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學程

曹學程,字希明,(1563—1608年)全州縣才灣鎮田心鋪人,幼聰明好學,16歲中舉,20歲中進士。

湖北石首和浙江海寧任知縣期間,因興修水利,政績卓著而擢為御史。。萬曆十一年進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曹學程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全州縣才灣鎮田心鋪
  • 出生日期:1563
  • 逝世日期:1608
人物簡介,相關介紹,人物經歷,人物評價,

人物簡介

曹學程(公元1563—1608年)字:希明,號心洛,全州西隅(即今今全州才灣鎮田心鋪人)。
田心
萬曆己卯(公元1579年)中舉,癸未(公元1583年)成進士。
歷任石首(今湖北南部)、寧海(今浙江東部沿海)知縣。
萬曆十八年(1590年)修《寧海縣誌》,今佚。
因政績卓著,提升為御史。
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侵略朝鮮,中國進行抗擊日本救援朝鮮的戰爭。
前後七年,朝廷在對日本是剿滅還是招撫的問題上舉棋不定。
當初,朝鮮剛剛陷落,神宗一方面按主戰派意見,派兵部侍郎宋應昌等統兵援朝;一方面又派另一批官員暗中與日本議和。
諸事不順之後,萬曆皇帝遷怒於相關大臣,多人被貶職。
曹學程不知就裡,也不肯聽人勸告而明哲保身,上疏強諫,反對議和,觸怒萬曆神宗皇帝,認為曹學程是受人指使,下令逮下錦衣衛嚴訊。
曹學程在酷刑之下,體無完膚,也沒有誣攀出所謂的指使者,被移交刑部定罪。
朝中大臣多知其冤,無論君子小人,政見異同,曾經多次為他上書陳情,但萬曆皇帝都不答應,在多次大赦天下時,獨獨不肯開釋曹學程。
曹學程之子曹正儒以父子之情、君臣之義試圖說服皇帝,不惜刺血書上奏乞求代父一死,皇帝也不答應。曹學程身陷囹圄十一年,時刻面對著隨時加身的死亡,肉體和精神慘遭折磨,四次被推上囚車押赴斷頭台,最後一次蒼天也不忍看曹學程冤死,斷頭台上,忽然“風霾蔽天,木拔瓦飛”,監斬官再三奏請才免一死,但並未釋放出獄。
直至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神宗為皇太后加冕,太后可憐曹學程母親老邁,為其求情,加上大臣們再次進言,神宗皇帝才放曹學程出獄,謫戍湖廣寧遠衛。
後放歸,可惜多年的牢獄之災,曹學程的健康完全被摧毀,沒多久病逝,年僅45歲
天啟初,熹宗皇帝念其孤忠,贈太僕少卿,著有《忠諫錄》,今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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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張廷玉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盧洪春(范俊 董基 王就學等) 李懋檜 李沂(周弘禴 潘士藻)雒於仁 馬經綸(林熙春 林培) 劉綱 戴士衡 曹學程(子正儒 郭實)
曹學程,字希明,全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石首、海寧。治行最,擢御史。帝命將援朝鮮。已而兵部尚書石星聽沈惟敬言,力請封貢。乃以李宗城、楊方亨為正副使,往行冊封禮。未至日本,而惟敬言漸不售,宗城先逃歸。帝復惑星言,欲遣給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視情實。學程抗疏言:“邇者封事大壞,而方亨之揭,謂封事有緒。星、方亨表里應和,不足倚信。為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石星很很自用,趙志皋碌碌依違,東事之潰裂,元輔、樞臣俱不得辭其責。”初,朝鮮甫陷,御史郭實論經略宋應昌不足任,並陳七不可。帝以實沮撓,謫懷仁典史。後已遷刑部主事。會封貢議既罷,而朝鮮復懇請之。帝乃追怒前主議者,以實倡首,斥為民。並敕石星盡錄異議者名,將大譴責。志皋等力解乃已。及遣使不得要領,因欲別遣,已而罷之,即以方亨為正使矣。而學程方督畿輔屯田,不知也。疏入,帝大怒,謂有暗囑關節,逮下錦衣衛嚴訊。榜掠無所得,移刑部定罪。尚書蕭大亨請宥,帝不許,命坐逆臣失節罪斬。刑科給事中侯廷佩等訟其冤。志皋及陳於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自是救者不絕,多言其母年九十餘,哭子待斃。帝卒弗聽,數遇赦亦不原。主

