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妃曲二首

《明妃曲二首》是宋代文學家王安石的組詩作品,被稱為是詠王昭君最好的詩。第一首詩描繪王昭君的美貌,著重寫昭君的風度、情態之美,以及這種美的感染力,並從中宣洩她內心悲苦之情,同時還揭示出她對故國、親人的摯愛之情。第二首詩描寫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況與心情,並委曲深入地刻畫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義,塑造了一個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詩語言矜煉深雅,纏綿婉麗,藝術手法多樣,風格鮮明獨特。作品命題新穎,遭致紛紛議論,在文學史上產生過廣泛影響。

基本介紹

作品原文,注釋譯文,詞句注釋,白話譯文,創作背景,作品鑑賞,文學賞析,名家點評,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明妃曲二首
  • 其一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訊息,好在氈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 其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
含情慾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黃金桿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
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注釋譯文

詞句注釋

⑴明妃:即王昭君,漢元帝宮女,容貌美麗,品行正直。晉人避司馬昭諱,改昭為明,後人沿用。
⑵春風;比喻面容之美。杜甫詠懷古蹟五首》中詠昭君一首有“畫圖省識春風面”之句。這裡的春風即春風面的省稱。
⑶低徊:徘徊不前。
⑷不自持: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⑸歸來:回過來。丹青手:指畫師毛延壽。
⑹意態:風神。
⑺著盡漢宮衣:指昭君仍全身穿著漢服。
⑻塞南:指漢王朝。
⑼氈城:此指匈奴王宮。遊牧民族以氈為帳篷(現名蒙古包)。
⑽咫尺:極言其近。長門閉阿嬌:西漢武帝曾將陳皇后幽禁長門宮。長門:漢宮名。阿嬌:陳皇后小名字。
⑾“氈車”句:寫匈奴派了大隊胡姬來接昭君。《詩經·召南·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寫貴族女子出 嫁,陪從很多。兩:同輛。
⑿桿撥:彈琵琶的工具。春風手:形容手能彈出美妙的聲音。
⒀漢宮侍女:指陪昭君遠嫁的漢官女。
⒁青冢:杜甫詩中有“獨留青冢向黃昏”及“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諸句,此用其意。相傳昭君墓上的草常青,故名青冢,在今呼和浩特市南。

白話譯文

  • 其一
明妃當時初起程出行離別漢宮時,淚濕桃花春風面鬢腳微微亦低垂。低頭回看身影間周圍無有此顏色,還讓我君王的感情都難以控制。離別歸來卻怪罪丹青畫圖手,美貌如此在眼中平生實未曾見有。天仙意態由自生畫筆難以描摹成,當時冤枉殺死畫工毛延壽。從此一離去心知更不能回歸,可憐還不能穿盡漢朝皇城之宮衣。萬里寄語欲相問塞南遙遠家鄉事,只有年年日日裡眼望鴻雁往南飛。家人雖然在萬里傳來親人之訊息,好好安心在氈城不要常將家相憶。您還不曾見近在咫尺長門裡幽幽阿嬌被鎖閉,人生如果要失意無分天南和地北。
  • 其二
明妃當初嫁給胡人的時候,身旁上百兩的氈車上乘坐的都是胡人女子。她多想找個人說話但無處可說,只能把心語寄託於琵琶聲中,心事只有自己知道。她用能彈出美妙聲音的手撥動黃金做的桿撥,彈起琵琶仰望空中飛鴻勸著胡酒。隨嫁的漢宮侍女暗中垂淚,行走在大漠上的返國者頻頻回首。漢朝之恩實在是淺薄啊,胡人之恩還要更深,人生的歡樂在於心與心相知。可憐王昭君的青冢已經荒蕪埋沒,還是有悲哀的樂曲流傳至今。

