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斯泰福德·科貝特

朱利安·斯泰福德·科貝特（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t, 1854-1922）英國軍事理論家、也是廣大歷史學家所公認的英國最偉大的海洋戰略家。1854年11月12日，生於英格蘭薩里郡泰晤士迪頓。畢業於劍橋大學特里尼蒂學院。1877年，被中殿法學協會授予律師資格。1882年前，一直從事法律工作。曾在牛津大學和皇家海軍學院講授歷史課。後任英國國防委員會歷史部主任，從事海軍歷史研究。1917年，被封為爵士。1922年9月21日，在蘇塞克斯郡斯托佩姆逝世。其有關戰爭史和海軍學術方面的著作，主要論述16世紀末至19世紀初帆船艦隊的戰鬥活動，贊同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和菲利普·霍華德·科洛姆的海權論觀點，認為海軍在戰爭中起主要作用，並斷言掌握制海權和控制海上交通線是取得勝利的條件；還提出一系列新的海上作戰原則。主張在總決戰前採取防禦戰略；對敵岸實施遠距離封鎖；以輔助兵力進行小型海上作戰等。著有《德雷克的繼承人》(1900)、《英國在地中海(1603～1713)》(1904)、《七年戰爭中的英國》(1907)、《特拉法爾加戰役》(1910)、《海軍戰略的若干原則》(1911)和《世界大戰中的海軍作戰史》(1920～1922)。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朱利安·斯泰福德·科貝特
• 外文名：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t 
• 國籍：英國
• 出生地：英格蘭薩里郡泰晤士迪頓
• 出生日期：1854年11月12日
• 逝世日期：1922年9月21日

生平

1854年11月12 日, 朱利安·科貝特出生於英國倫敦的一個富庶之家，後就讀於英國三一學院和劍橋馬爾博羅學院, 並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一級法學學士學位，而這段求學生涯也為後來科貝特從事海軍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後來的著述中，科貝特經常引用法律方面的專有名詞來闡釋戰略原則的基本原理，其嚴謹細緻的學術風格，也明顯帶有律師從歷史實證中求結果的鮮明特點。除此之外， 科貝特所受的法律訓練及其思維模式, 使他更加樂於與敵鬥智, 而不願與之鬥勇。

1877年, 科貝特開始以英國海軍史為主題，專門從事海軍史和海洋戰略方面的研究。1882年，科貝特正式開始致力於文史創作，並相繼出版了一系列歷史題材小說，而這段經歷為其後來的研究工作積累了大量一手歷史材料。1893年， 由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約翰·勞頓牽頭, 英國海軍組建了! 海軍紀錄協會，, 並將朱利安·科貝特、約翰·科洛姆兄弟等當時英國一大批從事海軍史研究的優秀人才招致麾下，負責編撰出版英國海軍歷史檔案。

在英國海軍紀錄協會任職期間，勞頓和科洛姆的歷史研究法、整體安全觀以及對海陸聯合作戰的關注,，都對科貝特產生了重大影響。1898年, 科貝特出版了第一部引起轟動的歷史著作《德雷克與都鐸時代的海軍》 ，1900年又出版了第二部力作《弗朗西斯·德雷克的繼承者》，這兩部著作對英國海軍歷史中的海上戰爭和海陸聯合作戰都有極為精妙的論述和分析。科貝特著重強調了海陸聯合作戰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對當時英國社會的主流觀點，即以馬漢海權論為代表的海軍中心主義觀點進行了批駁，主張應將海、陸兩軍融為一體，形成合力， 使其成為海洋國家推行對外戰略的一柄利劍。與此同時，科貝特從分析英國皇家檔案等一手歷史材料入手，再從中提煉和總結海洋戰略的原則和觀點，他對馬漢過於簡化歷史的分析曾予以嚴厲批評，認為馬漢的著作是!完全缺乏歷史依據的，（因此!馬漢艦長的危險著作為了引人注意，而使得戰略研究變得過於簡化，這種情況必須嚴格加以避免。) 對此，馬漢在回復勞頓的信中曾指出, ! 實際上，我漏掉了許多案例，而且我也承認忽略了細節,，並沒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樣，為我所得出的廣博的結論提供資料支持。 由此可見，科貝特的治學態度比馬漢更為嚴謹，其觀點也更為理性, 更有說服力。

1902年末, 在梅(H. J. M ay)上校的邀請下，科貝特來到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負責為海軍高級軍官講授戰爭理論，從而開始了對海軍戰略理論的研究。梅上校要求科貝特的課程內容必須現代化,，使從其中所歸納出來的教訓，可以適用於今天的戰爭。而這也使得科貝特的理論研究更加偏重於指導實踐。1906 年，科貝特開始系統研讀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 並對書中戰爭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以及有限戰爭等理論觀點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與此同時，科貝特也對克氏理論過於局限於陸戰，而忽視海洋因素的缺陷進行了批判。科貝特指出：“很明顯, 克勞塞維茨的理論雖然博大精深，意境深遠，但他卻並未完全領會其理論的重要意義。他的觀點完全是大陸性的，陸戰的缺陷使其所確立的戰爭原則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延伸。”在此基礎上，科貝特結合英國的海戰歷史， 對克勞塞維茨“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以及由此引申而來的“有限戰爭” ( lim ited w ar)概念進行了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 而這也為其海洋戰略理論研究埋下了伏筆。

