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佛教研究》內容簡介：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舉辦的關於遼金時期佛教研究研討會的論文彙編，從歷史篇、思想篇、人物篇三個方面展開。
基本介紹
- 書名：漢傳佛教研究論叢:遼金佛教研究
-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 頁數：366頁
- 開本：16
- 品牌：金城出版社
- 作者：怡學
-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1550613X, 9787515506135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遼金佛教研究》是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舉辦的關於遼金時期佛教研究研討會的論文彙編，分為佛教歷史研究、佛教思想研究、佛教人物研究三部分。《遼金佛教研究》填補了佛教研究上的空白，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作者簡介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以“以法為依，師道莊嚴”為所訓，佛弟子聞熏正法、清淨解脫，僧團弘法、辦教育，皆應“以法為依”。研究所成立十年以來，相繼出版了《放手拈花》、《走近佛陀》、《北京佛教文獻集成》、《居士教學叢書》等近百本書籍，舉辦“佛教節日與民俗”、“遼金佛教研討會”、“元代北京佛教研討會”等多次研討會。現在，又組織出版《漢傳佛教研究論叢》，推進佛學研究的發展，促使佛法能夠深入社會人心，達到淨化人生的效果。
圖書目錄
遼金佛教研究·歷史篇
日本野上俊靜的遼代佛教研究/楊曾文
遼朝與佛教/野上俊靜
遼朝燕京佛教述論/何孝榮
遼金元明時代的北京弘法寺/黃夏年
北京昌平遼代雙泉寺的歷史文化價值/理淨
遼金時期的曹洞宗/賴功歐
論遼代的華嚴宗弘傳及其影響/陳永革
遼代墓葬中的佛教題刻綜述/孫勐
契丹女真文字記錄的佛陀名號及其所見遼金佛教異同/唐均
金代官賣寺觀名額與僧道度牒二題/王德朋
關於朱弁的追跡調查/邢東風
遼金佛教研究·思想篇
歷史因果莫輕談--我對“遼以釋廢”說的一點意見/剛曉
空門名理孔門禪--李純甫《鳴道集說》的時代特色/顧偉康
護法與盡孝道：房山石經雕刻的原動力/李尚全
遼僧非濁《三寶感應要略錄》研究/邵穎濤
略論金代佛道思想的融合/李玉用
從經幢記看遼代的密教信仰/王璞
《禮念彌陀道場懺法》與遼金時期的淨土思潮/王公偉
李純甫思想研究的幾個問題/閆孟祥
遼金佛教研究·人物篇
貓又無，爭甚狗？--萬松行秀評“南泉宰貓”/陳堅
略論萬松行秀的禪學思想/昌蓮
耶律楚材的佛門淵源/葉憲允
禪宗在遼與西夏：以黑水城出土《解行照心圖》和通理土師《究竟一乘圓明心義》為例/索羅寧
《俄藏黑水城文獻》通理大師著作考/馮國棟李輝
遼法均及嫡傳弟子相關史事/包世軒
無礙大師詮曉與遼代佛教/紀華傳
李屏山居士對莊子的辯護/韓煥忠
日本野上俊靜的遼代佛教研究/楊曾文
遼朝與佛教/野上俊靜
遼朝燕京佛教述論/何孝榮
遼金元明時代的北京弘法寺/黃夏年
北京昌平遼代雙泉寺的歷史文化價值/理淨
遼金時期的曹洞宗/賴功歐
論遼代的華嚴宗弘傳及其影響/陳永革
遼代墓葬中的佛教題刻綜述/孫勐
契丹女真文字記錄的佛陀名號及其所見遼金佛教異同/唐均
金代官賣寺觀名額與僧道度牒二題/王德朋
關於朱弁的追跡調查/邢東風
遼金佛教研究·思想篇
歷史因果莫輕談--我對“遼以釋廢”說的一點意見/剛曉
空門名理孔門禪--李純甫《鳴道集說》的時代特色/顧偉康
護法與盡孝道：房山石經雕刻的原動力/李尚全
遼僧非濁《三寶感應要略錄》研究/邵穎濤
略論金代佛道思想的融合/李玉用
從經幢記看遼代的密教信仰/王璞
《禮念彌陀道場懺法》與遼金時期的淨土思潮/王公偉
李純甫思想研究的幾個問題/閆孟祥
遼金佛教研究·人物篇
貓又無，爭甚狗？--萬松行秀評“南泉宰貓”/陳堅
略論萬松行秀的禪學思想/昌蓮
耶律楚材的佛門淵源/葉憲允
禪宗在遼與西夏：以黑水城出土《解行照心圖》和通理土師《究竟一乘圓明心義》為例/索羅寧
《俄藏黑水城文獻》通理大師著作考/馮國棟李輝
遼法均及嫡傳弟子相關史事/包世軒
無礙大師詮曉與遼代佛教/紀華傳
李屏山居士對莊子的辯護/韓煥忠
序言
總序