創作背景

這組詩作於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奏《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之後。當時,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劉敞皆寫有和詩。
北宋時,遼國西夏“交侵,歲幣百萬”(趙翼廿二史札記》)。自景祐年間(1034—1038)以來,“西(夏)事尤棘”。當時的施宜生張元之流,就因在宋不得志而投向遼、夏,為遼、夏出謀獻策,造成宋的邊患。詩人們借漢言宋,想到明妃。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創作的。

作品鑑賞

文學賞析

  • 其一
梅堯臣、歐陽修對《明妃曲》的和詩皆直斥“漢計拙”,對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評。王安石則極意刻畫明妃的愛國思鄉的純潔、深厚感情,並有意把這種感情與個人恩怨區別開來,尤為卓見。
針對當時的社會背景,王安石歌頌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現實意義。當時有些人誤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於他用古文筆法寫詩,轉折很多,跳躍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見來看待王安石,甚至惡意羅織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荊公年譜考略》中千方百計地替王安石辯解,但還未說得透徹。
明妃是悲劇人物。這個悲劇可以從“入漢宮”時寫起,也可以從“出漢宮”時寫起。而從“出漢宮”時寫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這個主題。王安石從“明妃初出漢宮時”寫起,選材是得當的。
絕代佳人,離鄉去國,描寫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們的同情。《後漢書·南匈奴傳》的記載是:“昭君丰容靚飾,光明漢官,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江淹恨賦》上也著重寫了她“仰天大息”這一細節。王安石以這些為根據,一面寫她的“淚濕春風”,“徘徊顧影”,著重刻畫她的神態;一面從“君王”眼中,寫出“入眼平生未曾有”,並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動人。所以“意態白來畫不成”一句是對她更進一層的烘托。“意態”不僅是指容貌,還反映了她的心靈。明妃“徘徊顧影無顏色”正是其眷戀故國無限柔情的表現。至於“殺畫師”這件事,出自《西京雜記》。《西京雜記》是小說,事之有無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證歷史、評論史實,他只是藉此事來加重描繪明妃的“意態”而已。而且,這些描繪,又都是為明妃的“失意”這一悲劇結局作鋪墊,以加重氣氛。
上面寫“去時”,下面寫“去後”。對於去後,作者沒有寫“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數十年間之事,概括為“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這兩句間,省略了“然而猶且”,意思是說:“明妃心裡明知絕無回到漢宮之望,然而,她仍眷眷於漢,不改漢服。”
近代學者陳寅恪曾經指出,中國古代所言胡漢之分,實質不在血統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而在歷史上尤其是文學上,用為文化的標誌常常是所謂“衣冠文物”。《左傳》上講“南冠”,《論語》中講“左衽”,後來一直用為文學典故。杜甫寫明妃也是著重寫“環佩空歸月夜魂”,這與王安石寫的“著盡漢宮衣”,實際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構想通過“不改漢服”來表現明妃愛鄉愛國的真摯深厚感情,這種感情既不因在漢“失意”而減弱,更不是出於對皇帝有什麼希冀(已經“心知更不歸”了),不是“爭寵取憐”。因此,感情更為純潔,形象更為高大。接著又補上“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把明妃一心向漢、歷久不渝的心聲,寫到鏤心刻骨。梅堯臣也說“鴻雁為之悲,肝腸為之摧”。王安石寫得比梅堯臣更為生動形象。
最後,又用“家人萬里傳”來說,以無可奈何之語強為寬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劇氣氛寫得更加濃厚。更妙的是:筆鋒一帶,又點出了悲劇根源,擴大了悲劇範圍。明妃這一悲劇的起點可敘從“入漢宮”時寫起。漢宮,或者說“長門”,就是《紅樓夢》中賈元春所說的“見不得人的地方”,從陳阿嬌到賈元春,千千萬萬“如花女”,深鎖長閉於其中。以千萬人(有時三千,有時三萬)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慾。宮女之淒涼寂寞,可想而知,而況宮女的失寵與志士的懷才不遇,又有某種情況的類似,所以從司馬相如長門賦》到劉禹錫的《阿嬌怨》,還有《西宮怨》之類,大都旨寫這一題材,表現出對被侮辱、被損害的廣大宮女的同情,或者抒發出“士不遇”的憤慨。唐人“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寫過了,只是說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卻多少有點怒了。李壁說: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實際的;至於“不知其言之失”,則是受了王回范沖等人的影響。王回引孔子說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卻忘了孔子也說過“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論語》);特別是誤解了“人生失意無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見來論詩,難以做到公允。
