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亞隆

歐文·亞隆

歐文亞隆1931年6月13日生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父母是俄羅斯人,第一次大戰後移民美國。如今擔任史丹福大學精神病學終身榮譽教授,美國團體心理治療權威,與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Frank)和羅洛·梅(Rollo May)並稱存在主義治療法三大代表人物,當世僅存的國際精神醫學大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歐文亞隆
  • 外文名:Irvin Yalom
  • 出生地:美國華盛頓特區
  • 出生日期:1931年6月13日
  • 職業:史丹福大學精神病學終身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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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發表著作

《團體心理治療》
《團體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
《住院病人團體心理治療》
《給心理治療師的禮物》
《日漸親近》與吉妮·艾爾金合著
《會心團體:最初的事實》與李伯曼和麥爾斯合著
歐文亞隆照片歐文亞隆照片

著作及理論

亞隆也擅寫心理治療小說和故事,如《診療椅上的謊言》、《當尼采哭泣》、《生命的意義》、《愛情劊子手》、《叔本華的治療》等,多次榮獲歐美小說和非小說文類獎項。
其主講的錄音帶廣泛使用於治療師的訓練工作,持續在全美各地發表演講並投入臨床治療工作。因其在臨床精神醫學領域的貢獻,曾獲得一九七四年艾德華·史崔克獎;一九七九年獲得美國精神醫學會為學術研究頒發的基金獎。 歐文·亞隆的存在主義哲學觀 歐文·亞隆認為人是自由的,並要為自己的選擇及行動負責。存在主義是一個極具哲學性思考的學派,在治療過程中與當事人探索的主題有自我覺察的能力、自由與責任、追求自我認同與人際關係、追尋意義、焦慮是生存的一種狀態及覺察死亡與不存在。
1980年,亞隆發表了他最具學術性質的文章《存在主義精神療法》。在這篇文章中,他定義了生活的4個終極問題,即:不可避免的死亡;我的內心深處的孤獨感;我們需要的自由;還有一點就是,也許生活並無一個顯而易見的意義可言。他認為我們生活中的所有痛苦基本源自這4個方面的困擾。

團體治療

團隊治療理念

(1)、團體成員會意識到,自己不是孤獨的、相隔離的備受心理問題困擾的個體,他們會發現,還有很多人也同樣的承受著痛苦和需要幫助;
(2)、團體成員會發現,在傾聽和理解他人的同時,可以找到應對問題的資源和方法;
(3)、在團體治療的互動中,治療師可以通過互動,看到來訪者的問題,而不是單單通過來訪者本人的口頭報告;
(4)、可以使來訪者更快更直接地明晰自己的行為、社會交往方式的特點歐文·亞隆總結的團體心理治療中的治療因子亞隆將其存在心理治療定義為一種動力取向的治療。