在相繼完成《英國在地中海》 和《七年戰爭中的英國》等四部英國海軍歷史著作之後，科貝特對其在海軍學院的講稿《戰略注釋》進行多次修改，並於1911年出版了其最具影響力的傳世之作《海洋戰略的若干原則》。科貝特的海洋戰略思想主要集中於這本著作之中，而該書也使其躋身世界級戰略學家的行列，其學術價值堪與馬漢相匹。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對他的評價是，科貝特對海戰理論的研究成果，使其跨入世界著名戰爭理論家的行列，並可與克勞塞維茨並駕齊驅。溫斯頓·邱吉爾在對比科貝特與馬漢的戰略著作時，認為馬漢的海權論是本標準的著作，而科貝特的著作則是最佳的論述,。

一戰前，在約翰·阿巴斯諾特·費舍爾的邀請下，科貝特出任英國海軍部的高級顧問，因此他的思想和觀點往往直接進入並影響英國海軍最高決策層， 對一戰前後英國海軍戰略的制定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然而, 受時代條件的限制，科貝特的某些觀點，如反對大力興建主力艦，反對海軍中心主義，以及主張採取戰略防禦的方式來達到 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不僅與當時英國海軍的主流觀點相反， 而且也觸動了海軍某些集團的利益，因此在英國皇家海軍內部引起了嚴重的分歧，直到一戰結束後這場爭論仍未平息。由於海軍內部的意見分歧， 再加上戰略推行過程中的失當，科貝特的理論在實踐過程中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達達尼爾海峽戰役遠征的失敗，以及英國海軍在1916年日德蘭海戰中初戰失利, 使科貝特在英國遭到極大的非議，其晚年生活也過得很不愉快。1922年9月11日, 科貝特在一片質疑與爭議聲中辭世。

影響

一戰後，英國海軍迅速衰落, 其艦隊規模不斷遭到削減。1922年《華盛頓海軍條約》簽署之後，美國海軍獲得了與英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宣告英國海軍一向引以為榮的《兩強標準》和《一強標準》成為歷史。二戰結束之後, 英國更是淪為一個二等海軍強國。英國海上霸主地位的喪失，也使科貝特的海洋戰略思想在英國失去了用武之地，漸漸被人們淡忘。

然而，二戰結束後，隨著人類進入核時代，大國之間爆發大規模海戰的幾率為零，而且有限戰爭理論也開始逐漸受到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的推崇，科貝特的海洋戰略理論開始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找到知音。正如英國皇家海軍學院著名學者格勞夫( E ric J. Grove)在總結美國海軍走向全球霸權的規律時所指出: 二戰後，美國海軍之所以會取得全球主導性的優勢地位，是與其成功地向世界各大洋投送空中力量和兩棲力量密不可分的，而這實際上正是對科貝特思想里程碑式的繼承。

上世紀80年代末, 隨著蘇聯海軍威脅的日益降低，美國海軍理論界開始掀起一輪研究熱潮,，對以科貝特為代表的英國海洋戰略思想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1988年, 美國海軍學院再版了科貝特的《海洋戰略的若干原則》將其與馬漢的《海權論》同列為海軍軍官的經典必讀書目。在前述那場題為《馬漢還不夠》的研討會上, 美國海軍的高級將領和理論家們普遍認為， 後冷戰時代，處於戰略轉型期的美國海軍正需要科貝特的戰略理論作為其行動指南，因此! 當我們審視當前世界國際關係的新框架，並考慮海軍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時, 通過重新審視科貝特對海軍的認識，我們能夠從中獲益匪淺。對此, 西方有學者認為, !冷戰的結束並未帶來新的能夠取代原來關於海軍力量運用的戰略或地緣政治理論，與之相反, 馬漢和科貝特所闡釋的關於海軍戰略的重要思想毫不費力適應了冷戰後的戰略環境。雖然國際形勢的變化並沒有推動海軍思想達到創新式發展的全新領域，但也導致傳統海軍行動概念的平衡狀態發生轉變。 因此!儘管馬漢仍然深受海軍尊崇, 但他的思想及海權戰略在今天的美國海洋戰略中已趨式微。 鑒於馬漢在美國海軍中的特殊地位， 冷戰後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提出−馬漢還不夠的警語足以發人深省。

一戰前以馬漢的海權論為代表的海軍攻勢主義理論在西方軍事思維中占據主流, 在那個以兵征天下、以武力圖霸業的帝國主義時代, 科貝特能夠清醒地認識到海權的優勢和劣勢, 並根據海洋國家的基本特點創造性地提出以有限戰爭為代表的慎戰理論, 這不僅需要敏銳的戰略眼光和卓絕的政治智慧, 而且也要有敢於挑戰傳統、正視非議的膽略和勇氣, 因此科貝特不僅是一位超越其歷史時代的偉大戰略家, 而且也是一位無畏的勇者。與馬漢軍人身上所獨有的英雄主義氣質和浪漫主義情懷相比, 科貝特出身豪門, 屬於文人學者, 其性情保守執著, 思想平衡穩健, 意境也更為深遠。然而, 科貝特的非軍方背景, 使其過於偏重從理論和歷史的角度來闡釋海洋戰略, 而缺乏對於技術因素(特別是空權的發展對海戰模式所產生的衝擊)的關注, 其海洋戰略思想也不免帶有抽象化和理想化的傾向。

