灞橋位於西安市城東，是一座頗有影響的古橋。春秋時期，秦穆公稱霸西戎，將滋水改為灞水並修橋，故稱“灞橋”。灞橋的修建從古至今，圖為其近景。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灞橋
- 外文名：Baqiao
- 地理位置：西安市城東
- 橋柱：408個
- 橋長：380米
- 橋寬：7米
簡介,古代灞橋,灞橋詩文,
簡介
春秋時期，秦穆公稱霸西戎，將滋水改為灞水，並修“灞橋”。王莽地皇三年（22年），灞橋水災，王莽認為不是吉兆，便將橋名改為長存橋。 隋唐灞橋建於隋開皇三年（503年），位於早期灞橋下游300米處，唐至宋代沿用，元廢，是中國迄今發現時代最早、規模最大的多孔石拱橋。
1994年，當地人在灞河取沙時意外發現灞橋遺址。遺址橋墩長約400米，已清理三孔橋洞（橋墩4座、殘券拱3孔），橋墩呈船形，長9.25～9.52米，寬2.4～2.53米，殘高2.68米。墩距5.14～5.76米。墩下以石條鋪成長方形底座，石板長達17米，其下布滿木樁構成橋基。橋墩兩端設分水尖和吸水獸。出土隋唐時期的瓦、琉璃瓦、宋、金、元瓷片，以及北宋維修橋身時利用的唐碑等。2004年國慶節期間一場大水過後，又衝出隋代橋墩10座，殘長約100米，隋唐灞橋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明、清灞橋曾先後幾次廢毀，到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陝西巡撫畢沅重建橋，但橋已非過去規模。直到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巡撫楊名颺恢才按舊制又加建造。橋長380米，寬7米，旁設石欄，橋下有72孔，每孔跨度為4米至7米不等，橋柱408個。1949年後為加固灞橋，對橋進行了擴建，將原石板橋改為鋼筋混凝土橋，現橋寬10米，兩旁還各留寬1.5米的人行道，這大大地改善了公路交通運輸。
灞橋在唐朝時設有驛站，凡送別親人與好友東去，多在這裡分手，有的還折柳相贈，因此，此橋也曾叫做“銷魂橋”，流傳著“年年傷別，灞橋風雪”的詞句。“灞橋風雪”從此成了長安勝景之一。
灞橋
古代灞橋
古代的灞橋，一直居於關中交通要衝，它連線著西安東邊的各主要交通幹線。《雍錄》上指出：“此地最為長安衝要，凡自西東兩方而入出嶢、潼兩關者，路必由之。” 唐朝的王昌齡在其《灞橋賦》中也說：“惟於灞，惟灞於源，當秦地之衝口，束東衢之走轅，拖偃蹇以橫曳，若長虹之未翻”。但是，灞河上建橋的歷史則要追溯至春秋時期。當年秦穆公稱霸西戎，將原滋水改為灞水，並於河上建橋，故稱“灞”，這也是我國最古老的石墩橋。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灞橋水災，王莽認為不是吉祥之兆，便將橋改為“長存橋”。2004年10月1日被大水沖刷出的灞橋遺址則為隋橋，建成於隋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因在原灞橋址以南，故稱為“南橋”，並在橋兩邊廣植楊柳。到唐朝時，灞橋上設立驛站，凡送別親人好友東去，一般都要送到灞橋後才分手，並折下橋頭柳枝相贈。久而久之，“灞橋折柳贈別”便成了特有的習俗。現已將原石板橋改為了鋼筋混凝土橋。 灞橋，這座久負盛名的古橋，曾引起多少文人的詠嘆；那橋邊的垂柳，又讓多少遷客為之斷腸；那橋下日夜東流的灞水，又讓多少離情別緒，變得綿綿無絕期。詩意得經不起任何物化東西的碰撞。哪怕一次小小的撞擊，都會讓心中美麗的倩影灰飛煙滅。 