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國俊

馬國俊

馬國俊,1953年出生於甘肅隴西,教授、國家一級美術師(正高二級)、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甘肅省文藝突出貢獻獎獲得者。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馬國俊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甘肅隴西
  • 出生日期:1953年
  • 職業:書法家、教授
  • 畢業院校:首都師大書法研究所
  • 主要成就:獲獎、出版、教育等
  • 代表作品:行草書 楷書作品等 《書法散論》《書境《大學書法》等
人物簡介,研究成果,研究成果,創作成果,出版專著,論文成果,專家點評,作品賞析,

人物簡介

馬國俊,1953年出生於甘肅隴西,教授、國家一級美術師(正高二級)、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甘肅省文藝突出貢獻獎獲得者。1977年考入蘭州師專(現蘭州城市學院)中文系學習漢語言文學,先後在首都師大書法研究所、中國藝術研究院學習管理學、書法學、文藝學,長期從事社會管理學、書法創作、書學研究、藝術學教學和高校學報編輯等業務研究工作。原甘肅畫院院長、甘肅書法院院長、甘肅美術館館長,現任甘肅省人民政府參事,甘肅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藝術研究院書法院研究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甘肅省書協副主席、學術委員會主任,清華美院、深圳大學、蘭州大學、西北師大、蘭州文理學院等院校特聘教授。
馬國俊

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

中國文聯、中國書協第二屆蘭亭獎理論提名獎;
甘肅省委、省政府第九屆社會科學最高獎二等獎;
甘肅省委、省政府第十屆社會科學最高獎三等獎;
甘肅省第四屆高校社會科學獎三等獎。

創作成果

甘肅省委、省政府第三屆敦煌文藝獎三等獎;
甘肅省委、省政府第四屆敦煌文藝獎二等獎;
甘肅省委、省政府第五屆敦煌文藝獎三等獎;
中國書協全國第三屆正書展(入展);
中國書協全國第二屆行草書展(入展);
中國書協培訓中心全國第二屆教學成果展(入展);
中國書協培訓中心全國第三屆教學成果展(入展);
中國書協培訓中心教學成果回顧展並獲獎(入展);
中(國)新(加坡)書法展(入展);
中(國)韓(國)書法展(入展);
首屆國際敦煌書法展等全國性展覽(入展)。

出版專著

《書法散論》(甘肅教育出版社);
《精意向真》(《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編輯部);
《書境》(甘肅美術出版社);
《寫字》(甘肅教育出版社);
《敦煌書韻》(《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編輯部);
《大學藝術素質教程》(甘肅人民出版社);
《大學書法》(敦煌文藝出版社);
主持並完成了2007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項目(07EF81 )《敦煌書法藝術研究》課題。

