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松原名吳紹鎰，字又衡，1907年11月出生於湖北省大悟縣。1927年2月受團中央派遣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留校兼任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教員和俄文翻譯。後被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任太平洋職工會中國部主任。
1933年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派，負責處理滿洲問題，參與東北地區黨的領導工作。
1934年，楊鬆化名吳平，以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的身份回國到東北，成立了中共吉東特委，任特委書記。
同年底，密山游擊隊與人民革命軍合併組成東北抗日同盟軍第四軍，楊松兼任政治委員。
1935年七八月間，楊松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
期間，他參加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提出組建統一的東北抗日聯軍的建議。
此後，楊松留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
1938年2月底，楊松從莫斯科回到延安，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後兼任秘書長和宣傳科長，並在中央馬列學院任教。
1941年3月，中央決定出版黨的歷史上第一張大型日報，楊松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第一任總編輯。
他以高度的政治責任心和奮鬥精神，為宣傳黨的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嘔心瀝血、埋頭苦幹，使《解放日報》成為黨指導中國革命的重要武器，由於繁重的工作和艱苦的鬥爭環境，楊松患上了肺結核，於1942年11月23日病逝，年僅35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楊松
- 出生地：湖北省大悟縣
- 出生日期：1907年11月
- 職業：《解放日報》第一任總編
人物生平,成長,推動抗聯,解放日報,
人物生平
成長
1921年9月，楊松進入董必武創辦的武漢中學讀書。
1922年秋，轉入武昌高師附中學習，學校有中國共產黨的黨團組織，在共產黨員董必武、陳潭秋的影響下，他開始秘密傳遞、閱讀《中國青年》等進步書刊，積極參加抗議資本家無理開除工人、反對軍警破壞工人罷工的革命活動。
1925年五卅運動前夜，楊松在武漢加入國民黨左翼，並參加湖北省青年團體聯合會的領導工作，組織了當代青年協會。這年6月，他和林彪等人代表湖北學生赴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從上海回來後，楊松在許多學校發起成立學生會，組織學生罷課和遊行示威，聲援上海工人、學生的反帝愛國鬥爭。他於1926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任共青團武昌區委書記。
國民革命軍北伐進軍中，楊松隨陳潭秋一起在武昌開展活動，策動敵軍倒戈，布置民眾迎接北伐軍進城。北伐軍攻克武漢後，楊松到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部工作，以《血光通訊社》編輯和記者的身份採訪北伐軍將士和農民運動首領，為《漢口民國日報》寫了大量文章，報導了葉挺獨立團挺進武昌、漢口工人驅逐帝國主義分子、上海工人起義占領上海、全國農民運動猛烈開展的訊息，鼓舞、推動北伐軍的勝利進軍。1927年春，楊松經共青團中央介紹，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起俄文名為尼古拉·瓦西里耶夫。他刻苦學習，不僅很快精通了俄語、英語，還懂得法語，致力於馬列主義的研究。兩年後畢業，又入研究院深造，並閱讀和翻譯了許多馬列著作。1927年在中山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任該校翻譯班黨小組組長。
1925年五卅運動前夜，楊松在武漢加入國民黨左翼，並參加湖北省青年團體聯合會的領導工作，組織了當代青年協會。這年6月，他和林彪等人代表湖北學生赴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從上海回來後，楊松在許多學校發起成立學生會，組織學生罷課和遊行示威，聲援上海工人、學生的反帝愛國鬥爭。他於1926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任共青團武昌區委書記。
國民革命軍北伐進軍中，楊松隨陳潭秋一起在武昌開展活動，策動敵軍倒戈，布置民眾迎接北伐軍進城。北伐軍攻克武漢後，楊松到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部工作，以《血光通訊社》編輯和記者的身份採訪北伐軍將士和農民運動首領，為《漢口民國日報》寫了大量文章，報導了葉挺獨立團挺進武昌、漢口工人驅逐帝國主義分子、上海工人起義占領上海、全國農民運動猛烈開展的訊息，鼓舞、推動北伐軍的勝利進軍。1927年春，楊松經共青團中央介紹，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起俄文名為尼古拉·瓦西里耶夫。他刻苦學習，不僅很快精通了俄語、英語，還懂得法語，致力於馬列主義的研究。兩年後畢業，又入研究院深造，並閱讀和翻譯了許多馬列著作。1927年在中山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任該校翻譯班黨小組組長。
1928年6月至7月，參加了中共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31年1月被選為共青團中央委員。