思想

科貝特對西方軍事戰略理論的發展所做出的意義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貢獻,在於他開啟了西方海洋戰略理論研究的先河。從語意上來看海洋 (m aritime )的對應詞是大陸 ( continental) , 因此在《海洋戰略的若干原則》一書中, 科貝特在對比分析以克勞塞維茨為代表的大陸戰爭理論之後, 認為以英國為代表的海洋國家也應有其獨特的戰爭理論。正是在此基礎上, 科貝特提出了一整套可與大陸戰爭學派相抗衡、與馬漢的海權論又有所區別的海洋戰略理論。

基本內容

科貝特海權理論的基本原則與馬漢有很大的區別。這主要體現在（1）國家的海上戰略是為陸地事務服務的，任何海軍戰略在制訂之時都應與它指向的陸地事務相聯繫。在具體運用方式上，海軍與陸軍必須緊密配合方是實現目標的最佳途徑。（2）海上有限戰爭是英國權勢的根源，即利用強大海軍對大陸進行邊緣封鎖，必要時派遣小規模登入部隊扭轉戰局。（3）制海權在絕大多數時間是處於爭奪之中，絕對制海權只是一種想像中的、很少出現的現象。（4）保護海上交通線的暢通是擁有制海權的最終衡量標準，而消滅敵方主力艦隊並非取得制海權的唯一條件和必然要求。（5）不認為兵力集中和艦隊對決具有絕對的決定性意義。其具體內容闡述如下：

1.制海權及其實現方式

科貝特始終反對把海權的作用絕對化。他認識到馬漢對於世界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人們過於相信海權的威力，完全忘記了在與強大的陸權國的戰爭中，海權的力量是多么有限。海權自身沒有獨立的意義，無論是消滅敵方主力艦隊，還是將敵人封鎖在港口之內，還是對商船隊進行護航，其最終目標都是影響陸地事務。因為人們應該看到，海洋與陸地對於人類生活的意義不同。人類無法征服海洋，因為領海之外的海洋不屬於任何人，軍隊可以在敵陸上領土內活動，卻無法在海洋上生存。因而，除了魚類資源以外，公海對人類生活的唯一價值在於它的通道意義。因此，人類進行海上作戰的目標並不是為了占領海洋，而是為了獲得和確保能夠自由地利用海洋。

而且，馬漢的制海權理論也應進行壓縮。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海洋的正常狀態不是處於某國控制之下，而是處於一種非控制狀態下，實際上海洋的控制權通常是處於開放爭奪的狀態。因此，在制定戰爭計畫時，必須考慮到制海權的不同狀態和不同程度，每一種狀態或者程度都有其自身的用處和局限。制海權從時間維度看，不是永久的；從地理界限看，不是無限的。時間上，制海權可以被分為永久的和暫時的；空間上，制海權可以被分為全面的和局部的。科貝特在制海權問題上的立場為制海權問題上的非零和關係奠定了基礎。

既然絕對制海權並不是海權應該追求的最終目標，馬漢所青睞的戰列艦—大艦隊決戰思想也不應是海軍追求的首要目標。戰列艦—大艦隊決戰論相信以戰列艦為中心的主力艦隊之間的決定性作戰是確保實現制海權的關鍵。但除了政治上的考慮，即使在具體的海軍戰略層面，與戰列艦決戰相對應的陸戰的力量集中原則也不能簡單搬用至海戰。力量集中原則在海上往往會陷入尷尬的境地。

因為當面臨優勢對手時，敵人可能選擇避免出戰。對付一支躲在港口內拒不出戰的艦隊，如果沒有陸軍在陸地上的協助，再強大的海軍也只能在港口進行封鎖。面對這種情勢，強大的、尋求決戰的海軍發現自己被迫陷入一種無所作為的狀態。而且，一方集中的力量越強大，另一方拒絕接戰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一方越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以攻擊對方主力，它在海上交通線方面的力量就越發受到削弱，而弱勢一方拒絕決戰、轉向攻擊防守較弱的海上交通線的動機就越強烈。科貝特發現，迫使弱勢一方集中力量非常困難。因為面臨強大的集中力量，弱勢一方海軍會分散其力量對強勢方進行襲擾。或者，原本以尋求決戰為目標的海軍不得不轉向進攻對方的海上交通線等間接方式來迫使對方出戰，致使艦隊決戰最後不得不尷尬地讓位於原先認為是“次要”的任務。力量集中原則不得不面臨力量分散的尷尬現實。

艦隊決戰不僅可能是不現實的，很多時候也是不必要的。因為在英國海軍巨大身姿的陰影下，弱小艦隊會避免與英國海軍正面交鋒。在這種情況下，一味尋求與對方艦隊的決定性戰鬥，只會使英國海軍忽視了更重要的目的，即充分利用海洋。也就是說，獲得制海權的真正目的應該是最大限度地使海洋為己所用，而不是為了消滅敵人。