從佛法本身來說，教、理、行、證的修學次第，已經為佛弟子指明了修學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為自己的資質、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於是形成不同類型的佛法，如重義理、重實踐等區別。但是，作為佛弟子來說，義理的探討是為了將佛陀所要開示的真實事理，充分、完整地表達出來，如“阿毗達磨”雖然著重於論證“法”的自性、定義、關係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於“諦理的現觀”，最終歸宿於修證。那么，重修證的佛教，主要是從利益眾生的角度，重視佛法的適應性、實效性，所以對事相的分別比較少，如初期大乘經典以“般若”、“三昧”、“解脫門”、“陀羅尼”、“菩提心”等作為中心，來表達從發趣、修行、證入的歷程。雖然存在著這種不同的側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義理知識與實踐經驗相結合為中心。中國佛教其實已經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如天台智者大師的教觀並重，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高僧傳》將古代僧人分為十科，其中翻譯、解義、讀誦便屬於義解門；而習禪、明律、感通、遺身、護法、興福，都是屬於實踐門一類；最後一科“雜科”則是指出家人的外學修養，傍及世間經書、治世語言、禮樂文章等，無不兼通。
但是，傳統意義的佛教義解，主要是註疏經、律、論，在“述而不作”中表達自己的理解與觀點，當然也有一些專門性的著作。而且，這些佛教義解僧，都是從自己的信仰與經驗出發，通過註疏、論著，來達到實踐與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興盛、隋唐佛教的輝煌，都與義解的繁榮是分不開的。而禪宗的發展則為中國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視主體的體認，自己身心的解脫；淨土法門的流行，激發了佛教的信仰感情，為佛教走入社會提供了方便。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禪、淨的流行，在這種“簡單”、“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國佛教徒逐漸失去探討高深佛理、考察繁瑣戒律的興趣。於是，中國佛教重視義理研究的優良傳統便喪失殆盡。
但是，另一方面，佛學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卻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應該是開始於歐洲殖民主義者侵入亞洲地區，為了維護自己的殖民統治，必須要深入研究亞洲的宗教及其文化。於是，通過接觸梵文、巴利文等東方語言，開始了解佛教的理論，消化佛教的教義。在“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這些學者注重現代佛學研究的客觀性、純學術性，形成了佛學研究的現代傳統，於是佛教便成為一種學問——佛學。19世紀後期，日本佛教界開始運用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從而推動了日本佛學研究的興盛與發達。隨著“西學東漸”、日本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增強，中國開始有了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這在當時中國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響與回應，特別突出的如《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的辨偽，“大乘佛教非佛說”的討論，“佛教非宗教非哲學”之辯等。同時，佛教界受到時代流行的學術方法的影響，尤其是太虛大師倡導的“人生佛教”運動，高揚佛教理性主義思想，直接推動了佛教界從事佛學研究，這其中以印順法師的影響最大。但是，相對來說，學術界則在佛學研究上取得了更為矚目的成就。
改革開放後，中國佛教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經過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復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現出遊人如織、香火旺盛的現象。於是，培養人才、弘法、學術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緊缺無形中遏制了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而人才的成長與培養，又與佛教界的觀念與重視程度是成正比的。
