生番皆化外，猶如貴國之蝦夷，不服王化，萬國之野蠻人大部如此」。柳原再曰：「生番殺人，貴國拾而不治，故我國將出師問罪，唯番域與貴國府治犬牙接壤，若未告貴國起役，萬一波及貴轄，端受猜疑，慮為此兩國傷和，所以予先奉告」。毛昶熙答曰：「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裁奪」。柳原後叮嚀曰：「…唯系兩國盟好，一言聲明耳」。談判破裂，副島電告本國政府太政太臣．三條實美。副島．柳原等同年七月返回日本。日本和清國在談判之中，又有日本秋田縣民四名亦漂至台灣東部海岸，再遭劫掠。
於是，日本明治天皇依據太政太臣．三條實美之奏章，向外界公告軍事行動，派兵至台灣。各國此時也表明態度，駐日美國公使．敏哈某(George Bingham)，與英國公使．把克須(Hally Parkes)發表聲明，保持中立。
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日本明治維新之元勛西鄉隆盛之弟)搭乘高砂艦，率領日軍三千六百餘人從長崎出發，直撲台灣。閩浙總督李鶴年這位管轄台灣的最高長官在得知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致滿清國政府聲明書，才知人家已經出兵，驚慌不已，於是馬上寫信阻止。但西鄉置之不理，於一八七四年(同冶十三年，明治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從琅喬灣(車城灣，今之射寮村)登入，枋寮巡檢王懋功，千總郭占熬雖派兵在琅喬，見到日軍登入，也沒有阻止，任日軍毫髮無傷大搖大擺上岸。滿清軍根本就沒有國土觀念。此後，日軍三千六百餘人六月二日分三路開始進攻牡丹社。行同海盜，也等於對台灣不宣而戰，也符合滿清官員毛昶熙的言論「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裁奪」。
在台灣的原住民方面明知日軍現代化的裝備，不是對手，可是自己的土地更需要保護，不惜以犧牲自已生命，讓敵人吃足苦頭。所以排灣族的台灣原住民據石門，憑險扼守，埋伏血戰，但日本軍的炮火猛烈，終於敗退。日軍攻陷石門，再進攻牡丹社，展開超越限度的大報復，燒毀村莊，大量殺屠建威，附近五十七社被迫相繼歸伏。
日軍方面因作戰於險惡之地形，山路狹隘，重裝備派不上場，補給困難，死傷累累。而強悍的排灣族並不投降仍據深谷，頻出狙擊。因此日軍陷入泥沼，進退維谷，戰死者雖僅十二人，而病死老則達五百六十一人，已損失原攻台兵額六分之一，只得放棄前線退守龜山，為維護日軍的名譽，不可以尚未戰勝而退兵，所以持久之計，屯兵開荒。日政府則見軍事上並沒有勝利，乃決定改以外交途徑謀求解決。
北京滿清政府聞報，即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到台處埋，雖循外交談判途徑，但日方總認為「生番不隸中國版圖」，往來辯論。後乃詔令海疆戒嚴，大清欽命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及直隸總督．李鴻章，即奏準特綬於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台監視日軍動態，另在樽俎折衝之間，期以日軍儘快退兵。沈葆楨，奉命於同年(一八七四年)六月三十一日率領福建水師赴台，又命福建陸路提督．唐定奎，及福建巡撫．王凱泰率兵二萬五千準備出發。沈葆楨至台灣後，坐鎮府城，並造派分巡台灣兵備道．夏獻綸，前往琅喬會見西鄉從道。
同時在國際上日、俄對庫頁島問題巳起爭執。又英、美兩國向注視台灣，對日軍犯台，此時均公開表示不滿，英國派駐台灣領事乘英國軍艦到琅喬視察。駐日英使向日質詢，並提抗議書。美國令駐日公使禁止美人美船參加日本侵台事件。
日本政府看遣台日軍的戰況不佳，深恐戰事膠葛，以至全軍覆滅，即特派日本全權辦理大臣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趕赴北京。大久保於同年九月十日至北京前後談判七次，初索賠軍費三百萬元。
滿清政府也昏庸到底，以賠銀五十萬兩外，在和約中確定「日本此次聲稱為保護琉民而進兵入台，中國不指為不是」，這是更大的損失，等於承認日本有權保護琉球，中國無形中喪失了對琉球的宗主國地位。同時展現在世界各國面前是大清帝國願意賠款，而不敢作戰。