論文成果

中國書協全國第六屆書學討論會;
中國書協全國隸書論文討論會;
中國書協全國第七屆書法篆刻展覽論文討論會;
中國書協培訓中心全國第一屆書法教育教學論文討論會;
中國書協培訓中心全國第二屆書法教育教學論文討論會;
第二屆中國(天津)書法藝術節“二十一世紀書法論壇”論文討論會;
論文先後發表並複印在《新華文摘》《人大複印資料》《中央民族大學學報》《西南大學學報》《敦煌研究》《中國書法》等學術性雜誌和專業性報刊上的有50餘篇。
主要論文:
論大學國民性藝術素質教育《甘肅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4/01)
從書法文化的視角和立場關照寫字教學的深化改革《社科縱橫》(2004/06)
“雙百”方針對新世紀書法藝術發展的作用和意義《社科縱橫》(2003/06)
書法創作語言體系分析 《甘肅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1/03)
隸書文化教育價值與藝術審美價值辨析《社科縱橫》(2001/04)
蔡襄人品書品論《甘肅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01)
中國小書法教育若干問題思考《甘肅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01)
重視學術價值是學報生存發展的根本?——本刊十八年來編輯風格在學術印象回顧
《甘肅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 2003/01)
自然界裡有春天,生命過程中也有春天《文藝出版社》( 2007/03)
論書法品評視角的審美定位及其延伸——兼評《書品》與《書譜》在書法品評史上的地位《甘肅社會科學》(2005/05)(新華文摘全文轉載)
“西狹頌”與東漢書法文化研究《蘭州交通大學學報》(2005/02)
高等書法教育學科建設與發展的一次高層次理性對話——“高等書法教育學科建設與發展國際研討會”的學術特徵及其意義《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01)
漢末魏晉前書法藝術生成論《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版) (2006/06)
論毛澤東的書法藝術《河西學院學報》(2006/04)
論書法教育學科地位確認的可能性《社科縱橫》(2006/05)
書法“意象”論《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6/01)
論高等書法教育發展失衡的成因及對策《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02)
敦煌遺書民間書法特徵研究《敦煌研究》(2006/02)
畫院書畫家應成為時代和諧的使者《書與畫》 (2007/02)
我對讀書的選擇《黨的建設》(2007/03)
書法創作中功利行為的解讀與評價《甘肅聯合大學學報》(2008/03)
論畫院的教育意義和教育功能的實施價值《甘肅美術出版社》(2008/06)
重釋:敦煌書法在創作中的現代意義《甘肅聯合大學學報》(2010/03)
與刊授學員談書法臨摹 《中國書法》(2002/01)
甘肅古代書法書體形式分析及其借鑑意義 《書法導報》(理論版)(2001/10)
書法語言的特徵論 《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08)
立足本土,形成特色——二十世紀後期甘肅書法理論研究綜述 《甘肅日報》(理論版)(2003/06)
甘肅書法教育的現狀分析及其對策 《甘肅日報》(理論版)(2003/07)
經典書風與時代氣息的和諧統一 《書法報》(理論版)(2003/12)
淺談書法在學校中的功用 《甘肅教育》(1992/05)
淺談書協會員與書法家的區別及其意義《中國文藝報》(理論版)(2003)
書法教育:一個及待開發的學科領域 《中國文藝報》(書法專版)(2000/01)
論獨字引言書法特徵 《甘肅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2000)
當代書法創作思潮漫談 《新一代》(2001)
書法批評標準論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10)
論基層黨組織的協調職能 《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
關於成人高校政工幹部權威性問題的幾點思考 《甘肅教育學院學報》(1992)
試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方法極其套用 《黨風通訊》(1994)
關於高校辦公室系統工作的幾點思考 《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
論凝聚力增強的新途徑 《西北師大學報》(1995)
城市中學生成人化傾向不容忽視 《甘肅教育督導》(1997)
談企業政工幹部待遇的問題 《黨的建設》(1986)
重釋:敦煌書法在創作中的現代意義 《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03)
從漢代書論窺探敦煌漢簡的“民間性”《山西師範大學》(社科版)(合作)(2010/03)
再釋書法的意義 《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社科版)(2011/01)

