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中國歷史文化

佛教與中國歷史文化

本書是著名佛教學者楊曾文先生的論文集,共收入近40篇論文,內容包括禪宗文化研究、中國佛教史研究、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等方面,是楊曾文先生近年來關於佛教研究的總結性專著。本書考據精準,角度獨特,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基本介紹

  • 書名:佛教與中國歷史文化
  •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 頁數:528頁
  • 開本:16
  • 品牌:金城出版社
  • 作者:楊曾文 怡學
  • 出版日期:2013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15508396, 9787515508399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佛教與中國歷史文化》考據精準,角度獨特,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作者簡介

楊曾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長年從事中國佛教史、禪宗史、日本佛教史的研究,曾多次到日本研修考察,為已經開過10次的中日佛教學術會議的中方主要組織者。

圖書目錄

致力國家發展進步是當代人間佛教的基本要求/002
中國禪宗的迅速興起及其主要特色/009
中國禪宗的傳統及其時代精神/018
黃梅與中國禪宗/025
江西佛教的回顧與展望/034
山東與佛教略說/046
菩提達摩經廣州來華及其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056
隋朝譯經和大興善寺三高僧——那連提黎耶舍、闍那崛多和達摩笈多/071
唐玄奘及其佛經翻譯/085
義淨及其譯經/113
《弘明集》、《廣弘明集》的歷史價值——以魏晉至唐初三教關係內容為中心/127
慧能的勸善止惡倫理思想試析/145
唐代伏牛自在禪師及其禪法/154
中國禪宗七祖神會、慧忠和南陽龍興寺/164
唐代保唐無住禪法的超現實風格及其弊端——所謂“教行不拘而滅識”/170
馬祖、智藏的外護官僚——歷任洪州刺使、江西團練觀察使/177
唐代龐蘊居士及其禪詩/180
淨覺及其《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196
讀王維《六祖能禪師碑銘》/222
趙州之名傳百世,趙州門風越五宗/237
唐五代禪宗的地理分布及其“外護”/247
唐代禪宗史上幾個問題的考證/255
蘇東坡在惠州/271
從宋代佛舍利崇奉看兗州興隆寺塔舍利的出土/282
南宋臨濟宗高僧無準師範及其在中日兩國的法系/300
南宋圭堂居士《大明錄》及其三教一致思想/319
海雲禪師碑及其珍貴的歷史價值/336
貴州梵淨山佛教法系試論/356
明末清初丈雪通醉禪師及其禪法略論/375
倓虛法師及其在中國佛教史上地位/390
佛教經錄和“大藏經”/407
關於鑒真東渡五題/428
清國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和義僧東皋心越/442
隱元東渡和日本黃檗宗/450
浙江的禪宗祖庭和中日佛教文化交流/480
中日佛教學者應為實現兩國世代友好多做貢獻/490
黃石黃岡游訪記/500
在北京龍潭湖打太極拳/512
柳田聖山教授和我的禪宗研究/514
附錄:楊曾文簡歷和主要著作/517