尋求艦隊決戰而不得的後果使海上交通線的爭奪具有決定性意義。由於封鎖具有天然的缺陷，即總有一些被封鎖的力量能夠突破封鎖線，所以強勢海軍的封鎖並不能得到絕對的制海權。雙方仍然會在海上交通線的控制上展開爭奪。由此可見，制海權的最現實的核心意義就是控制海上交通線，無論是用於商業用途還是軍事用途。

2.海上有限戰爭和英國海權的強盛

1907 年科貝特出版了《七年戰爭中的英國》（England in the Seven Years’War）一書，將英國與法國霸權爭奪戰爭中的成功經驗歸之於時任英國戰爭事務大臣（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的威廉·皮特的戰略。皮特相信英國的優勢在於海上力量，而不是陸地力量；英國的利益也在海外，包括北美、加勒比地區和印度，而不是在歐洲大陸占據領土。因而他與普魯士的腓特烈二世結盟，資助腓特烈與法國人交戰，將法國的力量束縛於歐洲大陸；同時利用強大的英國海軍封鎖法國的港口，分割法國艦隊，牽製法軍對腓特烈的行動。其餘的英國海軍力量則在海外地區展開遠征行動和兩棲作戰，為擴大英帝國的版圖而戰。科貝特對皮特的此種戰略思想極為推崇，認為依靠大陸盟友實施陸上戰爭，運用英國海軍在大陸邊緣行動，通過在陸上的守勢獲取在海外採取攻勢的自由，才是英國建立和維持一個世界帝國的根本途徑。

在1911 年的《海上戰略原則》一書中，科貝特進一步將皮特的戰略思想概括為海上有限戰爭。海上有限戰爭的概念源於他對克勞塞維茨有限戰爭概念的批評和延伸探討。科貝特肯定了克勞塞維茨從無限戰爭和有限戰爭的角度對戰爭加以區分的重要意義，但認為克勞塞維茨的有限戰爭理論在陸地國家的戰爭中很難實施，原因在於在接鄰的陸地國家中，並不存在有限的目標。許多目標看上去是有限的，但事實上並不是有限的。原因有二，一是這些地理範圍有限的目標在政治上可能具有無限的重要意義，對方寧願傾盡全力來維護這些目標，二是這些地理範圍有限的目標是對方領土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存在能夠阻礙對方保有這些目標的戰略障礙。對方傾盡全力來保護這些目標將使戰爭迅速轉變成無限戰爭。因而，陸地戰爭常常會演變成代價高昂的無限戰爭。按照上述兩個標準，陸地國家的戰爭，特別是在擁有共同邊界的陸地國家之間很難找到有限目標，也就很難進行一場有限戰爭。

與陸地國家在制定有限戰爭計畫時面臨的困難相比，海洋帝國在海外的爭奪非常適用於有限戰爭的理論。因為沒有哪塊海外土地是歐洲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這些地區可以通過海軍行動孤立出來。因此，在科貝特看來，理想的有限目標，無法在陸地戰爭中找到，唯有轉向海洋或者兼具陸海性質的戰爭中才能找到。也唯有海權帝國方能將有限戰爭概念加以運用，陸權國家由於缺少海軍實力也無法進行這類戰爭。

簡而言之，科貝特所言的目標的有限性只有一個標準，即戰爭足以控制在有限的範圍內，不至於擴大成一場無限戰爭。有鑒於此，科貝特得出結論，唯有島國或者被大洋隔開的大國才有能力進行有限戰爭。一方面，遠方的一片領土與本土相比，無論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其利益都是局部的、有限的。另一方面，島國或者被大洋隔開的大國享有的制海權能夠保障對方無法將陸上戰爭轉化成海上戰爭，並反攻到進攻方本土。科貝特指出，利用強大的海軍阻止對方的力量進入海上，而專注於從對方奪取有限的目標，使對方缺少動力，或者沒有實力為某一小片領土動員全部戰爭潛力。這才是科貝特所言的制海權的意義所在。

但是，通過有限海上戰爭在海外進行領土征戰的經驗，是否同樣能實現英國在歐洲大陸的戰略目標？無論英帝國的版圖在海外如何擴張，歐洲大陸的事務永遠是影響其利益的首要因素。對於這個問題，科貝特提出了一個特別的陸上有限戰爭理論。

也就是說，英國並不完全反對介入陸上戰爭，但英國並不會派出規模龐大的登入部隊與陸上強國進行對稱性作戰，而是派出小規模的分遣隊赴大陸遂行任務，使這支有限的力量作為大陸盟友無限戰爭的有機組成部分來發揮作用。這種陸上戰爭是英國制海權的派生物。制海權賦予英國選擇戰區的自由，英國可以在與大海相鄰的大陸瀕海區選擇相對獨立的戰區，避免支援大陸盟友被無限捲入陸上戰爭。 科貝特稱這類有限戰爭為海洋性的或者叫英國式對大陸事務的有限干預戰爭，亦有人稱之為邊緣性戰爭。