專家點評

一、開闊的視野和深入藝術本體規律的理論研究
——《書境》序言
王文章
馬國俊作為甘肅畫院院長,無疑把很多精力都用在了畫院的管理工作中。但他作為書法家和研究書法藝術的學者,卻有令人矚目的成就。我對他的了解,就是從看他的書法作品和讀他的書論的文章始。他的書法像他的人一樣,一眼看上去從容而質樸;他的書論的文章,著眼於對書法藝術本體審美規律的揭示,以及對書法藝術當代整體演變趨勢的分析,獨到的見解給人以啟發。作為藝術管理者和書法家,而又以開闊的視野和深入藝術本體規律的理論研究,不斷取得優異成果。我想,國俊的執著與堅持,應是不言而喻的。
國俊的書法圓融、通達,筆法、章法、結構都講究而毫無雕琢之貌,給人鮮明的印象是“耐看”。審視他的作品會品味到一種深厚的文化底蘊。中國書法是博大精深的藝術,同是寫字,差別在品格、在境界。當代人的書法能具有文化品格並不易,俗話說“功夫在詩外”,書法的功夫更在於書者的文化修養和積累。國俊的社會生活經歷、對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入學習,以及他對書法藝術的理論思考,都融入他的書法之中。他的字在用筆的沉穩、從容中顯露一種率性的天真,在運筆的變換中顯露一種簡約的淳樸。今天,人們的審美趨向是多向性的,但這種淡然醇厚的品格,也更是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人們藝術審美所需要的。這或許是國俊的書法作品得到人們喜愛的一個原因。
國俊對書法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書法史論和高等書法教育方面。如他的《論書法品評中的審美定位及其延伸》、《隸書文化教育價值與藝術審美教育價值辨析》等不少文章,都以獨特的視角、獨到的見解切中肯綮。國俊對書法藝術的研究,從書法藝術本體和書法文化角度都有切入,但卻也並不局限於此。他書法研究的巨觀架構是開闊的。我們可以看到他的不少文章不是孤立地論述書法,而是從傳統文化精神的內涵與價值著眼,把文學、藝術、史學、哲學、教育與書法交叉結合來研究,學習、汲取相鄰學科研究的優勢與方法,這就使他的研究具有了歷史的厚度和文化精神的含量。國俊作為生活在西部的一位書法家和學者,他書法研究關注的還有一個重要內容是敦煌書法藝術。比如他的《敦煌遺書民間書法特徵研究》,指出了敦煌書法藝術率真與莊重共存、民間與經典互化、書寫與書體同生的價值意義,並指出它在書寫中的豐富變化和字型及字型結構的演進過程,給書法創作和研究提供了最佳也最真實的參照對象等論斷,是對敦煌書法研究也是對敦煌學研究體系的豐富。在當代書法藝術道路上,以書法藝術創作和嚴謹的理論研究二者兼工者不多,國俊的艱辛努力彌足珍貴。相信國俊會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努力前行,為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書法藝術在當代的弘揚和發展,做出更多的貢獻。
(作者:王文章系文化部副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二、漢魏遺響——馬國俊的書法與書學
朱中原
我對甘肅書家馬國俊的書法與書學接觸已久,雖與其僅一面之緣,但我自詡對他的書法與書學還是有不少了解的。但正因這種自信的了解,反倒增加了我的一種壓力,故此遲遲不敢動筆。我有一個習慣或者說是毛病,對自認為熟悉或了解的人,往往不敢輕易下筆,這個是我難言的苦衷,不知如何與外人道也。其實,給陌生人寫文字反而相對簡單,天馬行空,信手而來即可。但給自己熟悉的人寫文字,卻往往縮手縮腳,不知如何下筆。
其實,每當翻看馬國俊的作品與文字,我都十分心儀。可以說,每每有好感。但這種好感,或許靜靜地欣賞更好,如用文字說出來,我不知道是否會有誤解。
說了這么多廢話,是想說,馬國俊在我心目中,是有太多值得言說的。無論你從哪一方面去言說,都有其價值。但也正因這種多角度,才有下筆時選擇的困難。馬國俊閱歷豐富,練達沉穩,儒雅俊秀,為人處事一如他的書風,如涓涓細流,注入你的內心,我想,一個沒有豐厚內涵與修養的人,是很難做到這樣的。或許,用現 在的一些套話來寫他的書法,是不大合適的,他的思想很豐富,視野很廣闊,研究也很全面,既有書法學的研究,也有教育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僅就書法學而論,即涵蓋很廣,既有書法史研究,也有書法美學研究,還有書法創作學研究,書法教育學研究,書法批評學,可以說,囊括了書法學的方方面面。他的社會活動、行政事務很繁雜,卻能有如此之多的精力潛心於書法創作與書學研究,這是我頗感驚訝的。
在我看來,寫馬國俊,如果要把他的書法創作與書學研究分開來寫,或者分類來寫,那恐怕多少會對他產生誤讀,因為這於他來說,本來就是一體兩面么,本來就是不分家的么。還有,如果把馬國俊的書法創作理路僅僅鎖定在宋元明清這個範疇,我認為還是太局限了,而且恰恰忽略了最為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他對漢魏精神的追尋。馬國俊對漢魏精神的追尋,貫穿在他整個的書法精神中,這其中就包括他的創作與研究。他一直有這種精神自覺。
