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井柳太郎

永井柳太郎

日本政治人物,生於1881年。早稻田大學畢業,大隈重信的親傳弟子,曾任《新日本》雜誌主編,幣原的外務次官,以提倡日中提攜論出名,九一八事變後轉向帝國主義。1944年去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永井柳太郎
  • 國籍:日本
  • 出生日期:1881
  • 逝世日期:1944
  • 畢業院校:早稻田大學
生平,言論,

生平

永井柳太郎(1881~1944),大正、昭和年間活躍的日本政黨政治活動家,石川縣金澤士族家庭出身, 1905 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曾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回國後於 1909 年 就任 早稻田大學教授,開設殖民政策和社會政策講座,1911 年 4 月,以大隈重信為首的 《新日本》 雜誌創刊時,兼任該雜誌的主筆及編輯長,開展了活躍的論壇活動。1917年辭去了早大教授 及《新 日本》主筆兼編輯長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19 年 8 月。參與組織改造 同盟".,自 1920 年起連續八次當選議員,屬憲政會,立憲民政黨 1924 年 6 月至 1927 年 4 月, 先後擔 任加藤高明內閣與若槻禮次郎內閣的外務參與官,1929 年6 月至1931 年4 月在浜 口雄幸 內閣中擔任外務政務次官,協助幣原喜重郎外相進行國際協調。
永井柳太郎
他和中野正剛一樣以雄辯家聞名,同時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他說演說是“金錢的替代品”,在選舉中的作用不亞於金錢。他還是民政黨內親軍隊派的核心人物,並且參加聖戰貫徹議員聯盟,回響近衛文磨提倡的新體制運動,1940年同35名議員一起退出民政黨。參加大政翼贊會。擔任常任總務、東亞局長等職務。1943年創立大日本育英會,任會長。1944年12月4日去世。當時太平洋戰爭戰局逆轉,美軍開始空襲日本,他這時才後悔自己鼓吹戰爭,說:“對不起國民”。