科貝特以拿破崙戰爭為例進一步論證英國式戰爭的特點。他指出，被譽為決戰經典的特拉法加海戰事實上並沒有能阻止拿破崙控制歐洲大陸。相反，英國海軍與歐洲大陸國家的陸軍之間聯合作戰構成的壓力才是打敗拿破崙的根本原因。拿破崙本人也不得不承認，英國派到西班牙半島的3 萬人，足以癱瘓法國30 萬陸軍，使法國淪為一個二流國家。 拿破崙戰爭的結局證明英國的兩棲作戰能夠遏制遠比它強大的陸上力量，與它投入的力量相比，它獲得的效果完全是事半功倍。英國人的海上優勢使英國可以自由選擇最有利於已方的地點，或者敵人最薄弱的位置登入作戰。科貝特還指出，統治被征服地區對於剛經過大戰的國家來說往往力不從心。如果英國在此時派出一支生力軍，就可以輕巧地扭轉局面，坐收漁利。因此，科貝特得出結論，正是英國運用其海上力量的獨特方式才能夠維持歐洲大陸的均勢。通過小心謹慎地在平時和戰時運用其海上力量，英國可以封鎖歐洲大陸以施加壓力，也可以在海外攻擊敵人的殖民地或其他資產，還可以在必要時派部隊登入。英國戰略的精髓就在於靈活運用海權與陸權，實現操縱歐洲均勢的目的。

科貝特指出: !海陸聯合作戰的第一種模式，是殖民地戰爭或以遠方海外領土為目標的戰爭, 其目的完全是為了征服。 他認為兩次鴉片戰爭是英國海陸聯合作戰的典範。在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 從中英雙方的綜合國力和整體軍事實力來看, 英國都遠遠落於下風, 但英國遠征軍卻憑藉強大的海上優勢, 掌握了中國近海的絕對制海權, 因此在兵力規模較小的情況下, 能夠機動靈活地對當時的清政府實施有限戰爭方略。英國遠征艦隊利用中國海岸線漫長且岸上防衛分布極不均勻的弱點, 通過對中國海岸線連續進行試探性襲擾, 從中找出防禦薄弱的關鍵點，進而對其實施海陸聯合打擊, 以迫使清政府屈服。英國遠征艦隊在廣州遭遇林則徐的頑強抵抗之後, 即由南自北轉移, 逐個攻擊清王朝的沿海要塞。英國人最終將戰爭的關鍵點選在長江下游的南京(這裡不僅是清王朝漕糧北運的起點, 同時也是設防薄弱的大城市, 而攻占南京可以斷絕通往北方的糧道, 進而迫使清政府屈服) , 英國艦隊沿江而上對南京發動攻擊, 在擊敗軍心渙散的守軍、控制南京江面之後, 清王朝隨即屈服, 與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 英國又故伎重演, 同樣是從廣州開始進行沿海襲擾。此次戰爭中, 由於法國的加盟, 可以組成一支規模更為龐大的陸上部隊, 因此英法聯軍的有限目標得以由中國沿海向內陸擴展。英國將戰爭的有限目標瞄準了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英法聯軍攻占天津之後隨即向北京進軍，在擊潰清朝唯一具有戰鬥力的騎兵部隊之後, 順利占領北京，迫使清王朝簽訂城下之盟。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 也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令國人感到屈辱的一個事件。

1849年，英國領事阿禮國在給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報告中的一段話, 也許是對英國殖民地有限戰爭模式的最好概括, !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 人口眾多的帝國中, 派遣一支小型艦隊到大運河口, 便能夠發揮效力。這是較之摧毀中國內地或沿海口岸的20個城市更為有效的一種威脅辦法，因此將來訂立任何政策, 都要考慮這種事實和看法, 以替代不得已而進行的現實敵對行動，擺脫一場計議中消耗極大而且拖延時日的戰爭的麻煩。

這正是英國海權強盛的秘密。在免除了本土安全的憂患之後，強大的英國海軍護衛著本土與海外殖民地之間的軍事和商業活動，通過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維持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並在遙遠的地方攻城掠地，建立起一個由海洋連線在一起的廣大帝國。

3.遠距離封鎖、艦隊結構轉型和戰略防禦

在長期的海戰實踐中，英國海軍逐漸形成了“進攻是海軍之靈魂”的認識。這一傳統認識在得到馬漢的理論支持後進一步得到鞏固。但科貝特發現對進攻的教條信仰是由英國海軍長期處於優勢地位造成的。隨著魚雷艇和驅逐艦對英國海軍優勢帶來的挑戰，進攻，特別是戰略進攻原則也需要重新考慮。魚雷艇，以及後來的潛艇，迫使英國海軍不得不由長期奉行的近岸封鎖戰略轉向遠距離封鎖戰略。在航海時代，“以敵人的海岸線為前線”是可行的，因為海岸火炮的射程通常難以超出其港口深度。英國海軍可以守候在敵方港口，把敵方艦隊封堵於港口之內。隨著魚雷技術和驅逐艦的出現，大型水面艦艇本身的防禦問題變得重要起來。在對敵方進行封鎖時，首先要保護大型水面艦艇的安全，至少要保持在這兩種新型艦艇作戰半徑的一半距離之外。科貝特寫道：“我們最珍視的戰略傳統已被徹底顛覆。我們戰列艦隊的‘適宜位置’一直是‘敵人的海岸’，但現在那正是敵人最樂意見到的。……最重要、最困難、最耗神的，是如何對戰列艦隊進行防禦，”而不是如何提高戰列艦隊的進攻能力，因為這是一個相對簡單的問題。不過，執行封鎖任務的優勢海軍也可以通過布雷等措施來阻止被封鎖艦隊出海，還可以利用經過改進的通訊技術增加艦隊的機動性。因而，封鎖仍然可以進行，只是近距離封鎖讓位於遠距離封鎖。206遠距離封鎖意味著英國的前沿戰線不得不從敵人的海岸線不斷後撤。甚至，最後的前沿線有可能到達英國本土邊界，即退至防禦位置。但是，對於科貝特這一代學者來說，戰略防禦，而不是進攻，具有無法迴避的緊迫性。事實是，魚雷艇以及後來的潛艇等小型艦艇作用的提高，使英國面對的防禦問題不僅限於艦隊防禦，而且也擴大到戰略防禦層面。

