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個人成就,
人物生平
林義順1879年11月12日出生於新加坡，祖籍是廣東省潮州澄海縣岐山馬西鄉(今屬汕頭市郊)。他的父親林炳源早年漂洋過海到新加坡謀生，積資開了一間雜貨店。林義順幼年時父母相繼去世，由外祖父母鞠養。外祖父張理家資頗豐，所以他得以受到較好的教育。先是在家塾讀中文，10歲後又先後進聖約瑟和英華兩個英語學校學習。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薰陶和西方近代文明－－包括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成為他日後愛國革命思想萌生的良好溫床。
17歲時林義順修業期滿，按照當時華僑社會的習慣，進入商界學習，先後在他的舅父張永福(原籍廣東饒平縣)的新長美布匹店和閩籍商人陳楚楠的合春號、陳泰木材公司任職。從幫助司理出入銀錢入手，積累了不少的經營知識。由於他辦事勤謹幹練，得到了張、陳兩人的信任。加上他們3人年齡相近(林義順比張小10歲，比陳大兩歲)，意氣相投，思想相若，遂成莫逆之交．以後又一同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了親密的同志。林義順20歲時，外祖父去世，他承襲了一部分遺產。3年後，他結了婚，先後生育子女忠國、忠邦、忠民、忠憲、積玉等10人。
小桃源俱樂部
中國自經鴉片戰爭之後，清王朝更加迅速的腐朽沒落。因國家積弱無能而早受其害的海外華僑對此深懷不滿，人心思變，維新思潮一時頗為流行。而不少激進者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影響下已開始傾向革命。青年的林義順血氣方剛，其愛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尤為強烈。1901年，他與張永福、陳楚楠、林受之(僑商，潮州庵埠人)等人共同組織了一個“小桃源俱樂部”的政治小團體，經常聚會討論國內的時局。每談到清廷的倒行逆施、列強對中國的瓜分時，無不義憤填膺。當時，一些宣傳革命的：書刊，如上海的《蘇報》及《革命軍》、《黃帝魂》、《揚州十日記》等開始傳入新加坡。他們爭相傳閱，深受影響。一次，林義順看到《蘇報》上刊載的清朝禁止漢族子弟留學日本成城軍官學校的訊息，憤然而起說：“中國革命再遲．我們都沒有活路了!”從此，他便下定了進行民族革命的決心。
繼這次行動之後，林義順等人又集資翻印了鄒容的《革命軍》兩萬多冊，為了有利於散播，易名為《圖存篇》。書印出後，一部分寄新加坡唯一的書店孔明齋代售，並瞞著書店由他寄入汕頭零賣；一部分遍寄國內各地，甚至寄給了清朝的翰林院和總理衙門，將這無異於炸彈一般的革命宣言投向統治者的心臟。還有約一萬冊．由黃乃裳和林義順等乘回國之機分兩批潛攜入境，在粵東和閩南一帶廣為散發，藉此結交各界的愛國志士。他們的活動首開了這些地方的革命風氣。而他們散發的《圖存篇》一直在閩、粵之間流傳，啟發了不少愛國人士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圖南日報》與孫中山