  • 其二
首兩句寫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氈車百輛相迎。《詩經》上有“之子于歸,百兩(同‘輛’)御(迎接)之”的詩句,可見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禮來迎明妃。在通常情況下,禮儀之隆重,反映恩義之深厚,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筆。其中“皆胡姬”三字,又為下文“含情慾說獨無處”作伏筆。
關於明妃對此的反應,詩中寫她“含情慾說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梅堯臣《依韻和原甫昭君辭》中也說:“情語既不通,豈止腸九回?”他們意思是說明妃與胡人言語也不通,談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樂。
王安石通過在詩中突出一個細節描繪來表現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彈琵琶以“勸胡”飲酒,一面眼“看飛鴻”,心向“塞南”。通過這一細節,巧妙地刻畫了明妃內心的矛盾與痛苦。接著,他又用明妃所彈的琵琶音調,感動得“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聽者被感動到這個地步,則彈者之內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從聽者的反應中寫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況與心情的描寫;末四句則是進一步加以分析、議論。這四句分為三層:第一層是“漢恩自淺胡自深”——明妃在漢為禁閉於長門中的宮女,又被當作禮物送去“和番”,所以“漢恩”是“淺”的;胡人對她以“百輛”相迎,“恩”禮相對較“深”。這句講的是事實。第二層講“人生樂在相知心”,這是講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應該樂而不哀了。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這就接入第三層:明妃在胡不樂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當時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與常情不同,是因為她深明大義,不以個人恩怨得失改變心意,而況胡人也並非“知心”。四句分三層,中有兩個轉折,有一個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處(方東樹昭昧詹言》)。南宋初,范沖“對高宗論此詩,直斥為壞人心術,無父無君”(李壁註解中的話,此據《唐宋詩舉要》轉引),完全是沒有懂得此詩。范沖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貫反對新法的人,挾嫌攻擊,更不足據。其實王安石這樣描寫明妃,這樣委曲深入地刻畫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義,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風俗”的,在當時是針對施宜生、張元之流而發的,對後人也有教育意義。
《明妃曲二首》體現出王安石注意刻畫人物的特點,從描繪人物“意態”,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細節描寫,相當於是把寫小說的一些手法用入詩中。而在“用筆布置逆順”及“章法疏密伸縮裁剪”等方面,則又是把韓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來寫詩。這樣,就使詩歌的藝術手法更加多樣化,詩歌的表現能力更強。由於兩者結合得較好,故雖以文為詩,而形象性並不因之減弱,此詩末四句以形象來進行議論,即其明證。王安石既以小說手法與古文筆法來寫詩,讀者也就應以讀小說、讀古文之法來讀它,才能讀懂詩。

名家點評

近代高步瀛評這兩首詩:“持論乖戾。”(《唐宋詩舉要》)。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人稱半山居士。封為舒國公,後又改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江右民系,北宋臨川縣城鹽埠嶺(今臨川區鄧家巷)人。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嘉祐三年(1058年)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次年復任宰相;熙寧九年(1076年)再次罷相,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半山園,封舒國公,不久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諡文。執政期間,曾與其子王雱呂惠卿等注釋《詩經》《尚書》《周官》,時稱《三經新義》。其文雄健峭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遒勁清新。所著《字說》《鐘山一日錄》等,多已散佚。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後人輯有《周官新義》《詩義鉤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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