團隊治療核心

4] 亞隆認為治療性的改變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而且隨著人類各種體驗的複雜的相互作用而產生,可以將這種相互作用稱為“療效因子”。在治療體驗中,可以概括地分為11個主要的因子:
(1). 利他 小組成員能通過向其他組員提供幫助能提升他們自己的自尊,將別人的需要放在自己之前,並且將自我的某些方面與小組其他的成員分享。
(2). 團體凝聚力 凝聚力是指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小組成員通過身處組中而感到溫暖和平靜,體驗歸屬感,感到自己對於小組是有價值的,不論暴露自己的任何經歷和隱藏的一面,仍能夠得到小組中其他成員無條件的接納和支持,不再感到孤獨;相比其他地方,組員能感到置身小組之中猶如回到家裡。
(3). 普遍性 團體治療使組員了解到其並非唯一受某方面問題困擾的人,“我們是同舟共濟的”;團體治療使組員了解到其情況不比別人更糟,了解到別人也有和其自身同樣的“壞”想法和不好的感覺;了解別人也有和其同樣不愉快和糟糕的生活背景;了解其自身和其他人並非大不相同,使其獲得“屬我族類”之感。
(4). 人際學習 人際學習源於團體成員間的互動,組員們發現在互動中他們的言行對其他人的影響,通過領悟,他們能意識到他們是如何形成這種特定的行為交往模式,以及這些特有的交往模式是如何作用於他們現實生活的。通過團體成員間的坦誠相待、反饋和相互支持,組員可改善他們的行為交往模式。
(5). 提高社交技巧 改善小組成員的交往技巧;(付出)感覺對團體成員及其他人更加信任;了解自己與別人的交流溝通方式;團體給個體提供與其他人接觸的機會。
(6). 信息傳遞 治療師或組員對某一組員提供忠告或建議,或某個團體成員對人生問題給予確切的勸解和建議,以不同的行為方式應對某個生活中的重要人物。
(7). 宣洩 宣洩是指將心中緊張的情緒釋放,團體中的成員通過口頭或非口頭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感受,從而緩解他們的痛苦。宣洩還可以指小組成員對自己獲得的頓悟、自由之感加以表達。小組成員也可以哭啼、吶喊或寫作等不同的形式通過表達他們的想法、恐懼和感受等等。
(8). 模仿行為 小組成員在發現組記憶體在榜樣後,有意向團體中比其適應良好的人學習,並且在目睹小組成員勇於表露自己所不為人知的一面又因此而得到支持和理解後,這種經驗使其也願意做同樣嘗試;組員通過認同,繼而採用另一位團體成員的行為模式或交往風格;或者讚賞並模仿治療者。
(9).原生家庭的矯正性重視 在某方面,團體體驗使團體成員重新經歷並了解其在家庭中的成長過程,團體體驗幫助其解其過去對父母、兄弟、姐妹或其他重要人物未了情結,在某方面,團體體驗就像家庭體驗,只不過這次比較能包容性更強,幫助團體成員了解自己是如何在家庭中長大的,團體就像家庭——有些成員或治療者扮演父母,而有些人扮演親戚,透過團體體驗,了解到過去和父母及親戚的關係的形成及發展。
(10). 重塑希望 目睹其他團體成員的好轉後對組員會有所啟示,明晰別人解決了和自身類似的問題,並看到這些問題得以解決;由此目睹其他成員改善對自身會有所鼓勵;知道團體能幫助包括自身在內的有類似問題的人,具鼓舞性。
(11). 存在意識因子 了解到生命中有時是不公平的;了解到生命中有些痛苦和死亡終究是無法逃避的;了解到無論和別人多么親近,仍需獨立面對人生;面對生與死,要因此更誠實地生活,而不被枝節小事羈絆;認識到在終究必須為自己生活的方式負起責任,無論從別人那兒得到多少指導和支持。

團體治療過程

治療方向

明確存在主義團體治療的設定 包括治療師,通常為6~10人組成一個治療團體,以8人為宜,這樣即使有少數組員中途退出,也能保證6人組成互動的團體,並且人數不宜過多,以免治療師不能同時觀察和把握所有組員的互動以及明晰團體動力方向。

治療中心

亞隆存在主義心理、情感、人際問題治療小組參加組員要求亞隆構想的理想小組成員的特徵應包括:
a. 人際交往能力
b. 有能力去表達自己的感受
c. 有改變自己現狀的動機
d. 有能力訂立改變所要達到的狀態和目標
e. 對參與團體治療抱有積極的預期
f. 有能力承受焦慮和壓力
g. 可以控制自己的衝動
h. 有能力體驗安全感與信任感
i. 可以接受幫助並有能力向他人提供幫助
j. 可以接受團體治療的設定

排除標準

精神病、自殺傾向、嚴重暴力傾向,嚴重社會適應問題、嚴重退行行為方式、個人心理防禦機制極其顯著、藥物依賴、無法認同團體治療設定者,智力低下,嚴重軀體疾病患者。
亞隆存在主義心理、情感、人際問題治療小組可以同質——由相同希望解決的心理問題的小組成員組成,但這裡也應注意,某些情況下不宜組成小組,所有組員都具有邊緣型人格障礙,或大部分組員都為重度抑鬱症患者。

治療師

在存在主義團體治療小組中,治療師不是做為權威或主持者的姿態參與其中,治療師的作用在於幫助組員建立支持性、凝聚力高並且有活力的微型社會交往模式,然後以推動團體工作為目標,設定團體互動的模式和規則,作為一名相對透明的參與者融入團體之中。所謂透明,即治療師應把自己在小組中的感受、情緒、困惑、收穫與所有組員分享,將自我融入小組之中,同時將技術整合其中,而不是作為權威出現,去發布指令。同時,治療師應作為透明化的榜樣,在團體互動中表現出強大的包容性,但不是口頭的教授這一要素。
現在歐文·亞隆團體心理諮詢與治療系統培訓已經由主辦單位:美中國際心理學院 承辦單位:
北京萬生心語諮詢有限公司 的努力下引入中國,分別已經在北京、南京、上海、包頭、廣州、深圳、昆明等城市舉辦相關培訓。
《直視驕陽》一書 ,作者以七十五歲高齡探討人們心中普遍存在卻又被長期否認和壓抑的死亡恐懼。書中除二十三個實際案例和許多文學名著、電影作品中的例子以外,作者還以一位普通老者的身份對內心的死亡恐懼進行了自我表露和深刻剖析,非常難得。
全書論述深入淺出,切中肯綮,書中介紹的應對死亡恐懼的各種觀念生動具體,易懂易行。面對死亡的戰慄經作者筆鋒描過,頓時融為拂面春風,令讀者不僅在文字上感受愉悅,在心靈上更是豁然開朗:“死亡雖是終點,但人生的意義卻不會因此湮滅;死亡雖是宿命,但看待死亡的視角卻可以讓人們獲得拯救。”