為繼承被封閉的《蘇報》喚起民，眾的工作，在尤列的策動下，由較富有的張永福、陳楚楠出資，1904年初他們在新加坡福建街21號辦起南洋開天闢地第一張公開宣傳以革命推翻清朝的報紙－－《圖南日報》。林義順積極參加了報紙的籌辦，並負起了具體奔走聯繫的責任。由於南洋華僑對革命還普遍缺乏認識，不少財雄勢大的中上層人物更視革命為大逆不道，深惡痛絕，所以當名譽編輯尤列執筆，以“吳興季子”筆名寫下發刊詞，鮮明地揭示了報紙的宗旨時，林義順他們便遭到了群起的攻擊，被咒為無父無君、無法無天。起初是社會上的人反對，“及後竟弄到親戚見詬，朋友絕交”。保皇的僑商甚至合謀要擠垮陳楚楠、張永福的商行，英殖民地當局也在清朝總領事的要求下。一再向他們發出警告。在巨大的壓力下。報社中的一些人變得灰心消極了，要求辭職，但林義順和陳楚楠、張永福依然不為所動。使他們焦心的倒是報紙的銷路一直沒法打開。平時訂戶只有30餘份，即使白送，也只能發出1000份左右，而這意味著革命宣傳的原旨將無法奏效。為了打開局面，他們趁1905年新春佳節，特設計印製了一份精美的月份牌。月份牌上印著太平天國將領石達開寫的“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塗炭，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20字，兩邊印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圖開新世界，書檄布東南”的對聯，中間則是自由鐘和獨立旗。既形式新穎，又宣揚了強烈的愛國革命思想，分送東南亞各地華僑工商界和團體之後，頗受歡迎，報紙的銷量也一度遞增至2000份。
不久，孫中山在檀香山《檀山新報》社看到了寄去交換的這種月份牌和《圖南日報》，極為興奮。當時，他正致力於聯絡海外僑胞，籌集起義所必不可少的資金，對華僑最為集中的南洋地區非常關注。過去一直苦於找不到敢於起來革命的南洋華僑，此時一見《圖南日報》，知道南洋終於有了革命的喉舌，極為興奮，馬上匯去20美元給《圖南日報》，購買此種月份牌，同時寫信給尤列，詢問《圖南日報》的組織者，表示希望與他們會面。
協助孫中山組建南洋各地同盟會
1906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翌年2月，林義順等迎接孫中山先生到新加坡籌建同盟分會，在張永福騰出的別墅“晚晴園”里，召開了一個隆重的歡迎宴會。幾天后，孫中山擬好了分會的章程，馬上為陳楚楠、張永福、李竹痴舉行了入盟儀式，林義順當時不在場，孫中山特囑咐張永福請他隔天前來參加，於是林義順在孫中山親自主持加盟監誓下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不久，林受之，李曉生、李幼樵、謝心準等一批人也相繼加入。這樣，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便宣告成立。陳楚楠任會長(後改任副會長)、張永福任剮會長 (後改任會長)、林義順則任交際幹事(後稱交際主任)。新加坡同盟分會是孫中山在南洋播下的第一顆革命種子，它成立初期，只有一二十人，但在孫中山的關心指導和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等中堅的努力下，這顆小小的種子迅速生長，會員不斷增多(以後成為著名的愛國僑領的陳嘉庚，便是由林義順介紹於1909年認識孫中山，並於翌年加入同盟會的)，遂成為南洋英、荷殖民地同盟會的總機關，成為孫中山向南洋華僑宣傳革命道理、組織革命黨和籌資集款、策劃武裝起義的重要基地。
1906年7月，孫中山再返新加坡，林義順和陳楚楠，李竹痴陪他訪問了森美蘭州首邑和馬來亞著名錫礦中心的芙蓉，和原已有聯繫的朱赤霓、董心持、李夢生等人進行了深入的座談，為隔年在芙蓉與瓜膀庇拉設立同盟分會奠下了堅實的基礎。8月初，他們來到英屬馬來亞聯邦的首府吉隆坡，在該市新開的大舞台戲院舉行了一次民眾大會，又在吉隆坡革命派控制下的青年賽會作過一次公開演講，順利地創建了吉隆坡同盟分會。16日，他們一行又來到怡保。誰知怡保的保皇勢力很大，組建工作一時難以進行，當地的保皇派甚至密謀地對他們進行暗算，幸及時察覺，乘夜轉移才得脫險。回吉隆坡後，林義順便受孫中山的委派，同陳楚楠一起再到英屬海峽殖民地的首府檳榔嶼活動。他們帶著孫中山的信函拜會了當地的僑領吳世榮。傾談之下，一拍即合。於是，由陳楚楠、林義順主持，成立了檳榔嶼同盟分會，選吳世榮為會長。林、陳檳榔嶼之行，受到了孫中山高度的讚揚。