其實,看馬國俊的楷書不難發現,他對漢魏精神的探尋是下過很大功夫的。他以學人的敏銳眼光,發現這個時期,恰是中國楷書演變時期,而楷化的歷史,楷書的演進史,便是中國書法逐步走向自覺的歷史,這期間,中國書法史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即書法體式由古體走向了今體,由分書走向了楷書,隸書開始解體,真書開始走向歷史舞台,而與之相伴隨的,則是行草書登上歷史舞台,並成為文人獨立的藝術創作的書體。而這期間,也是中國書法由民間性走向精英文人性的重要過渡時期。書法的創作主體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書法的審美風格也發生了巨大轉變——書法由漢代的陽剛之美走向了兩晉的妍媚之美。所以,如果研究書法史,或者說研究中國的草書史、行書史,以僅僅只有兩晉開始才有行草書的肇端,以二王書風為中國書法的最高審美旨趣,我認為這是很不恰當的。如果忽略了兩漢與北朝書風,那么中國書法史是殘缺的,是缺骨少鈣的,一定會缺少豐厚的營養。甚至可以說,書法的精髓,恰恰就在於漢魏之際。你對書法史建構的深度與高度,恰在於你能不能抓住這個關鍵環節。所以,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的核心思想就是“變”,而他的“變”的思想又是以漢代書風為肇基的,所以,康有為不論是“尊碑”也好,“抑帖”也好,“備魏”也好,“取隋”也好,“卑唐”也好,都是為了體現他的“本漢”思想,“本漢”之宗旨即在於為漢代分書尋求一個理論體系。在康有為的書學體系中,魏晉六朝隋唐幾乎所有的書法文本,其筆法都是導源於漢分,即便是王羲之的行草書,也多有漢分筆意,王羲之書法筆法大抵來自於漢代的衛氏,衛氏一門四人衛覬、衛瓘、衛恆、衛鑠,其書風直承漢代分書,乃蔡中郎(邕)之嫡傳,而經由衛氏之傳,由於這中間有一個偉大的女性書法家衛夫人(衛鑠),故此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轉折,到了王羲之,便由漢代的陽剛之美轉而為陰柔、妍媚之風了。所以,康有為之所以要振北碑之雄,乃是為了挽帖學之靡。我之所以要不惜篇幅地敘說這段歷史,乃是想說明,馬國俊以一個書學研究者的敏銳視角,抓住了中國書法史這一核心脈絡,他抓住了楷書這個關鍵環節,就等於抓住了中國書法史、書體演變史的關紐,因為,楷化的歷史,就是漢晉書風演變的歷史。所以,你看馬國俊的楷書,點畫之豐饒,使轉之靈動,結體之開張,魄力之雄強,結體之豐饒,用筆之俊朗,氣息之淳厚,可謂直承漢魏!楷書的新理異態,在他筆下皆一一呈現。他的楷書,可以說糅合了唐碑、魏碑與漢碑的筆法,既有唐人的端嚴與法度,亦有北朝刻石的古拙與朴茂,還有漢代分書的爛漫、雄肆與開張,可謂得其楷之大者也。而且,他的幾乎每件楷書,都有各自不同的風格和面貌,這跟當下楷書千人一面、千作一面的創作風氣拉開了距離,這說明,馬國俊沒有跟隨時風,他的創作是帶有理論指導性的創作,他的理論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由創作學衍生出來的理論,帶有極強的理論探索性和實踐探索性。理論與創作在很多人那裡本是兩張皮,但在馬國俊這裡,卻得到了很好地結合,而且,很多人是跛腳的,理論好不一定創作好,創作好不一定理論好,但馬國俊是兩條腿走路,而且沒有出現明顯的跛腳現象,這很難得。
馬國俊的書學研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對敦煌書風的考察,敦煌書風是中國書法史中的寶庫,但是,目 前的敦煌學研究,對於敦煌文書在書法方面的價值與審美的研究還十分缺乏,大部分敦煌學研究只是從考古學、文獻學或社會學、宗教學等層面展開的,卻很少涉及對書法本體的研究,這是一種缺憾。我們當然不能說敦煌書法引領了文人書法,但有一點是不可忽視的,那就是以敦煌文書為主的民間書風,很大程度上對兩晉以降的文人書法有很大影響。當然,敦煌的書法不能完全說是民間書風,因為敦煌書寫者的書法仍然受到此前漢代文官書法的影響,漢晉之際的書法家的身份是很複雜的,不能簡單說是民間的還是官方的,是草根還是精英,是文人還是非文人,而且,即便對於同一個書法家而言,他昨天的身份和今天的身份就有可能判若兩然。搞清楚身份問題,對於理解敦煌書法以及以敦煌書法為主的西域書風與中原書風之間的轉換與承傳關係,十分有必要。這個課題,馬國俊也費了相當的精力,他的書法學研究也一部分與社會學研究有關,這為他奠定了開闊的視野,所以,我們在他的書法作品中,很少看到單獨承傳的是哪一個人或哪一種體系的書法文本。我們似乎也可以說,馬國俊的書法,是民間與精英的融會,是地域與地域的融會。