對話

柏曉利:亞隆先生,是什麼樣的因素促使您成為如此優秀的團體治療大師?
亞 隆:我開始進入醫師培訓時,有一個老師叫弗蘭克,他是最早期的團體治療師之一。我從開始就被告知團體治療是非常有力量的。很多年前,我們更多感興趣的是弗洛伊德的思想,他研究的焦點在童年早期,主要是我們和其他人的關係。對我來講,改變你和別人關係的方式,可能就是團體治療方式是比較好的,是可以到看人和人如何建立關係的場所。
柏曉利:在我們的書信往來中您提到存在心理治療,能不能在這裡講一下您如何將存在心理治療的精髓套用到團體中?
亞 隆:我想講講存在主義的治療問題,我建議大家簡單地想想自己的存在,把自己生活當中的干擾放到一邊,比如手機、電子郵件等等。我們來反思一下自己的存在,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比較深的擔憂。《存在心理治療》聚焦於很多專門的考慮或終極的憂慮,比如死亡。我們在這本書裡面就可以知道死亡就是一個終極的憂慮,或者說生活的意義、目標是什麼。對於我們來講,人類似乎是一個需要意義來生存的動物,我們是困擾的,如果發現生活是毫無意義的,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還有一些終極的考慮和關切,比如孤獨感。這是我的兩個不同興趣,一個是團體治療,一個是存在主義治療,是兩方面的問題。
樊富珉:您覺得團體治療特殊的功能是哪些,我們會有哪些收益,實現團體治療成功的重要因子是什麼?
亞 隆:我們應該用複述的形式來說團體治療,他們有很多團體治療的取向,比如非常短期的應急和創傷的團體治療,主題是哀傷,可能只用幾個小時;還比如針對地震倖存者的治療也可能只需要幾個小時的時間。還有就是酗酒者治療、無領導的團體治療、近視障礙的治療,也是這樣的團體。我看到還有很多帶領癌症治療小組的,病人知道自己必然要面對死亡。我們國家,病人住院時間只有一到兩周,所以小組成員每天都會見面,因為不同的人會進入醫院,每天小組的組成也會不一樣。一個長期的小組,或者是3年或者20年,治療的目標是很有野心的。我們確實想改變人們對付自己的關係和對付別人的關係,這是我們的目標。我回顧了一下各種各樣的團體治療的形式。所以說,你需要先說出是什麼樣特定的小組。
我帶了一本書,這是《團體治療的理論和實踐》。我花了很多年寫這本書,在美國,過幾年我就重寫一遍。這是在美國的一版,我花了大概10—15年的時間來寫這本書。我組織這本書的方式,其實就是剛才大家提給我的問題,問團體治療是怎么幫助來訪者的。我們幫助別人的方式是,不同的團體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幫助來訪者,這本書就是探索方法。比如說,我們在團體當中普遍性的因素,他們明白他們的問題不是自己獨有的,其他人也有,其他人有相同的思想和相同的經歷,這樣你就會覺得自己不再孤獨,或者其他人都會覺得能獲得知識,他們被團體接受,是這個團體真正的成員。這就是團體治療。
柏曉利:亞隆先生,您認為什麼樣的治療方式才是有效的。
亞 隆: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核心的工具,病人每周在躺椅上躺幾次,這種方式已經不能適應當今心理治療的需要了。我的很多同事都會在培訓當中接受個人的,我在精神分析上花了700小時完成我的培訓,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有效率的工作方式。所以,漸漸地我們進入了短期治療的模式。今天,我們通常會一周一次治療,有時候一周兩次,當然還有團體治療,我覺得團體治療是一個非常有力量和非常重要的方式。我想特彆強調的一點是,團體治療不僅僅是經濟上省力,一個治療師可以帶7個病人,它還可以提供個體治療不能提供的東西,你可以在團體中知道怎么和別人打交道,以及你為什麼不能和別人建立關係。
柏曉利:在小組治療中,治療師和病人的關係是什麼,你在說他們的關係是平等的。但實際上,他們的關係不可能是平等的。您能就這個問題解釋一下嗎?
亞 隆:大多數的病人來我這裡之前,已經接觸過其他的治療師,我問他們為什麼沒有效果。幾乎是每個人因為治療關係的緣故導致治療失效。他們認為治療師或者是太疏離,沒有感情,或者是他的感情隱藏得太多。因此,我會跟我的病人有更緊密的聯繫,病人問關於我自己的問題,是否結婚、讀什麼樣的書,我會回答。在談到存在治療的時候,顯示更多的證據,病人跟我在生活當中有同樣的應激和壓力。所以我對我的病人就表現得更為開放一些,我會說一些關於自我暴露的問題,這是關於治療工作的暴露。
