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林曉霖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蘇聯
- 出生日期：1941年
- 畢業院校：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北京師範大學
人物經歷,人物訪談,
人物經歷
林彪在延安抗大當校長時，看中了美麗的女學生張梅。這個外號叫“陝北一枝花”的姑娘，嫁給林彪時，只有18歲。不久，他們的第一個男孩子出生了，年輕幼稚的媽媽不會餵養，孩子很快夭折了。
平型關大捷後，林彪身負重傷，帶著妻子赴蘇聯治療，生下了他們第二個孩子——就是林曉霖。女兒長得很像父親，林彪十分珍愛。不放心妻子哺養，他天天守在搖籃旁，精心餵養。
林曉霖長到四個月大時，林彪奉命回國，臨走時，答應年輕的妻子，不久就會接她們母女回國。林彪走了五年，音訊全無。五年後，林彪托訪問蘇聯的羅榮桓給張梅帶去一封簡訊，寥寥數語，說他已經在國內結婚，又有了一個女兒。他通知張梅，可以再嫁。
年輕單純的張梅，猶如晴空霹靂，不知所措。林曉霖被送往蘇聯保育院生活。
林曉霖
林曉霖初二那年的冬天，我家出了禍事，母親被倒牆砸傷，高位截癱，工資和家裡的所有積蓄都交給了醫院。過冬，我沒錢買鞋買襪，只能光著腳穿母親不能再穿的高腰雨靴。體育課上，我將兩隻肥大的雨靴甩出很遠，赤腳站在冰凍的雪地上。同學們驚呆了，少先隊員們特地召開隊會為我籌錢。50年代的百姓生活，孩子們很難拿出富餘的錢，大家都一籌莫展。林曉霖突然提出：“我常陪爸爸到醫院看病，醫院裡鮮血很值錢，咱們每人抽點血，賣給醫生換錢吧……”
不久，我得到了學校的甲等助學金。
在狂歡的元旦晚會上，林曉霖送給我一隻巨大的梨，就像個黃柚子，又嫩又甜。因為同情我的困境，曉霖常常和我一起談心，我們彼此間了解也多起來。
父女相見
林曉霖被送往蘇聯保育院生活。媽媽張梅要工作，還要學習，要養活自己。
新中國成立後，媽媽張梅已經再婚，林曉霖被高崗夫婦接到東北。不久高崗夫人將九歲女孩林曉霖送到北京，父女相見。
初見父親那一天，林曉霖十分狼狽，不適應國內氣候，她頭上長了疥瘡，索性剃成了光頭，身上還是穿著女孩子的花色布拉吉。
光頭小女孩兒，怯怯地害羞地站在父親和後媽面前，不知所措。
葉群是個陰險的女人，又略通幾句俄語，搶先做起父女間對話的翻譯。
按照媽媽囑咐，曉霖禮貌地問候了父親。
葉群卻對林彪說：小姑娘太沒禮貌！她用俄語罵你是混蛋。
葉群又轉身用俄語對曉霖說：“爸爸說你沒有教養！”
林曉霖害怕地哭了起來，父女間的相見就這樣不愉快地開始並結束了。
曉霖住到了爸爸家裡，小小的孩子很快就懂得了後媽的陰險，她從不開口叫媽媽。葉群愛穿很高的高跟鞋，她領著妹妹，跟在後媽身後，學著扭捏作態……
父親的關愛
有一天，林曉霖將一張自己和張梅媽媽的合影照片藏在身上，照片後面寫著：“你還記得她嗎？”
她悄悄地拿給了爸爸。林彪看了照片，很是動情，感慨地說：“她也老了！”
這件事後來讓葉群知道了，她不能允許丈夫前妻的女兒，背著她幹這樣的事，她跳著腳罵人，林曉霖嚇得到處躲藏。
林曉霖長年累月生活在後媽的陰影里，很難得到父親的關愛。
林曉霖封閉起自己，變得憂鬱、羞澀而孤獨。雖然她很聰慧，曾獲得師大女附中學習優良金質獎章，但當年的她，卻像一個灰姑娘……
9·13事件
其實，林彪還有一個長女，名叫林曉霖，如今是已經66歲退休在家的普通軍人。她為人單純、樸實、低調，多年來很少為社會關注。
1954年考入北京師大女附中。女附中是北京一所歷史悠久的名校。解放後，這所學校學生將近三分之二是高幹子弟，保送在此培養。
