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晉三策

治晉三策

2014年9月1日,60歲的王儒林離開工作了40多年的吉林,奔赴山西救火。

王儒林是河南濮陽人,在吉林省內3個以上的城市主政過,更有吉林省長、省委書記的多重經歷,曾和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在吉林搭過班子。

在山西當地一些官員看來,王儒林的到來,對山西而言,有兩重含義。“王書記具備工業大省的治理經驗,同時,在他治下的吉林官場,目前‘風平浪靜’。”

王儒林的使命和任務不言而喻,山西省委接下來會如何治晉,更是引發各界關注。在王儒林入晉第一天,就要求建設好省委常委班子,改革煤炭管理體制,根除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的土壤和條件,分析人士稱,這應該就是山西省委近期重點工作的主要內容。他的首次地方調研,也選擇了呂梁這個“重災區”。

2014年9月22日,王儒林對山西省社科院的一篇文章作出批示:“請就‘最佳化政治生態,實現弊絕風清,重塑山西形象,促進富民強省’組織力量進行綜合、系統、全面深入研究,要出實招,可操作。”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治晉三策
  • 提出日期:2014年
激濁揚清 表里兼治,整治圈子 從嚴治吏,著力煤改 純淨官商,

激濁揚清 表里兼治

“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當以激濁揚清為第一要義。”這是習近平總書記曾引用過的顧炎武的一句話。在廉政瞭望採訪的一些山西幹部裡面,他們普遍認為,山西是中國的一個縮影,山西的反腐正屬於“激濁揚清”的一個過程,“激濁”是手段,“揚清”則是目的,這就需要通過表里兼治才能完成。
2014年9月1日,在山西省委書記交接的領導幹部大會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出席,並指出了“山西省委要認真總結腐敗案件高發多發的教訓,由表及里、舉一反三”。
那么,在這裡面,何為表,又何為里?
早在春秋時代的《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里,山西這片地域就被形容為“表里山河”:“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無害也。’”
這裡表里的意思是內外,即山西有山河天險作為屏障,但隨著十八大之後中央的反腐決心,山西的一些腐敗官員們已沒有任何屏障。“貪官的保護傘再有多硬,也不會像過去某段時間那樣有驚無險,他們腐敗蓋子已徹底被揭開”。當地一名退休副廳級幹部黃雲表示。
“十八大之後,山西省級幹部被查人數創下建國以來紀錄。”黃雲說,“這樣的形勢,我工作了一輩子都沒遇到過,但這仍然可能只是表象,如果不剷除腐敗病根,說不準還會有‘老虎’被打。”
黃雲表示,做好表里兼治,除了重拳出擊,查處案件的“表”之外,更要下力氣整治所謂的“幫派文化”,一是官商勾結形成的貪腐圈,二就是一些地方攀龍附鳳形成的“幫派圈”,這才是解決山西問題的“里”。
2014年9月15日,《山西日報》發表評論稱,只要有腐敗現象存在,反腐敗就沒有“休止符”,只有“進行時”,當務之急是,全省上下要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對山西當前反腐敗形勢的分析判斷和要求部署上來,堅決與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這被認為是山西對“關於山西高壓反腐要告一段落”這類聲音的回應,“過去出現官場地震的地方,一般更換了主要領導,反腐就會告一段落,但現在的要求是一查到底,挖深井,除惡務盡。”山西省級機關一名幹部說。
在山西省領導幹部大會上的講話中,王儒林則用了“四性”來描述山西反腐鬥爭的形勢:“嚴峻性、複雜性、尖銳性、特殊性”。