正如科貝特所分析的，小型艦艇在提高了法國等國的進攻能力、加強了英國的防禦需求的同時，也為英國進行戰略防禦提供了可能。科貝特認為，小型艦艇有利於防禦一方。在小型艦艇時代，英國在戰略防禦上的處境甚至得到了加強。因為對英國這樣的島國進行侵略，侵略者除非獲得絕對制海權，即消滅英國艦隊之後，才有希望登上英國的土地。這就使侵略者的戰略處於兩難之中。要入侵英國本土，任何侵略都必須首先與英國爭奪其周邊海域的制海權。為了奪取制海權，侵略者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將艦隊主力與航渡部隊分開，希望艦隊主力吸引英國海軍主力，使航渡部隊能夠登入。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可以將艦隊主力置於侵略者的艦隊主力與航渡部隊之間，以主力牽制主力，然後以自己的小艦隊來進攻侵略者的航渡部隊。另一選擇是為航渡部隊提供強有力的護航，同時還要努力吸引儘可能多的英國主力以減輕航渡部隊的壓力，但這會給入侵者的力量分配帶來極大的壓力。此時，它要么面臨先是主力被消滅，接著航渡失敗的結局；要么集中全部主力以對付英國主力，而使航渡部隊面臨英國小艦隊的壓力的局面。小艦隊力量於是成為英國防禦的重要力量。

小型艦艇作用的提高帶來的是更為複雜的艦隊結構問題，即一支艦隊如何按照不同功能決定艦種比例，以有效實現戰略目標。其突出的表現就是如何使艦隊中的主力艦隊和小型艦隊相互策應，達到功能互補，有效實現戰略目標。在1904- 1909 期間擔任英國第一海務大臣的約翰·阿巴斯諾特·費舍爾（JohnFisher）任內，英國一度在艦隊結構上嘗試轉型。菲舍爾指出，潛艇技術使法國在英吉利海峽取得了與英國幾乎一樣的地位。英法雙方的大型水面艦艇在英吉利海峽之內將受制於彼此的潛艇，施展威力的空間大大下降。但潛艇技術雖然使法國海岸離英國更為遙遠，但也使法國對英國的侵略更加困難。英國僅需一支小艦隊就可防禦來自海峽對岸的進攻。而且，小艦隊的可靠性還使英國可以把大型艦艇部署在其它水域，保護更為廣闊的帝國利益。但菲舍爾對英國海軍的改革並沒有在更大範圍內取得共識，而且，菲舍爾本人對“無畏艦”的熱情和各國海軍對“無畏艦”的恐慌，使他們沒能及時、充分地認識到小型艦艇在整個艦隊結構中的地位的上升，以及保持主力艦和小型艦艇之間的適當比例。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英國用於艦隊決戰的主力艦充足，但用於保護海上交通線和其它防禦性任務的小型艦艇卻不足，證明了科貝特的遠見。

菲舍爾在嘗試進行艦隊結構轉型方面的失敗，根源在於英國戰略思想中對防禦的排斥。在英國海權成長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即英國海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進攻是英國海軍的靈魂，防禦的概念只屬於那些弱小的或者處於守勢的海軍。儘管科貝特說“防禦並不是一種消極的態度”，而“是一種警惕的態度”，並且承認關於“海上不存在防禦”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是合理的。要建立起海上防禦，先要通過進攻性行動來獲得一定程度的制海權。而且，即使戰略目標是防禦性的，也必須通過進攻性的行動才能實現。遺憾的是，科貝特在進攻思想上的穩健立場和對戰略防禦思想的重視並沒有被當時的海軍決策者接受。英國海軍委員會表示，科貝特貶低決戰的觀點與他們的觀點截然相反。

同樣，科貝特對保護交通線的重視，對有限戰爭的強調，以及對陸海權平衡關係的關注，並沒有在當時的英國戰略實踐中烙下痕跡。馬漢理論，而不是科貝特理論主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各國海軍戰略思想。後來的歷史證明英國人與德國人的兩次海上交戰都不是按照馬漢的原則進行的。英國在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戰面前瀕臨餓死邊緣的現實只能證明科貝特理論更有說服力。甚至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由於過於執著於馬漢的戰列艦決戰思想，忽視科貝特的護航思想，也不得不承受慘重的教訓。

內在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對科貝特理論的及時檢驗。第一次世界大戰既證實科貝特在海上交通線、小型艦艇和戰略防禦問題上的遠見卓識，也顯示出他的有限戰爭理論和商業封鎖理論在面對陸上強權時的局限和缺陷。