佛教學術研究真正的根本意義，不僅是了解存在於一定時空中的佛教發展形態，更是從現存的文獻、文物中，去偽存真，探索其前後延續、彼此關聯的因果性，從而更清楚地認識到佛法的本質，及其因時、因地的適應。了解過去佛教的真相，從中承受根本而主要的佛法特質，作為我們信行的基礎，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以“以法為依，師道莊嚴”為所訓，佛弟子聞熏正法、清淨解脫，僧團弘法、辦教育，皆應“以法為依”。僧團要清淨和合，必須“以戒為師”，受戒、學戒、持戒，言傳身教，行為規範、理念相同、經濟待遇均衡的清淨僧團才能體現出佛教的神聖性，這就是“師道莊嚴”；而且，在辦教育、弘法、文化出版等事業中，更能注重“法”的清淨性與“人”的師道，師資相承，清淨布施。
“以法為依，師道莊嚴”，即“法”要清淨，“人”要莊嚴；在“法”上，要依法不依人；在“人”上，出家人要清淨和合，在家居士要恭敬虔誠，僧俗各住其位，方顯“法”、“人”的清淨莊嚴。要實現“以法為依，師道莊嚴”，要以“法”的教育培養“人”，即要注重人才建設，舉辦僧教育和居士教育；“人”要修學體證“法”，“法”才能體現、呈現，正法才能落實到世間；“人”要深入理解“法”，即要研究、研討；“人”要弘揚“法”，“法”方能廣大，即要注重弘法、文化出版。所以，教育修學、研究弘法、文化出版，是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的三大功能，也是研究所同仁們一起奉獻努力的事業。
研究所成立十年以來，相繼出版了《放手拈花》、《走近佛陀》、《北京佛教文獻集成》、《居士教學叢書》等近百本書籍，舉辦“佛教節日與民俗”、“遼金佛教研討會”、“元代北京佛教研討會”等多次研討會。現在，又組織出版《漢傳佛教研究論叢》，推進佛學研究的發展，促使佛法能夠深入社會人心，達到淨化人生的效果。這一切呈現了研究所法師們無數的青春熱忱，體現了數千名義工、學員們的付出。
祝願研究所能夠走得更遠，越來越好！
怡學
2012年9月1日
於北京廣化寺
從佛法本身來說，教、理、行、證的修學次第，已經為佛弟子指明了修學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為自己的資質、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於是形成不同類型的佛法，如重義理、重實踐等區別。但是，作為佛弟子來說，義理的探討是為了將佛陀所要開示的真實事理，充分、完整地表達出來，如“阿毗達磨”雖然著重於論證“法”的自性、定義、關係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於“諦理的現觀”，最終歸宿於修證。那么，重修證的佛教，主要是從利益眾生的角度，重視佛法的適應性、實效性，所以對事相的分別比較少，如初期大乘經典以“般若”、“三昧”、“解脫門”、“陀羅尼”、“菩提心”等作為中心，來表達從發趣、修行、證入的歷程。雖然存在著這種不同的側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義理知識與實踐經驗相結合為中心。中國佛教其實已經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如天台智者大師的教觀並重，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高僧傳》將古代僧人分為十科，其中翻譯、解義、讀誦便屬於義解門；而習禪、明律、感通、遺身、護法、興福，都是屬於實踐門一類；最後一科“雜科”則是指出家人的外學修養，傍及世間經書、治世語言、禮樂文章等，無不兼通。
但是，傳統意義的佛教義解，主要是註疏經、律、論，在“述而不作”中表達自己的理解與觀點，當然也有一些專門性的著作。而且，這些佛教義解僧，都是從自己的信仰與經驗出發，通過註疏、論著，來達到實踐與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興盛、隋唐佛教的輝煌，都與義解的繁榮是分不開的。而禪宗的發展則為中國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視主體的體認，自己身心的解脫；淨土法門的流行，激發了佛教的信仰感情，為佛教走入社會提供了方便。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禪、淨的流行，在這種“簡單”、“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國佛教徒逐漸失去探討高深佛理、考察繁瑣戒律的興趣。於是，中國佛教重視義理研究的優良傳統便喪失殆盡。