其子其子正儒,朝夕不離犴狴。見父憔悴骨立,嘔血仆地,久之乃蘇,因刺血書奏乞代父死,終不省。三十四年九月,始用朱賡言,謫戍湖廣寧遠衛。久之,放歸,卒。天啟初,贈太僕少卿。崇禎時,旌正儒為孝子。

萬曆三十四年(1606),雲南發生民變,殺了礦稅使楊榮,神宗震怒,要嚴查變亂情況。當時首輔沈一貫請了假,只有沈鯉在內閣,他不敢處置,和陳矩商議。陳矩便向皇帝密奏,說:“奉使的內臣當然是遵循法度,不敢胡作非為的,但他們的隨從僕役,難免會有個別無知惹事。派緹騎去雲南逮捕人犯,只怕弄得到處驚慌,反而不妥,還是在當地調查清楚,從寬處理為好,這樣對安撫邊遠地區也有好處。”神宗採納了他的意見。一場軒然大波就這樣被他冷處理了。

福建礦稅使高繳獲了呂宋製造的器械和土特產,進送到京師。陳矩奏稱:“這是島夷小丑的一點點東西,讓內庫收儲,恐怕會使人誤會。還是讓贓罰庫查收為妥。”從這件事,也可見他處事時是考慮到大局,慎重穩妥。

三十四年(1606),陳矩主持大審,有個御史叫曹學程的,因為諫阻封日本關白的事得罪,已經坐了將近十年牢。法務部門請求陳矩放了他,陳矩抱歉地說他不敢。然而,他秘密地向皇帝求了情,解釋曹學程的冤枉,曹學程終於被免死刑,改判充軍。