1.有限戰爭與大陸承諾之間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初，英國海軍成功地向法國運送了五個師的兵力。但在馬恩河戰役之後，西線變成了一片消耗戰的泥沼，顯示向大陸投放少量陸軍顯然無法幫助盟友取得決定性的陸上勝利。1915年英國在達達尼爾海峽遂行的加里波利戰役的失敗，則暴露了英國式有限戰爭的缺陷。儘管科貝特認為這次失敗應歸因於英國投入戰爭的決心不足，投機心理過重，忘記了唯有在“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能夠在任何時間段中，且無需損及英國威望”的情況下才可投入此類戰役的基本經驗。但顯然，英國式有限戰爭需要在登入部隊的數量問題，即有限與無限之間的界限究竟應該劃在哪裡，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論證。

2.主力決戰、保護交通線和商業封鎖之間的矛盾

科貝特相信維護海上交通線安全的終極途徑是取得制海權。在他看來，把保護海上交通線作為主要任務的海軍是處於弱勢的海軍，而對於優勢海軍來說，海上交通線的保護是制海權自然而然的副產品。但出於對艦隊決戰的悲觀和對控制海上交通線的重視，科貝特把實現制海權的途徑轉向商業封鎖。他相信，強大的海權能夠促成對敵人的大規模商業封鎖，而在缺少制海權情況下的唯一選擇只能是零星的商業襲擾。然而，儘管在制海權的範圍和程度上不如殲滅敵方艦隊得來的那樣的廣闊和徹底，但強大的商業封鎖可以使敵人的力量發揮不出，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制海權，大大減輕交通線受到的威脅。

這種邏輯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在決戰和保護交通線之間分配力量。在陸上處於西線僵局的同時，英德主力艦隊也在北海構成對峙局面。從積極的一面來看，英國海軍主力艦隊成功地將德國海軍封鎖於其基地之內，從而獲得自由利用大西洋海上交通線的制海權；從消極的一面來看，德國公海艦隊在日德蘭海戰中逃脫被殲滅的命運，使英國海軍在後面的戰爭中不得不耗費大量的資源對付德國的“存在艦隊”，削弱了英國海軍原本可用於保護海上交通線的力量。二是如何使商業封鎖有效。

事實正好與科貝特的希望相反。與法國和德國這樣的陸上大國相比，英國更依賴海上商業的順暢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潛艇對英國海上交通線的襲擊幾乎將英國戰時經濟拖到崩潰的邊緣，而德國由於征服了廣袤的土地而大大降低了對海外資源的依賴，加上陸地和空中新的交通手段使它無需控制海洋就可從陸上或海外得到所需資源，對於英國的封鎖並不如構想的那樣敏感。與此同時，商業封鎖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發揮效用，而在戰爭節奏變得越來越快的背景下，海權將缺少足夠的時間來展示威力。

3.衰落的大國與維持海上強權的矛盾

強大的海權不僅需要成熟正確的理論指導，也需要堅實豐厚的經濟基礎。儘管科貝特為英國全球海權設計了精巧的理論，但英國實力的衰弱不可避免地侵蝕了理論的根基。19 世紀後期，除了技術變化帶來的挑戰，英國的工業能力在許多領域正在被後發工業化國家趕超，新的敵人正出現在國際舞台上。工業和技術地位的相對衰落給英帝國的財政帶來了極大的限制。[1]對於以工業和技術為根基的現代海軍來說，工業和技術相對優勢的喪失，以及財政緊縮，就意味著海軍的相對實力必然不斷下降。

離開財政支持的海權戰略是難以為繼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內閣完全放棄了遠征作戰計畫。內閣1919 年制定的“十年規劃”（Ten YearsRule） 預計英國未來十年內將不會面臨大戰的危險，因而無需考慮遠征作戰問題。1931 年，在參謀總長的建議下，內閣取消了“十年規劃”，但警告說，在財政和經濟形勢如此嚴峻的關頭，不能以此作為擴展遠征作戰的根據。在戰爭危險和有限的資源面前，英國主導戰略思想轉向依靠空軍和陸軍。另一方面，在越來越能夠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海軍建設之中，英國人愈發需要從廣大的殖民地汲取資源來增強自己的海軍，也就愈發地依賴全球海上優勢，帝國的命運前所未有的與海軍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這種霸權衰落的困局是科貝特海權理論面臨的深層壓力。

現實意義

儘管科貝特海權理論面世迄今已近一個世紀，但在完全不同的國際形勢和技術背景中仍然具有鮮活的現實意義。以科貝特為代表的“英國學派”海權理論既是英國獨特的島國地理位置的產物，也與英帝國的海洋屬性密切相關。其理論創新是討論了海權大國面臨的基本戰略問題：第一，如何對待處於大陸之間的海洋，即制海權究竟是什麼。第二，海軍的基本任務是什麼，在消滅敵人主力艦隊、保護交通線和防禦之間，如何確定先後緩急的順序。第三，對陸地盟友提供支持的方式：海上邊緣作戰或者封鎖支持還是大規模登入作戰，哪一種更為有效。這兩種方式之間的矛盾展示了海權強國在做戰略選擇時面臨的巨大挑戰和局限。因而，學習科貝特海權理論不僅可以促使我們了解強大海權國的戰略思維，而且可以辨清海權理論的基本主題，使中國的海權理論研究有可資借鑑的學術基礎。而且，雖然英國的全球海權已經被美國取而代之，但美國海權從很多方面繼承和發展了科貝特的海權思想。如果我們檢視一下今天的美國海權和海軍戰略，可以看到科貝特理論依然具有生命力。它仍然是分析美國海權的有用工具和方法。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運用海權從島嶼位置影響大陸事務