在林義順等革命者的四出活動下，南洋各埠都成立了同盟分會，成為海外會員最多的一個地區。
創辦《中興日報》
隨著同盟會的日益壯大，極需有一個革命的號角以喚起廣大華僑的覺悟。在當時《圖南日報》早因虧損過大而停刊，張永福、陳楚楠與人合股辦的《南洋總匯報》也因宣揚革命與合股人產生分歧，最後分股而為保皇黨人所篡奪。林義順、陳楚楠、張永福等人便共同籌劃，向各革命黨人募資，共得1937元，於1907年8月20日在新加坡吉寧街18號辦起子南洋同盟會的機關報《中興日報》。林義順就任第一任總經理。先後擔任主編的有：何子耀、田桐、居正、陶成章、胡漢民、林時爽、汪精衛、方瑞麟等人。報紙出版前幾天，剛好胡漢民隨孫中山來到新加坡。便由胡漢民執筆，寫下了《中興日報發刊詞》：“吾人之宗旨，在開發民智，而使數百萬華僑生其愛種愛國之思想也。”《中興日報》每日出四張，共八版，在倫敦、巴黎、香港、上海、東京、檀香山和東南亞各埠都設立代銷處。
1908年6月初，《中興日報》與《南洋總匯報》之間發生了一場關於革命論與君主論的大論戰。筆戰越辯越激烈，其影響的程度並不亞於在日本的同盟會總機關報《民報》與保皇派報刊《新民叢刊》的論戰。《南洋總匯報》為此接二連三地添兵助戰，康有為最得意的弟子徐勤和伍憲子都曾來親自坐鎮。這期間，剛好孫中山移居新加坡，黃興、汪精衛、胡漢民(筆名去非、辨奸、詰奸)、田桐(筆名恨誨)、居正(筆名藥石)、林時爽等黨人也齊集南洋，於是一起投入了論戰。孫中山親自指揮並以“南洋小學生”的筆名在報上連續發表文章，以充足的論據批駁了保皇黨人的謬論。這場筆戰延續了一年之久，最後以保皇黨人的慘敗而告終。更重要是通過辯論，孫中山的革命主張日益深入人心，形成了南洋華僑支援祖國革命的第一次高潮。
1909年中，《中興日報》因資金周轉困難發生了危機。林義順向孫中山提議以有限公司名義重新組織《中興日報》，定股二萬元。孫中山認為這個辦法很好，便命他主理重組事宜，並派出胡漢民、汪精衛等在各地同志中招收股份。林義順也曾受派偕許子麟同往緬甸仰光。他邊招股邊沿途演說革命、散發革命書刊，緬甸華僑受其感動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為數甚多。經過林義順的重新整頓，《中興日報》終於渡過難關，繼續發揮著它的革命號角作用。
參與發動丁未黃岡起義
起義醞釀自1904年，發源於黃乃裳和林義順回鄉宣傳革命。他們當時聯絡了許雪秋，又通過許雪秋聯繫了蕭竹漪，余醜、余通、陳涌波、曾杏村、許唯心等人，將潮汕的革命力量匯集在一起。開始設立秘密據點，策劃武裝起義。林義順返新加坡後一直與在國內活動的許雪秋、黃乃裳他們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共同致力於起義的準備工作。以後他又和新加坡同盟會的同志一起牽線把國內的這股革命力量併入同盟會的大隊伍中。1905年，林義順等人與孫中山初次會面時便匯報了在潮梅、閩南運動起義的工作。同盟分會成立後，又幫助許雪秋等人與孫中山取得聯繫，並介紹他們來新加坡面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使以後的起義準備工作得以在孫中山的指導下進行。更重要是，林義順等人幾乎負擔了丁未黃岡起義的全部經費。有人統計，他們前後共為這次起義籌集了?萬元左右。林義順當時並不富裕，也傾囊相助，毫無吝色。