推動抗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落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為了挽救危局，楊松被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往蘇聯遠東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任太平洋職工會中國部主任，並任《太平洋工人》雜誌編輯，幫助國內滿洲里黨組織開展工作。1933年，他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派，化名吳平，以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吉東特委書記的名義，參與東北地區黨的領導工作。
楊松到東北後，從政治上和組織上加強了對吉東乃至整個東北抗日鬥爭的領導。他化裝成鄉村醫生，到密山、穆稜、汪清、寧安、饒河、勃利等縣抗日根據地活動，召開會議，找幹部談話，寫文章，作報告，具體領導吉東地區的抗日救國工作。1934年10月，楊松在密山縣哈達河子組織召開中共密山縣委擴大會議，將密山游擊隊與人民革命軍合併組建成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李延祿任軍長，楊松兼任政治委員。12月，楊松又主持召開寧安縣委擴大會議，將綏寧反日同盟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五軍，並組建了聯合指揮部。會後，他配合軍長周保中，認真整頓部隊，清除內患，使部隊團結一致，擊敗了敵人長達4個月的大“討伐”。1935年2月，吉東地區黨團第一次聯席會議在牡丹江市召開，楊松奉命宣布正式成立吉東特委，並任特委書記，李范五任組織部部長，孟俊卿任宣傳部部長，各縣委書記為委員。他們積極開展工作，使牡丹江市成為中共中央、滿洲省委同莫斯科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聯繫的重要樞紐。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的檔案和指示，有相當一部分通過吉東特委送到滿洲省委和黨中央。
在東北抗日鬥爭中，當年曾經發生過一次造成很大損失的所謂肅反肅奸的反“民生團”事件。1934年末，楊松在周保中處聽說了反“民生團”鬥爭的始末，一下子認識到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是左傾錯誤”。他立即給滿洲省委寫信，指出“東滿黨組織將該地區十分之六七的黨團員視為‘民生團’是很荒唐的，是過分的估計。”“假如游擊區內大多數民眾是‘民生團’，那這些游擊區老早就會被日本鬼子消滅了。”因楊松來自莫斯科，負有指導全東北黨的工作使命，故他的信馬上引起中共滿洲省委的重視，即派哈爾濱市委書記魏拯民作省委特派員到滿東，負責調查處理他所說的問題。1935年3月，魏拯民經過調查後，得出了同楊松一樣的結論。於是在汪清召開東滿黨團特委聯席會議，作出決議，糾正了反“民生團”的“左”傾錯誤，才使長達兩年的東滿黨內軍內不正常的肅反肅奸得以終結。
楊松在吉東地區積極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敵，他提出“專打日軍和賣國賊，不打中國兵”；對友，他主張“一切反日的隊伍都聯合起來”；對黨內思想鬥爭，他主張“對同志多採取說服教育的方法，少用處罰制度”。這些主張，有利於把各階級、各階層人民團結在一起戰鬥。東北抗日游擊武裝組織“紅鬍子”中，有少數慣匪、煙匪，損害民眾利益，到處胡綁亂捐。為團結教育這支抗日武裝，楊松親自同他們生活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在楊松的幫助教育下，“紅鬍子”隊伍終於改造成為一支英勇善戰、受人民民眾歡迎的抗日武裝。1935年七八月間，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其間，他參加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匯報黨在東北的抗日工作，提出一些建議和主張，受到代表團的高度重視。特別是關於組建統一的東北抗日聯軍的主張，更是直接寫入了《八一宣言》之中。會後，楊松被調回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仍負責東北地區黨的工作。1935年10月初，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參加組建東北抗日聯軍第六軍、第七軍和哈東特委、東滿特委、南滿特委。10月11日，又在此地主持召開了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至第七軍和哈東特委、東滿特委、南滿特委領導幹部會議，學習貫徹黨中央發表的《八一宣言》。會議由楊鬆起草、發表了《東北抗日聯軍為華北事變告東北同胞宣言》和《東北抗日聯軍向關內軍政領袖呼籲電》，代表東北同胞向國民黨將領呼籲：“馬上停止內戰，槍口一致對外，一致去武裝抗日，一致去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與統一，一致去保護中華祖國領土完整。”
這年11月26日，楊松在為吉東特委起草的一封指示信中，更明確提出了“在目前的東北反日統一戰線，不僅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還要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及一部分地主。”這一思想，對於擴大東北抗日統一戰線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在抗日聯軍工作的李延祿說：“東北抗日聯軍得以發展、統一，楊松同志有很大的功勞。”