整治圈子 從嚴治吏

1882年,張之洞出任山西巡撫,他經過沿途察訪後, 發現山西境內“民生重困,吏事積疲,貧弱交乘”,於是不無感觸地說:“囊謂晉事清簡, 亦殊不簡也。非表里兼治不可。”張之洞把山西“病痛括之以懶散二字”。
山西省委黨校前副校長許國生說,山西在歷史上是封建體制比較完善的地方,幹部的“官本位”思想比較嚴重,有些幹部把人生價值寄托在當官之上。山西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職工人數占全省人口比一度達到全國的1.6倍以上。落馬的山西官員之間,則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構成了一個錯綜複雜的“官場圈子”。
有媒體曾針對山西官場“圈子”的大行其道評論稱,最直接的後果是,常規的選人用人機制可能失靈。德才兼備者,如果入不了“圈子”,哪怕再苦幹實幹、正直清廉,也沒有出頭之日;而一些德才不彰之輩,只要攀上了一個“圈子”,很可能平步青雲。
“一個落馬的廳級幹部往往會牽出幾個處級幹部,而省級幹部則可能會牽出若干廳級及其以上幹部。十八大後山西反腐的一條明線,可能是要斬斷過去官場上一些不正常的盤根錯節的關係。”有當地幹部對廉政瞭望表示,“在山西落馬官員的上下級之間、老鄉之間、同學之間,過去可能是誰幫了誰,現在則變成是誰供出了誰。”
有媒體稱,處於腐敗重災區的呂梁和運城等地,部分幹部“人人自危,無心工作”,為官不為的情況比較顯著。當地一名王姓處長更是對廉政瞭望直言:“說‘人人自危’是誇張了些,但不排除潛伏的貪官中有一種‘落馬的人越多,自己被咬出的可能性越大’的擔憂。”
黃雲和幾個老幹部前幾天也聊到了這種情況,在他們看來,“組織上可以通過談心等方式適當緩解幹部群體焦慮情緒,讓他們切實感受到為官不易,但也要杜絕為官不為和亂為,畢竟山西幹部的主流還是好的。”
山西四面臨山,東有太行,西有呂梁,南鄰中條,北有恆山,這種自然環境容易造成封閉和保守,甚至抱團。習總書記曾強調,“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切實把政治堅定、實績突出、作風過硬、民眾公認的幹部選拔上來。
江西省委黨校比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馮志峰曾做過一個省委常委基本構成與領導幹部培養機制的研究,在十八大前的省委換屆中,山西籍官員在本省任常委的有7人,位居全國前列。
馮志峰說,在原籍任職的領導與外地派來的領導之比,其比例大小可以反映我們黨執行幹部任職地域迴避這項政策的力度。這是合理配置人才資源的一種方式,更是對領導幹部的一種愛護和幫助。從預防領導幹部出問題的角度看,加大幹部迴避的力度,尤其是加強關鍵崗位幹部的地域迴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預防和消除腐敗行為。
在2014年落馬的山西副省級幹部中,除了金道銘外,其餘均是本土幹部。此次中央選拔入晉的省委書記王儒林、省委副書記樓陽生、省委組織部長盛茂林都屬於外省籍官員,這三個職位都和幹部的選拔任用息息相關。山西省委常委班子中山西籍幹部為3人,其中一人是軍方常委。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山西出現大批腐敗和官員落馬等重大問題,與高層幹部異地交流不夠有關係,這樣就容易形成利益網、關係網,家族式、地域式的官場關係,即便有外地官員任職,也很難打入當地官場圈子。
當地幹部透露,干預並左右山西官場“上面的手”有時伸得很長,個別地方市委甚至決定不了副縣級幹部的提名。要澄清吏治,須得防止那些看不見又擋不住的“手”。
廉政瞭望記者梳理髮現,在本屆山西省人大裡面,除2014年9月20日辭職的人大主任袁純清外,6名人大副主任均為山西籍,唯一非山西籍的副主任安煥曉自畢業以來一直在山西任職;省政協9名領導更是全部為山西籍。
同時,2011年,太原市委十次代表會上選出的13名常委中有12名山西籍幹部,陳川平、柳遂記在列,有9名常委來自山西3個地級市,其中有4人來自同一個地級市,另還有3人和2人分別來自同一個縣。
“習總書記曾指出,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不是說本土幹部就不能在本地當領導,但今後山西一些城市的領導班子中應該破除本土意識,不妨適當加強交叉任職,這有利於優秀經驗的相互交流。”接近山西省委的多名人士展望,“更能打破一個地方形成幾股勢力小圈子,讓幹部們不再患得患失。”
無獨有偶,《新華每日電訊》日前大膽提出:不妨將山西當作一個推進吏治改革的試驗田。“國內外一些經實踐檢驗確實有效但暫時還未在大範圍推行的反腐、防腐舉措,不妨在山西先“試點”。
比如,以最徹底、最透明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防範山西官員染指“黑金”;按照市場邏輯明晰煤礦資源的產權,讓政府部門回歸服務和監督本位;甚至,在地方立法層面的步子可以邁得更大一些,為深層次改革做好鋪墊,並建立更為嚴苛的問責機制。