他為黃岡起義所做的另一件事便是營救和安置失敗後流亡海外的義軍將士。起義軍首領余醜(余既成)在香港被捕，清兩廣總督誣他為盜匪，要求引渡。林義順和張永福、陳楚楠、張來喜聘請新加坡著名律師兜安代為辯護，並以商人資格聯名擔保，還一再匯款香港同盟分會，作為營救之資。同時，林義順與孫中山一同去找《星洲泰晤土報》主編利竇，說服他將余既成領導黃岡起義的事實在報—上大力宣傳，提醒香港當局尊重保護政治犯的國際條例。香港各報也紛紛轉載。在各地同志的全力救助下，余既成終於勝訴獲釋前往新加坡。余既成被捕時，有100餘名黃岡義軍戰士自香港避往新加坡。林義順積極幫助安置他們，其中不少人就安排在他所經營的農場中。
籌措經費，安置流亡義軍
1907－－1908年，孫中山領導同盟會在粵、桂、滇三省頻頻發動武裝起義。這期間，新加坡同盟會表現十分活躍，他們或踴躍捐餉，或策劃宣傳，或奔走募資、幫同接濟，有力地支援了起義。林義順作為分會的骨幹積極地參與了這些工作。
1909年，在粵、桂、滇偏遠地帶發動的多次起義相繼失敗。全力支持這些舉義的陳楚楠、張永福幾致破產，同盟分會元氣大傷。同年5月，同盟會南洋支部移至檳榔嶼，孫中山離開新加坡前往歐洲，謀求國際上的援助，林義順也進入深山開拓墾殖事業。
為共和事業不遺餘力
1911年10月，武昌舉義成功，訊息傳到新加坡，林義順雀躍而起說：“我們漢族革命，終於有了今日嚴於是，他再度奮起，踴躍贊助孫中山的共和事業。11月，孫中山回國擔負革命領導工作時路過新加坡，林義順遵照他的囑咐，與陳嘉庚等人募籌巨款匯寄南京革命政府。廣東光復，他在新加坡參與組織廣東保全會，在同鄉中募集救濟捐給予支持。海外華僑的捐獻在精神和物質上極大地支持中華民國的創立。1912年3月，孫中LU以臨時大總統名義頒給林義順、張永福等人以旌義狀，表彰他們為開國所作出的貢獻。
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為袁世凱所篡奪，革命黨人發動的“二次革命”相繼失敗。革命隊伍中瀰漫著悲觀失望的情緒，有些華僑黨員也因此脫離了革命，但林義順依然支持孫中山為重建民主共和所作的努力。當時不少民黨要人逃到新加坡，他都一概竭誠接待。胡漢民、汪精衛、李烈鈞、陳炯明、譚人鳳、岑春煊、熊克武、周振鱗、柏文蔚、方聲濤、黃復生、占應芬、鄒魯、張繼等都曾住於他的湛華別墅，共謀推翻袁世凱的行動。由於他慷慨大方地接待祖國來往的同志，大有孟嘗君之遺風，所以被稱為“往來大王”。(潮州人稱鳳梨為“番梨”，潮語“番梨”與“往來”諧音，林義順當時因種植事業成功，有“鳳梨大王”之稱，“往來大王”即是取“鳳梨大王”諧音。)
1915年10月，國內外的反袁行動都在緊張秘密地進行，林義順安排陳炯明、柏文蔚等人利用他設在小坡美芝路5號的“通美行”作為海外反袁的秘密總部。從這座樓房裡發出了一些密電。是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新加坡處於戰爭狀態，嚴禁私人設立電台。“通美行”拍密電的事被當局發現，11月3日晚殖民政府派出大批軍警包圍了房子。林義順當晚與眷屬居於三樓，慌忙中把來往電文、信函、密碼簿及檔案等投進爐中焚燒。雖查實後發覺並無危害協約國的行為，當局沒再追究，’但不少珍貴的文獻資料卻因此而亡佚。
12月，雲南反袁獨立，林義順被任為南洋籌餉員，前後共募集了60餘萬元軍餉，袁世凱倒台後，他被授與擁護共和一等獎章。以後的護法、北伐諸役，他均站在孫中山的一邊，給予財政上的支持。1917年，他被孫中山任命為大元帥府參議。1919年，被聘為援閩粵軍總司令部顧問。隔年援閩粵軍受孫中山之命回師驅逐桂系軍閥，他為其募集了餉糈30萬元，因此獲一等獎章。以後他歷被聘為廣東省長公署高等顧問、實業專使咨議、中國銀行名譽顧問、財政部顧問、賑災特派員、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名譽採訪等，並一直以顧問身份與國民政府保持著聯繫。