人物經歷

曹學程為御史時,正值日本的關豐臣秀吉(明史亦作平秀吉),戰勝國內割據之諸侯,統一日本,於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四月,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朝鮮國王李蚣,平日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到禍逼眉睫之際才急急忙忙遣使向明朝告急求援。明朝與朝鮮之間長期保持著友好關係,邊境上,兩國商人絡繹不斷。朝鮮告急,明朝一些有見識的大臣當即指出:日本得朝鮮以為巢穴,退可以守,進可以寇,中國從此無息肩之期;朝鮮為我友好鄰邦,乃藩籬必爭之地,唇亡齒寒,不能坐視不救,力主出兵援朝。
萬曆二十年七月,神宗採納主戰派的意見,要求遼東、山東沿海作好臨戰準備。但是兵部對敵情估計過低,在朝鮮先後兩次兵敗。這么一來,朝廷大臣間出現了主和和主戰兩派。神宗在戰和之間拿不定主意,便一方面按主戰派的意見,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略,李如松為提督,統兵援朝;另一方面,又按照主和派兵部尚書石星的主張,給嘉興市中無賴卻又精通日語的沈惟敬以游擊將軍的名義,暗與日方議和。
刀歷二十一年春,明師再次增援朝鮮,先大捷於平壤,朝鮮所失之開城及四道均收復。就在這節節勝利面前,李如松以輕騎急進,結果,正月二十七日在王京30里處的碧蹄館遇到埋伏,損傷慘重,不得不退至開城。隨後,李如松偵知倭寇屯兵龍山,積糧數十萬,便夜募敢死隊,步行十幾里,縱火焚糧,倭乃乏食。但明軍新敗,也不敢進逼,頓師絕域,士氣受阻。訊息傳來,兵部尚書石星等主和派借“與倭無仇”為由,主張撤兵議和。
宋應昌急圖成功,又想到招撫。於是,派沈惟敬等前去談判。日方因糧草並燼,亦願修和。四月十八日,日軍南撤,退保釜山,漢江以南千里朝鮮故土收復。九月間,日本提出請求明朝封貢。
對於封貢一事,朝廷一時議論不決。神宗聽信石星,以臨淮侯李宗城為正使,都指揮楊方亨為副使,前往日本行冊封禮。事在萬曆二十三年二月。誰知人未到日本,先前議和的沈惟敬“言漸不售”;李宗城觀望遷延不進,又因調戲對馬島太守儀智之妻,事敗逃回,神宗不但未加深究,又惑於楊方亨“封事有緒”之言,想派一給事中充使,去察視情實。事交文武大臣會議,大臣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於是,遣使不得要領。神宗火起,委任楊方亨為正使,加沈惟敬神機營銜為副使,立限渡海封貢。但封事並不順利,倭兵以種種藉口,不但不撤兵,反而準備再次進攻。遼東巡撫李化龍向朝廷申請調兵,以為聲援。御史葉經美等因論石星失策而罷官,舉朝莫敢言。
這時,御史曹學程督畿輔屯田方回京,不知前後爭端,聽說對倭封貢,覺得有失國體,便憑著一腔報國熱情,向神宗進呈了《諫封倭疏》。
曹學程在《諫封倭疏》中,破題就是“倭情已變,封事宜停,懇乞殛賊臣、止冊使,以存國體,以安宗社”。
首先,他指出神宗在撫剿兩端中沒有主見,受人左右。他說:邇者封事已壞,發言盈廷,皇上一會令九卿科道會議戰守機宜,毋貽後悔,這時皇上已洞見封事之非而決之眾議;但是,一會又派科臣一員,與楊方亨冊封,這時皇上又惑於楊方亨之言,謂封事可成。“詎知石星、方亨同條共貫,轉相附和,詞不足憑。且三臣共使異域,宗城出亡,惟敬就縛,倭奴何德,方亨獨安然無事哉?方亨且生死未卜,乃請添冊使,禁治流言,即三尺童子亦知其詐;非石星矯誣以欺陛下,必狡倭設計以陷中朝,望陛下詳察而熟計之也。石星謂遼東巡撫之報視為流言,今冊使李宗城之揭,將不足信乎?倭情已變,猶雲未變;封事已敗,猶言可成;賊臣誤國,一至於此。吾誰欺?欺天乎!”
第二,分析日本侵略野心,認為切不可與封。曹學程認為:“今李宗城揭,稱關白執沈惟敬,要求七事,原不為封,雖不顯言,大都有據。倭夷狡詐異常,貪饕無厭,得封不已,必求人貢;人貢不已,必求互市;互市不已,必求和婚;和婚不已,必求朝鮮納賦;納賦不已,必求割地;割地不已,必求席捲朝鮮,渡鴨綠而薊遼危矣。”並指出日本這種野心由來已久,不待今日,切不可掉以輕心:“不然,朝鮮與日本一葦可航,悠悠年余何難一決?此其故不難於一封,而難於七事,不辨可知也。夫堂堂天朝,反為倭制;皇皇天使,竟作虜囚。愈要挾愈彌縫,愈昭露則欲鉗制,此忠義之士日夕拊心飲血,相與罷封事、決戰守、斷奸臣首以謝天下,乃誤國賊臣內外深結,始終執拗,甘心媚倭,陛下獨不鑒南宋之事乎?秦檜、史彌遠力主和議,終移宋祚,前車已覆,可為寒心。”