其實,敦煌文書這樣的西域書風與漢魏之際的中原書風之間本就是互相影響、互相承續的,其中的兩個關鍵人物就是李柏和張芝,張芝的草書不僅影響了整個河西地區的書法,而且對當時中原地區的文官書法體系也有不小的影響,李柏並不是書法家,但其中的《李柏文書》卻對漢晉之際的整個書法史的影響極大,甚至可以說,王羲之草書中的很多用筆,直接就是對《李柏文書》的汲取。我們目 前無法看到東晉行書的真實面目,但是我們從《李柏文書》,從張芝草書、衛氏書法中,能夠窺測到東晉行草書的大致面目。同時,我們現 在很少甚至幾乎看不到漢代草書的真實面目,但是我們從東晉流傳下來的王氏書法遺蹟摹拓本中,亦能窺測到漢代草書的影子。而漢代草書則是漢代楷書——事實上叫真書——草化(一種由隸書向楷書演化的隸楷書的草化書寫,也可以認為是章草書,但不完全是章草書)的影子。而馬國俊的書法中,不論是楷書還是草書,抑或是隸書,你不會覺得他的這幾種書體之間是斷裂的,而恰恰是有內在關聯的。所以,他的楷書很率意,不是那種板正、僵化的楷書結字,他的楷書的每一個筆畫幾乎都是斷開的,給人一種疏朗之感,他極力想在楷書中擺脫楷書本體的束縛,極力向行草書邁進,這源於他的一種自由的創作心境。能夠把楷書寫得端嚴、敦實也許並不難,難在端嚴、敦實基礎上的靈動、別致、俊朗、豐饒,這不但需要才情,而且需要功力,當然,更需要有對漢晉時期楷書演化史的深度考察與體悟。再看看他的行草書,儘管他在行草書上下的功夫頗多,而且取得的成績也頗高,但相比於他的以米芾、王鐸等宋明行草為基軸的極具文人審美意趣的行草書,我恰恰認為他在章草書創作上將來會有更大的可發揮空間。因為寫行草以宋明為皈依,這已經形成了當代書壇的一種流行風氣,當然,馬國俊即使寫這樣的行草,也不落窠臼,他沒有將王鐸的拓而為大誇張化,而是取米芾的倚側之姿、取王鐸的意態縱橫為己所用,從而把文人書法的精神意趣表現得恰到好處。但即便是這樣,我認為,當代行草書如果在宋明文人的矩度內亦步亦趨,則很難超越,而要想突圍與超越,恰恰要在唐人乃至晉人以前的行草書中去探尋。這時候,章草便成為了一種不得不去關注的書法形態。可以認為,在大量的漢簡書和墨跡書中,都有章草這種書寫形態,漢代草書的濫觴,即以章草為其典型和標準化之形態。所以,著力於章草,便是於行草書中別開新路。作為一個書學研究者,馬國俊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在章草書創作上可謂信馬由韁,在章草體式中,他又適度融入了敦煌文書的意趣,這樣,他將文人書法的淵雅與民間書風的簡率融而為一。馬國俊的章草書,得兩晉章草遺韻,他把章草寫得靈動、蕭散,這是很難得的。很多人寫章草,是把章草寫死了,寫飄了,寫僵化了,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很關鍵的一點就是,他們寫章草,是為了章草而章草,而不知章草之源流,不知章草是由隸楷書演變而來,用一種靜態的思維去寫一種書體,當然會造成死板和僵化!
所以,在我看來,馬國俊書法的一個很大的特徵就是“變”,這個“變”的書學與創作理路,恰恰與康有為書學思想一脈相承。而“變”也是漢晉時期中國書法史的一個基本脈絡。各種書體、各種思想、各種審美格調、各個地域的書法風格都在相互交融,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相互遞嬗。我十分讚賞馬國俊《漢末魏晉前書法藝術生成論》這篇文章,此文專門談到書法藝術的審美自覺,他從分析先秦、兩漢歷史環境的角度論述書法藝術的“自覺”因素及其生成的客觀氛圍,揭示了書法藝術與歷史環境二者的辯證關係及其規律。這區別於將書法的自覺期從“魏晉”開始算起的觀點,提出了書法藝術的自覺是一個逐步覺醒的過程,應將上限一直延伸到甲骨書法的重要論斷,這個觀點拓展了中國書法生髮的內涵和外延。這體現了他的睿智。此文的觀點與我的新書《書之殤:中國書法文化對話錄》的觀點恰好不謀而合,我覺得至少有一點我們是比較一致的:中國書法審美自覺的發生不是在兩晉,而是在兩晉之前。當然,我的主張是在東漢末年,以系統的書法理論的出現為標誌,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蔡邕。馬國俊認為書法的審美自覺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動態化的過程,這一點我十分認同,同時也表明了他的“變”的書學立場。事實上,如果意識到了“變”,則對於各種書體的演變與發展,就會有新的考量,任何一種書體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任何一種書體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以單純的書體來考量書法史,我認為這本身就是一種誤區。正因如此,馬國俊的書法作品中,才極力表現出對打破書體局限的一種探索,儘管也許還有或多或少的不足,但這是十分令人可喜的。
(作者系藝術史學者、批評家、《中國書法》雜誌編輯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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