於十月三十一日，由駐北京英國公使．威綏瑪(Thomas Wade)居中調停，和約成立，日軍在登入地的龜山建碑紀念後，退出台灣。這件日本藉口牡丹社事件侵犯台灣，滿清政府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情況下於是告終。
但是，日本政府這次出兵台灣，然花小代價，就實際獲利龐大，並因此使圖謀台灣的野心更加熾烈，而成為後來占據台灣的頭一個步驟。這牡丹社事件中可很清楚看到，拿起武器迫使敵人撤出台灣的，並不是滿清政府，也不是漢人系台灣人，而正是原住民系台灣人。
處理方式
日本人開始向英、美等國租用輪船，雇用美國軍事顧問，準備對台灣出兵、征討台灣原住民，並派遣樺山資紀、水野遵來台調查。最初，這些國家的的駐日使節均對日本做法沒有異議。但到出發前夕，英美等國卻轉變態度表示反對，因此日本高層下令軍艦延期出發，但在港口整裝的軍方卻不予理會。
爭戰過程
1874年5月10日，日軍於射寮（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登入。5月18日到5月21日，日軍與台灣抗日派原住民有小規模接觸，互有傷亡。5月22日，佐久間左馬太率領日軍150人進抵石門（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遭到抗日派原住民強烈抵抗，最後，日軍陸戰隊攀上峭壁居高臨下，情勢逆轉，原住民敗逃，牡丹社酋長阿祿古父子身亡。經此一役，多數采觀望態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6月1日起日軍分三路掃蕩抗日派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等原住民，沿途只有小規模抵抗，占領後焚燒村屋並撤回射寮營地。7月1日，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終於投降。日軍移營龜山（今車城鄉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附近）長期駐紮，但在熱病侵襲之下，日軍紛紛病倒，總指揮西鄉從道中將要求日本政府早日撤兵。
清朝態度
結果
日本為了切斷清朝與琉球的宗藩關係以徹底吞併琉球，後來曲解《北京專約》，指清朝已承認日本出兵是“保民義舉”，所以清朝承認琉球人是日本屬民，琉球屬於日本。但清朝澄清北京專約所指之“民”，只是1873年漂流到台灣被生番殺害的小田縣（今岡山縣）之民，不包括1871年被殺害的琉球漂民。
但日本不理會。1875年7月，日本逼迫琉球與中國斷絕關係，命令琉球停止對清朝貢，不接受清朝冊封，撤銷位於福州的琉球館。1879年1月，日本勒令琉球國王尚泰宣誓遵奉日本國法；同年3月，日本派軍警占領尚泰的住所，4月將琉球改名為沖繩縣。
日本向清朝索賠50萬兩白銀。雖然對日本這樣一個東瀛小國賠款十分有失大清帝國的體面，但考慮到1840年以來大清帝國積貧積弱的實際情況，為避免節外生枝，清廷最終選擇了花錢消災，畢竟50萬兩對於整個大清國來說不過九牛一毛。錢是賠了，但是被這樣同屬被西方列強打壓的小兄弟欺負了的事實，還是在朝中激起了軒然大波。由總理各國事物衙門牽頭，群臣紛紛上奏，強調海防，引起了年輕的光緒帝高度重視，由此展開了一場關於海防戰略的大討論。清朝最後決定分別成立北洋水師和南洋水師，任命李鴻章為北洋通商事物大臣，總管北洋水師，任命沈保楨為南洋通商事務大臣，總管南洋水師。
文化資產
琉球藩民墓：屏東縣車城鄉統埔村，清同治10年（1871年）因颱風漂流至恆春八瑤灣的琉球居民五十四人被排灣族人出草，死者屍首由楊友旺及客籍張眉婆、林碰獅等人以一冢安葬於統埔村落邊，日本政府藉此事在同治13年（1874年）發動「牡丹社事件」，日軍首領西鄉從道每年給付年金，囑咐林阿九家族代為管理祭祀。日治時期定期祭拜維護，大正14年（1925年）當年幸免於難的琉球人島袋龜在來台發起琉球藩民墓整修運動，並出版《牡丹社遭難民墓碑改修報告書》。大正15年（1926年）藩民墓開始整修，遭難者名單刻於碑上，昭和2年（1927年）12月完工。民國67年（1978年）沖繩史家又吉盛清來台，並分別於日、琉、台三地，推動「台灣遭害者之墓」與「琉球藩民墓」改修工作。民國70年（1981年）取得屏東縣政府、車城鄉公所同意興工，民國71年3月改建完畢，但將墓碑上的「大日本」三字塗掉。民國89年（2000年）碑文上的「大日本」字樣恢復碑體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