第三,指出主和投降派始終執拗,目的在於排斥異己,甘心媚倭。他說:“封事之非,舉朝以為不可,宗城已誤,豈容再誤?科臣攻擊即以科臣往封,是亦賊臣籠絡深計:成則功歸於己,不成委咎科臣,是以科臣寧甘鼎鑊不敢奉詔。”他認為,作為人臣,既委質於君,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死且不避,何敢避難為不忠?作為使者也應該如蘇武(西漢人,天漢元年奉命赴匈奴被扣,堅貞不屈19年。)、顏真卿(唐代大臣。德宗時,李希烈叛亂,他被派往勸諭,李部下千餘人拔刀揚言食其肉,“舉刃以擬之,真卿不為動”。)那樣仗義,不應像李宗城那樣抱頭鼠竄,以貽國羞,大損國威,喪氣狡夷,遺臭萬年。曹學程主張:“為今日計,科臣往勘 (實地察看)則可,往封則不可也。若雲可成則齎冊渡海,不成則持節還朝。視君命如兒戲,等冊使為說客,辱國欺君,罪莫大矣!”在疏里,他還把矛頭直指萬曆皇帝手下的決策層:“陛下以平章軍國托元輔,以參贊機務倚樞臣,天下事非一家之私,奈何偏執?星(石星)狠狠自用,皋(趙志皋,內閣大學士)碌碌依阿。星日關白可封,皋也日關白可封;星日再遣科臣,皋亦日再遣科臣……今東事潰裂,元輔樞臣不得辭其責。”他以秦檜、史彌遠力主議和葬送宋代江山為例,奉勸萬曆皇帝以前事為鑑,莫履前轍,指出:“大臣去留,冊使行止,社稷安危,系此一舉,願陛下熟察斧斷,天下幸甚。”
曹學程身為監察御史,抱著一番忠君愛國之心進諫,疏中分析也十分中肯精闢,沒想到神宗看罷大怒,認為曹學程剛回京便上此疏,顯系與人暗通關節,受人指使,便下令錦衣衛逮捕嚴審。
神宗為何對曹學程如此恨入骨髓?那是由於曹學程認為自己“躬任言官,目擊的事,既當因職以進言,何敢進言而不盡。”①加上他平時骨鯁忠直,累累犯顏進諫,在幾件事上,都曾得罪過神宗。
第一件事就表現在救魏學曾身上。魏學曾是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後累升為光祿少卿、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政績顯著。隆慶初,永平為“土蠻入侵”,魏學曾人駐山海,平定內亂,特升為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提督神機營。穆宗(朱載厘)去世後,張居正與太監馮保密謀逐高拱,學曾獨挺然爭之,自此忤居正。萬曆十八年,寧夏勃拜叛亂,西部兵起,魏學曾薦為兵部尚書,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神宗賜以尚方寶劍,以“平寧夏勃拜叛亂”。初,魏學曾欲招勃拜部下劉東易、許朝,令殺勃拜父子贖罪,遣卒葉得新往說,時值劉、許、勃拜父子四人方約同死,將葉得新下獄,勃拜詭言求降,實外則求托緩兵,內而結寇為助。魏學曾不知底細,為之請朝廷同意。加上進軍失利,七月,神宗以魏學曾“玩寇失機、招撫生事”罪,奪職從軍。對這樣的功臣,曹學程無非是站出來說幾句公道話,他認為:魏學曾在神宗初“不避權勢,發奸摘伏,此不可謂非高崗之鳴鳳、中流之砥柱也,故其功於朝廷甚大”,受命於總督軍務,又“自駐花馬池,獨當賊沖……除寧夏鎮城為賊所據,而四十七堡盡復,是亦社稷之臣也”;直至被捕至京,“三軍雨泣,親若父子,此在廷文武諸臣莫不聞之而太息!寧文武諸臣俱有私於魏學曾乎?又豈魏學曾能一一而遍懇之乎?”曹學程在上疏中,一一列舉魏學曾對國家、社稷之功勞,乞望神宗施“皇上之威與父母之恩並行”,將魏學曾官復原職,“俾天下委心事主者,邀寬仁而服大度,效忠悃而報朝廷”。魏學曾後來雖然獲得復職,曹學程卻因此有拂帝意。
另一件是“建儲”之爭。這是萬曆皇帝的最大一塊心病.這塊心病影響皇帝情緒及與大臣的關係達數十年之久,同時,也使皇帝多了一份怠政,增添了他對廷臣的逆反心理。