著力煤改 純淨官商

在國小課本上有一篇文章講的是夏朝神箭手后羿的故事,相傳夏朝曾在山西定都,也可以將其看做是一個山西的故事。
夏王一次宴請群臣時,令后羿表演箭術,並聲稱,要是能射中,賞金萬兩;不中,則削減其封地。后羿兩箭射出,均偏靶心。圍觀的人十分詫異。
后羿的射術是數一數二的,但在賞金和封地的巨大利益面前,他的能力受到了嚴重干擾,因而發揮失常。
“今年落馬的那些山西高官們,其中不乏有能力的官員,他們的紛紛折戟,正是折在了巨大的誘惑面前。”黃雲分析,“山西向來是產煤大省,這裡面誘惑太多,圍繞權力的陷阱太多。有些官員和商人之間的關係說不清,道不明。在礦權的爭奪上,有些地方還有涉黑團伙的血腥爭鬥,一度導致治安問題嚴重,這些綜合因素最終把政法和安檢系統的一些幹部拉下水,並使其深陷其中。”
有當地幹部表示,山西煤炭儲量豐富,但因為藏於地下,開採時需要進行資源評估,一些地方官員就容易以此作為權力尋租的渠道,暗箱操作的資源評估自然難成腐敗遮羞布。
《山西日報》在2014年9月19日也再次發文稱,有的甚至以煤為媒、以地為媒,商人為官員出錢、官員為商人輸利,商人充當地下組織部長,票子厚度決定升遷位置等等。
廉政瞭望記者在山西多次採訪得知,商人出錢給官員買官的,不在少數。如山西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聶春玉主政呂梁期間,就和煤、礦老闆與當地官員相互利用:商人“資助”官員買官,官員則幫老闆打通一切關節,並形成關係網,最終影響一定範圍內的幹部升遷,“少數人在少數人裡面選人”。
正如習總書記所說,“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分析人士認為,山西關於煤炭的政商貪腐關係網,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權力干預資源配置是根源所在。“山西煤改這么多年,有不少成績,但今後最重要的一項任務,還應該是在進行資源配置時,把權力真正剔除出去。”接近山西省發改委的一名人士表示。
在2014年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山西代表團曾開出了“藥方”:山西是重要的能源資源基地,要敢闖敢試,在經濟提質增效升級上創造新經驗。首先就是要以加快改革為動力,推動產業轉型。
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寫道:“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後,人人言變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視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會隨制度而轉變。”
“在過去,山西在煤改領域曾出台了一系列規定,但在此領域裡頻發的腐敗,至少說明執行上走了樣。”黃雲慨嘆:“要破解官員和煤老闆們畸形的關係,除了資源的科學且公開透明的評估機制外,更離不開充分的市場競爭。”
2013年9月,王儒林曾在《求是》雜誌上論述“管好乾部”的著力點和手段,在文末鮮明提出,“管理幹部能否取得實效,很重要的是看各級領導幹部做得怎么樣、表率作用發揮得怎么樣。‘一把手’肩負著抓班子、帶隊伍的重大責任,只有自身過得硬,才能真正抓出一個好班子、帶出一支好隊伍。”這被認為是“管好乾部”的應有之義,也可能是山西吏治整頓的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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