李白嘆道：“年年柳色，灞陵傷別”，岑參寫道：“初程莫早發，且宿灞橋頭”，劉禹錫唱道：“征徒出灞涘，回首傷如何”，李賀詠道：“灞水樓船渡,營門細柳開”，李商隱吟道：“灞水橋邊倚華表,平時二月有東巡”，等等，不一而足。最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僅《全唐詩》中直接描寫或提及灞橋（灞水、灞陵）的詩篇就達114首之多。其後經過歷代墨客騷人妙筆的潤飾，日久天長，灞橋竟被人們改稱為“情盡橋”、“斷腸橋”、“銷魂橋”。據《唐詩紀事》記載：“雍陶有一次送別故舊，行至灞橋，問隨從曰：‘此橋為何稱情盡橋？’隨從道：‘因送別到此為止點，故稱之情盡橋。’雍陶有感惜別之情：‘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柳，任它離恨一條條。’”這就是膾炙人口的《折柳橋》。至於“銷魂橋”則得名於江淹的《別賦》，其賦開篇曰：“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古人折柳贈別，是大有深意的。因為“柳”和“留”為諧音，既表達依依不捨的情感，也寓意人去他鄉，宛如柳木隨遇而安、發展壯大。這一習俗源自何處，已無據可考。文獻記載最早可見諸《詩經·小雅·採薇》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尤其是隋、唐時期，經過文人雅士們不斷寫詩作賦，灞橋折柳贈別那種離愁別緒和深情厚誼就被定格了下來。由於灞橋兩岸“築堤五里，栽柳萬株，遊人肩摩轂擊，為長安之壯觀”（《西安府志》），每當早春時節，柳絮飄舞，宛若飛雪，就形成了“灞橋風雪”景觀，這就是著名的“關中八景”之一。可惜如今這一勝景，只能靠遊人去想像了。說到“灞橋風雪”，不可不提及明代著名畫家吳士英的《灞橋風雪圖》（現藏於故宮博物館）。此圖繪一老者騎驢在風雪中過橋，低首沉思。為烘托主題，景作山野懸崖，樹木凋零，風雪瀰漫，河流封凍，寒氣迫人。側鋒臥筆，線條粗簡，水墨淋漓，一次皴染，頗得氣勢，騎驢人物雖極簡潔，但形態生動。據《韻府群玉》中記載:“孟浩然嘗於灞水，冒雪騎驢尋梅花,曰:‘吾詩思在風雪中驢子背上。’”此畫蓋取其意。 郁達夫說過:“江山亦要文人捧”，而灞橋可以看作是最好的明證了。儘管橋已不是當年的那座橋，那柳也不是當年的柳，但是由於歷代墨客騷人的吟詠，自古至今，依然一直鮮活在國人的心中。
灞橋詩文
灞橋
詩/李商隱
山東今歲點行頻，幾處冤魂哭虜塵。
灞水橋邊倚華表，平時二月有東巡。
注釋
①灞橋：即詩中灞水橋，在長安東邊，為舊時東巡洛陽的必經之路。
②點行：按戶口名冊抽丁出征。
③華表：這裡指路邊的木柱，立於大道交衡。
④東巡：指盛唐時皇帝巡遊東都洛陽。
《請告東歸發灞橋卻寄諸僚友》
年代: 唐 作者: 劉禹錫
征徒出灞涘，回首傷如何。
故人云雨散，滿目山川多。
行車無停軌，流景同迅波。
前歡漸成昔，感嘆益勞歌。
寂寞灞橋
文/初國卿
最早知道的灞橋是在明代吳偉的畫作《灞橋風雪圖》上和湯顯祖的傳奇《紫釵記》中。畫上的灞水迤邐著從遠山層巒里流出，皚皚白雪、森森古木中，一人騎驢正從小橋上通過。傳奇中的故事講霍小玉在灞橋上送文士李益，兩人情意纏綿，難分難捨，最後折柳贈別，淚濕欄桿。吳偉的畫意雅致而滿蘊文氣，湯顯祖的傳奇迷離而追魂攝魄。風雪中的灞橋作為離別傷情的意象，從此讓我難忘；後來又一直在古典詩詞里折磨著我，那是一份難以釋懷又無法與外人道也的感念。
一
正是飛花自在輕倩如夢的季節，參觀完半坡遺址，即去灞橋。
旅行車從半坡到灞橋不過三、四公里的路程，但卻走了近一個小時。那車時走時修，到了灞橋就真正拋錨了。也好，車不催人，倒是有更多的時間來審視這處聲名赫赫的勝跡。