事由神宗皇后無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鄭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為長,但神宗極寵愛鄭妃,欲舍長立幼,便不先立太子。這種違背祖訓的逆反做法,當然遭到飽讀孔孟之書的大臣反對。但皇帝則以頑強的意志來和大臣對抗:大臣們不讓他立常洵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為太子,甚至不讓常洛受良好的教育。在和大臣往來爭辯之際,他又突然別出心裁,採取同日“三皇子並封王”的辦法。奸佞派沈一貫等逢迎意旨表示贊成;而正統派王家屏、黃正賓、顧憲成則堅請按封建宗法即立常洛。御史王如堅、史孟麟,寺臣朱羅京、王學曾、塗傑等也認為不能舍長立幼。曹學程更是痛切陳詞。他在《請建儲疏》中指責神宗“由外惑於讒佞,而內溺於衽席,故下拒乎忠讜,而上忽乎宗枋,臣固知陛下之不斷也……今皇上以天下之大事,私議於閨閫之中,而私付之以宰相之札……臣任言責之官,不敢不諫.諫不敢不盡。”並表示願意等待治罪,‘‘以無負朝廷立台諫之職”。在眾大臣的堅決反對下,神宗不得已放棄了自己不立太子的主意,但對曹學程已經是耿耿於懷,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曹學程又於萬曆十七年以彗星見,上《星變陳言疏》,列舉神宗四大過失,把皇帝的種種毛病、過失一一點出,不給半點情面。疏中說:“陛下於二年冬十月親自視閱銓選,又詔諸臣宜祓除前愆,共維新政。可謂勤矣,其後一任大臣張居正王家屏等預機務,章奏皆不朝。朝政久輟,久輟則乾綱不振,狡詐必生;狡詐不已,大權必去;大權一去而天下瓦解矣。蓋禍不生於倉猝之時,而每基於承平之日,其可危者一。”過去,廟祀事(指每年祭拜天地)皇帝一定要親自前往,只因萬曆導帝沉溺酒色,體弱多病,自萬曆十九年後,凡廟祀事一律遣人代替。曹學程對此建言道:“郊廟稀臨則鬼神乏主;鬼神乏主則邪說妖言必惑眾;邪說妖言惑眾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垂。其可懼者二。”萬曆皇帝本是個孝子,但醉死夢生之時也有疏懶,於是曹學程在疏中又說:“比年來不聞一日三朝問安否……豈其春秋鼎盛而玉趾之及反疏於寢門乎?是未可為天下信也。其可惜者三。,,這一條則是指責皇帝借身體的原因,不經常去問太后安,是講假話、找藉口。還.針對神宗過去經常召見宰臣,問以天下事,綱紀廢弛,君臣隔閡的情況,說:“……百姓疾苦而不多知,有司食婪而不加察,澇旱水火連年迭見而皆不內省厥躬,此無他,敷治之道壅於上聞,而蒙蔽之端中於臣下也,其可憂者四。”
“朝政久輟,郊廟稀臨,玉趾疏寢門,彤廷罕召對”,曹學程指出萬曆皇帝這四條致命弱點,語多直切,屢傷神宗。神宗勃然大怒,競將曹學程名字寫於御屏之上,以示刻骨銘心。朝廷中有人曾告知學程:說皇上已經震怒,請勿強諫。曹學程不聽,終以抗倭援朝事下獄。曹學程下獄後,“嬰三木,備五毒,鉗杖交加,體無完膚”,卻並沒有誣攀出誰是指使者。尚書肖大亨請求寬恕,神宗不許,令坐逆臣失節罪斬(監候執行)。刑部給事中侯廷佩、內閣大學士趙志皋以及陳於陛、沈一貫等,代訟其冤,皆不納。自此,救者不絕,多言其母年事已高,哭子待斃,請發慈悲。常以孝子自居的神宗全然不聽,數遇赦,亦不許。
曹學程身置囹圄的第三年即公元1597年,果然不出所料,和議破裂,倭兵再度大舉入侵朝鮮,兩國重開戰事。沈惟敬公開投敵,並充為先導。明軍分四路進擊,終因遭倭兵背後偷襲,四路相繼而敗,楊方亨狼狽而歸。他懼怕治罪,不得已才直吐本末,委罪於沈惟敬,又出示石星前後手書。神宗看罷大怒,將石星下獄治罪,眾廷臣趁機請還曹學程職務,乞求責令監軍以圖後效,神宗不許。就在戰爭相持階段,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七月九日,不料風雲突變,一個偶然的因素 ——豐臣秀吉病死日本,導致了這場戰爭的結束。十一月,倭兵先鋒加藤清正無心再戰,乘夜逃遁,明軍四路出擊,倭兵群龍無首,一擊即潰,逃於船中,明軍以火攻船,倭兵落水溺死者數以千計。一場前後長達七年的戰爭才算平息。自此之後,倭兵不敢輕易入侵朝鮮。

