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書法藝術走向繁榮，篆、隸、草、行、楷諸體具備，但東漢仍是以隸書為軸心的時代，隸書大為風行並發展到頂峰。東漢刻碑立石之風甚盛，多採用隸書，鐫刻精細，所留 豐碑 極多，琳琅滿目，豐富多彩，富有裝飾趣味的燕尾波挑在漢碑中得到發展，趨向華美的風格，隸書至此已經完全成熟。篆書受到隸書影響，產生了繆篆。從隸書衍生出的章草、今草已經開始更廣泛地使用，草書的興趣為書法藝術開拓了更大的領域。許多書法家和書法理論著作在漢末也大量湧現。近代還出土了大量東漢竹木簡，為東漢書法藝術寶庫增添了珍貴的書法資料。總之，東漢是中國書法發展史上的一個輝煌燦爛的時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東漢書法
- 主要字型：隸書
- 特點：鐫刻精細
- 常用載體：石碑 竹帛
碑刻隸書,石碑上的篆書,章草及其他,
碑刻隸書
東漢石刻書法作品眾多，漢碑見於著錄，有案可稽的有700餘種，流傳至今的碑刻、拓片也有170餘種。東漢刻石有的刻于山崖，多數刻於碑版之上，因此從形制上可分為碑刻與摩崖兩大類，多為隸書作品，隸書作品風格多樣，今就其藝術特點相類者綜述如下。
第一類是古樸厚重、茂密雄強類。如《開通褒斜道刻石》（公元63年）、《裴岑紀功碑》（公元137年）、《郙閣頌》（公元170年）、《西狹頌》（公元171年）、《衡方碑》（公元168年）、《張遷碑》（公元186年）、《夏承碑》（公元170年）等等。這一類碑刻，總的特點是體方筆拙，筆力遒穩，氣派宏大，渾厚雍容。其中前面三個作品更為古拙一些，字型剛由篆到隸，沒有明顯的波磔筆畫，以拙取勝。《開通褒斜道刻石》是現存最早的東漢刻石，是摩崖刻，當是開道工人信手刻鑿，不分篆隸，筆道挺硬，沒有婉曲波磔之態，非常古拙，但氣勢雄偉。《裴岑碑》字型長方，波挑之筆也不十分強調，類似西漢隸書。《郙閣頌》也是摩崖刻，是東漢仇紼所書，字型體勢也是由篆變隸之間，顯得厚重古樸。而後幾個作品在用筆上有了一些變化，有了波磔，筆道粗細也變化較大，有了明顯的波勢，於雄強朴茂中顯得更為活潑。這些特點充分表現在《西狹頌》、《衡方碑》、《夏承碑》等作品中。《張遷碑》與上述幾個較為活潑的作品略有不同，它用筆嚴正朴茂，結構謹嚴，方整勁挺，筆畫粗硬，也見有波勢挑法的筆畫，具變化之妙。
《張遷碑》是東漢晚期作品。此碑通篇為方筆，方整勁挺，稜角分明，結構謹嚴，筆法凝練，初看似乎稚拙，細細品味才見精巧，章法、行氣也見靈動之氣，沉著有力，古妙異常。近代書家李瑞清認為《張遷碑》上承西周《盂鼎》書風，四周平滿，嚴正朴茂，而且接近楷法，開啟北魏《張猛龍》、《龍門二十品》一路書法。
《衡方碑》既不比《西狹頌》之圓渾，也不比《張遷碑》之方整，介於二者之間，但其體勢更近於《張遷碑》的方整，用筆略為圓融，字型顯得沉著寬厚，字型結構聚散疏密更為合理。
第二類是奇縱恣肆類。如《石門頌》、《楊淮表記》、《劉平國頌》、《三老諱字忌日記》等等。這類作品用筆奔放不羈，縱逸有致。
《石門頌》為摩崖刻石，刻於東漢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審其用筆，筆勢放縱，其點畫如長槍大戟，挺勁有力，縱橫飛動。結體開放，舒展大度，波勢自然，接續處時有斷筆，筆斷意連。此碑以篆籀筆法參以隸書，轉折波挑之勢如天馬行空、氣象開闊。這種大膽潑辣、奔放不羈的筆勢正是漢代藝術中追求氣勢、力度、速度的典型表現。其章法取縱長方形，縱有行而橫無列，字距行距不求其一律，疏而不散，密而不犯，因文章格式而自然形成的長行、短行交替出現，更兼部分字大小錯綜排疊，使高約2米的巨幅書法作品於氣勢開闊中又有了強烈的節奏感、韻律感。《石門頌》並不追求整齊、威嚴之美，而體現出自然、勁健之美。有人比喻《石門頌》是一首無聲的歌頌開通石門的協奏曲。書法點線的變化使人感受到它的自然明朗的動態美，像音樂一樣體會到它的旋律和節奏。清代書法家楊守敬在《平碑記》中讚頌《石門頌》說： 其行筆真如野鶴閒鷗，飄飄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從此出。 《三老諱字忌日記》刻於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其筆畫雖有波磔波挑但並不著力重按，所以不太突出，筆畫肥瘦粗細節奏變化不大。所成的點畫藏頭護尾，縱收得體，沉穩有力。單字結構也是別具特色，一字之中往往半邊僵直呆板而另一半則筆畫逸出，打破了平直相似的格局，使整個字頓時活躍起來。其筆畫縱逸，又安排有致，整個書風活潑爛漫，饒有風趣。
第三類是典雅工整、法度謹嚴類。如《華山廟碑》、《熹平石經》、《史晨碑》、《乙瑛碑》、《尹宙碑》、《朝侯小子殘石》等等。這類作品字型均極工整，中規入矩，一絲不苟。