灞橋位於西安東十多公里處的灞河上，是東出西安的必經之地。它西臨滻水，東接驪山，東南邊是廣袤的白鹿原，北邊是肥沃的渭河平川，東北邊是滄桑的銅人原。《雍錄》上說：“此地最為長安衝要，凡自西東兩方面入出嶢、潼兩關者，路必由之。”“嶢”指陝西商縣西北的嶢關，也叫青泥關或藍田關，為西安東南方一大門戶；“潼”就是陝、晉、豫三省交會處的潼關。到灞橋這裡才會看清，從西安來的公路過了灞橋之後就分為北、東、南三線，北線入陝北，東線達鄭州，南線去商州、南陽和信陽。這裡自古是交通重鎮，如今交通更是發達，108國道（與隴海鐵路線平行）、310國道（西安至內蒙）和312國道（西安至上海），均在灞橋鎮境內交會。另有三條高速公路通過灞橋，分別為連雲港至新疆、西安至藍田、西安至閆良，連線西臨、西銅、西寶及鹹陽國際機場專用線，是溝通我國東西部地區的第三條大動脈。隴海鐵路和西康鐵路跨河而過，並有四條鐵路專用線可供使用。灞橋鎮已成為陝西省米字型交通布局的中心點，可謂五湖三江，四通八達。
上得橋頭，面對橋東的灞橋古鎮，我倚橋而立，雙手輕撫橋欄，思緒一下疊進古人的印痕里。霎那間我仿佛與走在灞橋上的所有古人撞了個滿懷。千年百年之前，他們在這座橋上觀賞“灞陵風雪”的景致，衣袂飄飄，折柳相送；他們騎著大馬或是蹇驢，帶著勝利者的豪情與驢子背上的詩思從橋上走過；他們從中原經這裡出使西域，在陽關月色下做著建功立業的大夢；他們還從這裡東走中原，在清明上河圖里覽盡帝都繁華。然而多少年過去了，這裡恢復了原有的寂寞，我卻來了。我不相信，這就是那座走天涯的斷腸人相互面對的灞橋么？是李白那年年柳色總是不堪離離情傷的灞橋么？是從鹿門山出來的孟浩然在雪天騎驢賞梅的灞橋么？我深知，灞橋的每一塊石頭每一顆砂粒上都凝聚了古人生離死別的聲音與隱隱約約的哽咽，還有別意殷殷的叮囑。灞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因為載不動那無數的傷心故事才變得如此寂寞、幾度興廢？否則你不會成為傷情別離的絕唱。天下別離一樣苦，豈獨灞橋？何止折柳？為什麼單單由你代表了這樣一個人世間最關情懷最是黯然和傷感的意象？你承載的情感真是太重太重！你所積澱的“灞”字文化也同樣是太過於豐厚！
灞河為長安八水之一，發源於秦嶺藍田縣的藍谷之中，匯納於古代長安風景勝地——輞川西漳澗而北流，穿過灞陵原谷地，橫貫長安東郊，西北流滻水匯入，又北流注入渭水。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灞河“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秦穆公為了顯示稱霸西戎的武功，連河名也帶上了霸權色彩。然而後世的地理學家似乎不願承認這個事實，不經意地在霸字前加了一個三點水，而成了灞水。從此，長安東部就形成了一種“灞”字文化，如“灞城”、“灞上”、“灞陵”、“灞頭”、“灞橋折柳”、“灞柳風雪”、“灞橋傷別”等等，都與灞水有著一定的歷史淵源。作家陳忠實寫過的“白鹿原”，古來是稱作“灞上”的，還叫“灞陵原”，以漢文帝的陵墓而得名。《史記》上說：“帝治灞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漢文帝劉恆是漢朝的第三代皇帝。呂后死，周勃等人平定了諸呂之亂，劉恆在漢惠帝絕嗣的情況下迎立為漢家天子。他在位二十三年，崇尚節儉，體恤民苦，致使社會穩定、國泰民安，與後來的漢景帝一起開創了較長時間的太平盛世局面，史家稱為“文景之治”。灞陵原正是他的無字碑。
二
“灞”字文化中，最著名的當屬灞橋。野渡無人舟自橫——在中國，水是一種景觀，甚至是一種哲學，而非路的延伸。南人舟楫，北人架橋。由舟楫而進化為橋，標誌著科學水平及生產力的提高。