對於這場戰爭,《明史·日本傳》評價:“秀吉死,諸倭揚帆盡歸,朝鮮患亦平。然自關白(秀吉)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靡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東南稍有安枕之日。”金安清在《東倭考》中也說:豐臣秀吉之略朝鮮,“中國因援高麗,前後七載,費帑千百萬,失士卒無算,剿撫二端,卒無定策,力為之敝”。

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明將獻俘於朝,神宗大肆行賞,有功之臣均得封賞,惟獨不赦敢進忠言的曹學程。

曹學程在北京監獄候斬,他的兒子們在家鄉心急如焚。次子曹正儒仰天而泣日:“父囚壘頻年,子違侍萬里,死者不可復生,吾不忍父之刑,與其偷生於世,孰若相從地下。”曾在萬曆戊戌(公元1598年),歷盡千辛萬苦,徒步來到北京,進獄省視,見父親枯瘦如柴,坐待刑戮,當場嘔血昏絕於地。救醒之後,當即揮淚刺血寫書,上送朝廷。血書寫道:“臣祖母七十有九,衰病侵尋。自父逮系以來,母念子而心折淚枯,子思母而形旭骨立。祖母當垂死之年,臣父無再生之日.臣感動悲激,呼號無從,瀝血陳情,願以身代。乞系臣就戮,釋父生還,俾臣父歸侍祖母,以伸母子之情;臣得身報親恩,以全父子之義。”曹正儒試圖以“孝”來感動神宗,神宗卻毫不通融。

第二年秋,曹正儒又以君臣之義來說服神宗。他在書中寫道:“臣之於君,義無所逃,無所逃則生死惟命;子之於父,情無所解,無所解則生死相關。臣思皇上之法無可撓,而臣父子之情不可割。臣父之身,皇上生成之身也,命之死誠不敢不死;臣之身,臣父生成之身也,見其死又安忍獨生?”再次向神宗請求,自願面縛法場,甘心代死;如果不允許代死,則請先父親而死。神宗仍不理。後來,曹正儒又第三次上書,援引洪武八年淮安山陽民有罪和嘉靖十四年御史馮恩忤旨,其子均請以身代為例,乞望神宗效法祖宗,憐而釋之。神宗均不作答覆。

曹學程在獄中備受折磨,曾四次臨刑,在京的同鄉好友在獄中置酒相訣,曹學程“痛飲達旦無怖色,從容上檻車”。後一日被縛赴市曹斬首,忽然“風霾蔽天,木拔瓦飛”,執行官再三奏免,才免除死刑,但未赦。曹學程在獄中11年,先後有內閣、翰林、台省、各部以及寺官、勳爵諸臣“同聲救釋,章凡三十上,皆不報。屢荷兩宮調護之,不解。”可見封建皇朝的獨裁“人主”,能知錯改過者,無幾也。