序言

總序
從佛法本身來說,教、理、行、證的修學次第,已經為佛弟子指明了修學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為自己的資質、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於是形成不同類型的佛法,如重義理、重實踐等區別。但是,作為佛弟子來說,義理的探討是為了將佛陀所要開示的真實事理,充分、完整地表達出來,如“阿毗達磨”雖然著重於論證“法”的自性、定義、關係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於“諦理的現觀”,最終歸宿於修證。那么,重修證的佛教,主要是從利益眾生的角度,重視佛法的適應性、實效性,所以對事相的分別比較少,如初期大乘經典以“般若”、“三昧”、 “解脫門”、“陀羅尼”、“菩提心”等作為中心,來表達從發趣、修行、證入的歷程。雖然存在著這種不同的側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義理知識與實踐經驗相結合為中心。中國佛教其實已經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如天台智者大師的教觀並重,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高僧傳》將古代僧人分為十科,其中翻譯、解義、讀誦便屬於義解門;而習禪、明律、感通、遺身、護法、興福,都是屬於實踐門一類;最後一科 “雜科”則是指出家人的外學修養,傍及世間經書、治世語言、禮樂文章等,無不兼通。
但是,傳統意義的佛教義解,主要是註疏經、律、論,在“述而不作”中表達自己的理解與觀點,當然也有一些專門性的著作。而且,這些佛教義解僧,都是從自己的信仰與經驗出發,通過註疏、論著,來達到實踐與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興盛、隋唐佛教的輝煌,都與義解的繁榮是分不開的。而禪宗的發展則為中國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視主體的體認,自己身心的解脫;淨土法門的流行,激發了佛教的信仰感
情,為佛教走入社會提供了方便。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禪、淨的流行,在這種“簡單”、“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國佛教徒逐漸失去探討高深佛理、考察繁瑣戒律的興趣。於是,中國佛教重視義理研究的優良傳統便喪失殆盡。
但是,另一方面,佛學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卻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應該是開始於歐洲殖民主義者侵入亞洲地區,為了維護自己的殖民統治,必須要深入研究亞洲的宗教及其文化。於是,通過接觸梵文、巴利文等東方語言,開始了解佛教的理論,消化佛教的教義。在“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這些學者注重現代佛學研究的客觀性、純學術性,形成了佛學研究的現代傳統,於是佛教便成為一種學問——佛學。19 世紀後期,日本佛教界開始運用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從而推動了日本佛學研究的興盛與發達。隨著“西學東漸”、日本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增強,中國開始有了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這在當時中國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響與回應,特別突出的如《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的辨偽,“大乘佛教非佛說”的討論,“佛教非宗教非哲學”之辯等。同時,佛教界受到時代流行的學術方法的影響,尤其是太虛大師倡導的“人生佛教”運動,高揚佛教理性主義思想,直接推動了佛教界從事佛學研究,這其中以印順法師的影響最大。但是,相對來說,學術界則在佛學研究上取得了更為矚目的成就。
改革開放後,中國佛教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經過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復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現出遊人如織、香火旺盛的現象。於是,培養人才、弘法、學術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緊缺無形中遏制了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而人才的成長與培養,又與佛教界的觀念與重視程度是成正比的。
佛教學術研究真正的根本意義,不僅是了解存在於一定時空中的
佛教發展形態,更是從現存的文獻、文物中,去偽存真,探索其前後延續、彼此關聯的因果性,從而更清楚地認識到佛法的本質,及其因時、因地的適應。了解過去佛教的真相,從中承受根本而主要的佛法特質,作為我們信行的基礎,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以“以法為依,師道莊嚴”為所訓,佛弟子聞熏正法、清淨解脫,僧團弘法、辦教育,皆應“以法為依”。僧團要清淨和合,必須“以戒為師”,受戒、學戒、持戒,言傳身教,行為規範、理念相同、經濟待遇均衡的清淨僧團才能體現出佛教的神聖性,這就是 “師道莊嚴”;而且,在辦教育、弘法、文化出版等事業中,更能注重 “法”的清淨性與“人”的師道,師資相承,清淨布施。
“以法為依,師道莊嚴”,即“法”要清淨,“人”要莊嚴;在“法”上,要依法不依人;在“人”上,出家人要清淨和合,在家居士要恭敬虔誠,僧俗各住其位,方顯“法”、“人”的清淨莊嚴。要實現“以法為依,師道莊嚴”,要以“法”的教育培養“人”,即要注重人才建設,舉辦僧教育和居士教育;“人”要修學體證“法”,“法”才能體現、呈現,正法才能落實到世間;“人”要深入理解“法”,即要研究、研討;“人”要弘揚“法”,“法”方能廣大,即要注重弘法、文化出版。所以,教育修學、研究弘法、文化出版,是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的三大功能,也是研究所同仁們一起奉獻努力的事業。
研究所成立十年以來,相繼出版了《放手拈花》、《走近佛陀》、《北京佛教文獻集成》、《居士教學叢書》等近百本書籍,舉辦“佛教節日與民俗”、“遼金佛教研討會”、“元代北京佛教研討會”等多次研討會。現在,又組織出版《漢傳佛教研究論叢》,推進佛學研究的發展,促使佛法能夠深入社會人心,達到淨化人生的效果。這一切呈現了研究所法師們無數的青春熱忱,體現了數千名義工、學員們的付出。
祝願研究所能夠走得更遠,越來越好!
怡學
2012 年9 月1 日
於北京廣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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