言論

大正民主主義運動期間的外交政策中,永井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日本》雜誌是永井最初從事論壇活動的據點,《新日本》創刊半年後,即 1911年 10 月,中國爆發了武昌起義。1912年1月,他發表了《非天下太平論》一 文,認為中華民國的建立,是"令中國成為中國人的中國的自主運動的序幕",道該文還指出.辛亥革命的意義,並非是所謂"王朝變更"的"專制 主義的重複",而是國民要求"從根本上變革政治制度",尋求成為國家主人公的立憲政治、民主政治的 轉折"。
“把第一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第二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第三女性解放運動規定為二十世紀應該解放的"最大的政治問題。"這些乃是大正民主主義運動期間的永井所一貫關心的問 題。在1930年5月所作的《世界思潮的三大激流》(《我的信念與體驗》,岡倉書房1938 年)的 講演中,他說:"這三大運動,是徹底動搖當今世界的大運動,迫使全人類共同解決 之.。"
1921 年 2 月號的《中央公論》出版了《自國本位主義對國際協同主義的批判》專集。永井投寄了《國家主義國際主義是不矛盾》的文章,以闡明自己的立場.他說:"我信奉國家主義,但是不信奉帝國主義······"永井認為帝國主義的過錯,在於"只承認 自己的生存權,只信自己的優越性,除此之外皆不承認和信任"。他認為真正的國家主義"是國際主義的實現。
在1913 年1月號的《中央公論》上,他發表了《代 替中國人嘲笑日本人》的文章,首先嚴厲地批判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淺薄理解,"接著痛烈地揭發醉心於奪取政權"的藩閥者流的日本政治家及與他們勾結的追逐私利的"奸商",和他們對下層民為首的國民的"權勢壓迫".。
永井對中國革命的發展和新興中國的前途並不是樂觀的,20 世紀中國的國際環境,要比明治維新時更為嚴峻,因此永井 提出了密切中日間政治、經濟關係的"日中提攜"論,其宗旨是求助於日本的幫助,防止列強的"外交壓迫",然 後專心致志地進行國內改革,特別應盡力國民教育的普及,完成"新中國的建設"。永井的理論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正當化,遭到中國人批判是理所當然的。永井不得不接 受以"對華二十一條為契機,中國的"排日思想勃興",例如他對"獎勵國產運動”、“日中經濟提攜”也存在著嚴重的不信任感(《支那大觀其四》,1916 年4 月號).因此,從永井的 口中聽到了對日本的偽善性,狹窄肚量進行自省的話:"實際上日本人與中國人能否共同經 營亞洲,取決於日本官民是否有使中國官民值得信賴的文明"。"日俄戰爭後,不斷追求區區利 益"的日 本政府的對華政策,"是不正直的,不公正的,冷酷無情的,每一件事都喪了中國人的心"(《支 那大觀其二》)
1915 年7 月,他開始了為期二個月的首次中國考察,其間,他再 次驚嘆 中國不僅有建築、土木、運河、城郭、宮殿等"獨特的自然、而且人事也極為壯大"。1913 年9 月第 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獨裁體制,繼續不斷的內亂和財政的崩潰,日本國民中廣泛 蔓延的對 中國的失望和不信任感。永井提出警告說:"對中國的民族性絕望,不對其予以救濟 是輕率 的"。1923 年 12 月,永井根據同年 6 月開始的歷時二個月的第二次視察中國的印象,寫 了一 篇《亞洲的黎明期與我國的外交》。其中指 出 "中國名義上是"共和政治,但其實際則 是處於 "少數軍閥專制政治"之下,因而," 打倒軍 閥"運動和恢復國權的"愛國革命"的潮流相結台,波及全國各地。根據永井的認識. 中國各地 爆發的"排日運動,乃 是在民 眾勢力中間發展著的"旺盛的獨立自主的新精神",這是不得不承認的現實。因而,日本的對華政策,不應只注視腐敗墮落了的"權力階級問的爭鬥,而應凝視.其 社 會深層流動著的革命潮流",那種"追隨歐美列強,驅歌帝國主義的態度"和"只滿足 其政府當 局者的要求,而忽略民眾意向"的歷屬日本政府的對華外交",要進行根本性的改 革,"要信 賴中國的復興,與中國民眾一起,開拓其新生的前途。
永並在1924 年6 月成立的加藤高明為首的護憲三 派內閣 內,擔任了外務參與官,負有輔佐幣原外交的責任.他的立場基本上是一貫的,永井斷定,喪失民心和財政,經濟趨向崩潰的軍閥專制主義," 其壽命是不會長的"。基於這一"根本思想".採取不干涉內政的外交姿態是 必然之 事。在 1928 年 6 月 9 日,北伐戰爭結束,由中國國民黨實現全國統一後不久,永井先後 發表 了《婦女的人性解放》(6 月13 日)和《中國新舊勢力的衝突》(6 月30 目)為題的文章。 他認為,國民 革命軍 入北京城,"事實上,向天下宣示,商工業者、農民、工人、學生等大眾,由生存意欲爆發 出來的力量,比之軍閥擁有的兵力、權力、財富更為偉大",讚譽了完成國民革命的歷史性意 義。永井還指出,創立以蔣介石為校長的黃埔軍官學校以培養領導者,以及通過"農民革命軍"的組織化以擴大基礎,這兩件事具有編制國民革命軍的意義,是從"私兵"性質 的軍閥雇 傭軍隊向"國民軍"的轉變,北伐是根據三民主義,高舉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 命的旗 幟,以廣泛的民眾的支持為後盾的國民革命軍的進軍。
北伐戰爭北伐戰爭
在國民革命進展過程中,永井的內政不干涉主義是很突出的主張。他作為外交官,輔佐幣原外相進行國際協調,如1927 年3 月的南京事件(“南京慘案”)時,拒絕了英美關於共同出兵的建議,而專致於政治解決.他自負這種外交姿態,對於恢復中國人對日本人的信 賴是劃時 期的。基於以上的立場,他對主張"滿洲特殊權益論"的田中外交的武力干涉主義進行遣 責。指出田中外交,縱令"靠軍隊之力,威壓中國",但其結局不僅僅是會以失敗告終,而且有可能 喪失中國 民心,進而喪失日本既得利益,這是"時代錯誤的"愚策。
一 直對中國國民革命寄與強烈共鳴和期待的永井,隨著國民革命的完成,卻直面新的進退兩難的困境。國民政府在宴現"反軍閥"任務之後,開始極力推進反帝的收復國權 運動,以恢復關稅自主杈為支柱的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其第一步。對此,永井發表在 1928 年8 月 《民政》雜誌上的《廢除通商條約與中國》一文寫道:"他們對軍閥專制的反抗, 表現為呼籲三民主義,對外國壓迫的反抗的表現,就是恢復國權運動,我們對國民革命軍經過多 年的惡戰 苦鬥及其取得的勝利,表示極大的敬意,同時也毫不吝惜地寄與熾烈的同情,可是,主張自己生存權的人,也應該承認他人的生存權。"進而他在 1931 年 8 月發表的《滿蒙經營是日中共同 的責任》(《民政))1931 年8 月號)一文中,對中國的行動進行了批判,說"對列國要求正義,卻以中國自己的力量抵抗列國,若此,則是一大矛盾","中國自身的矛盾的運動"。在這期間,他也說過,奉行"日本獨尊主義","滿鐵獨尊主義","不理解中國人的生活狀況及生、活要求 的"日本方面也有很大的責任,警告不要採取偏重於軍事的武斷的對應策。可是,這種觀點發表一個月後,爆發了"滿洲事變",此後,永井的中國觀發生了很大變化:"日本在滿洲的存在,不止是單單日本自身的國防上及經濟上存立的絕對必要 條件,而且,還對保持東亞全局的和平,具有不可分的重大意義。"(《關於滿洲事變的外交批判》, 載《民政》 1931 年 12 月號)他從"滿蒙特殊權益"論的立場,肯定了"滿洲事變",他的這種外交 態度的 轉變,直到提出以“先驅於世界的日本”為盟主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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