美國人相信自己是一座位於世界海洋的中心島，它相對於歐亞大陸的地理位置類似於英國之於西歐大陸。因而，美國在歐洲具有與英國相同的目標：維持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隨著蘇聯解體和中國崛起，中國在美國海權戰略中已被視為潛在敵人，美國維持勢力均衡的範圍也擴大到整個歐亞大陸及其邊緣地帶。美國應對中國的大框架仍然是海權國如何應對陸上強國。因而，英國應對法國和德國的戰略理論和經驗，無疑可以借鑑來分析美國今天和未來將用何種理論和戰略指導來應對中國。

2.制海權相對化的趨勢仍在進行

美國當前的制海權要領強調控制海上交通線，強調“進入（Access）”權和控制咽喉水道，這更接近於科貝特的制海權概念，而不是馬漢的制海權概念。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美國海軍就逐漸拋棄了“制海權（Command of the Sea）”術語，轉而使用更為狹義、更為現實的“海上控制（Sea Control）”。1972 年美國海軍上將亨利·埃克爾斯（Henry E.Eccles） 按照時間和空間把對海洋的控制劃分為五種類型：（1）絕對控制；（2）使用性控制（WorkingControl）；（3）處於爭奪中的控制；（4）敵人的使用性控制；（5）敵人的絕對控制。[3]這種術語的變化，說明了美國海軍對“潛艇和飛機的發展帶來的海洋控制的局限的有意識的承認”，它“暗示對有限區域在有限時間內的更為現實的控制，……除了在極為有限的意義上，完全控制海洋為某人所用或者完全使其敵人不能使用海洋已經變得不可想像。”[1]近年來，制通行權（Controlled Access）漸有取代海上控制術語的趨勢。制通行權強調在沿海國向海一方的主權和管轄權局域擴大後的海上環境中美國海軍自由通行、不受限制的權利。它的提出說明美國在制海權概念上仍在朝著有限制海權的方向發展。

3.在保持進攻態勢和能力的同時，重視遠距離封鎖和戰略防禦

科貝特的遠距離封鎖理論仍然鮮活地存在於美國今天的海軍戰略中。在今天遠距離打擊技術大大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美國海軍提出了“邊緣性前沿存在”的思想，即將前沿存在的基地往後撤退到敵人打擊範圍之外(大致位於海岸1,000 英里以外)，例如關島、西澳大利亞和迪戈加西亞等。這是遠距離封鎖在新技術條件下的新表象。以關島為例，將更多的海上力量駐紮於此不僅可以擺脫駐在其它國家通常引起的主權糾紛，更重要的是它既可以避免要么力量過於集中而成為引誘陸地國家進行打擊的重要目標，要么力量薄弱不足以展示美國的力量和決心，同時又可以避免過於遠離而受制於“距離的專制”，為美軍快速進入亞洲戰區提供極大的靈活性。遠距離封鎖密切相關的戰略防禦概念也在美海軍戰略中得到體現。一方面，美國政府決定停止在波蘭和捷克建立反導基地，轉向加強地中海等大陸邊緣海區的海上飛彈防禦系統的建設，這顯示出與陸上防禦相比，海上防禦是美國更為擅長和較為符合其戰略傳統的選擇。而在太平洋地區，美國也大力加強其海上防禦。至2007 財年結束時，美國海軍所有適用於彈道飛彈防禦的18 艘“宙斯盾”巡洋艦和驅逐艦都歸屬於太平洋艦隊。4.美國艦隊結構朝著適應上述戰略的方向調整冷戰結束以來美國艦隊結構調整的趨勢是在保有進攻能力的同時，加強其小型艦艇能力和戰略防禦能力，這正是科貝特為英國海軍所提出的建議。美國海軍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進攻艦隊———12個航母打擊群、12 個遠征打擊群，也擁有世界上最有力的海上防禦力量———9 個飛彈防禦水面行動群。與此同時，美國積極發展適宜瀕海作戰的小型艦艇，包括瀕海戰鬥艦、潛艇和水雷等，以滿足封鎖陸地國家和進行戰略防禦的需求。綜上所述，當我們面對今天的美國全球海權時，如何把握它的未來走向，如何著手分析它對中國海權的政策，科貝特的海權理論仍然可以提供有效的認識和分析路徑。

結語

不幸的是，科貝特的主要思想形成之時正是馬漢思想風靡全球之日。1890 年，馬漢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 1783》問世，迅速橫掃整個歐洲決策層和學術界。馬漢理論的耀眼光芒大大遮掩了本該屬於科貝特的光輝。但隨著馬漢理論在現實的校驗中面臨越來越多的疑問，科貝特的海權理論最終受到人們的重視。當今英美海軍學界已經把科貝特當作馬漢理論之外的一個可供選擇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