據新加坡潘醒農先生統計，林義順一生為民主革命所耗的資金達數十萬元。
“鳳梨大王”和“樹膠大王”
林義順早年為民主革命而奔波的時候，就早已有志於經濟界，他常說：“總理負國家大事，如舉羽毛，我們如能體其意，在工商界作一番大事業，當無難事。”1908年，孫中山的舊交、新加坡著名醫師林文慶(後任廈門大學校長)集資創設了“三巴旺樹膠有限公司”，因賞識林義順的才識，委任他為第一任總經理。他把公司原來的數百英畝橡膠擴充至數千英畝，使公司業務蒸蒸日上。這前後，他也自己投資在三巴旺地區辦起了農場，安置了數百名亡命來新的義軍人員，並請余通、陳涌波、余御言等義軍首領幫助管理，這些革命軍人幫助他墾殖，令農場迅速得到發展。當時世界橡膠需求量還不大，許多人都不敢冒險廣植，唯他和陳嘉庚等人認準時機，大量投資。逐漸地，他的農場便遍布於新加坡和柔佛兩地，僅三巴旺地區便開闢了二萬英畝。在他大力發展、收購別人農場的時候，馬來地區的鳳梨價格極為低賤，連運往城市的費用都不敷抵付，所以他購置的農場中原種植的鳳梨都算白貼。他便在鳳梨地間種橡膠樹。這樣一來，便有了日後的雙倍獲利。
辛亥革命爆發這一年，剛好也是林義順經營農場鳳梨的大收穫期，雙喜臨門。這時鳳梨的市價突然猛漲，由每個三四分升至每個二三角，他因此輕易地便贏利十幾萬元。於是他在美芝路自創了林義順公司。越年，民國創立，許多華僑革命黨人紛紛回國從政，但林義順卻抱其不做官的宗旨，仍埋頭於種植業。這一年，他農場中的鳳梨產量占全馬來亞第一位，鳳梨價格再度上升，他獲利更豐，所僱傭的工人達數萬人，當地的罐頭廠賴他供給原料，糖價也看他漲落，他因此成了名揚馬來的“鳳梨大王”。第三年起，橡膠也到了收割期；財富更是滾滾而來。他乘勢創辦了“通美”、“通益”公司，從事橡膠加工業及出入口生意，又利用富餘資金投資於火礱業、保險業和銀行業等，還兼營包工、代理等業務，長袖善舞。到1921年，他已積資數百萬，和陳嘉庚同被稱為“橡膠大王”。
20世紀初，新加坡三巴旺地區還是一片荒山野嶺，經過林義順、陳嘉庚、林文慶等人的努力開發，建起了一座座的商店、戲院，鄉村、城鎮林立，現在這裡已成為新加坡的衛星市鎮。為紀念他開闢三巴旺的功績，這片地區的許多鄉村、道路都以林義順及其家族的名字來命名，如義順村、忠邦村，義順路、蔚華路、峇順芭、忠國路、忠邦路……就是80年代新建的義順鎮也是得名於他。
個人成就
隨著革命和經濟事業的成功，林義順的聲譽鵲起。1921年，他被推選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第13屆會長。早期的中華總商會實際是華僑社會的最高領導機構，他除處理、協調、維護全僑社的利益、領導僑社活動外，還代表華人社會同當地政府和其他團體辦理各項交涉事宜。
總商會自成立後，一直由保守的幫會領袖和商人所主持。當辛亥武昌起義成功時，一些新加坡同盟會員就主張聯合本派商家爭取總商會會長這個席位，林義順說：“我黨此時經濟力量未充厚，爭之無益，你們拭目以看我於10年內能否得之?”10年後，他的預言果然實現。由於領導有方，受到華僑的擁戴，4年後他再度當選為第15屆會長。兩任會長期間，他領導華僑革除社會惡習、興辦公益事業、賑濟祖國難胞，成績斐然。