那是一個樸實而單純的年代，學校里老師和同學都是比學習，比品德，沒有人過多關注學生家長身世。
1955年國家為部隊軍官授銜，報紙上登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的照片，大家才驚訝地發現，我們班上林曉霖和徐魯溪都是元帥的女兒呢！大家興高采烈地議論：看看，曉霖的兩道濃眉，多像爸爸！秀麗白淨的徐魯溪也很像她的老爸徐向前！
林曉霖是個內向和羞澀的女孩兒，濃眉，眼近視，眼鏡架在鼻樑上，鼻樑兩旁有幾粒小雀斑，平常愛穿夾克，腳上總是一雙鹿皮靴子，短髮，愛笑，笑起來更像一個小男孩。
曉霖愛看書，卻不愛說話，她在蘇聯出生，長到九歲才回國學說中國話，學認漢字。課餘，她看的書都是那種磚頭般厚的、燙金書脊的蘇聯小說。下課看，上課有時也偷著看。只要是教室門口，她那幾個從蘇聯一起回國的小夥伴叫她“曉霖琪卡”，她便換了個人似的，歡天喜地撲過去，幾個人用俄語說著，又說又笑又鬧。
林曉霖初次引起大家的注意，是在作文評講課上。剛剛留校的教語文的女老師，偏愛具有文學天賦的學生。一次，她出的作文題目是“談談我自己”。課上，她要大家好好聽聽，林曉霖是如何將平凡而瑣碎的生活，寫出詩般的意境，她動情地念：“我出生於1941年，那是戰爭年代的美麗春天，在莫斯科郊外一座僻靜的鄉村醫院裡……”
人物訪談
“文革”中與林彪斷絕父女關係
記者：在一些出版物曾提及您與父親在“文革”中有一些恩怨。
林曉霖(以下簡稱“林”)：“文革”開始時，我是保守派組織“八八戰鬥團”的骨幹，不是保守派的領袖。當時，哈爾濱各高校集中到我們哈軍工進行了一次大辯論，保守派和造反派各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大辯論的那篇文章的名字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我從演講台下來時，工作人員立刻收到40個條子，要我的這個稿子。他們從我手裡拿走稿子，趕緊抄，還有列印的。整個東北散發得很廣。我沒想到，這個事情影響特別大，引起造反派到北京告我的狀。
這份聲明一下子把我打入地獄，讓我死不得、活不成，搞成個反革命一樣。因為當時，按照“公安六條”，誰反對林副主席，誰就是反革命。在這份聲明散發前，他們用欺騙的手段，用飛機把我搞到了新疆戈壁灘上軟禁起來。在新疆，有人對我宣布了這份聲明後，我大哭了一場，給林彪寫了一封斷絕父女關係的信。我還絕食了。在“文革”中，我絕食了好幾次。
“九·一三事件”後湧現骨肉情
記者：那份聲明中稱，你一貫反對父親。事實是這樣嗎？
林：我當時的政治觀點，就是保守派的觀點。我反對打倒老幹部，把他們批鬥得那么慘。我看不下去，心裡難過啊。把各級黨委全部砸爛，靠邊兒站，學院整個都癱瘓了，我認為這種做法不對。
我認為，他們如果不把我打下去，拋出那個聲明，那中央“文革”小組能答應嗎？他們支持造反派，而我作為林彪的女兒，卻站在造反派的對立面。這樣，就把我作為犧牲品打下去。這是一種政治的需要。
記者：“九·一三事件”前後，你的處境怎樣？
林：“九·一三”事件發生不久，我很快就知道了。領導找我談話，我很震驚。
在頭幾天，我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因為很多人過去見面，都笑嘻嘻、很熱情，怎么一下子都拉下臉不理了。過“十一”，報紙上也沒有父親的名字了。我夜裡睡不著，預感大禍要來臨。雖然我寫了斷絕父女關係的信，但這時候，骨肉之情就冒出來了。
“我謝罪，不為求得他們的寬恕”
記者：30多年過去，作為女兒，您對父親在“文革”中的“九·一三”事件怎么看？