但是，另一方面，佛學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卻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應該是開始於歐洲殖民主義者侵入亞洲地區，為了維護自己的殖民統治，必須要深入研究亞洲的宗教及其文化。於是，通過接觸梵文、巴利文等東方語言，開始了解佛教的理論，消化佛教的教義。在“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這些學者注重現代佛學研究的客觀性、純學術性，形成了佛學研究的現代傳統，於是佛教便成為一種學問——佛學。19世紀後期，日本佛教界開始運用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從而推動了日本佛學研究的興盛與發達。隨著“西學東漸”、日本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增強，中國開始有了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這在當時中國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響與回應，特別突出的如《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的辨偽，“大乘佛教非佛說”的討論，“佛教非宗教非哲學”之辯等。同時，佛教界受到時代流行的學術方法的影響，尤其是太虛大師倡導的“人生佛教”運動，高揚佛教理性主義思想，直接推動了佛教界從事佛學研究，這其中以印順法師的影響最大。但是，相對來說，學術界則在佛學研究上取得了更為矚目的成就。
改革開放後，中國佛教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經過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復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現出遊人如織、香火旺盛的現象。於是，培養人才、弘法、學術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緊缺無形中遏制了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而人才的成長與培養，又與佛教界的觀念與重視程度是成正比的。
佛教學術研究真正的根本意義，不僅是了解存在於一定時空中的佛教發展形態，更是從現存的文獻、文物中，去偽存真，探索其前後延續、彼此關聯的因果性，從而更清楚地認識到佛法的本質，及其因時、因地的適應。了解過去佛教的真相，從中承受根本而主要的佛法特質，作為我們信行的基礎，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以“以法為依，師道莊嚴”為所訓，佛弟子聞熏正法、清淨解脫，僧團弘法、辦教育，皆應“以法為依”。僧團要清淨和合，必須“以戒為師”，受戒、學戒、持戒，言傳身教，行為規範、理念相同、經濟待遇均衡的清淨僧團才能體現出佛教的神聖性，這就是“師道莊嚴”；而且，在辦教育、弘法、文化出版等事業中，更能注重“法”的清淨性與“人”的師道，師資相承，清淨布施。
“以法為依，師道莊嚴”，即“法”要清淨，“人”要莊嚴；在“法”上，要依法不依人；在“人”上，出家人要清淨和合，在家居士要恭敬虔誠，僧俗各住其位，方顯“法”、“人”的清淨莊嚴。要實現“以法為依，師道莊嚴”，要以“法”的教育培養“人”，即要注重人才建設，舉辦僧教育和居士教育；“人”要修學體證“法”，“法”才能體現、呈現，正法才能落實到世間；“人”要深入理解“法”，即要研究、研討；“人”要弘揚“法”，“法”方能廣大，即要注重弘法、文化出版。所以，教育修學、研究弘法、文化出版，是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的三大功能，也是研究所同仁們一起奉獻努力的事業。
研究所成立十年以來，相繼出版了《放手拈花》、《走近佛陀》、《北京佛教文獻集成》、《居士教學叢書》等近百本書籍，舉辦“佛教節日與民俗”、“遼金佛教研討會”、“元代北京佛教研討會”等多次研討會。現在，又組織出版《漢傳佛教研究論叢》，推進佛學研究的發展，促使佛法能夠深入社會人心，達到淨化人生的效果。這一切呈現了研究所法師們無數的青春熱忱，體現了數千名義工、學員們的付出。
祝願研究所能夠走得更遠，越來越好！
怡學
2012年9月1日
於北京廣化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