曹學程抱定忠君報國之心,雖然受盡嚴刑拷打,卻仍然百折不回,毫不屈從。只以父西塘公不能養為痛,以母垂暮倚閭之望為憂,忠孝之心發之於詩,有“戀闕心猶在,思親淚未乾。主恩深似海,臣節炳如丹”之句。後思母成疾,奄奄一息。刑官每歲朝審,無不相顧流涕,京都平民見之,“環視語日:‘此曹御史也’。”有的流下眼淚,有的則邊流淚邊安慰曹學程說:“聖天子在,必鑒宥,毋過自苦。”直到萬曆丙午年(公元1606年)九月,神宗加皇太后的徽號,肆赦刑部,又遇朱賡、沈應文等臣力請寬宥,曹學程這才蒙釋出獄,謫守湖廣寧遠衛。他星馳抵衛,得間歸省。不逾年,老母過世,此時他自己也染病在身,兩年後便謝世了。
曹學程著有《忠諫錄》,今佚,留下的詩文不多,嘉慶版《全州志》載詩一首:
漫向東林借一枝, 無邊光景去來移。
風清桂苑黃金樹, 霧冷蓮房白玉池。
十地松雲堪入賦, 五天花雨恰催詩。
同人永日清歡洽, 還愛虛窗月上時。

人物評價

強項御史曹學程
明朝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侵略朝鮮,中國進行抗倭(舊指日本)援朝戰爭,前後七載,剿撫二端,卒無定策。在這場剿撫爭執中,有一位“強項御史”,因反對主和妥協,觸怒了好諛惡直的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結果,被投置囹圄11年,九死一生,最後謫守邊遠,此人就是曹學程。
曹學程(公元1563~1608年)字希明,號心洛。民國版《全縣誌》說他是全州西隅(即今全州鎮民主街曹家巷)人:《全州人才薈萃》(1994年版)說他鄉貫是全州縣才灣鎮田心鋪人。《粵西文載》有文評價他“少秉剛介,穎而好學,輒有志於古人”。萬曆己卯(公元1579年),曹學程中舉,癸未(公元 1583年)成進士,甲申(公元1584年)初次做官為石首(今湖北南部)令,在任修閘門平水患,“瑤民賴以更”。丙戌(公元1586年)丁外艱歸。庚寅 (公元1590年)起復為寧海(在浙江東部沿海)令。在任“築海塘、裁鍰贖、立社倉、嚴捍禦……兩邑所活計萬人”。壬辰(公元1592年)提拔為廣東道御史。“公在神宗朝發奸摘伏,不避權勢,事有不宜行者,知無不言……且帥屯戍墾荒計五千七百五十五頃有奇,奏立規制,致有‘白鷺車前強項御史’之號”。《明史?曹學程傳》說他“治行最,擢御史”。
曹學程為官於明萬曆朝。萬曆年代是明代晚期,可謂明代“癌症”晚期。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在其《明清史講義·萬曆之荒怠》中評價萬曆道:“明之衰,衰於正 (正德)、嘉(嘉靖)之後,至萬曆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萬曆在位四十八年,歷時最久,又可分為三期:前十年為沖幼之期,有張居正當國,總攬大柄,帝之私慾未能發露;至居正卒後,帝親操大柄,泄憤於居正之專,其後專用軟熟之人為相,而怠於臨政,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庸人柄政,百官多曠其職;邊患日亟,初無以為意者,是為醉夢之期……至四十六年,清太祖公然起兵,吞食坐大,明事不可為矣。是為決裂之期。”曹學程為御史則正當萬曆醉夢之期。
天啟初,熹宗皇帝朱由校念他孤忠,贈太僕寺少卿,蔭一子人監讀書。崇禎時,旌曹正儒為孝子。
觀曹學程一生,初任言官,方年富力壯,抱忠君報國之心,不想觸怒人主,冤罹罪名,身置囹圄,悠悠11年,及出,已是貧病交加,身衰力竭,以致早逝,報國終不克,才華終不顯。嗚呼!神宗肆一人之昏暴而罪忠良,終至國運陵替,此足為後世之剛愎自用者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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