灞水上何時有橋，史無確切記載，只知到了西漢時這裡才建起了木橋，地點在今橋西北十餘里處。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灞橋水災，王莽認為不是吉兆，遂將橋名改為長存橋。名曰長存，以後卻在宋、明、清期間先後幾次廢毀。不過南北朝時期的《三輔黃圖》和《水經注》都說到了“灞橋”，可知已經恢復舊名了。到了隋文帝開皇三年，也就是公元583年，又在今橋稍北處建了一座石橋，形成南北兩橋。
中國人造橋的本事是很大的。華夏的橋鄉應在南方而非北方，當以河網如織的水鄉紹興為最。今日紹興市共有橋樑一萬零八百一十九座，是舉世獨一無二的“萬橋市”。以多橋著稱的水城威尼斯，每平方公里建橋不過0.66座，而紹興市境內每平方公里竟有橋31座。其中古橋有廊橋、亭橋、塘橋、閘橋……等等，功能與造型各異，有的橋樑還可以搭戲台，船家在舟中、耕家在岸上，都可一覽興亡故事與人間種種恩愛情仇。難怪曾孕育出《梁山伯與祝英台》之千古絕唱的江南水鄉人，不屑一顧美國電影《廊橋遺夢》里那條歪歪斜斜的爛木橋，朽木之側如何能擦出愛情的火花？然而中國最知名的橋卻都是在北方而不在南方，比如趙州橋，那是世界橋樑史的一座“宗祠”，它的雙拱造型，至今仍為各國的橋樑工程師所沿用。當年灞橋的設計水平應不在它之下，1994年考古發掘證實古灞橋始建於隋初，廢棄於元，為中國已知年代最早、規模最宏偉、橋面跨度最長的一座大型多孔石拱橋。考古學家還在橋拱腹中清理出瓷器等一批隋至元各時期的填充物，此事曾列入1994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宋以後，灞陵舊道和秦漢故橋都荒廢了，南橋因灞水東徙，被擱置在平陸上。元朝時，山東堂邑人劉斌重建石橋，位置大約就是現在灞橋這個地方。據《關中勝跡圖志》說，此橋15孔，闊24尺。到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陝西巡撫畢沅重建橋，但已非過去規模。直到清道光十四年（1834），巡撫楊公恢才按舊制又加建造。同治十三年（1874），又用巨石改建，長150丈，闊三丈。可惜的是這座橋在1957年被拆除，就像當年北京、西安拆除古城牆一樣。人類就是這樣在一個怪圈中生活，不斷地為自己豎立文化豐碑，又不斷地毀滅這些文化豐碑，然後再回過頭來撥亂反正，最後懷著一種朝聖的心情去憑弔永遠也難以復原的廢墟。遺憾的是古灞橋連廢墟也不復存在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灞橋只不過是20世紀50年代修建的鋼筋混凝土橋。
幾乎與1957年拆橋的同時，在灞橋附近的一座漢墓里有一個驚人的發現，這就是“灞橋紙”。我國造紙術的發明，長時期以來一般都歸功於東漢時的宦官蔡倫，這是因為《後漢書·蔡倫傳》上有明確的記載。人們常把蔡倫向漢和帝獻紙的那一年——元興元年，即公元105年作為紙誕生的年份，蔡倫也因此被奉為造紙的祖師。而“灞橋紙”生產於西漢初期，主要由大麻和少量苧麻的纖維製成，比蔡倫紙早了兩三百年。古灞橋拆除了，“灞橋紙”或許能給人一絲安慰。紙的發明讓人類進入了一個新的文明時代，灞橋從此又增加了一個新的文化符號。
但無論怎樣，我還是因為見不到古灞橋而難以釋懷。在我的想像中，灞水上的橋當是青石板鋪路，上面印滿了古人踏出的斑駁的歷史痕跡。而眼前這柏油橋面，更讓我產生一種強烈的對古橋的追懷。橋是中國人智慧的體現。中國人造橋造得出神入化，與橋有關的傳奇更如恆河沙數。一般而言，北方之橋常與戰爭扯不斷，演繹的是立馬橋頭，喝斷當陽的壯闊；南方之橋多與悱惻纏綿的愛情故事相牽連，留給後人的是“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這樣令人黯然情殤的典故。仔細考究，每一座古橋下都能撿拾出許多民族文化史的殘章斷片。