柏曉利:如果病人問,這個治療對我有什麼幫助呢?
亞 隆:對這種問題,我們要非常地坦誠,我可以告訴他關於治療是如何起效的方法。如果在團體當中治療,團員問我治療的目的是什麼?這個治療怎么幫助我?我就會告訴他們,我會把我所知所想全都真實地告訴他們。你之所以到這個小組來,是改變你和別人建立關係的方式。
柏曉利:您知道您桌上的那本書在大陸是這樣的,您看到了嗎?(《團體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我們很多人都讀了這本書,在這本書里有一個問題,15次的高度結構化的小組,可能很多人沒錢參加很多次的組,大概15次是比較高的極限了,您能介紹一下短期的高度集中化的小組是如何操作的嗎?
亞 隆:我不知道這跟長期治療在工作方式上面有什麼區別,你在一開始的時候,可以告訴病人,我們這次治療有15次,我會想辦法知道每個病人的目標是什麼,告訴他們目標,並提醒他們這些治療的目標。我會關注病人的治療到了什麼樣的進展,我也會注意每一個個體在治療過程中的目標是什麼。
柏曉利:在中國團體治療發展還是處於一個初期階段,您建議我們如何去培訓臨床團體治療師?
亞 隆: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觀察。觀察其他治療師的工作,所以我經常會讓我的學員來觀察我的團體,通常是一年。有時,和這些學生討論這些問題,然後讓我的病人觀看,我的病人也參與這個對話。
另外一個方式是讀書。
第三種方式就是參與治療性團體。你可以領導一個由學生組成的小組,在美國非常常見,每周來做這種訓練。我讓我的學生加入到其他團體的治療當中,學生本身不是病人,但是以一種展示自己的方式來進行工作的時候,彼此提供對方一些反饋,可以找到一些機會進行治療。我再講一下團體培訓的事情,要有一個督導,在學生實習的時候,督導在後面看著,每周我會讓督導去看看,然後幾個月以後,這個學生就可以獨立進行了。對於所有治療師來講,個人的經歷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任何一個團體治療師都必須要我花時間來處理自己的問題,你們要從病人的視角來看問題。我認識的所有好的治療師都有這樣的經歷,沒有一個不是。
孫時進(復旦大學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亞隆先生,這么多年來,社會的經濟變化使好多人的人際關係發生了變化。我們是讓來訪者適應各種變化還是其他?比如一個企業,訓練自己的員工適應不合理的關係。
亞 隆:這個問題也很好。從弗洛伊德的變化,社會是一個越來越平等的關係。但讓人們看起來,像是這樣的人改變了現狀。我是一個治療師,不是一個嘗試社會改變的人。也許在團體當中,有很長時間的靜默。你會發現在同一個時間有不同的反應,同樣一個刺激不同的反應。每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內心世界。所以在這個團體當中,一個刺激就會有很多不同的反映,這就意味著這是一種很好的方式是切進或者是接近團體的事件。比如在工作當中,有很多人對工作不滿意,可能有一個非常有啟發的事件讓我們看到內部世界是什麼樣的。為什麼是他的內部世界讓他作出這樣的反應呢?如果所有的人對這個事件有同樣的感受的話,那么這個環境是需要社會變革的。
曾奇峰:能不能請您以在團裡面的那種真誠,說一下今天早晨談話的感受。
亞 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第一部分,我非常感動。語言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後面的10或15分鐘的時候,我看到了更加豐富的表情。我如今就看到了一個穿粉色上衣的男士和很多的表情,我覺得和大家走得更近了。這是我回答剛才問題的一個方式,越到最後離大家更近了。第二部分,對我來說,很痛苦的是你問問題的時候我沒辦法給予更多的回答。我覺得大家有非常珍貴的要求,就是想得到知識。我希望我能夠以團體的形式跟大家在一起,這樣我就可以給大家更多的東西。所以我有一種無助的感受。還有一種感受,就是我要搜腸刮肚,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你。我還有一種渴望的是可以馬上跨越大洋海岸,給你們做團體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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