林義順又是新加坡第一個潮籍華僑的會館組織－－潮州八邑會館的主要創建者。創建潮州八邑會館起初是為了與義安公司交涉潮籍華僑公產問題。義安公司(義安為潮州古郡名)是澄海籍華僑余有進於1830年前後招集在新加坡的揭陽、澄海兩縣的12姓氏鄉人，捐資合組的一個信託慈善機構。發展到後來，公司產業實際已成為新加坡潮僑的共同財產，但一直由余家相沿管理，賬目沒有公開。隨著社會不斷進步，已顯得越來越不合理。1927年12月，林義順發動、聯合各潮僑同鄉，請當時義安公司的總理余應忠將公司財產作公開管理。經交涉，余初答應，但因家族中有人反對而中輟。林義順便於1929年元月假中華總商會召集了八邑潮僑大會。大會決議組織潮僑八邑公產維持會作為與余家交涉的機構，他被選為總理。同年8月，又正式成立了潮州八邑會館以代替維持會，他又任首屆總理，1930年4月，公產問題獲和平解決，義安公司訂立了公開管理財產的章程，成立了新的董事會，林義順又任改組後的首屆總理。從此，義安公司便與潮州八邑會館一道前進，其歷史綿延至今，在團結、服務僑胞，增進僑情鄉誼、興辦各類公益、教育事業方面一直發揮著很大的作用。雖然事成之後，林義順只任一屆便引退讓賢，但他在這件事情上的功績，一直被新加坡潮僑所廣為頌揚。
林義順還數任醉花林俱樂部和怡和軒俱樂部的主席。這兩個俱樂部是當時新、馬華僑社會領導層本身的核心組織和智囊團。特別是怡和軒俱樂部，它囊括了當時新、馬最有權勢和威望的華僑著名人士，陳嘉庚、胡文虎，林推遷、林文慶等都齊集於它的旗幟下，是一支相當有勢力的社會力量，連英殖民當局也不得不對它另眼相看。在林義順、陳嘉庚等愛國僑領的領導下，這個俱樂部成為支持中國的歷次革命、發起抗日救亡運動和其他華僑社會運動的核心。
林義順十分關心祖國人民的疾苦，他多次發動募捐，賑濟受災的同胞。1918年的天津水災、1927年的華北七省大旱、1931年百年罕見的長江大水……他都曾募款給予救濟。1922年．他得知家鄉潮汕八二大風災的慘訊，更是帶頭解囊相助，親任新加坡籌賑潮汕風災會總理，推動籌款施賑，力圖使家鄉人民稍紓艱困。
對新加坡的公益和教育事業，林義順也無不熱心贊助。他曾慷慨撥款給新加坡的學校、醫院，曾任同濟醫院主席，萊佛士大學、聖安德烈醫院董事。1919年3月21日，他和陳嘉庚創辦了新馬第一間華文的最高學府－－南洋中學。他捐助開辦費l萬元，並首任該校的財政。 1920年又任學校的總理。該校每年經費在3000元以上，他都盡力支持。他還捐出三巴旺的一大塊地，作為新加坡華人的公墓。
鑒於他的威望和對當地社會的重大貢獻，英殖民當局先後授他為議政局局員、鄉村局局員、慈善局局員、太平局紳、平糶局局員、英屬馬來半島調查鴉片委員會委員、和平審判官、感化院視察員等等。
拳拳赤子心
儘管僑居新加坡，龐大的事業需要他日理萬機，但林義順仍時刻關注著祖國的前途和命運。他多次回國觀光，親眼目睹了人民疾苦，深為痛心。1931年，他遍歷西北各省考察，看到大好山河、寶藏滿地，卻民生凋敝、哀鴻遍野。他懷著熱誠的赤子之心，回南京後便詳細擬訂了一個開發西北的計畫，陳獻於南京政府，想為祖國的富強竭盡綿力。未幾，九·一八事變，國難當頭。國民黨政府在洛陽開了一個所謂的“國難會議”。這時，林義順正患病靜養，但他毅然扶病應邀前往參加。誰知會上當局袞袞諸公高談闊論，卻無任何抗敵衛國的決心表現，他大失所望，只好怏怏回歸南洋。進入30年代，因為世界經濟危機，林義順的橡膠業損失慘重，加上眼看外患日迫，國家民族處在危難關頭，而他所引以為同志的國民黨許多官員卻如此昏昧，他憂心如焚，病情加劇，遽爾成疾。1935年8月，華北又告危急，他聞訊傷感過度，咯血不止。然病中仍迭電南京政府，敦促抗日圖存。1936年3月，他遵醫囑回國療養，誰知甫抵上海數日，病情突然惡化，不幸於3月19日逝世，享年58歲。國民政府派代表到滬致祭，撥助治喪費300元，明令褒揚其功績，並決議將其遺體公葬於南京。新加坡各界華僑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
林義順晚年在新加坡建造了一座別墅，命名“青海別墅”，預備在那裡安度晚年時靜心撰寫回憶錄，書名已擬定為《三十三年浮雲影》。可惜天不假年，遽爾溘逝，此書也無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