儘管灞橋有說不盡的歷史，但當我真正站在灞橋橋頭，竟有些茫然的感覺。到灞橋就是為了來看這座橋嗎？一時連我自己也有些說不清了。但我又確確實實奔此而來。
三
到灞橋來如果是為了考察灞水的建橋史或者其他的文化史，未免有些故弄玄虛。然而懷著一腔痴情到這裡來，又到底是為了什麼呢？面對同想像中落差懸殊的灞橋，我一時竟變得很無奈。據說文人的本事是能把偌大一個世界的生僻角落變成人人心中的故鄉。當年的文人自有一套將灞橋變成後人故鄉的法術，可今天的灞橋卻讓文人如何也親切不起來，更多的倒是總也抹不掉的他鄉之感。
走在今天的灞橋上，撫欄凝望，儘管四月的春風已滿蘊夏意，但眼前仍是尋不見心中那番動人的情景。灞水兩岸，少見成片成排的垂柳，沙礫裸露，光禿禿的沒有遮攔。黃沙迤邐遠去，河中只有窄窄的一彎水流，間或分成兩股細流，中間圈出一塊沙洲，泛著遙看的嫩綠。河水不見波紋，更沒有浪花，只是默無聲息地蠕動著。陽光下，赤背的淘沙拉沙人趕著馬車吆喝著從橋下穿過，河床被淘得凹凸不平。河灘上停放著各式汽車、馬車、架子車、拖拉機，支起的沙篩如同一葉葉破舊的風帆。我從橋上下到河床中，在一處處沙坑石縫裡尋覓，企盼能見到秦時的箭簇、漢代的古紙、六朝時的斷戟，或是隋唐年間的碑刻，但這一切都有如痴夢。面對層層黃沙，我只有想像。想像這片土地，這彎河流，這座灞橋，歷史寫給它的篇章還是比較光彩和充滿詩意的。因此，像我一樣來此的後人，差不多人人心頭都迴蕩著當年灞橋醉人的詩和醉人的故事。人們來尋景、尋詩、尋故鄉，尋找當年的灞橋風雪和灞橋傷別……
灞橋風雪中的“雪”實是指柳絮而言，所以後人又稱“灞柳風雪”。灞橋風雪一說是早年在《北夢瑣言》中知道的，說是晚唐有位宰相叫鄭綮，善於作詩，當有人問“相國近有詩否”時，他回答說：“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意思是此時此處沒有詩思，只有騎著毛驢在柳絮像漫天雪花一樣飄飛的灞橋上才有詩的靈感，可見這“灞橋風雪”在詩人心中的位置。當然了，鄭綮的“灞橋風雪”只是一種代指，是說詩需深入生活，但也可見出唐宋間“灞橋風雪”的名氣。
“灞橋風雪”曾是關中的一處著名景觀，每屆暮春時節，這裡都飛絮似雪，煙霧迷離，別具風致，成為長安人相約遊春的好去處。那時的灞橋兩岸，古柳婆娑，新柳披翠，風飄絮起，綠雲垂野。春風春雨中，柳絲萬縷，似煙似霧，灞橋邊，灞水上，經朝歷代，都延續著一個含煙籠翠的幽然意境，正如唐人鄭谷在《小桃》詩中所描述：“和煙和雨遮敷水，映竹映村連灞橋。”宋時，灞橋風雪景觀不減唐時，以至秦觀在詞中說：“灞橋雪，茫茫萬徑人蹤滅，此時方見，乾坤空闊，驢背吟詩清到骨，梅花清寒冽。”直到清朝，“灞橋風雪”仍未減其作為著名景觀的魅力。“灞柳風雪”曾是關中八景之一，這在西安碑林朱集義的“關中八景”碑上可見到。我記得那碑上詠“灞柳風雪”的詩是這樣的：“古橋石路半傾欹，柳色青青近掃眉。淺水平沙深客恨，輕盈飛絮欲題詩。”此碑刻於清康熙十九年（1680），這說明至少在康熙年間，灞橋一帶到了暮春時節都是飛花似雪引人詩思的，誠如清《西安府志》中所說：“灞橋兩岸，築堤五里，栽柳萬株，遊人肩摩轂擊，為長安之壯觀。”清末，由於人為因素，這裡古柳漸毀，新柳不繼，灞橋風雪這一歷史勝境遂開始走向衰亡。從此，灞橋兩岸再沒了歷史上的熱鬧。