楊松到東北後，從政治上和組織上加強了對吉東乃至整個東北抗日鬥爭的領導。他化裝成鄉村醫生，到密山、穆稜、汪清、寧安、饒河、勃利等縣抗日根據地活動，召開會議，找幹部談話，寫文章，作報告，具體領導吉東地區的抗日救國工作。1934年10月，楊松在密山縣哈達河子組織召開中共密山縣委擴大會議，將密山游擊隊與人民革命軍合併組建成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李延祿任軍長，楊松兼任政治委員。12月，楊松又主持召開寧安縣委擴大會議，將綏寧反日同盟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五軍，並組建了聯合指揮部。會後，他配合軍長周保中，認真整頓部隊，清除內患，使部隊團結一致，擊敗了敵人長達4個月的大“討伐”。1935年2月，吉東地區黨團第一次聯席會議在牡丹江市召開，楊松奉命宣布正式成立吉東特委，並任特委書記，李范五任組織部部長，孟俊卿任宣傳部部長，各縣委書記為委員。他們積極開展工作，使牡丹江市成為中共中央、滿洲省委同莫斯科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聯繫的重要樞紐。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的檔案和指示，有相當一部分通過吉東特委送到滿洲省委和黨中央。
在東北抗日鬥爭中，當年曾經發生過一次造成很大損失的所謂肅反肅奸的反“民生團”事件。1934年末，楊松在周保中處聽說了反“民生團”鬥爭的始末，一下子認識到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是左傾錯誤”。他立即給滿洲省委寫信，指出“東滿黨組織將該地區十分之六七的黨團員視為‘民生團’是很荒唐的，是過分的估計。”“假如游擊區內大多數民眾是‘民生團’，那這些游擊區老早就會被日本鬼子消滅了。”因楊松來自莫斯科，負有指導全東北黨的工作使命，故他的信馬上引起中共滿洲省委的重視，即派哈爾濱市委書記魏拯民作省委特派員到滿東，負責調查處理他所說的問題。1935年3月，魏拯民經過調查後，得出了同楊松一樣的結論。於是在汪清召開東滿黨團特委聯席會議，作出決議，糾正了反“民生團”的“左”傾錯誤，才使長達兩年的東滿黨內軍內不正常的肅反肅奸得以終結。
楊松在吉東地區積極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敵，他提出“專打日軍和賣國賊，不打中國兵”；對友，他主張“一切反日的隊伍都聯合起來”；對黨內思想鬥爭，他主張“對同志多採取說服教育的方法，少用處罰制度”。這些主張，有利於把各階級、各階層人民團結在一起戰鬥。東北抗日游擊武裝組織“紅鬍子”中，有少數慣匪、煙匪，損害民眾利益，到處胡綁亂捐。為團結教育這支抗日武裝，楊松親自同他們生活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在楊松的幫助教育下，“紅鬍子”隊伍終於改造成為一支英勇善戰、受人民民眾歡迎的抗日武裝。1935年七八月間，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其間，他參加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匯報黨在東北的抗日工作，提出一些建議和主張，受到代表團的高度重視。特別是關於組建統一的東北抗日聯軍的主張，更是直接寫入了《八一宣言》之中。會後，楊松被調回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仍負責東北地區黨的工作。1935年10月初，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參加組建東北抗日聯軍第六軍、第七軍和哈東特委、東滿特委、南滿特委。10月11日，又在此地主持召開了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至第七軍和哈東特委、東滿特委、南滿特委領導幹部會議，學習貫徹黨中央發表的《八一宣言》。會議由楊鬆起草、發表了《東北抗日聯軍為華北事變告東北同胞宣言》和《東北抗日聯軍向關內軍政領袖呼籲電》，代表東北同胞向國民黨將領呼籲：“馬上停止內戰，槍口一致對外，一致去武裝抗日，一致去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與統一，一致去保護中華祖國領土完整。”
這年11月26日，楊松在為吉東特委起草的一封指示信中，更明確提出了“在目前的東北反日統一戰線，不僅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還要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及一部分地主。”這一思想，對於擴大東北抗日統一戰線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在抗日聯軍工作的李延祿說：“東北抗日聯軍得以發展、統一，楊松同志有很大的功勞。”
解放日報
1938年2月，楊松回到延安工作，但仍然十分關注東北的抗日鬥爭。4月、5月，他在《解放》周刊上連續發表題為《論七年來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經驗和教訓》、《再論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經驗和教訓》長篇論文。在這兩篇文章中，他將東北人民前七年的抗戰分成三個時期，分別就每個時期的特點作了認真地分析，並對東北抗日統一戰線、軍隊工作、根據地建設及民眾工作、游擊戰作戰原則等四個方面的經驗教訓作了概括性的分析總結。這些分析總結，為黨中央制定完善抗日方針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同年10月，他作為東北抗日聯軍的代表，出席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並擔任會議秘書，參與檔案的起草。在會上，楊松報告了東北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軍的英勇事跡，高度讚揚了東北抗日戰士的愛國主義精神，為全黨更加全面的了解東北人民英勇的抗日鬥爭作了重要努力。為加強黨中央對東北工作的領導，1939年1月，中央決定成立東北工作委員會，楊松主持會務，其任務是培養、訓練東北工作幹部，研究東北社會情況，總結東北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經驗教訓，派遣幹部加強對東北“抗聯”和黨組織的聯繫。