《熹平石經》刻於東漢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公元175- 183年）間，已為殘石。由於當時勒刻的目的是為了讓大家傳錄觀摩的，代表了官定標準隸書，因此它集中體現了隸書法則，端莊穩重，筆法鏗鏘，極為工整嚴肅，但也由於過於整齊拘束，自然風趣就少了。其中由東漢著名書家蔡邕親自書寫的一部分石經最為出色。據《後漢書·蔡邕列傳》載： 及其碑始立，其觀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 《華山廟碑》是東漢桓帝延熹六年（公元163年）郭香察書刻，立於西嶽華山廟。此碑用筆方圓兼備，筆道豐滿厚重，方整沉穩之中多具波勢變化，橫磔波挑，奧折多姿，俯仰有致。波挑收筆，有的圓潤、有的方整、有的豐滿、有的峭拔，其用筆絕不機械重複。章法整肅莊重，而筆道、結字都能追求變化，充分體現了漢隸筆法上的豐富性。
《史晨碑》刻於東漢靈帝建寧二年（公元169年）。書風和《華山廟碑》相同，略比《華山廟碑》峻峭。工整謹嚴，端莊而不板滯，方圓兼備，剛柔適度，結體平正，法意兩得。平整兼有秀雅從容之氣，謹嚴而又風神流宕。
第四類是飄逸秀麗和瘦勁剛健類。如《曹全碑》、《禮器碑》、《韓仁銘》、《沈府君闕》、《孔宙碑》等等。尤以《曹全碑》和《禮器碑》為代表。
《曹全碑》刻於東漢靈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其書含蓄秀逸，寓剛於柔。用筆剛柔相濟，藏多於露，圓多於方，中鋒用筆，體態扁平。含蓄中時見波磔鋒的逸筆，左右甚為開張舒展，波挑筆若蘭葉迎風，筆致翩翩，寓險於平正。其豎用懸針，更增輕盈。其章法整肅、寧靜，縱橫排列，井然有序。上下字距寬，左右行距窄，應規入矩，法度井然，是東漢隸書章法的標準格式。此碑秀逸與剛健並存，其波挑、波磔反覆不斷出現，與其他較短而有粗細變化的點線配合，形成了舒緩的、微波蕩漾的旋律節奏。如果說《石門頌》如同在急風暴雨中慷慨雄壯的《大風歌》，那么，《曹全碑》則像《古詩十九首》，如同微風細雨中的田野抒情曲。
《禮器碑》刻於東漢桓帝永壽二年（公元156年）。碑書瘦勁如鐵，筆畫剛健。寬博大方，古茂典雅，在端莊之中其文字又極其流動，充滿了秀逸之氣，其筆法瘦硬而雄強，實漢隸中的瘦金書。波磔挑筆提按的幅度極大，輕重變化富有彈性和韻律。結體緊密又能開張舒展，斜中見正，一字重出者各不雷同。清代書法家王澍在《虛舟題跋》中讚頌它 為書中無上神品.東漢碑刻的隸書，風格走向成熟。大體早期作品風格渾厚，而後期作品逐漸華美流麗。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皆為名品，在中國書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
石碑上的篆書
這兩闕銘是篆變的開始，篆法直接承襲秦篆，筆道圓融流動，體勢長方，不像漢代金文那樣多方折。少室石闕額所題 少室神道之闕 幾字是唐代李陽冰篆書的先聲。《開母廟石闕銘》較《少室》為方，線條也略粗拙方折，更代表漢篆的特點。
章草及其他
兩漢的章草、今草都已出現並有所發展。相傳章草是漢元帝時期的黃門令史游所創。另一說是東漢章帝喜歡杜度的草書，叫他用草書書寫章奏，所以叫章草。但史游或杜度創草書的說法早在東漢時代就有人反駁。東漢書家趙壹在《非草書》中說： 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隸書趨急速耳。 是指隸書寫快了，寫潦草了便成了章草，又稱作隸草。又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和衛恆《四體書勢》都認為漢興有草書。照以上幾家的看法，隸草就是章草，起於秦末漢初。證之近年大量出土的漢代竹木簡，大致此說不誤。如《流沙墜簡》中有紀年的《漢元帝永光二年簡》（公元前44年）、《新莽殄滅簡》（公元13年）都有章草墨跡。近代學者羅振玉在考定《新莽殄滅簡》時稱 此簡章草精絕，雖寥寥不及二十字，然使過江十紙猶在人間，不足貴也.東漢時的章草墨跡有《居延漢簡》、《武威漢代醫簡》（東漢早期）與《敦煌漢紙墨跡》等。今草是楷書的草書，它雖然是從章草變化、脫化而來的。隸草用筆沿襲隸書，在起筆住筆處，多為隸法，只是從求速應急出發，簡便書寫，但它在每一字的筆畫中已有縈帶的筆法，開創了 今草 的連綿筆勢。1949年後出土的《武威醫簡》、《居延漢簡》中都有不少今草的簡文。今草是去掉了波磔，筆勢已真書（楷書）化了，具有 方不中矩，圓不中規 、 狀似連珠，絕而不離 的特點。相傳東漢書法家張芝最善於寫章草，但是今草他也有創造發展之功。張懷瓘《書斷》中說： 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為今草，加其流速，拔茅連菇，上下牽連。 當然今草的最後形成和完善恐怕要到東晉時期以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