“灞橋風雪”的出名是因為這裡多柳樹的緣故。從地理上看，長安周圍河流川道多，適宜柳樹的生長，因此自古有“絕勝煙柳滿皇都”的說法。從河邊到陌上，從橋畔到樓台，從皇宮到御苑，從官府到民宅，到處是柳絲依依，柳絮飛飛，形成了眾多的以柳成景的地方，除灞橋柳之外，尚有章台柳、隋宮柳、青門柳、隋堤柳、宮門柳、御溝柳等詩中經常提到的景致。至於當年灞橋這裡有多少柳樹，我無從考察，但有一點可以斷定，柳絮而能形成“風雪”，當不在少數。然而，灞橋之柳的名氣似乎不在自然，而在人文，在於灞橋折柳而演繹成的千古意象——灞橋傷別以及影響千年的傷別文化。
四
灞橋折柳是灞橋風雪之外的又一個頗有名氣的故實，一個流傳在文人心中的千古往事。《三輔黃圖》在“灞橋”條下說：“漢人送客至此，折柳贈別。”《開天遺事》還說：“來迎去送，至此黯然，故人呼為斷魂橋。”在長安成為漢唐京都的漫長歲月里，灞橋是眾多外放官員離京餞別的理想之處。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
折柳相送，是中國人最古老的一個離別風俗。從《詩經》時起，古人就喜歡將離別同楊柳聯繫起來，“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柳”和“留”異字同音，柳絲搖曳，總給人以招手挽留的想像。
最早在灞橋邊上折柳的，應是唐朝人。唐以前，儘管灞橋也有了離別的意緒，如漢末文學家王粲為避戰亂東出長安，曾留下“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的慨嘆，但還未見折柳相送的情景。唐時在灞橋設立了驛站，從此，灞橋上就有了年年柳絲不堪折的傷感和壯懷。人世間，親情愛情友情，幾人能夠大割大舍，大離大棄大解脫？唐人走過了三百年的灞橋，潼關晨夢，渭城朝雨，涼州殘雪，陽關羌笛，懷一腔報國壯志，別了灞橋，到安西去，到輪台去，到更遠的龜茲瀚海去。到西域去建功立業，那是盛唐的時尚與氣象。當年李白首創《憶秦娥》詞牌，開篇寫的就是灞橋送別：“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唐代另一位詩人李益寫有《途中寄李二》絕句：“楊柳含煙灞岸春，年年攀折為行人。好風若借低枝便，莫遣青絲掃路塵。”成為灞橋折柳送別的名作。
唐朝以降，灞橋不再車馬轔轔，廢棄了華清池，同時也廢棄了大唐的盛氣。
宋代京都東移，過往灞橋的文士學子大大減少，但這裡折柳送別的習俗相沿不輟，其中以柳永《少年游》詞里的描繪最為動情：“參差煙樹灞陵橋，風物盡前朝。衰楊古柳，幾經攀折，憔悴楚宮腰。夕陽閒淡秋光老，離思滿蘅皋。一曲陽關，斷腸聲盡，獨自憑蘭橈。”還有賀鑄的《連理枝》：“想灞橋春色老於人，恁江南夢杳。”明人徐復祚《紅梨記·再錯》也說：“則看他迎風襲襲，籠煙裊裊，腸斷灞橋濱。”然而到了清代，文人們離別相送似乎已沒有了折柳的習慣，騎射民族從來就不欣賞這種一段柳枝牽就的兒女情長。因此，灞橋在他們的視野里變得逐漸緲遠。乾隆皇帝四巡東北、六下江南、九進曲阜，卻很少涉足關中，因為那裡是漢唐時代的輝煌，終究尋不出一絲衣錦還鄉的樂趣。慈禧太后倒是臨幸過灞橋，但那是危急之際逃難陝西途中，是過也得過，不過也得過的不得已。清王朝在她手中早已是灞陵原上的西風殘照、古道音塵了。
委頓的灞橋，從此見識過的行人，多是哭哭啼啼，再也難得唐時的壯懷與浩氣。三月柳絮不飛，那是送行人哭得的一片潮濕。
我為灞橋從古人的書袋裡掏典故，實在是一種無奈。因為我知道，那許多人的所吟所唱，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具體的實指，而是一種傷別的文化符號。