楊松在延安，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後兼秘書長、宣傳科科長，同時執教於馬列學院。他寫了大量政治理論著作：著有《論民族》專著，7萬多字，在《解放》周刊上連載；撰寫出《東北抗日鬥爭經驗教訓點滴》一書共七章，9萬餘字；編寫《今日蘇聯》一書，介紹蘇聯國內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情況；在馬列主義學院，他同鄧力群一起合編近百萬字的《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其中對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及各個重大事件的評價，直到現在還為史學家們所肯定；又與吳亮平一起合編了《社會科學概念》，幫助從事抗戰建國的青年了解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和近20年來國際形勢的發展，直到東北解放後，此書還被東北行政委員會教育部規定為國中和高中政治課本參考書；為《解放》周刊、《八路軍軍政雜誌》、《中國文化》、《中國婦女》等刊物寫了大量的時論和專論文章，僅見之於《解放》、《八路軍軍政雜誌》的就有25篇。
楊松在延安，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後兼秘書長、宣傳科科長，同時執教於馬列學院。他寫了大量政治理論著作：著有《論民族》專著，7萬多字，在《解放》周刊上連載；撰寫出《東北抗日鬥爭經驗教訓點滴》一書共七章，9萬餘字；編寫《今日蘇聯》一書，介紹蘇聯國內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情況；在馬列主義學院，他同鄧力群一起合編近百萬字的《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其中對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及各個重大事件的評價，直到現在還為史學家們所肯定；又與吳亮平一起合編了《社會科學概念》，幫助從事抗戰建國的青年了解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和近20年來國際形勢的發展，直到東北解放後，此書還被東北行政委員會教育部規定為國中和高中政治課本參考書；為《解放》周刊、《八路軍軍政雜誌》、《中國文化》、《中國婦女》等刊物寫了大量的時論和專論文章，僅見之於《解放》、《八路軍軍政雜誌》的就有25篇。
1941年5月，延安創辦《解放日報》，這是我黨新聞事業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楊松擔任《解放日報》社首任編輯部主任。他除對每日報紙逐字逐句檢查外，還親自寫社論。報紙發刊一個多月，他就接連寫了二十九篇社論。這些社論正確地分析當時的戰略形勢，揭穿美英遠東慕尼黑的陰謀，聲援了蘇聯人民的衛國戰爭和印度人民的獨立戰爭，批判了國民黨親日派的賣國行徑，喚起了人民的警惕，為推動全國人民的團結抗戰發揮了作用。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楊松出席了黨中央在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黨在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路線問題及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問題。會後，他和解放日報社社長秦邦憲更加注意總結經驗，不斷明確辦報的方向。他聽了毛澤東同志《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以後，深刻地意識到報紙需要結合實際進行改革。他號召報社的工作人員加強學習，不僅要了解國際國內形勢，更要熟悉中國革命現狀。他認真貫徹中共中央1941年9月8日發布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9月14日，《解放日報》發表了《魯忠才長征記》和各地區、各條戰線的調查報告。毛澤東還為《魯忠才長征記》寫了編者按，給解放日報社很大鼓勵和支持。
為了辦好《解放日報》，楊松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工作，每天頂多休息三四個小時。報社編輯部的吳文濤說：“我們編 輯部每天凌晨3點起床到新華社取稿，此時楊松仍在工作，點著煤油燈寫文章或審稿。”楊松以高度的政治責任心和奮鬥精神，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與報社全體領導和同志們一起，克服種種困難，為宣傳黨的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嘔心瀝血，埋頭苦幹，使《解放日報》成為黨中央指導全國黨的工作和抗日鬥爭的重要武器。
楊松由於積勞成疾，引起肺病復發。1942年1月底，病情加重，連續吐血，但他仍以堅強的革命意志奮力堅持工作。他躺在病床上靠著枕頭為報社寫文章，有時竟通宵達旦。報社同志來探望，他總是逐一詢問國內外的時局和各部門的工作情況。1942年11月23日，年僅35歲的楊松病逝於延安，遺體安葬在解放日報社所在地清涼山山頂上。毛澤東主席為楊松的病逝親筆寫了輓詞：“楊松同志辦事認真，有責任心，我們應當記住他，學習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