林：我後來了解了整個事情的真相。我父親當時是中央的二號人物，對“文革”造成的災難，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對不起老戰友、對不起老部下、對不起他戰鬥過的地方的父老鄉親。這是我的看法。
作為林彪的女兒，我義不容辭地，對遭父親迫害的人、受他牽連的人謝罪。
我讀過余秋雨寫的《借我一生》，看到他家在“文革”中受到很大打擊。我見到他時，替我父親向他家謝罪；在王光美追悼會上，我見到劉少奇的孩子，也向他們謝罪；老舍在“文革”中自殺，我也向老舍的孩子舒乙謝罪；井岡山聯誼會時，到場的都是老紅軍的一些子女，我站起來向他們替我父親謝罪。我到過廣東惠州一個部隊，這是我父親曾經帶過的一個部隊，我也謝罪。這么多年來，在很多場合，我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替我父親謝罪。
我謝罪，不為求得他們的寬恕。他們遭受這么大的災難，我明白，這是寬恕不了的。
有人對我說，你謝罪有什麼用，你又沒有錢，也沒有權。你謝罪，也給人解決不了實際問題。這么些年，很多人死去了、走了，還有少數在人間。我感到很對不起他們，但我真是無能為力。替父羞愧和謝罪，已無濟於事，只是一種內心沉重而持久的感受罷了。
“我和林彪的父女情是抹不掉的”
記者：您與父親林彪生活在一起的時間並不長。“文革”中您寫信與父親斷絕關係；“九·一三”後，您也不免受牽連。您內心裡有怪過父親嗎？
林：我60多歲了，有時還做夢夢見父親。從個人感情說，我和林彪的父女感情是怎么也抹不掉的，怎么也消失不了的。這是人的天然親情。
雖然我和父親在一起生活不是很久，因為我的後媽，我就像是一個灰小鴨，被排擠在外，受罪受苦。但是，給我親情、給我父愛的，也就只有我爸了。我永遠忘不了。這人世間，沒有任何人給我這種父愛的感受。
“對林彪的評價，功是功，過是過”
記者：在廣東大埔時，您說到父親的相片30多年來第一次出現在軍博展覽中，感到身上的一個包袱終於卸下時，落淚了……
林：多年來，我內心裡確實非常沉重。“九·一三”事件後，關於我父親在革命戰爭時期的戰功，被儘可能地抹去了。我曾經到解放軍畫報社，想花錢把我父親的照片洗出來。在指揮平津戰役的將領合影中，他們把我父親抹掉了。我找他們說，這不是原來的照片，歷史就是歷史，我要原來的照片。這兩張照片，被抹掉的和沒被抹掉的，我手頭都有。
我說過，對林彪的評價，功是功，過是過。他在幾十年中曾立下了輝煌戰功，但這不能掩蓋他後來發生的“九·一三”事件的結局。同樣，“九·一三”事件不能把他過去為中國革命立下的功勞完全抹殺掉。
這些年，我在替父親謝罪的同時，也努力希望我父親曾經帶領過的部隊在戰爭歲月里的功績能夠得到肯定。1994年1月，當時四野戰史沒有著落，而其他野戰軍史正在編寫甚至聽說有的已完稿，我給陳雲同志寫信提出寫四野戰史及修建平津戰役紀念館，這個事情後來解決了。我這樣做，都是出於謝罪感及責任感。
如今官方對父親的評價有改善，我覺得，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表現。這是一個進步，向著歷史的真相跨近了一步。“實事求是”這四個字說起來很簡單，真做起來，是很不容易的。
“我寧願做個小老百姓的孩子”
記者：人們總是把將帥的女兒稱之為“紅色公主”。您也是一個“紅色公主”，有何體會？
總的來說，我感到很苦。這么多年，我一直很低調，有一種非常沉重的心理，平常我不太願意接觸社會。
有時，我覺得，如果不在這樣的家庭出身，我真是寧願做一個小小老百姓的孩子，做一個工人、農民、小市民、職員、中學老師、國小老師、知識分子的孩子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