沒有辦法，在灞橋追溯灞橋的輝煌，只能打掃古人的書袋。灞橋之於現代人，要展示的幾乎太少了。時代發展到今天，已再無人折柳相送。現代的交通與通訊使人們沒有了阻隔之苦，物慾的時代也讓人的情感變得淡漠而粗礪，親情友情愛情，少了思念，少了痛苦，少了磨折，也少了專注和篤定。因此再不用折柳，甚至不用相送。灞橋由此寂寞。
五
夕陽已抵近遠山，回望長安，古意蒼然。
漫步橋頭，我愈發難以將眼前的情景同灞橋的歷史彌合起來，但一時又難從歷史沉思中超脫，仿佛時空概念消失，眼前晃動的總是秦始皇、項羽、劉邦，還有李白、王維、孟浩然或者白居易的身影。驀地，我發現灞橋的東岸有幾株垂柳在搖曳著乾枯的枝條，那樹幹彎腰駝背，仿佛是臨風觀河的歷史老人。莫非這就是“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的見證？
撫摩斑駁古銹的橋欄，我的眼前忽閃過許多清晰且模糊的畫面。它告訴我，灞橋不僅僅是傷別，還有更多的壯舉與悲歌——
——公元前227年，高漸離擊築，荊軻賦《易水歌》而別，過灞橋入鹹陽刺秦不成被殺。荊軻遂成為戰國遊俠的代表人物。
——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劉邦率軍由武關經藍水一路破秦，從灞橋西入鹹陽，秦王子嬰在函谷關內雖有數十萬兵力，但還是素車白馬，“銜璧迎降於軹道旁”。
——漢時灞橋上設有稽查亭，檢查來往行人。一夜，被“貶為庶人”的大將軍李廣獵歸路過此橋，喝醉了酒的灞陵尉攔住不準過去。李廣的隨行人員說：“這是原李將軍。”灞陵尉並未買賬：“今將軍也不得夜行，還說什麼原將軍！”李廣無奈，只得在橋頭的稽查亭過了一夜。後來李廣官復原職，漢武帝拜其為右北平太守，走馬上任時，特向武帝要求灞陵尉與他同去。待灞陵尉一到軍中，即尋機殺之。看來，威名赫赫的飛將軍也難免小肚狹腸。這件事後來讓司馬遷寫在了《史記·李將軍列傳》中。
——東漢末年，長安大亂，帝都百姓紛紛由灞橋東逃他鄉。著名文學家王粲在逃出長安後，曾站在灞陵岸上回首長安，寫下了那首著名的《七哀詩》，然後從灞陵岸古道南奔荊州。
——灞橋的東邊，就是舉世聞名的驪山華清池。唐時楊貴妃“溫泉水滑洗凝脂”，灞橋上，年年龍鳳輦，皇帝與皇妃哪裡會想到人間的傷別？
……
秦風漢雪，隋雨唐月，灞水浩浩，垂柳依依。
時間可以像河水一樣逝而不歸，但歷史老人卻永遠凜然肅立，任誰寂寞或是顯赫、貧窮或是富貴，都不會施捨給他一個恆久的生命同這灞橋相伴，而是統統推搡進三皇五帝的宗譜，這是任誰也超越不了的歸宿。不見了王翦、劉邦，不見了李廣、楊玉環，荊軻唱著悲歌遠去，張學良也安息在了夏威夷的清風明月之中，但驪山依舊，灞水長流；兵馬俑依次出土，始皇陵樹木已拱；隴海路變成了歐亞大陸橋，法門寺佛舍利驚呆了全世界。一切都按著歷史的固有節奏在發展，日出日落，舊去新來。今天，我初國卿能站在灞橋上抒懷古之幽情，也算是歷史給我的一個機會。在夕陽的山影里，我發現灞橋西端的一條大路上，一排排老柳樹有序地排列在兩邊，枝葉長垂，柳蔭下有許多賣土特產的小攤，攤主謙恭而實在。不遠處，籬牆構成一座座農家小院，稀落的綠色已爬上房門，院外大都是新植的柳樹，柔枝似縷，臨風搖線。聽老農說，現已開始家家栽樹，村村植柳，想三五年之後，灞橋再不會讓遊人失望，重現“灞橋風雪”的奇異景觀看來已為時不遠。
夕陽已隱入遠山之中。暮色里依稀見得古道綿綿，只是不聞驪歌惆悵，不見衣袂飄飄揖別的身影。灞水平沙在夕陽的一絲餘輝中更顯得羸弱枯瘦。
離開灞橋，坐在旅行車上，心情複雜。在我身後，灞橋像一位揖別了的經世故友，永遠地標註在歷史的最深處。我仿佛從唐詩宋詞中走了出來，很沉重，也很釋然。
車離灞橋漸遠，車內人都做昏睡狀。我回望車窗外，驪山如睡，灞橋如夢，心情又添了一絲索然——灞橋，委實太寂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